五世达赖喇嘛人觐——兼论清顺治至乾隆诸朝册封达赖喇嘛的问题

五世达赖喇嘛人觐——兼论清顺治至乾隆诸朝册封达赖喇嘛的问题
　　冯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所长）
　　提要：清朝前期，对达赖喇嘛的册封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在册封问题上，从顺治到乾隆诸帝却经历了一个变换莫测的历史过程。结合对当时西藏历史的一般分析讨论清朝册封达赖喇嘛的问题：顺治皇帝迎请五世达赖人觐并与册封，正式确立了清王朝册封达赖喇嘛的制度。康熙、雍正朝时，西藏局势复杂多变，但清朝仍以册封手段抬高达赖喇嘛地位，导致其序号错位。乾隆皇帝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将册封推向极至，从而正立视听，理顺关系，纠正达赖喇嘛错位的序号，赢得人心，顺应民意。清朝诸皇帝册封达赖喇嘛的过程，反映了清朝前期确立的以达赖喇嘛为重心对西藏宗教领袖人物进行政治笼络和宗教怀柔的一系列策略不断得到贯通和一脉推进的生动历史，是值得很好借监和总结的。
　　关键词：五世达赖人觐 册封问题 达赖喇嘛
　　一、清廷延请五世达赖喇嘛策略的出台
　　㈠招徕蒙藏喇嘛察知西藏实情
　　清廷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可推至十七世纪初崛起於东北一隅的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时期。时，明已是朝政腐败，国力大衰，天下大乱。川、陕一带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和暴动，梗阻了乌思藏（即西藏）与明廷的交通和联系。从一六二一年（明天敔元年）以後，史书中不再有乌思藏僧俗朝贡的记事。此间，努尔哈赤在渖阳(《『辽宁渖阳）大行招徕并优待投靠他的蒙古科尔沁部囊素喇嘛及其门徒，後又招抚属於乌思藏的一百三十二名僧人。而在二八二一年（後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之前数年，在蒙古科尔沁部传教的西藏高僧大金喇嘛（又称斡禄打儿罕囊或囊素喇嘛）来到了莫克敦：『渖阳），受到努尔哈赤的崇敬。一六二一年大金喇嘛圆寂後，皇太极尊父努尔哈赤遗命，於一六三〇年为之建塔，「瘗其骸骨」，名之为「大金喇嘛塔」。此後，历代清朝皇帝先後整修此塔，并立碑、建寺。藏族僧人的到来，使努尔哈赤认识到藏传佛教在蒙古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藏传佛教也传人了满族地区，後金统治者深知，以藏传佛教来笼络、联合蒙古各部，是其夺取中原内地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一六三五至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相继征服辽河以西、以北的内蒙古诸部後，改国号为「大清」。他把藏传佛教当做「驭藩之具」，把大喇嘛「视为天神」。一六三八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命喇嘛们从内蒙古察哈尔部迎来一尊嘛哈噶喇佛像，特地在盛京(今潘阳）西郊建实胜寺供养。此像价值很高，十分灵验，据说是元代帝师西藏萨迦派的上师八思巴所铸，後辗转传人元帝室後裔察哈尔林丹汗部内。皇太极击败林丹汗，迎取此佛像，表示他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能替代林丹汗成为蒙古新主。这座寺的石碑上刻有图白忒字（藏文）。留在归化城。皇太极命他们分别去喀尔喀蒙古三位大汗处，商议各大汗所遣使人同清使会合的地点。然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并不买清廷的帐，他在送给清朝的信中谴责皇太极在前年曾向他动兵。皇太极认为札萨克图汗失信，遂取消察汉喇嘛一行西去的计画。
　　当时，明朝外忧内患交作，土宇凋残，而清朝国威蒸蒸日上，统一成为趋势所向。此际蒙古各部闻风而动，纷纷与清朝建立联系。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共同作出了归附清朝的决策，当然使自元、明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原中央政府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早在一六三九（清崇德四年），西藏藏巴汗、噶玛噶举派、萨迦派及格鲁派四世班禅喇嘛等，委托在蒙古传教的高僧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又称色钦曲结）等，赴清朝联络。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一行於公元二八四二年（崇德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日）抵达盛京，皇太极破例优渥接待。他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亲迎（亲迎仅於上接见来降的原守锦州蒙古将军时一用）。史书说：
　　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见，
　　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一榻
　　於榻右，命两喇嘛坐。出怀远门亲迎、立受来书和在御榻右命使者坐这三段仪节是非常隆重的。达赖喇嘛书的内容（据《蒙古源流》、《蒙古佛教史》）主要说他希望已践帝位的皇太极护持佛法，保护众生。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在盛京住了八个月，二八四三年（崇德八年）六月二十日（五月五日）临别时，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送到演武场。又派察干格隆等七名僧人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起前往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噶玛巴、萨迦派喇嘛、济东呼图克图、藏巴汗、固始汗处，各致一函。
　　此次接见西藏高僧，皇太极了解到西藏宗教各派势力的许多信息，尤对格鲁派达赖、班禅在蒙藏地区的影响更加知晓，他延请达赖喇嘛的决心更定，他在给西藏各首领的信中部谈到r《『将敦礼高僧」，高僧自然非达赖喇嘛莫属。从皇太极给西藏各宗教领袖信的用词和礼物的区别上，也能看出他对西藏政治情势复杂性的基本认识。他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信的内容一样，附送的礼品件数也一样；给噶玛巴的礼物与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品种几乎一样，但没有金碗，别的物品数目梢减：其次，萨迦派所得礼物又比噶玛巴梢少，其它三派又与萨迦派同。而对世俗的西藏掌权者也不同对待，是时固始汗已打败了藏巴汗，夺取了西藏的统治权，也许清朝有所耳闻，故给藏巴汗的信，比以前的十分简单，说：「近闻尔为厄鲁特部落顾实贝勒所败，未详其实。」这封覆信仅是敷衍，说明清已不再重视他的权威。但给固始汗的信正好相反，信中说，听说固始汗惩创了那位「违道悖法而行者」 （即藏巴汗），为了兴扶佛法，将遗使到图白忒（即西藏）敦礼高僧等语。实际上，从伊拉古克三等带著清朝的书信和礼物返回西藏後，清廷与西藏固始汗、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的联系加强，遂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格鲁派身上。
