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固原须弥山圆光寺及相关番僧考

宁夏固原须弥山圆光寺及相关番僧考
　　谢继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提要：本文是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利用《明实录》与明清方志及其他汉藏文史料，对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现存的金大定年问题记、圆光寺石碑诸碑文进行的考释。认为题记所记为宋崇宁年间敕赐度牒於景云寺事非金代史实，考证其中番僧党征氏为吐蕃僧，并明确了景云寺与甘肃靖远法泉禅寺的上下寺关系。论文就景云寺正统年问碑文中提到的颁赐大藏经，祈请寺额事迹以及碑文提及的番僧逐个进行了考证，并由此追溯出临洮宝塔寺尚不为人知的大敏法王与赞善王在陇右住持寺院，以及大慈法王弟子曾驻锡法泉禅寺等史实。通过圆光寺碑文番僧历史的考察，作者梳理了圆光寺的历史，考证明代前期藏传佛教僧人曾深入陇右腹地、明初早期格鲁派在甘肃、宁夏一带的传教史迹。
　　关键词：番僧 景云寺与圆光寺 须弥山石窟
　　引言
　　须弥山石窟位於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城西北五十五公里的六盘山支脉、古石门关遗址。在南北长一千八百米、东西宽七百米的几处沙岩山坡上开窟，现存一百三十二窟，始凿於北魏，盛於北周、隋、唐，保存较好的洞窟有二十余个。第四十五—四十九等五个窟分二层开在·一直立壁面上，前方有寺院，名为圆光寺。笔者二OO二年夏天前往须弥山考察藏传佛教遗迹，在第七十二窟东壁南端读到金大定二十一年刻划题记，在第五窟大佛像及第四十五窟至第四十九窟窟前圆光寺看到数通石碑。题记距今九百余年，与石碑相隔也三百余年，但内容都与「番僧」有关，令笔者欲罢不能!不揣浅陋，对如上题记与碑文进行考释。天助我行，恰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通史》项目启动，我有幸被邀请赴陇右、河湟及河西考察藏传佛教遗迹，对碑文涉及的寺院进行了实地考察。
　　关於须弥山圆光寺及其番僧的历史，除了零星介绍外，目前还没有学者加以关注。该寺明正统以前称为景云寺，人们猜测景云寺最初应建於唐睿宗景云年间（七一O—七一一），寺名取年号景云之意，但除了圆光寺明成化十二年的碑文，没有其他早期文献的证据。现存的史料除了大定题记、碑文之外，尚有明清的方志，如《嘉靖固原州志》云：「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 《万历固原州志》云：「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元封圆光寺。」嘉靖年问固原兵备副使郭凤翱撰有（登须弥山阁）：「春暮登临兴，寻幽到上方。云梯出树梢，石阁倚空苍。烽火连沙漠，河流望渺茫。冯栏思颇牧，百代将名扬。」乾隆六年刻印《甘肃通志》第四册卷五记：「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石门关遗址，又为逢义山。後汉建义初（五二八），段颖讨先零叛羌自彭阳直指高平，战於逢义山，大破之。」可见须弥山原名逢义山，为古战场，石窟，乃至寺院的建立与战前的宗教仪式有关，洞窟题记及碑文都证明了这一事实。卷十二记圆光寺云：「在固原州西一百里，明正统年建。」宣统元年《固原州志》录固原八景之一的「须弥松涛」云：「须弥山，古石门关也，距城北九十里。元时敕建圆光寺，梵宇丛聚。今虽多圯，而重垣峭壁，静可参禅。山坐回抱势，崖有释迦像二，一坐二止，依石雕凿，生面别开，望之宛然至，其松柏葱蔚，根枝磐石如龙蛇状，风声谖谖，四时清幽。春日野桃花发，掩映其问，亦足点缀边关景物也。」以下就题记与碑文采讨圆光寺及其相关寺院与番僧的历史。
　　一、录文与考释
　　㈠须弥山第七十二窟东壁南端金大定题记及考释
　　……景云寺……，听……，法泉禅寺……持……圣口景云寺，口聚兵口，析口之……及……各一名
　　送名蕃地，众所推伏之人，住持仂支拔所口口：…：售有人住佃随人地据口一支，度牒一百道，修
　　完後批示，大口口年十月七日，礼部本路经略司管公，修完其度牒，疾速仰给付赴本司交割。敉合
　　准，准敉给降空名度牒一百道，本部已出给……，其口去须至府下，泾源路安抚司主者沮舍一依都
　　省礼口口口口口符到奉行右割付平夏城仰详前项，尚书礼部符内所坐都口口口口口处者右帖，景云
　　寺蕃僧设令抹，仰详前项上须札一内所坐都口，口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帖须至给据者右令别行，
　　出给公据，付景云寺蕃僧党征结，准此收执沮使施行。大定四年四月十七日。赐紫顺化大师党征
　　芭、山i党征结、赐紫净严大师设令抹、山主党征温、赐紫密印大师撤底、监寺党征木、赐紫慈觉
　　大师党征清、讲经律论戒师党征（继?）。
　　岁次辛叠大定廾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佃上石记。
　　l、法泉禅寺与景云寺、圆光寺
　　这里出现的法泉禅寺，实际上是指位於须弥山石窟西北，今甘肃长征、屈吴山打腊池一带、北宋所建怀戎堡东南的法泉禅寺，今在甘肃靖远县城东，称法泉寺或法泉禅寺。《嘉靖固原州志》所录（打刺赤碑记）云：“崇宁元年（一 一O二）壬午岁，承朝旨筑打绳川。熙河（洮州与河州）帅姚雄驻兵会州，应钱粮运使吴安，宪统制官熙河郭祖德、刘戒，泾原乔松，秦凤刘德，西筑水泉、正川二堡通古会州。三月初，皆毕功。行打绳川，赐名怀戎堡，隶会州熙河第八将。後三年乙酉岁正月，割隶泾原改第十五将，将官张普，通领人马东筑通怀堡，接泾原定戎，开护道壕。当年八月，却隶熙河，复第八将。怀戎东南曰屈吴山、大神山、小神山，皆林木森茂，峰峦尊秀，山间泉流数派（脉），以法泉禅寺为额，给田五十顷，岁赐拨放柴衣。西南白草原，通会州，北有宝积山，产石炭、甘铁。东北去西寿监军一百五十里。北去马练城八十里。」
　　清康熙四十八年纂《靖远志》卷五录（修红山法泉寺碑记）及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六载（建修法泉寺碑）保留了有关法泉寺和景云寺的重要史料：
