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

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
　　《径山方册本大藏经》中国晚明开雕的私版大藏经。这部藏经先在各处分刻，最后集中版片储藏于径山（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化城寺，还有它的版式改变了向来沿用的烦重的梵筴式而采取轻便的方册即一般书本式，因此得名为《径山方册藏》。又此藏后来全部由嘉兴楞严寺经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称《嘉兴藏》。
　　此藏刻版发起于明代万历七年（1579）。袁了凡（黄）向幻余（法本）谈到明代官刻《南藏》岁久腐朽，《北藏》请印不易，不如改刻方册本，易印也易保存。幻余赞同其议而未实行。这时紫柏（真可）听说其事，就力促幻余发起刻藏。其后，紫柏的侍者密藏（道开）一同参加，专任其事。先修建嘉兴楞严寺，并历访江、浙诸山，选择刻场。又得陆左、陈瓒、冯梦祯等赞助，万历十二年陆撰〈募刻大藏经序〉，进行募款。同时组织定期点勘经本的‘检经会约’，订出校经凡例，为藏经的开雕做好准备。
　　从此，居士中同盟发愿担任募款的有曾干亨、傅光宅、瞿汝稷、唐文献、曾凤仪、徐琰、于玉立、吴惟明、王宇泰、袁了凡十人。紫柏和密藏到北方劝募，又和憨山（德清）订盟。这一刻藏运动便扩大影响到南北僧俗中，而终于实现其事。万历十七年决定以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为刻场，开始刻《华严合论》、《梵网经》、《起信论》等。连续四年，刻成正续藏共五百二十余卷。因为五台山气候过冷，刊刻不便，乃于万历二十年冬南迁径山寂照庵，续刻《梵女首意经》等经。万历二十一年密藏病卒，刻事由幻余、如奇等继续主持。万历二十九年，编刻募刻大藏经各序为〈刻藏缘起〉，并订立‘刻场经费划一’办法。
　　万历三十一年，紫柏死在燕都。当时有力赞助的居士们也多没落，藏经刊刻事进行困难，不能再集中于径山。便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处随着施款就地散刻，而大部分把刻成的经版送到嘉兴楞严寺经坊印刷流通。这些散刻的地方，后来有嘉兴漏泽寺、吴江接待寺、吴郡寒山化城庵、姑苏兜率阁、虞山华严阁、金坛雇龙山等处。万历三十七年，楞严寺经坊再订《藏版经直画一目录》，刻事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即采取吴用先、包世杰的建议，用印经流通余资来续刻经版。像楞严寺般若堂用印经流通余资刻成五部律等，即其一例。万历三十八年复修建径山东麓的旧化城接待寺为径山下院，专门储藏方册大藏经版。
　　崇祯十五年（1642），利根看到方册藏刻了五十多年，已经刻了十之八、九，而且各处散刻经版并没有全部送藏径山，因而发愿要完成这一桩刻经事业。他奔走各地，募款续刻，又疏请政府协助，催各处所刻经版都送往径山。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正、续藏才基本完成。以后复补刻缺本，于康熙十五年完工。康熙十六年编刻《方册正续画一目录》。方册本大藏经从五台开雕以来，到此已历八十八年，才算全部完刻。
　　康熙十六年以后，方册藏还续刻了又续藏，大部分在楞严寺经坊编刻，但其中也包含有各处捐赠的经版（如第三十七函《古林智禅师语录》是康熙三十六年在别处所刻而捐入楞严大藏流通的）。这些版片后来是否统统藏于径山，无可考。雍正元年（1723 ），浙江巡抚李馥曾对全部经版中漫漶亡失部分加以补刻，又续藏的编刻到此也就结束了。
　　方册本藏经因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较广，现在江、浙地方还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几部。它全体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共三五二函（此依清·雍正元年刻本目录统计，其先所编目录续藏少五函，又续藏少四函，原来各函的内容也略有变动），约一万二千六百十卷，其中正藏部分纯粹依照《北藏》编次（末尾兼收《南藏》独有的几种），大体即分为大乘五大部经等九个门类，一六五四种，二一０函，约六九三０卷；续藏部分收藏外典籍二四八种，九十五函，约三千八百卷；又续藏部分收藏外典籍三一八种，四十七函，约一八八０卷。《方册藏》倡刻者紫柏、密藏，都很注意搜集藏外著述，开版以来即陆续刻出，所以后来汇成庞大的续藏、又续藏，此实为本版藏经内容之一特点。至于这部分内容，有义疏、各宗著述、忏仪、语录以及融通、护教等籍。义疏以解释《楞严经》的为多，其次是《金刚》、《圆觉》、《华严》、《法华》等经疏及《起信论疏》等。各宗著述则有天台、贤首、慈恩、律、净等籍，大都是明清人所著。语录部分种类特多，几乎占过半数，这也反映那一时期佛教界思想的情况。
　　方册藏的版式，废除了过去藏经的裱折的梵筴式而采用线装的书本式，这完全是受了它以前的武林版的启发（这一版也是用方册式来刻经，其详细情形现已无考）。它每版二十行，行二十字，版心近于正方，分成两页，有边框行线，用宋体字。书口刻部类、书名、页数及千字文编号。每卷末都有刊记，载明施主、校对、写、刻等人的姓名，刻版年月、刻场等，极便稽考。每册容纳经文二至五卷，在印造上比之梵筴要经济轻便得多。如《大般若经》原有六十函、六百筴的，方册本只十五函、一二０册而已。因此，方册本正藏部分各经虽仿照《北藏》用千字文编号，而订册装函则依函数次序，称第几函，详见《藏版经直画一》。
　　方册本藏经以《北藏》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数宋、元本藏经对校，照比较合理的文字改订，遇有疑难，在检经会上讨论决定。这样校勘方式比较订得完善，万历三十一年以前所刻，较为认真遵守，后来刻场分散各处，就不能贯彻了。
　　《方册藏》对于以后刻藏的影响，主要是方册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网罗。清代官刻大藏经内新的入藏典籍，大部分采自本版藏经的续藏及又续藏部分。清末金陵刻经处提倡刻经，并引起各地仿刻，版式完全仿照方册本而较缩小；内容也不受旧版入藏范围的限制，不依旧藏的编次，但以流通佚籍和适应需要而选刻；这些可说都是继承了方册藏的优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