　　二、达赖喇嘛应召入京与受封
　　㈠多次邀请，万里赴京
　　清入关之前，清朝统治者就采取「兴黄敦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人关後，他们更感到利用藏传佛教来笼络、统治广大蒙、藏群众的重要意义，故多次邀请西藏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西藏地方派往北京的使者也增多，联系更加密切。一六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七日），厄鲁特部固始汗遣使来盛京，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二八四四年二月十七日（顺治元年正月十日），清廷即议定派出使者偕同将返藏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往迎达赖喇嘛并以书信告知固始汗。一六四六年一月三十日（顺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已入关）固始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来京表奏，言及遣使一事，说：「顷闻天使同伊拉克古克三胡土克图已从释迦牟尼佛庙西行：…：则臣等无不奉命。」释迦牟尼佛庙似指俺答汗於呼和浩特所建的昭庙。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达赖喇嘛听到顺治帝即位的消息，即派出使者敬献贺信和方物。二八四八年（顺治五年）七月十日（五月二十日），清廷遣喇嘛席喇布格隆（shesmb)入藏存问五世达赖并致敦请之意，又带信给班禅喇嘛和固始汗，以劝达赖喇嘛前来。席喇布喇嘛当年抵拉萨，次年（一六四九年）藏历正月，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接见了他并答应赴京，但因担心在内地染上天花或热病，而上书陈述不能在内地多作滞留。实际上，除了政治原因外，西藏地区在二八四二年至二八四五年间灾害频仍，许多人死於饥馑、灾害，接著又发生了大地震。广大僧侣群众都害怕达赖喇嘛到内地水土不服，易染病症，因此，达赖喇嘛推迟了入觐日期，决定「壬辰年（二八五二年，顺治九年）夏月朝见」。
　　二八五二年（顺治九年），藏历三月中旬，达赖喇嘛率三干余人随从自拉萨启程赴京。出发时西藏各地的僧俗赶来人山人海送行，大规模的送行和众多的随从足以说明这件事的重大影响。从历史上看，它是根据元代八思巴时代萨迦派设立的一种侍从制度，将远行队伍组织得声势浩大、堂皇壮观。除各教派僧侣、各地领主和俗人外，班禅喇嘛、固始汗、第巴等重要人物也一路远送。当时西藏流行伏藏预言的诠释：他此去内地将在软化汉、藏、蒙古各族地方的事业上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他曾在诸寺僧侣同他缔结的协议书上画了押，据说，对他赴京，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上层僧侣都决议阻止他前去，请求他必须在三年之内返回，於是他只好做了保证。其实，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制度。
　　清朝在达赖喇嘛起程後，准备以极其隆重规格进行接待。是年二六五二）夏历二月，清廷派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达赖喇嘛。理事官十三员、又助理二十员，共计官员约三十四人。藏历六月初六日，清廷派去的金字使者即已远到通天河畔迎接。七月十一日，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到青海湖南之切吉迎接。此後在到达西宁前，固始汗和达赖喇嘛以内地瘟疫甚多为由先後上奏，请求觐见之地改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或代噶地方（今内蒙古凉城东南岱海）。藏历八月十八日，达赖喇嘛到达西宁，然後横越河西走廊，於九月二十一日到宁夏黄河岸，渡河入漠南蒙古鄂尔多斯地面。这时，清廷接到上奏後在十月一日（夏历八月二十九日），发谕答覆达赖喇嘛曰：「迩因内地西南用兵……特遣亲王、大臣前往。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行。此时只於边内近地相迓可耳。」
　　但过了三天，皇帝将此事交给满汉重臣会议讨论时，双方在皇帝亲迎问题上意见分歧。满族大臣从制服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传统政策出发，主张皇帝出边亲迎。汉族大臣则认为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可於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结果皇帝采用了满族大臣的意见，於十月十三日（九月十一日），「谕达赖喇嘛曰：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当然，达赖喇嘛接到这份谕旨後，高兴不已，并在十月二十九日奏言：闻上欲於代噶地方相见，不胜欢忭，自当兼程而进。此间，即在十月三十一日（九月二十九日），汉人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以天象变化、岁饥寇警为理由，上疏劝阻皇帝往迎。於是顺治帝又改了主意，最後决定：二叫者朕降谕欲亲往迎迓，近以盗贼问发，羽檄时闻，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前往。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可见，在一个月内三降谕旨，前後反覆，反映出亲政不久的年轻君主轻率的性格和处理大事上犹豫不定的心理。
　　一六五二年十二月到二八五三年（顺治九年）一月（即夏历），五世达赖喇嘛在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陪同下，自代噶经张家口、昌平、沙河、清河而抵北京。至清河时，皇帝派他的叔父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来迎接，这说明以最高规格迎接达赖喇嘛的到来。
　　㈡南苑会见，金殿宴请
