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中）

“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中）
　　昭慧法师
　　3、“复古”前提之谬误：
　　“新诠”设定了一个好像不容置疑的前提。它反复告知读者：观净比丘的“新诠”，是为了要“复归佛陀的教导”、“重现佛陀的教导”。
　　要知道，“复归”与“重现”的前提，已经就大可诟病，而非不容置疑的自明真理。服膺“缘起性空中道义”的学者，深知谨守基本原理（契理）而善能通权达变（契机）的重要，他们不会接受这种“复古”气味浓厚的说法，因为这较诸 “观文”所贬抑的“教条式的圣典至上主义”，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观文”所指“新典范”的印顺导师，就明确地说：“我不是复古的，也决不是创新的，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中，振兴纯正的佛法。”为何如此，因为他认为：“佛教创始于印度释迦牟尼，乃释尊本其独特之深见，应人类之共欲，陶冶印度文化而树立者。”
　　笔者认为，对于“陶冶印度文化”的部分，由于早已时移境异，我们可以放在历史脉络之中，同情理解其阶段性功能，但没有理由硬生生将其“复归”与“重现”于现实生活中。因此，除非“观文”竟能大胆坚称，原始经律中完全没有“陶冶印度文化”的成份，否则吾人没有理由将其视作“原貌”或“实态”，而予以全盘兜收。
　　由于笔者正是研究原始经律的一介学者，对于其中“陶冶印度文化”的部分，一向甚感兴趣，但是为了节约篇幅，兹先略去此诸例证不谈。如果“新诠”竟然一口否认原始教典之中存在着“陶冶印度文化”的成分，那时笔者将会负起举证的责任，让读者知道：将原始教典等同于当代可以“复归”或“重现”的“佛陀教导”，是多么粗糙而不切实际的说法。
　　4、文献采证上过度粗糙的谬误：
　　“观文”说：“‘经’与‘律’正是判断‘什么是佛陀的教导’的方法与标准。佛陀所说的‘经’与‘律’，正是后代佛弟子集结的南北传佛教的‘经藏’（尼科耶、阿含）与‘律藏’（毘奈耶），它们呈现出‘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
　　然而笔者以为，纳入南北传之原始教典而作“新诠”，虽已较诸南传学者对文献之取材，来得更为宽广，但这样是否就等同于“复归”与“重现”佛陀的教导，等同于呈现出“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这可就另当别论！
　　“观文”数数提及诠释学。依诠释学（Hermeneutics），无论是左派理论还是右派学说，都脱离不了“文本”。然而佛教文本的诠释学，若不加入教典文献史的考量，则一切经典的宗依者，各自宣称其是“佛说”，大、小乘教必将回到传统的判教路线，争吵不休。如果加入了教典文献史的考量，那么，事情就更复杂了。
　　原来，即使是原始教典，都在其自身之记载中，透露了一个讯息：在结集之初，即已面对着保守派与开明派的路线之争；尔后面对源源出现的“佛说”，更不得不依“三法印”或“四大广说”的标准而去取其间。南北传佛教的“经藏”（尼科耶、阿含）与“律藏”（毘奈耶）中，有众多的传说、偈颂、本生、譬喻，更是被说一切有部直指其“或然不然”，“不可为依”。
　　因此，即使是抛开大乘经，锁定原始教典，依文献学来看这个连声闻学者处理起来都颇为棘手的问题，要说原始教典等同于“释尊在世时期的佛法实态”，这实已犯了文献采证上过度粗略的严重谬误。
　　5、过度简化问题之谬误：
　　依于“复归”或“重现”所谓“佛陀的教导”之前提，“观文”将源远流长而面向深广的大小乘学派之争，归纳为“三选一”的命题：“究竟要追随佛陀？或是要追随导师？还是要追随传统中国佛教？”试问：每一个人生命中对于真理的寻寻觅觅，跌跌撞撞，可以简化为“究竟要追随谁”这样的命题吗？
　　更且这样的命题，实已深陷在自性见的泥淖中，将“佛陀”、“导师”或“中国传统佛教”的语词与该三语词所指谓的对象，作了定型的必然联结。