　　靖远卫去城东半舍许，有山曰红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创自前代，莫考其详，但据开城景云寺碑云：宋崇宁五年，尝钦赐度牒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这僧党真巴，赴西安隶下景云而给之。则知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也。我大明开国，兵火之余，殿廊颓圮，佛像剥落，基址蓬篱，石殿瑶室俱为土人畜牧之篱。惟石佛十余座，洞中风雨所不及而金碧犹有存者。正统乙未（一四三九），僧桑迦班丹，其性慈而纯，其质沈而静，为京师大慈法王徒，西游至法泉，观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诚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也。乃为鸠材庇工，撤其卑陋，廓其故址，始创大佛殿，次葺天王殿、迦蓝殿、观音堂以至山门、僧舍、栋楹、榱桷，一皆美材而有坚以砖石，涂以丹擭，可以尊人观瞻。於是守备靖远都指挥房贵、本卫指挥常敬、陈尊、未能、路贵、葛全、冯或、吴荣、裴建、连荣、张正倡率僚属及乡人之好善者，亦皆乐为之助。由是壮丽益增，远近称为雄刹。成化丁酉（一四七七），都督白公圮经其寺，因询倡建之由，记载载莫稽。乃命掌卫事指挥路昭具其寺之始末，索余为记，镌於石以垂不朽。夫西竺之毅，虽与吾儒异，然其导人为善之心则一也。住持桑迦班丹，守大慈法王戒，恒以与人为善之心自许，是以举百余年之废而重新之，然後栖止有地，瞻拜有像，趋善之心油然而生矣。继而元戒白公命余记书以昭将来，可谓好善者。余因以是复之，不知观者以余言为是否?
　　康熙四十八年《靖远卫志》卷二“寺观条」记法泉禅寺云：红山法泉寺，在城东十五里，宋崇宁钦赐度牒五百纸至会州大红岔法泉禅寺，谴僧党真巴给下隶景云寺。金元为兴毅寺，明正统建卫於此，景泰间指挥房贵创建大佛殿。成化丁酉，固原兵备杨冕撰记，儒学训导徐寿亦撰有记。宏治初也，释迦班丹以桑迦班丹徒领海音寺都纲事还乡呈俣，本寺藏
　　卜札实礼部给札住持。嘉靖壬予，僧圆明葺修废圮，郡人刘玺撰记。万历十年，固原北寺僧宽玉游
　　此，喜其境幽地寂，可修戒定，同徒祖通凿石穿洞为僧院，倚崖建阁：署置经藏，佛像庄严。左有
　　悬崖，泉水清冽成池，可供灌注，回成佳景。有碑记存焉。
　　方志与碑文提及的景云寺碑，现已不存，本文所录圆光寺碑文一碑阴有「得本寺原有石碑系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赐名为景云寺……。倒塌，见存基址，石佛身长八丈有余，……」的句子。证之法泉寺明碑，可知“崇宁三十五年」系“崇宁五年」之误（徽宗崇宁年号共五年）。此外，须弥山第五十一窟有在北耳室南壁门上小龛东侧有「记题耳……崇宁癸未口春十……」，崇宁癸未即崇宁二年二一O三），可见是在姚雄收复陇千，宋控制了须弥山地区以後，开始修葺破败的石窟与寺院，徽宗於崇宁五年赐名景云寺，所以，景云寺一名或许始於末。景云寺碑所记内容为在宋崇宁五年朝廷钦赐度牒五百纸给会州大红山岔法泉禅寺，并派遣番僧党真巴赴西安属下（北宋时西安州，位於会州东，今宁夏海原、西吉境，北宋时须弥山正属西安州）的景云寺交付度牒。碑文由此判定两寺同属一个大寺，其中法泉为上院而景云为下院。这与须弥山第七十二窟金大定题记所记度牒事吻合。题记中的「大口口年十月七日」与「口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当为「大观元年十月七日」与「大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因崇宁五年为一一O六年，大观元年为一一O七年。但钦赐度牒是五百纸，实际上给景云寺的只有「一百道」。洞窟题记中的第一人是交付景云寺度牒的「赐紫顺化大师党征芭」，即法泉禅寺明碑中的「党真巴」，第二位是领取度牒并付收据的「山主党征结」。需要注意的是，众高僧签名落款前的「大定四年四月十七日」，景云寺请度牒事发生在末崇宁五年至大观元年，为何落款在大定四年?大观元年至大定四年，即二O七年至一二八四年，相隔五十七年，当时送达度牒或领取度牒的党征芭和党征结，假如当时二十岁，大定四年皆已七十七高龄。题记末的「岁次辛丑大定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佃上石记」当为金大定时期二一八一）的人在追记前代发生的事，「南佃上石记」几乎在说明是碑文的内容而不是人名。
　　度牒是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的凭证。有牒的免徵地税、徭役。唐末僧尼簿籍，归祠部掌管，由祠部发放度牒。官府可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金代售卖度牒风气极为盛行，《金史》卷五十云：「（大定）五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乙」至承安二年，又三买度牒、师号、寺观额」。以往，学者认为第七十二窟金代题记所述为金代修窟事。根据以上对题记和相关碑文的分析，虽然金代出售度牒风气极为兴盛，但七十二窟所述乃宋崇宁年间度牒事而非金事。明显的例证之一是题记中的「泾源路安抚司」，为北宋建制，统辖渭州、泾州、原州、西安州、会州、德顺军、镇戎军和怀德军，而金代固原及须弥山一带属於凤翔路，「泾源路安抚司」无从说起。