　　二八五三年一月十四日（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顺治皇帝实践了「边内亲迎」的诺言，他在北京城南二十华里的南苑一所皇家田猎、阅军的苑囿会见了达赖喇嘛。「达赖上谒，上由御座起行数步，与达赖握手问候後，上复登御座，侧设达赖座，奉温谕令登座吃茶，询起居，达赖即於座前恭请圣安，陈述前後藏情形，赏赐筵宴，由部库赏拨九万两。达赖移居新建黄房」。这里提到的新建黄房即修筑在北京安定门外之普静禅林中，後称为东黄寺。《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此次会见时，十五岁的皇帝对三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十分亲切、礼节十分隆重：
　　我们启程前往皇帝驾前。进入城墙（按：指南苑的围墙）後渐次行进，至隐约可见皇帝的临幸地
　　时，众人下马。但见七政宝作前导，皇帝威严胜过转轮王，福德能比阿弥陀。从这里又前往至相
　　距四箭之地後，我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问安、之後，皇
　　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距他仅一庹远，稍低於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谕令我先饮，
　　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因此，礼遇甚厚。
　　一六五三年二月八日（顺治十年正月十一日），顺治皇帝又正式接见并宴请达赖喇嘛及随从於太和殿。对此《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
　　我们前往像昆沙门宝殿一样的大殿，进入设有宝座的殿堂时，虽然大臣随侍之类的人全都云集在
　　此，但皇帝尚未驾临，故请我在一个两肘宽的坐榻上落座。少顷，音乐齐奏，与此同时，皇帝从
　　後门驾临。他的金座有一人多高，非常宽大，其上又有小的宝座和案子。我侧身从坐榻上起身，
　　皇帝令（内大臣）鄂罕阿玛请我入座，同时谕令我入座。坐榻的左右，各有一位大臣。随後，（内
　　大臣）噶巴喇阿玛近前翻译圣谕：按昨天的规矩捧杯饮茶。接著。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此後，顺治皇帝又於二月十三日（即夏历正月十六日）再次宴请达赖喇嘛及随处於太和殿，赐金器、丝缎、鞍马有差。次日（十四日），传下谕旨：「达赖喇嘛一行，诸王依次设宴就彼馆舍款之。」於是，在此後二十多天内，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常阿岱、承泽亲王硕塞、端重亲王齐克新等分别设宴款待，宴会盛大，达赖喇嘛一方记述几次列八十张席桌，出席者在八百人之多。达赖喇嘛一行在京期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此间，达赖喇嘛还为皇家宗室贵族和在京蒙古族上层作了法事。但是达赖喇嘛因水土不服，从人中也出现了患病的现象，因此他在二月十八日奏言请告归。皇帝将此交由群臣商议时，引发了不同见解的争论。主要是针对达赖喇嘛为朝廷「特召」，是否「当询其情事」，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方认为应该询问：「傥不一加询问，使喇嘛含愠而去，则外国喀尔喀、厄鲁特必叛。」而另一方又认为：「不宜询问喇嘛。若询之而不用其言，喇嘛当益含愠而去。我朝荷天之威，征服各处，以成大业，当年并无喇嘛也。喇嘛既系特召，当赐以金银缎币，酌封名号，给之册印，不加询问为便。」最後顺治皇帝决定：「不必询问事情，止令部臣往谕达赖，所云水土不宜良是，但我等始至亦尝以水土不宜而病，後乃相宜。今喇嘛既来，宜留此，从容往代噶。待草青时，更召外藩王、贝勒等与喇嘛相会。」
　　上述所谓询问的内容，可能是包含国家大政问题，如当时清廷与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的争执，达赖喇嘛有意从中调停，但顺治帝未给他机会。达赖喇嘛在皇帝挽留下，又停留了一个月。直到三月十七日二一月十八日），皇帝在太和殿为达赖喇嘛举行饯行宴会，并赐予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达赖喇嘛在京六十五天期间做了许多宗教活动，他怀抱著同皇帝结缘的理想并未圆满实现。他的一大希望是清朝皇帝能效仿元明两代君主在宫廷中接受灌顶、大办佛事，成为他的皈依崇拜者，同时以他的「神力」感化满、汉上层，使他们皈依佛门。然而清朝的朝纲规定：「我可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敦」，顺治皇帝最终没有也不可能皈依佛门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这当然有皇帝的帝王之尊，也与他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
　　㈢代噶册封，载入史册
　　一六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夏历二月二十日），达赖喇嘛一行离开黄寺启程返回，顺治皇帝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领八旗官兵往送至代噶地方。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率三干名护卫亲送至清河，在那里他以皇帝名义举行赏赐宴会，赠达赖喇嘛坐骑。
　　四月七日（三月初十），达赖喇嘛一行抵达代噶时，他交给硕塞一份诗体奏表，请代呈皇帝。达赖喇嘛住代噶期间，许多清朝的外藩受封为亲王、郡王、贝勒等重要人物，如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卓哩克图亲王、苏尼特部的腾机特郡王等纷纷来谒，漠北蒙古喀尔喀部也派代表或使人来见。
　　达赖喇嘛在代噶住了几天以後，归藏心切，他在四月下旬向皇帝启奏，请允许在一个月以後（即五月底）启程返藏。他说，一是西藏待办的事务积滞甚多，二是行路困难，需在年底前翻过青海和西藏问的雪山。
　　清廷还准备册封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离京时，即於三月三十一日，决定颁敕达赖喇嘛以金册、金印封授，同时册文、印文已经写就。五月十八日（四月二十二日），清帝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裔送封达赖喇嘛金印、金册及封固始汗的金册、金印去代噶地方，因固始汗未能亲领，故又命觉罗郎球等把封固始汗的金册金印交给伴送达赖喇嘛的侍卫喇嘛（喇嘛，人名）、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带去拉萨。授封达赖喇嘛的册文、印文，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册文是：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毅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毅，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毅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毅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