　　首先，“佛陀”究竟是谁所诠释的“佛陀”？这就是一个令人头大的老问题。姑不论“人间佛陀”还是“泛神倾向的佛陀”这些已被谈到泛滥的老问题了，从“性别平等”的当代普世价值以观，如果这位“佛陀”，竟只不过是保守封建的男性结集者所勾勒出的“佛陀”影像——竟然以种种恶毒言词来丑诋女性，竟然认定女性有“五种不能”，竟然作了“女性出家导致正法早灭五百年”的错误预言，竟然要求尼众严行男尊女卑之“八敬法”，竟然要求比丘可说尼过，尼不得说比丘过，竟然要求百岁尼应顶礼刚成年的小伙子比丘……那么，包括所有洞烛男性沙文主义之罪恶的两性佛子以及教外人士，不但会拒绝“追随”这种“佛陀”，甚至可能会对这样的“佛陀”之慈悲心与正义感，予以严重的质疑。
　　在这方面，最起码大乘经典中活跃的天女、胜鬘、龙女、“入法界品”中的诸位女性善知识，以及“传统中国佛教”之诸位杰出女禅师，特别是“新诠”所欲解构的“新典范”印顺导师（印公曾对女性之修证潜能持以肯定态度，对“八敬法”之公正性予以审慎质疑，对千百年来佛教掌握在男性手里所产生的男尊女卑论予以解构），都算是在男性沙文主义的氛围下，善尽了“典范转移”之责。观净比丘自诩为“典范转移”的“新诠”方法，面对着占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女性，倘若未能提出更为开明且更符合“缘起中道”义的“一个说法”，吾人凭什么认定“新诠”口中的“佛陀”，是较诸“导师”或“传统中国佛教”乃至大乘经中的杰出女性，更值得追随的人？
　　其次，把学佛简化为“追随佛陀”，这未必是“重现佛陀的教导”，反而悖离了佛陀的教导。佛陀教导弟子，不是要他们“追随佛陀”，而是要他们学习掌握证悟真理的要领，佛陀认为，信服一种学说，切忌流于盲从，一定要经过理智的审慎思维；即便是对他所传授的法义也不例外：
　　“无论何时，只要你自己发现……‘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可斥责的、受智者所谴责的、不能适当接受的，以及导致伤害和痛苦的’，你就应当放弃它们。……无论何时，你自己发现‘这些东西是好的、无可斥责的、受智者所赞赏的、能适当接受的、并导致利益和幸福的’，若你已经获得这个，就应当保持。……不要由于传言、传统、传闻，或圣典上的言辞、逻辑推理的结果、观念上的容忍、表面上的相似、对师长的仰慕，而接受任何东西。”
　　“如同智慧的人把金子用作试金石來烧炼、琢磨一样，你们这些比丘，应该研究之后，再接受我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尊敬我就接受。”
　　因此，把佛弟子寻寻觅觅、跌跌撞撞以追求真理的过程，简化为如上“三选一”的命题，并反反复复以西方权威学者的言论来证明“佛陀”的权威性，拿他人之鸡毛来当己宗之令箭，用以贬抑中国传统佛教或“新典范”，这不但是依自性见来操弄着“谁更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游戏，而且早已严重违反了“新诠”自身的根本前提——“复归佛陀的教导”。
　　因此，“观文”说是“新典范拥护者的批判与反弹，应该可预期”，不客气地说，这是过度高估了“新诠”，也过度矮化了质疑“新诠”的所有对手。难不成笔者批判“新诠”，是因为笔者是“印顺导师的拥护者”，是“追随导师而不追随佛陀”吗？不然！“依法不依人”，笔者不是任何“人”的无条件追随者，只是“因爱真理而敬吾师”的一介真理寻觅者。笔者虽在部分细节或重要议题上，间或有不同于导师的看法与想法，但并未因此而自命为“新诠”或“新典范”，因为导师本诸“缘起、性空、中道义”的佛法智慧，“学尚自由，不强人以从己”，这种包容精神，就已足以海纳百川了。
　　如果批判印顺导师思想的“新诠”，完全符合“缘起、性空、中道”的正理，笔者当然愿意“追随”这种“新诠”（即使它不符合任一学派所勾勒的“佛陀”影像）。同理，如果印顺导师的说法不符合“缘起、性空、中道”的正理，笔者不但不会“拥护”，反而会加入批判反省的行列。笔者这种随时不排除“自我解构”之可能性的一贯立场，正是源自“诸法无我”精神，以及印顺导师“学尚自由”典范的感召！但依“观文”以视“新诠”，在一个“法住智、涅槃智”的小小议题上，就捏捏弄弄了半部书，笔者实在看不出它在诸项旧议题与新局面上，符合“缘起中道”义的功力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