　　大定题记中提及的平夏城与「平夏」是两个概念。「平夏」得名於南北朝时赫连勃勃所建夏国。《资治通监·唐纪》卷二四九注引赵殉《聚米图经》云：「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谓之南山党项。」这些党项在唐末开始活跃。《万历固原州志》 「官师志」云：「吐教诸部落在乎夏」，可见「平夏」为党项部落名。「平夏城」乃宋代所建新城，位於今宁夏同心县以南，北宋怀德军驻地，南距须弥山八十余里。宋绍圣四年（一O九七），「宋知渭州章粢筑城於好水河之阴，出兵争之，败绩。城成，名平夏。」 「粢上言，城葫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宋帝许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凤、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粢怯，请曰：「此夏人必争之地，夏方营石门峡，去我三十里能夺而有之乎?」粢又阳谢之。阴具版筑守战之备，率四路师出葫芦河川，筑二城於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夏人闻之，率众来争。粢令姚雄部熙河兵策应，与夏人鏖斗，流失注肩，战益厉。夏师引却，追蹑大破之，斩首三干级，俘虏数万。先五日折可适败於没烟峡，士气方沮，雄贾勇得隽诸道，始得并力。二句有二日，城成，赐名「平夏」」。须弥山第五十一窟南耳室右壁刻有「绍圣四年（一O九七）三月二十三年收复陇千姚雄记」的墨书题记。所以，当时虽然包括须弥山在内的固原一带属北宋统辖，但西夏人在此仍然活动频繁。南宋金时，须弥山一带归金统辖。
　　2、番僧党征
　　题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党征」姓赐紫僧人，为我们了解北宋至金的僧宫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赐紫、赐绋本是唐代官制中一种服饰制度，以职官的服色表示职位的高低，三品以上赐紫色袍，五品以上赐绋色袍，後来这样的制度也施於僧、道之职位较高者。如《旧唐书·与服志》卷二十五：「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绋。……赐诸卫将军紫袍。」《旧唐书·元稹传》卷一六六：「朱书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赐绋。」北宋时仍然沿袭这种制度，西夏辽金仍然如此。从题记署名我们可以判定末金时期的景云寺是一个非常大的寺院，除了两位山主和监寺外，赐紫僧人就有顺化大师、净严大师、密印大师、慈觉大师及讲经律论戒师等五人。
　　大定题记中提及的番僧皆冠以「党征」，表明此为当时的番姓，因为西夏人曾在这里活动并与其他民族杂居，笔者最初怀疑党征可能是西夏的复姓，但目前没有找到作为西夏复姓的例证，只是在西夏汉文《杂字》的汉姓部分找到「党」之单姓。况且题记所录史实发生在北宋崇宁年问，「番僧」并不能只理解为西夏僧。考之汉文文献有「党征」者，《续资治通监》卷九十二：「丁酉，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见於紫宸殿。」 《西夏书事》云：「（大安八年十月一O八二）西蕃益麻党征来降。党征，董毡弟。初，梁氏以官爵啖董毡父子，拒不受。党征心慕之，乘问走投夏国，梁氏使居於怀德军。」 《宋史》云：「呐厮罗氏旧据青唐，置西宁州，董毡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观中，羌人假其名归附，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官团练使。至是党征自西宁求归，贯惧事露，议者希贯意欲绝之。骧谓贯欺君，请辨其伪。贯怒，将厚诬以罪，会败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刘延庆传）又记「（宋政和七年，西元一二七年）益麻党征叛降於宋。响厮罗氏旧据青唐，方董毡入朝於末，益麻党征走西夏来降。大观问，羌人假其名以附宋，末优待之，赐名赵怀恭。至是，宋刘延庆来攻成德军，夏酋赏屈被擒，益麻党征遂降於宋。」「益麻党征」，又写作「尼玛丹津」或「尼玛丹怎」。藏文作nyi- ma-bstan-vdzin。此人经历甚为奇特，建炎元年二一二七）被南宋封为陇右郡王，赐姓名为赵怀恩。金人占据陇右河湟，益麻党征前往四川间中投靠南末。可见，益麻党征活动的大观年间正是第七十二窟题记中景云寺番僧「党征」请求度牒的时问，此党征可以视作彼党征。
　　《宋史·吐蕃传》卷四九二，另有「苏南党征」者，为阿里骨弟，瞎征的叔父。《长编》则记「苏南党征」为「索诺木丹怎」，藏文当为bsod—nmas—bstan—vdzin。可见「党征二词当时是藏语bsta干　　末时吐蕃人广泛居於固原一带，《宋史》 （吐蕃传二下·「（吐蕃）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金代居住的「番僧」很可能是吐蕃滔厮罗部後裔。《金史》卷九十一 （栘刺成传）附结什角云有金主诏令：「诏曰：「远人慕义，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抚其众，厚其赏赐。」」这是指呛厮罗五世孙、木波部首领结什角投靠金事·木波部在滔厮罗政权解体後曾短暂归宋，一一二七年，金灭北宋，陈兵西向。二三一年，金人无定洮岷河湟一带後，木波族长降金。金大定二年二一六二）一说四年二一六四）结什角被木波族酋长和与洮州乔家族首领播逋等四族人立为四族长，号为王子，疆界八千里，统辖四万户。金临洮尹栘刺成诏降之，乃率四部族归金，进马百匹。仍请每年供马。《金史》卷一3七（张行信传）云：「及见省差买马宫乎凉府判宫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艇几得马千匹，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从以上益麻党征附宋，後人附金的史实分析，响厮罗後裔承袭益麻党征的「党征」作为姓氏的可能性很大。