　　授封固始汗的册文、印文，却用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册文里十分肯定了固始汗的恭顺：「尔厄鲁特部落固始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於一境，弹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印文曰：「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印。」
　　从清朝册封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册文可以看出，清廷仅把达赖喇嘛当作一位释敦领袖，他在藏传佛教中声望之高，为「禅林山斗」；而把固始汗当作一位倾心归诚的庶邦君长，他对清廷一直恭顺，册封他是希望「作朕屏辅，辑乃封圻」，也就是说，要他作一位清朝属下一境的政治首领，安辑统治下的青藏地区的政治秩序，成为清的外藩。
　　达赖喇嘛四月下旬就归藏的上奏得到恩准，但因册封等事宜，又将预定行期作了推迟，直到二八五三年六月五日（五月十日）固山贝子吴达海奉命饯行。六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五日），达赖喇嘛奏谢皇帝颁赐金册、金印和封号，他在奏文里说：「恭奏一统天下文殊菩萨圣主陛下：窃蒙圣上赐金册、金印、尊贵之封号之鸿恩，实不胜欢忭。……圣谕曰：『嗣後宜当弘扬释教，逸乐众生，礼治部众，善为调用，以良策辅佐帝业。』小僧等恭祝圣上年富力强。」随奏恭敬了礼品。
　　之後，达赖喇嘛一行於二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六月初一）离开代噶。六月三十日二八月初六日）到达归化城（呼和浩特）。七月十一日（六月十七日）派遣专人先行回藏通知固始汗和第巴。九月二日（七月十一日），抵达青海湖东南的察罕托罗海，九月五日（七月十四日）於黄河之滨向皇帝禀告一路平安，已抵青海，即将人藏，并说：
　　威震四海征战八方至上文殊菩萨大皇帝明鉴：……敬析在圣上洁白华盖之荫护下，佛教能广泛弘扬於尘世。生灵大众，能如江河之水，源远流长。小僧将从此地动身，尚析赐福。随奏书进呈吉祥哈达、翡翠、珊瑚、琥珀、念珠等。
　　二八五三年十二月（约十月下旬），达赖喇嘛一行回到拉萨。在拉萨，固始汗「跪接祗领」金册及印後，也上表「叩谢天恩」。二八五五年一月十四日（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固始汗患病卒於拉萨，享年七十三岁。清廷得讯虽迟，仍命理藩院和礼部察议旧例，给予祭典，以酬其忠。这也说明清廷对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系对清朝的归顺和效忠是满意的，从崇德二年十月十二日二六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厄鲁特部落顾实车臣绰尔济入贡，到二八五五年固始汗卒的十八年之间，固始汗「屏辅」清朝统治西藏、青海和康区，支持黄教发展，稳定社会秩序，使西南及西北相安无事，从而支持了清帝统一全国的事业。
　　固始汗死後，他分布在青海和拉萨的诸子之间、在继位人人选等问题上发生争执，同时在西藏的蒙藏上层贵族也开始出现矛盾，此间，五世达赖喇嘛积极调停固始汗诸子矛盾，其後竞遣专人处理青海蒙古事宜，又赐给固始汗子孙以名号印章，因此达赖喇嘛的声望逐渐超过了和硕特部汗王的权威。此後达赖喇嘛进一步趁势扩大他的影响和势力，以至於在二八七一年（康熙十年）和硕特部达赖汗虽然继位，但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权旁落於达赖喇嘛之手。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後，大权又归达赖喇嘛生前宠信的第五任第巴桑结嘉措掌握。以致清廷凡遇到西藏、青海、漠北、漠西蒙古发生大事，不得不同达赖喇嘛商量。
　　三、六世达赖喇嘛名号之立与废
　　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圆寂，这时，此前由五世达赖喇嘛委任的第巴桑结嘉措为了巩固已经由五世达赖掌管的西藏地方政权，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圆寂采取了「隐匿不奏」的做法，其时问长达十六年之久。此间，他秘密认定出生於门达旺拉沃玉松的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将此童迎至日喀则请五世班禅落发剃度，然後密藏於南卡子宗一寺中，对外则仍以五世达赖名义发号施令。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征讨准噶尔噶尔丹时从俘虏口中获知五世达赖已去世多年，第巴桑结嘉措被迫於翌年二六九七年）三月派人赴京如实奏报五世达赖「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达赖喇嘛已十五岁」。康熙帝对第巴「事先不报」甚为动怒，但也只好默认既成事实，并派理藩院主事保主人藏「看明」小达赖喇嘛，後又遣二世章嘉国师阿旺洛桑却丹二六四二——一七一五）赴拉萨参加仓央嘉措二八九七年夏历十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坐床仪式，虽未正式册封，但实际承认仓央嘉措即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当时西藏的蒙藏贵族之间互相不满，住拉萨的和硕特部蒙古首领拉藏汗与藏王第巴桑结嘉措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因第巴桑结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是个风流人物，这为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找到了反击的借口。先是厄鲁特策妄那布坦奏：「第巴奸谲及所立新达赖之伪。」拉藏汗也「以议立新达赖喇嘛故，与第巴交恶」。一七〇五年（康熙四十四年）第巴桑结嘉措欲杀拉藏汗之阴谋败露，反被拉藏汗捕杀。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行止放荡不羁为「假达赖」奏请清廷废黜，清廷即「爰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羽法恭顺王』，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一七〇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夏历十月初十日，仓央嘉措在解京途中病故於青海。一七〇七年一月，理藩院奏报康熙：
　　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
　　悖乱，今既在途中病故，应行文商南多尔济将其尸骸抛弃。
　　关於仓央嘉措的圆寂还有其他说法，一是说他隐姓埋名云游天下最终於宁夏阿拉鄯圆寂；二是从五台山有他修行和圆寂的遗址「观音洞」推测，仓央嘉措极有可能被清朝秘密囚禁於五台山，而对外则宣布他已经暴亡。
