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与上海佛教

五台山与上海佛教
　　业露华
　　上海佛教的历史，相传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但上海开埠之前，沪渎之地只不过零星分布着一些小村庄而已，既非南北交通要冲，又非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上海佛教在中国千百年佛教史上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清末，上海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商业大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佛教也活跃起来，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
　　民国以来，上海佛教团体相继成立，他们举办讲经法会，出版各种佛教研究和宣传的书籍刊物，校订、整理出版各种佛经，并且办了一些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上海佛教同全国各地佛教的联系日益频繁，与被称为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关系也非常密切。 ’
　　位于山西省五台、繁峙县境内的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这里是文殊菩萨说法道场，因此佛教历来十分兴盛。唐代以来，不断有印度、西域、南亚以及日本、朝鲜等地的僧人前来巡礼朝拜，故而五台山又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地。清代中叶以降，这儿的佛教虽然逐渐衰败，非复昔日之盛，然直到解放初，五台山范围内仍有大小寺庙百余处，其中包括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系统的寺院。
　　近代，上海和五台山这两个佛教重镇的密切交往，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各地去五台山朝圣的佛教信徒，成了五台山与各地佛教加强联系，沟通消息的纽带。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佛教徒中，有许多人把巡礼朝拜四大名山作为他们一生的愿望。所以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去朝拜被称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希望能亲见文殊“显灵”、“示迹”，以求得到更多的福慧。如创建上海玉佛寺的可成法师，就曾在玉佛寺落成后与焦山德峻相伴朝觐五台山。这种朝拜活动，客观上加强了两地佛教界之间的联络。而赵城金藏的发现，以及上海《宋藏遗珍》的编辑刊印，也与这种巡礼朝拜活动有一定关系。”
　　其次，五台山与上海佛教的互相交往，促进了上海佛教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传播。五台山是汉地藏传佛教的中心。元明以来，这儿的镇海寺，一直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寺院。
　　近代藏传佛教传人上海，始于1924年第九世班禅来沪说法。接着，上海发起组织菩提学会，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刊印之事。此后，藏传佛教在上海不断发展。
　　把上海和五台山两地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能海大师。能海是显密并兼，以弘扬藏密为主的近代著名僧人。他先后数次赴藏学习密法，通晓藏文，翻译了一些藏文佛典。1932年他从西藏取道印度回川途中，经过上海，挂单于海潮寺，这是他第一次来沪。1934年他赴五台山广济茅棚安居，同年曾应上海佛教净业社之请来沪传法，据说法会盛极一时。此后他多次来往于五台山和上海，进行讲经、说法等活动。如1936年，能海应邀在觉圆班禅大师纪念堂讲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论典《菩提道次第论》；1948年，他在上海创建金刚道场，除讲经说法外还举行灌顶法事。在此期间，能海还不断为五台山佛教的发展而努力。1936年他任五台山广济茅棚住持，除了带领寺内僧众修行外，还常去菩萨顶扎萨克达喇嘛处学习。1948年他亲自陪同扎萨克达喇嘛来沪。50年代他更加频繁来往于上海和五台。能海大师的这些活动极大地扩大了藏传佛教在上海的影响，并加深了上海佛教与五台山的关系。
　　另外，上海佛教与五台山的经济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近代以来，上海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城市，工商业经济发达。上海佛教界的经济力量也相对较强。五台山虽是佛教名山，但因地处华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气候严寒，所以山中有些寺院经济相当困难。一旦碰上天灾人祸的年头，则更加困窘。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佛教界有时就发起募捐，在经济上给五台山佛教以有力资助，极力维持这一佛教名山道场。例如1939年，上海的一些僧俗曾发起“为山西五台山古南台劝募道粮”的活动。劝募文中讲到，五台山“地偏华北，气候既寒，地方亦若”，而“南台又居山之最幽僻处”，所以“老修行最多而道粮衣具等时付缺如”，“近更每况愈下，修行人几于长期忍饥挨冻”，以致“债台高筑，应付无方”，所以发起先集资若干以救急外，还筹划劝募巨款，为之购置四五百亩土地，使之能有永固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两地佛教界之间的经济联系。
　　上海佛教各寺院中，普济禅寺与五台山关系更为密切。这一寺院后来还成了五台山碧山寺的下院。普济禅寺，位于原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今济南路)。原为一小庙，称为普济庵。1915年，有僧人德松者接住此庵，后逐年扩充，改建为普济禅寺。德松名永通，俗姓张，浙江宁波人，22岁依江苏如皋县圆通庵瑶峰剃度出家，清光绪甘二年(1896年)在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曾于镇江金山寺参学六年，后去五台山朝拜。德松见当时五台山没有十方丛林，前来朝台的南北僧侣食宿非常不便，因而十分感叹。遂于北台顶文殊菩萨像前发愿，若使五台有人发心，开创十方丛林，以便接待朝台的各地僧侣，则愿在南方开辟道场，无论大小，自愿拥护五台常住。因此，德松接住上海普济寺后，逐年将寺中积余资金分供五台，以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