　　大定题记中的「设令抹」、「撤底」及「仂支拔所」也都是番僧名字，但不知藏文如何还原。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法泉禅寺明代的番僧，这与须弥山圆光寺的情形完全相同。法泉禅寺明代成化年间碑文中记载，正统乙未年二四三九），有「僧桑迦班丹，其性慈而纯，其质沈而静，为京师大慈法王徒，西游至法泉，观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诚修行之善地，证道之胜境也。乃为鸠材庇工，撤其卑陋廓其故址始创大佛殿，次葺天王殿、伽蓝殿、观音堂以至山门、僧舍、栋楹、楼桷，一皆美材而有坚以砖石，涂以丹腰，可以尊人观瞻」。并夸赞「住持桑迦班丹，守大慈法王戒，恒以与人为善之心自许，是以举百余年之废而重新之，然後栖止有地，瞻拜有像，趋善之心油然而生矣。」这段记载说明大慈法王的弟子桑迦班丹重修了靖远法泉禅寺，在藏传佛教影响较弱的宁夏西部和甘肃东北部，建立如此规模的藏传寺院，本身就是一件非凡的事件，况且此桑迦班丹（藏文作sangs—rgyas-dpal-ldan）乃大慈法王之徒!大慈法王是明代所封三大法王之一、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也失（shvakya-ye—shes，一三五二—一四三五）。明朝曾於永乐六年（一四O八） 、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先後两次谴使召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进京，大师因为大法会和患病未能成行，但第二次派遣弟子释迦也失前往，永乐十三年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十四年辞归。宣德九年再入朝，明宣宗留之京师，封为大慈法王（byam干chen—chos—rgyal），宣德十年（一四三五）法王辞归，圆寂於归途。作为大慈法王的弟子，在正统四年「西游至法泉」，是在法王圆寂之後的第五年，而且西游至此的原因可能是护送法王的回藏途中，在法王圆寂後滞留於此修建了法泉禅寺，因为法王由藏返京时确实是走由西北一线。
　　《明实录》正统十一年二月丙辰条有「……靖虏卫刺麻桑迦班丹……来朝」的记载，可见他已经驻锡於此并建寺、授徒、讲经。康熙《靖远志》卷二二寸观条」记：「集庆寺，明成化十年番僧桑迦班丹以卫城新展隙地修建，（成化）二十一年，其徒端竹藏卜告请赐今名，礼部有札，金城前监察御使赵英撰记。」笔者於道光《靖远县志》卷六「艺文志」检出赵英所撰（集庆寺碑记）其文记载该寺建於明成化年间，「城东一舍许有寺曰红山法泉，乃古刹也。历代以来岁久颓敝，适大慈法王弟子桑迦班丹者，戒行专确，时出游住锡此地，遂葺废为新，疏涸为通，而习仪拜贺始有在矣。越四十年，成化乙未增广城基，离寺遂远，桑迦乃率其徒发愿募材新城内择善地一区而修建焉。乃请额於上，上赐名「集庆」且承礼部檄，授其徒端竹藏卜为寺住持。」康熙《靖远志》卷四「隐逸仙释条」又云：「也实班丹为桑（迦）班丹法徒，居红山寺严修戒行，将入涅时前三日，具喂召旧游以别，且戒其徒从曰：「吾於某日某时归涅矣。」至期沐浴，面西坐化，屹然如生。」以上史料中出现的桑迦班丹弟子有藏卜札实（gtsang-po-bkra-shis礼部给札法泉禅寺住持）、释迦班丹（海音寺都纲）、端竹藏卜（don-grub-bzang-po集庆寺住持）、也实班丹（ye—shes—dpal-ldan)等四人。
　　桑迦班丹等在靖远建寺并传法的史实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史上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现今学术界认为，虽然大慈法王在永乐年间赴京，但大师在宣德十年圆寂後，此王传承遂绝。格鲁派明初在甘青地区的寺庙，见诸史籍的是今青海民和县南川口镇的灵藏寺和供奉释迦也失舍利的正统七年所建弘化寺，但其师承不明。明正统四年和成化二十一年间建立的格鲁派寺院、靖远法泉禅寺和集庆寺及其明晰的上师传承见诸成化碑文，对研究早期格鲁派在甘青传教的历史至为重要!
　　㈡圆光寺诸碑文及考释
　　圆光寺已知的石碑共有四块，最早的是宋崇宁五年敕赐景云寺碑，但此碑现已不存，张维《陇右金石录》著录此碑，但无碑文，详见前述。宣统《固原州志》曾提及明圆光寺碑，但无完整录文。现存三块石碑，碑阴碑阳都有文字，其中两块为成化四年立，分别为碑文一 「敕命之宝」 （碑阳），「敕赐禅林」 （碑阴），碑首有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装饰：碑文二「敕赐圆光」，即「敕口圆光禅寺记」 （碑阳），圆光碑记（碑阴）。碑文三为成化十二年立「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 （碑阴阳两面镌文），现立於大佛楼之前。碑文四为康熙三十七年立「重修须弥禅院碑记」，原碑已佚，仅存碑文。
　　碑文一：敕命之宝（紫红砂岩，136X蚕X28厘米，立於圆光寺院）碑阳
　　敉命之宝
　　皇帝圣旨：朕体名山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口口，赐天下用广流传。
　　兹以口口安置陕西平凉府开城县圆光寺：水充供养，听所有口口、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延
　　厘，下与生民析福。务希口口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等，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口遗失，敢有违
　　者必究。
　　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碑文一：碑阴敕赐禅林（成化四年）
　　礼部为求请寺额事，於礼科抄出陕西平凉府开城县旧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奏照，得本寺原有石碑系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赐名为景云寺……。……倒塌，见存基址，石佛身长八丈有余，臣思系古刹，发心将自己……，盖佛殿、廊庑，文丈俱已完备，缘无寺额，如蒙伏望圣恩怜悯，乞赐寺额，俾臣住持朝暮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以图补报，实为便益。正统八年二月十四日。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门奏。奉圣旨与他做圆光寺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参照前事，拟合通行口口口行，割付本僧前去。本寺住持悋守戒律，领众焚修施行。此系钦赐额名寺院，毋容僧俗军民人等搅扰亵慢，不便须至。割付者
　　礼字贰百参拾肆号
　　右割付圆光寺住持僧绰吉汪速准此