　　仓央嘉措被废後，拉藏汗於一七〇五年（康熙四十四年）另立意希嘉措为达赖喇嘛，一七〇七年（康熙四十六年）拉藏汗奏报清廷，拥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康熙派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藏看验意希嘉措。他从西藏回奏说：
　　据拉藏汗称：「前假达赖喇嘛解京时，曾奉谕旨今寻真达赖喇嘛，今访闻得波克塔胡必尔汗（即
　　灵童意希嘉措）实系真达赖喇嘛。」亦不能信，又问班禅胡土克图，据云：「波克塔胡必尔汗实
　　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
　　康熙帝得奏，考虑到青海蒙古众台吉对意希嘉措持极大疑义，故想搁置数年始议给封，又考虑到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於是派侍郎赫寿进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此後不久，拉藏汗就与班禅、西藏诸寺喇嘛会同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意希嘉措为达赖喇嘛封号，得到康熙帝之批准。一七一〇年（康熙四十九年）夏历三月，康熙正式「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之废和意希嘉措之立，在蒙藏宗教界引起极大波动。人们对於拉藏汗所立之意希嘉措，仅称为「古学」 （阁下）或「门巴喇嘛」、「门巴人」、「执白莲者」。 「蒙藏之人均不认可」，遭到了黄教寺院集团和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的反对。此时，约公元一七一〇年（康熙四十九年），西藏三大寺上层僧侣又在理塘寻得达赖喇嘛的又一位转世「灵童」噶桑嘉措（他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权威的乃穹护法神对外宣布了这一结果，并得到青海蒙古首领的认可。这样，「拉藏汗与青海争立达赖喇嘛不决」。他们各挟一个达赖，互争真伪。对於拉藏汗另立的意希嘉措，青海「以为赝，不之信”，当时清廷忙於征讨西北准噶尔，但为了尽快平息青藏和硕特部蒙古内讧，决定册封他们共同尊崇的五世班禅，以定人心，稳住局势。於是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尽管如此，；曰海诸蒙古复不信之」，康熙监於反对拉藏汗的呼声在黄教绝大多数僧侣和青海蒙古诸首领中日趋强烈，拉藏汗又「不孚众望」，为顾全蒙藏广大地区之安稳，转而册封出自理塘的灵童噶桑嘉措。
　　四、康熙和雍正皇帝对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册封
　　㈠康熙皇帝册封噶桑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
　　公元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三年），以察罕丹津（固始汗孙，晋封为亲王）为首的青海和硕特部领袖上奏清廷：「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但因「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康熙帝担心「若将此胡必尔汗留住青海，恐其弟兄内或起争端，特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谕令，将里塘之胡必尔汗送京亲看。又遣主事众佛保往班禅处，问此胡必尔汗之真假」。班禅则称「里塘之胡必尔汗是假」。也许班禅可能慑於拉藏汗的权威，还不敢承认噶桑嘉措为「真灵童」。关於清廷要将灵童「送京亲看」一事，据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
　　关於喇嘛要去中国（内地）之事，青海湖右翼诸头人派遣达赖洪台吉、扎西彭措、格勒济农去向大
　　皇帝请求仍留青海，得到允许。
　　一七二八年（康熙五十五年），清廷令徙里塘胡必尔汗至塔尔寺，三月十六日，青海和硕特部奉旨将里塘灵童迎进塔尔寺供养。不久，康熙帝降旨承认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转世，谕曰：「喇嘛莅临圣寺，朕不胜喜悦，尔实系前辈达赖喇嘛转世，朕及固始汗後代皆为尔之施主，朕现赏给供尔之一百三十四僧人，三年中夏秋所需衣食等物品。」後又颁旨曰：「此化身实系前辈转世，上下人等均应恭敬侍奉，青海各部不可争著迎请。」於是整个黄教界「敬信胡必尔汗有如神明」。
　　康熙帝在将噶桑嘉措徒塔尔寺後，多次派遣朝廷官员前往看望，示以极大关怀。当时驻扎巴尔库尔、西宁、甘州、松潘等地的朝廷命官如富宁安、额伦特、色楞、侍卫阿齐图等都到塔尔寺代表清廷向噶桑嘉措致敬。一七一八年五月，青海噶丹额尔德尼济农等人人京时，噶桑嘉措曾写了一道奏折转告皇帝：「我因年幼，不会说更多的话。现在对於佛软和有情之安乐，大皇帝最具慈悲心。特别对我皇恩浩荡，为报此恩，我惟常祈祷三宝，愿皇帝圣安，并发愿致力於有利佛教及众生有情。尚望大皇帝记挂黄软和我等一切生灵。」随奏向皇帝请安献礼。
　　此时，地处新疆的准噶尔部利用控制西藏和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之间内讧的可乘之机，发兵袭藏，杀拉藏汗并囚禁假达赖意希嘉措於拉萨药王山，和硕特部控制西藏的局面就此丧失，青海和硕特部将驱逐准噶尔出西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朝大皇帝之上。
　　一七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拉藏汗的求援奏疏送达清廷：「恳求皇上圣监，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康熙帝即令西安将军总督额伦特率军自穆鲁乌苏（通天河）出击，但不幸於黑河全军覆没。清廷为之震动，各王公大臣都惩前败，皆言藏地险远，不宜进兵，青海蒙古亦皆惮进藏，奏言达赖喇嘛可随地安置禅杨。康熙帝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决定再派大军征讨。遂命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率军分别出巴尔库尔（今新疆巴里坤），阿尔泰防御准军向北向东进犯；命护军统领噶尔弼率滇、蜀满汉官兵由打箭炉向里塘、巴塘前进；命都统延信率西路官兵，护送噶桑嘉措由青海入藏；任命皇十四子亲王允枢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进藏大军，节驻西宁筹办粮饷，调遣兵马，同时准备正式册封噶桑嘉措。
　　一七一九年初，抚远大将军进驻西宁并专程到塔尔寺看望，向噶桑嘉措转达清朝政府的重要决策，噶桑嘉措当即表示：「愿为实现圣主皇上和亲王之一切主张，我定全力祈请三宝。」⑩同时对於清军分路进驻喀木、里塘、巴塘等噶桑嘉措的家乡，表示拥护，并愿「竭力善文」，「以便晓谕喀木各处之首领」。
　　一七一九年十一月，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於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又谕著大臣带满洲兵、蒙古兵、绿旗马、步兵等各一千，土番兵二千前去，；曰海王、贝勒、贝子、公亦带领属兵，或一万、或五六千送往前去」。令抚远大将军召集青海王、台吉等晓谕皇上将册封噶桑嘉措并护送人藏的圣旨。令青海诸部「俱应协心一致侍奉达赖喇嘛，竭诚效命黄软和我朝政业」。亲王又遵旨往塔尔寺晓谕噶桑嘉措：「喇嘛为弘扬释教，使四方众生安乐享福，须赴卫藏圣刹布达拉宫坐床。」噶桑嘉措道：「释迦之教，尤其是宗喀巴之教的广布阐场以及汉藏蒙为主的赡部洲众生灵之安享福乐，均以文殊大皇帝为依赖。区微喇嘛情愿竭力祈求三宝，旨以弘法彰益众生，青海王公贵族亦须遵旨行事。」
　　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初，各方时机成熟，康熙帝说：「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送新胡必尔汗入藏「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侍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自畏势逃遁」。是年三月一日，特遗侍卫特尔贵黑尔克牙（ther—gul-her-khi=ya)前往晓谕，将以册封五世达赖时之例册封噶桑嘉措。大将军亲王也遣部属献银一万两作为达赖喇嘛入藏费用，又奉旨送去十二名轿夫拾运的黄色精制坐轿一顶。三月八日，清廷命大将军率前锋统领弘曙，栘驻通天河，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都统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以公策旺若尔布、副都统阿琳宝、额驸阿宝、随印侍读学士常援、提督马继伯、总兵官李麟参赞军务。
　　藏历三月二十日，康熙皇帝正式册封噶桑嘉措。用一百三十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满、蒙、藏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用一百五十两金子制成的谕卷上印有：
　　奉天承运当今大皇帝旨：朕抚驭寰区，利益众生，凡内外人民，皆不分彼此，视同一体，以平等仁
　　慈相待。若真诚敬守梵行，虔信佛法者，朕必嘉赏，优加封崇。是故，先世各代达赖喇嘛即因弘扬
　　西天佛法，而得中土崇高之敉封。现汝年幼，应承继前规，勤习经戒，精研三乘要义，笃奉圣毅。
　　特传谕，嘉勉，赐予抬书、册、印，加封汝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望汝弘扬佛法，效
　　忠朝廷，勤习经典，精进不懈，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吉日谕。随旨赏赐各种大缎绫罗、银铜等精制用品以及汉俗宴会。又赐噶桑嘉措侍从僧官各种库缎等奖赏，赐演各种游艺戏曲等等。大将军亲王驾临塔尔寺亲自主持册封仪式。
　　一七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护送噶桑嘉措自塔尔寺启程，亲王奉旨栘驻通天河，指挥清军并护送达赖喇嘛入藏。至九月十五日清军护送达赖喇嘛抵达拉萨，随後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
　　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维护了大清的统一。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壮举赢得了西藏僧俗人民的欢迎，史书上说：达赖喇嘛入藏坐床，拉萨僧俗「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合掌跪云：……今圣主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我等得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似此再造宏恩，何以报答」。「僧俗皈依，远迩倾响，欢声呼天，梵音匝地，共祝圣寿无疆，山河巩固」。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後，拉藏汗所立意希嘉措被清军从囚禁中释放，奉旨送往北京处理。
　　㈡雍正皇帝对噶桑嘉措的进一步册封
　　康熙皇帝册封噶桑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实际上正式宣布了他是五世达赖的转世，而不是三大寺喇嘛所认为的他是仓央嘉措的转世。此前应拉藏汗之奏请废除了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名号，因此自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之後，康熙帝的谕旨中就称他为六世达赖喇嘛。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十一月十九日的颁诏中称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四月初十日的颁诏中也称「弘法觉众达赖喇嘛」。
　　一七二三年康熙帝驾崩，雍正帝嗣位。雍正（世宗）在位执政仅十三年，但他却积极推进对西藏的统治，清朝的许多治藏策略正是在雍正帝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雍正帝关於清朝在西藏的驻兵制度、驻藏大臣制度、委任西藏的噶伦制度、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和西藏贵族内讧後的善後章程等方面颇有建树。可以说，雍正一朝完成了康熙帝未竟之功，复给乾隆一朝更完善的治藏方针奠定了基础。正如魏源在论及清朝经营西北、西藏时说：「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
　　雍正帝完成康熙帝未竞之功，首先是继承其父未竟之事业。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进一步抬高达赖喇嘛的地位，再次册封噶桑嘉措。一七二三年二维正元年），雍正即位後就专遣大喇嘛噶局洛桑班觉、加尔各齐、笔贴式裔旨入藏再次对噶桑嘉措著加册封，并「均遵照圣祖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成例举行」。六月二十二日颁赐的金册金印诏曰：
　　朕抚临社稷，率土之民，得以安宁。因尔诚心扶持佛道，妙策广训，严守毅法，引渡众生於善果，
　　著袭上世封号。达赖喇嘛功德圆满，三昧之灯常明，在西域藏地弘扬释毅密典，享大地之主恩泽，
　　使圣祖皇帝之威名遍於街藏。圣祖皇帝广赏西藏臣民，对尔更甚，朕闻尔睿智聪慧，心善意净，
　　坐床之後，应广衍黄毅，部众崇敬，众生信服，故敕封尔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毅普通瓦赤
　　喇怛喇达赖喇嘛名号，并赐金册、全印。尔应仰怀朕恩，推广佛道，引渡众生，所求如愿，使边
　　陲土民安乐，以副朕怜爱之至意。
　　《噶桑嘉措传》也记载：
　　在厚薄如牛皮的十六叠（页）金册上盖有大全印，并用漠满藏蒙四种文字写道：「西天大善自在佛
　　掌管天下佛教知一切斡齐尔达赖喇嘛。」随金册另有两道谕旨及上等缎匹无数、银茶筒等优质宫廷