　　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对同都吏俞亨
　　割付 押 押
　　肃府承奉尚觉果 阮道和黄斌典官口源……
　　黔宁王孙口伦 善友杨……
　　平凉府承事即开城县知县太原吴祥儒学……
　　守御固原州右千户所千户保安 阿通百户李…… ．
　　甘州群牧千户所致仕千户孙士贤 千户孙铭百户刘口口
　　平凉卫指挥会事口口群牧所善士彭衍 陆通李铭
　　楚府海剌都操守靖虏卫昭勇将军指挥使房鉴……
　　敕赐大能仁寺觉义端竹巴都纲马剌麻觉了 觉悟……消灾保口
　　苑马寺黑水口善友徐守真金守正唐守忠包口口口口徐永
　　大明成化四年岁次戊子孟夏士口旦立金陵朱显何口口王伯刚
　　l绰吉旺速与正统十年颁赐大藏经
　　成化四年由朱显所立石碑共二通，碑文一 「敕命之宝」主要叙述寺院正统年问事。碑阳记述正统十年敕赐大藏经，碑阴主要记载寺院简史和番僧住持绰吉旺速祈请寺额事。关於绰吉旺速（藏文为Chos-kyi-dbang-phyug或Chos-rgyal/rje-dbang-phyUg）的生平事迹不详，由於靖远法泉禅寺与景云寺关系密切，笔者推测他与法泉禅寺正统年间修复寺院的桑迦班丹一样，都是大慈法王的弟子。《明实录》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巳条记：「……景云寺刺麻绰吉汪速等来朝……。」可见他是在正统七年十二月前往京师为寺院祈请寺额，历时三月，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礼部正式颁发寺额。至正统十年又敕赐大藏经一部，但圆光寺所赐大藏经今佚，具体情形不得而知。笔者在甘肃武威博物馆及张掖西夏时建立的大佛寺同样看到正统十年敕赐大藏经的圣旨及著名的「张掖金经」，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圆光寺佛经的详情。例如武威博物馆藏圣旨云：「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殿，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在城大寺院，永充供养，听所有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希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这与圆光寺敕赐碑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换了其中的几个字，时间也完全符合。张掖大佛寺收藏的「金经」，恰好就是御赐《北藏》佛经，此经又名《明北本大藏经》或个水乐北藏》，今名《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为明朝宫廷刻本大藏，开雕於明迁都北京後的明成祖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完成於明英宗正统五年二四四O），共收经一干六百二十一部，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折装成卷，以干字文编次，「天」至「石」，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页半，每行十七字，其经首版画以藏汉结合的风格刻成。可见当时圆光寺是非常著名的大寺，故获赐《北藏》一部。
　　圆光寺碑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北京大能仁寺的僧人：「敕赐大能仁寺觉义端竹巴（don—grub—pa）、都纲马刺麻、觉了、觉悟……消灾保口。」因为提及番僧，此一大能仁寺一为北京大能仁寺无疑。大能仁寺原为南京的寺院，称为「能仁寺」，是明初敕立的国家五大寺院之一，原在南京古城西门，建於刘末元嘉中，洪武二十一年毁於火灾，明太祖下令将寺徙於城南众宝门外二里之地，明迁都北京後，南京能仁寺仍存。北京的大能仁寺正足承袭南京能仁寺而来，该寺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以北，其地因寺而名为能仁寺胡同，该寺现已不存。《日下旧闻考》卷五十记：「大能仁寺，洪熙元年因旧重修。」又引明礼部尚书胡泼（大能仁寺记略）碑文云：二乐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寺之额：…：正统九年甲子七月立。」《明实录》多有大能仁寺的记载，此寺为京师番僧居住的四大寺院之一，如《明实录》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条：「番僧有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刺麻、俱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馊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靝。上即位初，礼部尚书胡溁等议减去六百九十一人，正统元年五月，溁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又四百五十人。」景云寺在正统八年祈得寺额「圆光寺」志庆之时有京师番僧大寺觉义和都纲祝贺，可见此寺当时的地位。不过，大能仁寺僧人也经常前往陇右，下面的史料说明北京大能仁寺的僧人前往临洮的情形，《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条：「礼部奏：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并静修弘善大国师镇（锁）南坚参（bsod—nams-rgyal-mtshan)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驼等物。」所以，北京大能仁寺的番僧来到须弥山景云寺似乎不难理解。
　　碑文二：敕赐圆光（紫红砂岩，108 X80X 30，立於圆光寺院）
　　碑阳（成化四年）
　　敕赐圆光
　　敕口圆光禅寺记