　　赐品。达赖喇嘛一面恭敬受之，一面口颂前後皇帝（康熙、雍正）之洪恩圣德，所在上下人等，莫
　　不欢欣喜庆，肃然起敬。接著宴请以皇帝使者为首的一些汉藏大小官员，他们各按财力献上礼物。
　　此後，凡雍正颁赐的正式圣谕和碑刻御制中都只称「达赖喇嘛」，而不道明是第几世。
　　从该封文的内容来看，雍正帝是「著袭上世封号」加封的。首先，康熙帝时的册封文使用的是满、蒙、藏三种文字，而雍正帝给他的册封文却是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其次，康熙帝时的封文申明确称噶桑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而雍正帝的册封文中却没有再提「第六世达赖喇嘛」，这可是有违康熙圣谕的地方，但又符合先皇世祖顺治帝对五世达赖所赐「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敦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封号内容，由此观之，又是顺理成章，也无悖於其父之圣谕。
　　雍正帝对噶桑嘉措之再次册封，完全是考虑到当时蒙藏民族广大信软群众对仓央嘉措的追认和坚持，认为噶桑嘉措是仓央嘉措的转世这一信仰感情。这些情况，雍正帝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其父康熙帝先前已经废黜了仓央嘉措，雍正帝对此不能不周全考虑，即在给噶桑嘉措册封时，封文中既不能把噶桑嘉措是仓央嘉措的转世这一意思直接表达出来（即指明噶桑嘉措是第七世达赖喇嘛），又不能使蒙藏广大人士希望落空，使他们从封文中理解到噶桑嘉措是仓央嘉措的转世，於是封文中不再重提噶桑嘉措是第六世达赖喇嘛。
　　还有一层，封文还应该顺从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系众首领仍然尊崇噶桑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这三思愿，因此封文采用了顺治帝册赐五世达赖的封文形式，这样，既不违背康熙的圣谕，又继承了祖宗的二贝做法：既不违背藏族人士的信仰，又满足了和硕特部蒙古首领的心愿。
　　雍正帝虽然对噶桑嘉措作了册封，但并没有真正纠正康熙帝给他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封号的错误，这也意味著噶桑嘉措仍然被当作第六世达赖喇嘛（事实上应该是第七世），而真正作为第六世达赖的仓央嘉措在被康熙帝废黜後还没有得到正式承认。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直到乾隆一朝时才得到了圆满解决。
　　五、乾隆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及纠正达赖喇嘛的序位
　　一七五七年二月，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拉萨圆寂，乾隆皇帝特派章嘉国师进藏协助驻藏大臣办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等事宜。经过长期寻访，认定於次年二七五八）在後藏托杰拉日岗地方出生的一男孩降白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後经乾隆皇帝谕准，将该灵童迎至前藏，并於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十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坐床典礼上，宣读了「奉天承运文殊大皇帝金字诏书」，但却没有正式的册封（即没有像康熙帝那样颁发的册文），此後颁给降白嘉措的谕旨中部没有宣布他是第几世达赖喇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八年之久。
　　在没有正式册封降白嘉措的此间，清朝先後任命第穆活佛和策墨林活佛代理达赖喇嘛摄政。那么，为何这么长的时间不对降白嘉措进行册封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康熙朝以来在达赖喇嘛封号或序位问题上已有混乱，要解决此问题必须等待时机。
　　其实，乾隆时期，噶桑嘉措被当作第七世和仓央嘉措被当作第六世的达赖喇嘛，这在藏族人士当中已是心照不宣、家喻户晓的事了。三世章嘉·若必多杰二七一七—一七八六）就是其中关心这一问题的藏族人士之一，他是清代驻京呼图克图，并与康熙、雍正、乾隆关系密切，被尊为大国师，掌管北京、内蒙等黄教事务，位居各驻京呼图克图之首。他虽常驻北京，却与西藏上层和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交往极密。一七三五年，他奉命去四川康区采视栘居惠远寺的噶桑嘉措，後护送入藏。一七五七年，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圆寂後，他再次入藏。此後，他从一七五八年藏历五月八日起撰写《噶桑嘉措传》，翌年六月成书。他在《传》的开篇第三早里便清楚地说明噶桑嘉措就是仓央嘉措的真身转世。即承认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
　　章嘉国师等人士的这种意愿，不能不对乾隆帝产生影响。随著乾隆一朝经营西北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如乾隆二十二年二七五七），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活动；三十九年二七七四），土尔扈特部请降归顺，至此蒙古族厄鲁特四部全部臣服，蒙古部落对西藏的威胁从此解除，清朝不再受其千扰，於是将重心转向西藏，可直接处理西藏的具体问题。
　　一七八3年，正值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乾隆帝邀请六世班禅晋京参加乾隆七十大寿庆典，此时，降白嘉措已二十四岁，按例早已超过册封的年龄，但乾隆决定於班禅进京之机正式册封降白嘉措。四十三年二七七八）十二月，章嘉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大寿欲来称祝。」於是乾隆提前两年开始进行迎接的准备工作，他拨巨资在承德修建了须弥福寿庙以资班禅安禅，一七八O年六月，就在班禅大师到达承德之前的一个月，乾隆御笔撰文（须弥福寿之庙碑记）。此碑记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正式宣布：
　　黄毅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一日凯珠布
　　格埒克巴勒藏，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这已表明，降白嘉措是第八世达赖喇嘛，他是噶桑嘉措的转世，由此承认噶桑嘉措是第七世达赖喇嘛了，这样也就改变了康熙的圣谕，追认了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乾隆先用碑记的形式，宣布降白嘉措为「八转世」达赖喇嘛，然後只等六世班禅到来共商正式册封事宜。