　　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
　　守备固原州定远将军口挥同知……
　　苑马寺承事即长乐监正建安……
　　乡贡进士平凉府学训导三山林芝……
　　口释氏之教，其来尚矣。迄古迨今，未尝不同圣……。口口皎如日星，可一览具见。降而考之宋崇宁……，太祖皇帝，龙飞淮句，混一区夏，乾坤定位，日月天口。兹寺古常以为聚兵祈祷之地，名山胜境，喜……柏绕还寺有峰峦参揖，诚边秦古寺之杰出者也!……受番僧毅因而据其地而开山创业焉。遂收古赐田地……十有余。今住持僧姓陈，讳觉进，号大方，孤峰高徒也。祖系……志：水乐元年发心出家，礼孤峰为师。信疋人胸次湛……喜能继所志。正统五年，大方诣口请给度牒。住持谈禅问道，明心见性。上则……口靡忻羡。本寺经历风雨盖亦有年，不能无口。大……。吾众或捐金帛，或馈货贿，命工重建。前後二殿，东西……口复庙重担刮楹达乡奚瑜於是耶。兹非有为之士……十二年，大方复诣口口情，意其自古敕赐禅林，愿锡褒宠，伏蒙皇上圣渥之恩，辄赐玺书，易匾曰圆光，降经一藏。上则为国家祝厘，下则与生民析福。兹寺僧众可谓荣欤。至咸化四年时……，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乃秦地方西……轮奂新美，青红之错杂，丹垩之炫耀，可以动人视见，可以……，时大方年已七十有八矣!使不刻其名，则後人因何以见其善哉。……求言以彰之。予曰：「人生天地之间，当建善功扬美名也。」今大方……遗址。缘无良工美制，大方一旦奋然态募良缘，俾斯寺几颓而复立哉。……视夫纷纷仗佛务私者，犹口口之重轻，鹏鹄之巨细，砥玉诚伪之殊……廷矣，则後人之覆斯地也，登斯堂也，莫不指曰大方建前殿，亦莫不曰大方……口修者亦从大方可肇矣。是功也，不惟扬名於一时而又激劝於後日，不……口休於千百世也。将与佛寺相为兴废；将与石碑同为悠久，後之思睹大方。今书口口碑以纪其不朽·云时
　　大明成化四年岁次戊予孟夏吉旦立金陵朱显何口口口口口
　　碑文二：碑阴
　　圆光碑记（成化四年）
　　本寺住持长老喃噶坚参口口口
　　僧人坚教监参领占班丹喃噶锁南口口答……
　　绰志剌竹戒月 口口口口 普惠忍巴坚参……
　　忍巴扎 忍巴亦参忍巴口 定聪 定忠普口……
　　普满定海
　　沙密普成普澄
　　居士普果普信普口普……
　　宝塔寺僧人端岳领占洪口……
　　甘州群牧千户所……口
　　彭衍 薛普惠 林口口口口口林……
　　饶山 何全 饶口 口口高口 丘彦齐（?）……
　　黄坚（?） 觉通 袁口 通……
　　陕西苑马寺带管黑水口……连文金守口……
　　严守样 刘通……徐文华计口……
　　刘腾霄口通玄口口孙驮（赦?） 陈守明口……
　　周祯袁得徐璟乐清郭宣乐庆祁荣……
　　平凉卫右千户所善士孙义……
　　圆光寺成化四年的两块碑颇觉蹊跷，初看两碑的住持番僧皆不同，实际上两碑记述的时间不同，笔者以为正统十年的敕赐颁藏碑及碑文是当时的旧碑及碑文，成化四年又在碑阴补镌正统八年敕赐寺额及住持绰吉旺速事迹，他是在倒塌的景云寺旧址上修复殿堂召枣僧人，祈赐寺额。金陵朱显所立的碑文二「敕赐圆光寺碑记」碑阳，首先介绍此寺「诚边秦古寺之杰出者也」!并承认「受番僧教因而据其地而开山创业焉」。然而，碑文又记“今住持僧姓陈，讳觉进，号大方，孤峰高徒也。祖系……志，永乐元年发心出家，礼孤峰为师。是人胸次湛……喜能继所志。正统五年，大方诣请给度牒。住持谈禅问道，明心见性。至成化四年时，……时大方年已七十有八矣」!由此可见，大方在绰吉旺速正统七年出现在景云寺时早已在此寺，故有大方正统五年请求度牒事。其师为「孤峰」。正统七年赴京乞额是番僧前往，可以考虑番僧进入景云寺大概是在正统初年。另外，成化四年，大方已经七十八岁，此碑碑阴的「喃噶监藏口口口」等当为成化四年时圆光寺的住持，而不是大方。而正统年问的绰吉旺速已不在此寺
　　此外，碑文二碑阴「圆光碑记」很多在番僧名字，其中「本寺住持长老喃噶坚参口口口」，藏文当为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这位「喃噶坚参口口口」会不会是「西番赞善王」?
　　明代在藏区共封五王，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chos－dpal—rgyal-mtshan）管辖甘青藏区，《明史》称其为灵藏僧，有说「灵藏」即今谓之林令（gling-tshang）者，其地在康区，但与赞善王活动的事迹并不相符，其职是管理甘青，为何居地在四川?有学者认为「灵藏」本部族名，其地在西宁、河州一带，此说为是。今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南尚有明永乐年问所建灵藏寺。
　　著思巴儿监藏於永乐四年遣使入贡，受封灌顶国师，永乐五年（一四O七），加封赞善王。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卒。其从子喃噶监藏袭赞善王位。正统六年二四四一）喃噶监藏因年老奏请令长子班丹监剉为赞善王，不许。成化十八年，「遂封赐喃噶坚粲巴藏卜为赞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坚咎嗣。」应该加以区别的是，「喃噶坚粲巴藏卜」与洪熙元年所封「喃噶监藏」为不同的两位赞善王。 「喃噶监藏」，藏文作nam-mkhav—rgyal-mtshan， 「喃噶坚粲巴藏卜」，藏文作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圆光寺碑文中的「喃噶坚参口口口」应是「喃噶坚参巴藏卜」，《明实录》确实将此王也写作「喃噶坚参巴藏卜」。因为此僧住持圆光寺是在成化四年，至成化十八年被封为赞善王，《明宪宗史录》成化二十一年三月甲午条尚有「陕西洮州灵藏赞善王谴僧洋札巴等……来朝」的记载，确凿表明赞善王居地就在陇右。圆光寺是敕赐寺院，赞善王又管理并活动在这一地区，况且碑文所录皆当时的政教名人，如立碑的皇族「朱显」，「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临洮府都纲宝塔寺僧等，所以，碑文置於至尊首位、名为「喃噶坚参口口口」的「本寺住持长老」，当为成化十八年的赞善王。此王二十二年後卒（弘治十六年），当时（成化四年）应是盛年，并未袭赞善王位，故称「长老」而没有称其封号。
　　必须注意的是，《明实录》另录有「喃噶坚粲巴藏卜」，为辅教王，但其活动事迹年代与圆光寺碑文所载不符。
　　碑文中出现的番僧名「坚教坚参」和「绰志刺竹」，藏文分别为dg甲　　（？）和chos-kyi-blo-gros。《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条记载圆光寺，景云寺番僧朝京，云：“……平凉府开城县圆光寺番僧谨教藏卜、岷州等府卫大崇教等寺番僧公噶坚参、刺麻速南藏卜、忍巴星吉等、平凉府景云寺番僧绰吉罗竹等……来朝，贡马及降香、佛像、舍利等物。」这位圆光寺的番僧谨教藏卜，藏文作dge-vdun-bzang-po，与碑文中的坚教坚参名字不同，应是圆光寺碑文没有捉到的另一位番僧。但景泰七年十一月戌辰条提到的都纲「锦教坚参」当为「坚教坚参」的另一种写法，藏文完全相同。而碑文中的「绰志刺竹」，正是《明实录》中被称为；尿云寺番僧」的绰吉罗竹!可见，在正统七年，番僧绰吉旺速朝京，得赐景云寺住持僧，正统八年赐寺额「圆光寺」後，过了五年，正统十三年又派番僧人京朝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使用“景云」和「圆光」两个寺名。似乎，英宗赐额之後，景云寺之名并未立即废除，或许大佛楼沿袭景云寺旧名，番僧另在今圆光寺区处扩建了圆光寺。
　　碑文中的领占班丹在《明实录》中同名者，是岷州大崇教寺的僧人，如「陕西岷州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bsod-nams-gtsang-po)遣番僧领占班丹（rin-chen-dpal-ldan)……等来朝”（景泰五年四月甲辰条）。另，《明史》卷三三一 （西域三），大慈法王传亦有领占班丹：「封领占班丹为大庆法王，给番僧度牒三干，听其自度。或言，大庆法王，即帝（武宗）自号也。」但还没有找到与碑文时间吻合的领占班丹。
　　碑记中「宝塔寺僧人端岳领占、洪口、……」提及的宝塔寺，经笔者调查，该寺位於今甘肃省临洮县城东广福巷，是明时在元临洮大寺的基础上建立的五小寺之一，现存的小寺是在原址的基础上建成的。临洮大寺据说是八思巴建於一二七一年至一二七四年，此间八思巴居住在临洮。关於八思巴建临洮大寺，除了方志二旦统《狄道州续志》卷一）的简略记载，笔者目前没有看到确凿的史料，但此寺与八思巴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安多政教史》记载：
　　临洮城也叫香根寺。（达温传）中说：「在这座城市里，有达温巴奉众生怙主八思巴供施双方的命
　　令修建的寺院，当年聚集著数千名僧伽。」 「贡玛供施双方前来视察时，由於皇上对上师极为崇
　　信，要求要经常看得见上师的身相，听到上师的讲说，不能有所分离。上师指示说：「造一个和我
　　相似的像!」乃以最佳妙的香木雕造了一尊上师的像,它在一个时期内，化为真实的上师，讲经说
　　法。」
　　这尊称为八思巴大师的木像，作为宝积寺的主要依止圣物。後来有一位叫做西华康的喇嘛，自卫地
　　来到这里，由他把寺院改为格鲁派，把内修法王供奉作护法。因兴修了三座大塔，又称为宝塔寺。
　　《第二世一切知嘉木样全集》有嘉仁巴·楚丞丹巴请求为临洮噶丹却丕林寺撰写寺规，可能就是给
　　这座寺写的。
　　据笔者访问宝塔寺的住持，八十四高龄的本静法师，他说萨班赴凉州时将两个淫子留在临洮，寺中原有八思巴的铜（木?）像，每年四月十二日临洮有供奉八思巴像在城内巡游的习俗，可见八思巴与临洮大寺的建造确实有关。
　　甘肃省图书馆藏《兰州府志》卷四云：「狄道州之旧土城俗名番城。」 《临洮府治》卷六：「僧纲司府在府治东北宝塔寺内」，并记载临洮当时有众多寺院：「狄东严寺在城东一里，西严寺在山麓，圆通寺、宝塔寺（司仪於此）、普觉寺、广通寺、正觉寺、安积寺、报恩寺、法轮寺二水宁寺、卧龙寺、乾清寺。」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六云：「临洮为陕西最西，府治密迩，西番时有高僧卓锡诸寺而城东北隅圆通、广福、宝塔、圆觉、隆禧五寺最称弘盛。」据乾隆元年刻印《甘肃通志》记：「宝塔寺，在州治东，明永乐年建；圆通寺，在州治西北，明永乐年元法王寺旧址建：圆觉寺，在州治东北，明宣德年建：隆禧寺，在州治东北，明宣德年建。」
　　以上史料表明宝塔寺在明代为临洮府都纲司所在地，当时以宝塔寺为首建有五座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圆通寺是在元代建法王寺的旧址上建成，可见八思巴所建大寺在明初已毁。
　　有名寺必有名僧，成化四年的圆光寺碑记中提到的是「宝塔寺僧人端岳领占」，关於端岳领占，景泰七年十一月戊辰条提到一位端岳领占：“命……端岳领占（藏文作don-vodrin-chen）等五十二人俱为刺麻。」景泰七年二四五六）至成化四年二四六八）相差十二年，他极可能就是宝塔寺的端岳领占，当时仅为喇嘛。那么此寺的住持又是何人?笔者近日赴陇南考察，参观宝塔寺，承蒙本静长老告知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明万历《临洮府志》有宝塔寺僧人史料，笔者在甘肃省图书馆查得此志，卷二十一，杂志有一段极为珍贵的记载。
　　喘竹领占，狄道人，俗姓石氏，自幼披剃为本郡宝塔寺番僧：水乐四年，以屡使绝域宣布王化
　　陛苏州府僧纲司都纲，二十一年，奉命招降迤北鞑靼王子也光土木率部属两千余人归欤。是年，陛
　　僧录寺右阐毅。二十二年，陛左善世，赐诰命金图书服器。宣德元年，陛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二
　　年，奉使乌斯藏公干，陛号清修静觉崇善慈应辅毅阐范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八年正月内圆寂。天
　　顺七年追封西天佛子。成化二十二年，上谴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谕祭追封大敏法王。
　　这位宝塔寺的大敏法王，是新近发现的法王之一!那么，方志记载是否确实?《陇右金石录》又录「清修国师塔碑」，张维记曰：「此碑书撰人名俱泐，前题「清修静觉崇善慈应辅教阐范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塔」，後书景泰二年秋七月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口巴坚参立石，清修国师即端竹领占，俗姓石氏：水乐中以宝塔寺僧屡使绝域累封至大国师。成化二十二年追封大敏法王。寺有永乐敕谕，临洮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文，石刻今亦无存。」