　　一七八O年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抵达承德。此後至八月十四日即举行乾隆七十大寿庆典後的第二天，乾隆对六世班禅提起此事时说：「朕欲依先皇之例规，颁诏册封今达赖喇嘛，现与尔喇嘛相商後将颁之。」对此，班禅呈报了降白嘉措学经等情况，夸奖降白嘉措「深明经典」、「聆闻广博」、「勇於善辩」、「远胜他人」。九月初三日，乾隆又将册封降白嘉措的文稿送给六世班禅徵求意见。十月初十日，乾隆谕降白嘉措曰：「尔前世荷蒙圣祖仁皇帝厚恩赏给金印敕封，今尔勤习经典，亦宜赐以金印敕封。」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降白嘉措登上德希平措堆瓦措钦大殿宝座，接受清朝政府的正式册封。册封谕旨曰：“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奉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敦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改授册命。」册封文中已经明确了噶桑嘉措是「七辈达赖喇嘛」。另据《八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在措钦大殿的聚会上，钦差郭芒呼图克图扎萨克堪布大喇嘛宣读圣谕：
　　持金刚达赖喇嘛，尔年已及岁，通晓显密二一切之法，……与前辈持金刚达赖喇嘛无别。朕为天
　　地之主，犹如众生之父母，施予西方众生幸福，嘉封达赖喇嘛为政毅之主，特派大喇嘛呼图克图扎
　　萨克堪布和大臣进藏称颂，斋赐尔用七十两黄金所铸金册、金印，另有大批礼品，尔其祗领·弘扬
　　佛教，施予众生幸福，精进不怠。特谕。金书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刻於金板（册）之上，金印也用四种文字对照，上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软普通瓦拉恒喇达赖喇嘛印。」
　　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乾隆又赐降白嘉措玉册、玉宝。敕曰：
　　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布八转世身也。……先足顺
　　治年间，五转世达赖喇嘛来京瞻觐，恩礼崇隆。自兹四世咸倾心依向，广布教乘，宠渥有加焉。
　　……兹特加殊礼，赐之玉册玉宝，尔其只领。由此进一步明确了降白嘉措是第八世达赖喇嘛，而且明确指出自五世达赖喇嘛「四世咸倾心依向」。所谓「四世」，就是指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和八世达赖降白嘉措。从此，在清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正式谕旨中，降白嘉措作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和噶桑嘉措作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得到了完全确立。
　　六、小结
　　从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到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的历史看，清朝册封达赖喇嘛的制度也经历了几个变化的阶段。顺治朝时，西藏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形成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共同掌权的蒙藏联盟管理西藏时期，清朝通过对他们的册封加强了西藏的统治。康熙朝时，西藏的政局十分复杂，蒙藏关系变化很大，蒙藏上层围绕达赖喇嘛真假和立废问题发生矛盾和冲突，出现了仓央嘉措、意希嘉措、噶桑嘉措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的闹剧，清朝也不得不依据蒙藏关系在西藏的变化册封达赖喇嘛，故产生了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废黜——册封的变化，在序位上造成了混乱。雍正朝时，西藏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蒙古势力控制西藏的历史结束，但清朝在西北的局势还不稳定，准噶尔之乱还威胁西藏，因此清朝把重点放在抬高达赖喇嘛地位和授权颇罗鼐等贵族以管理西藏事务，雍正帝册封达赖喇嘛重在承前启後地调整前朝的遗留问题。而乾隆朝时，西北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清朝处於康乾盛世时期，因此对西藏遗留问题在前朝基础上进行了理顺和纠正。
　　尤其是乾隆皇帝通过册封八世达赖喇嘛，圆满地解决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後出现的达赖喇嘛序列差的问题。这里再作一些讨论：因历史背景不同，乾隆册封降白嘉措时与康熙和雍正册封噶桑嘉措时所考虑的焦点有所不同，乾隆虽然强调他是爱先皇圣祖皇帝（康熙）册封前辈达赖喇嘛之例册封降白嘉措的，但他却没有按照康熙时顺从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意愿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这一序列册封降白嘉措，而是按照多少年来藏族人士的热望即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降白嘉措为八世达赖这一序列册封的，从而把康熙以来有关西藏地方的一些重要关系彻底加以理顺。
　　从清王朝的国制家法出发，乾隆要改变康熙的这些做法，纠正列祖列宗圣谕，那将是大逆不道的犯祖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乾隆却在基本的做法上又是十分尊崇列祖列宗的，他也是依照康熙、雍正之例规，在对降白嘉措正式敕封後，过了两年多时，又以玉册玉宝加封。这与康熙册封噶桑嘉措後近三年，雍正再次加封噶桑嘉措如出一辙。但是在对待久拖未决序位问题时，乾隆却能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从一切有利於国家之长治久安、有利於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的愿望出发，最终作出了改变康熙圣谕的决定，纠正了康熙以来关於达赖喇嘛序列差的遗留问题，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
　　总之，清朝册封达赖喇嘛的过程和历史说明，「达赖喇嘛」名号和权威是由清政府授予而确立的，达赖喇嘛转世和坐床的合法性，都离不开清中央政府的册封。同时清朝政府又有收回甚至废黜达赖喇嘛名号的权力，清朝对仓央嘉措达赖喇嘛名号的册封、废黜及恢复即是明证，後来在清末时期，清朝也曾宣布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後来又给予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