　　再看《明实录》有关端（喘）竹领占的记载。
　　洪熙元年六月辛酉条：“命右善世端竹领占为圆妙广智大国师，给与金印、玉轴诰命。」这里记载的时间与方志略有不同，洪熙元年与宣德元年相差一年。然而，宣德元年四月，端竹领占确实前往京师朝贡并得到赏赐。如《明实录》宣德元年己卯条，「陕西临洮卫国师端竹领占等来朝，贡马」。辛卯条又记：「赐陕西临洮等卫国师端竹领占等一百七人钞、采巾表里、苎丝袭衣有差。」此处的临洮「国师」正是洪熙元年六月所封「圆妙广智大国师」。正统二年八月壬戌条：“命大国师端竹领占（属下）完卜扎巴坚参袭为禅师，赐敕命、封号、银印、袈裟。」这位禅师即为端竹领占的继任、「清修国师塔碑」立碑者口巴坚参，从此可知其全名为“亢卜扎巴坚参」。天顺六年六月戊寅条：「追封已故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从其徒大国师扎巴坚参请也。」由此可知方志记载的时间晚实录一年，盖其路途遥远也。端竹领占被封为西天佛子是徒弟扎巴坚参（grags-pa-rgyal-mtshan）祈请的结果。又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条：「太监韦泰传奉圣旨：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领占为法王，赐祭一坛。」由此可见方志记载大致无误，但《明实录》没有提到「上谴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谕祭追封大敏法王」以及?水乐四年，以屡使绝域宣布王化，功陛苏州府僧纲司都纲」事。
　　《明实录》中有关宝塔寺的史料尚有正统五年三月癸丑条：「陕西临洮府宝塔寺剌麻绰吉朵儿只(chos-kyi-rdo-rje)……等俱来朝，贡马、驼、青鼠皮等物。赐彩币等物有差。」正统六年闰十一月乙丑条：「陕西临洮府僧纲司宝塔等寺都纲刺麻已什三丹（ye—shes—bsam—rten）等贡马及佛像、铜塔、舍利。赐钞币等物。」正统八年十二月辛卯条：「陕西临洮府宝塔、正觉寺刺麻三竹藏卜（bsam—grub—bzang-po）、圆觉寺刺麻札巴舍刺等贡马及貂鼠皮、佛像、舍利子。」正统十三年十二月甲寅条：「临洮府宝塔寺番僧坚藏领占（rgyal-mtshan-rin-chen）等来朝。」以及正统十四年三月丙戌条：「陕西临洮府宝塔寺番僧锁南亦失（bsod-nams-ye-shes）……来朝。」可见临洮宝塔寺在明初非常活跃。国图藏宣统《狄道州续志》收录太学士姚清撰（重建宝塔寺碑记）记述了当时寺院的辉煌并记载清康熙年问牛扎巴藏卜、陈那卜坚错等修复宝塔寺的事迹。
　　当时临洮府的其他寺院还有很多前往京城朝奉、甚至供职的番僧。如《明实录》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条：「陕西临洮府普觉妙济国师领占藏卜（rin-chen—bzang-po）谴僧札石监藏（bras-shis-rgyal-mtshan）……等贡马。」宣德二年十二月癸酉条：「赐……临洮府僧札石监藏等……钞……。」乾隆《狄道州志》卷十记：“亢观著藏卜，髫年披剃，长通经文。宣德年间东海暴涨，上召藏卜以法力平水势。赐银印、敕诰六通并赐象图玉环。宣德二年得奉诏赐禅静国师之号。」 《明实录》正统六年四月癸酉条：「陕西临洮府正觉寺番僧完卜刺麻三丹领占……来朝。」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巳条：「临洮府安积寺刺麻领占巴……来朝。」天顺六年十月壬午条：「临洮府番僧朵尔只领占等贡马。」 《狄道州志》卷十又记：「那卜领占（nor—bu—rin—chen）俗姓梁，髫年披剃，长修禅业。正德改元加号大能仁寺清修悟法普慈广慧翎国崇教灌顶隆善西天佛子大国师。」
　　碑文三：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成化十二年）碑阳
　　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
　　圆光寺……
　　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
　　钦差整饬兵备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令事口口口冕
　　赐进士中顺大夫平凉府知府夹江口逊口
　　韩府通渭王教授恭和杨倜言
　　平凉府开城县，去治西百里，口（有）山号须弥，内有胜刹。唐名为石门镇景云寺，今敕赐为
　　圆光寺，历代兴废之由，碑刻尚存。是寺山势嵯峨，群峰拥揖，青松翠竹，奇花异卉，车轕阴森，
　　盖俗气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摄也，石壁之上，但有一竟一洞，人迹莫能攀援者，皆有佛像，森罗於其间，或口以为天造地设欤?寺西有峻壁，险不易逾。前人於此作一巨像，即古所谓丈六金身也。佛之上建今口（佛像）覆之。正统间为风雨所颓，先住持大方长老理而葺之，完美若旧。成化七年楼复倾圯，佛之首口口口，身亦为之不全。肃府承奉郝兴邀游览胜，有感口归，敌贤王殿下，遂捐府孥之口口口口定慧通晓以重修之，工既完，郝均来征口文以记诸石。余尝考漠明帝梦金人长丈六，顶有光。於是这使天竺，闻佛道法，遂於中国图画形象，而佛之毅始入中国。盖天竺为西域之国，王化之所不及。浮屠以不杀为毅，国人皆化焉。故《漠书》赞有曰：「逖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口口，口口淫口，不率礼教，莫有口书，若微口道，何恤何抚。」观则佛以慈悲为毅，不过化人为善，禁人为恶口口口。
　　自漠历唐宋口距天朝，皆崇设图像不废钦者口非祐助王化之一端欤。矧固原地方夷汉杂居，风土劲悍，不口口口口口化也。今郝均能修废以口口。俾一方之人瞻者礼者善口（念）油然感发；恶念惕然惩创，则其与人为善之美不亦可书乎?今不口人之，遂记以为为善者劝。
　　大明成化十二年岁次丙申夏五月吉旦立碑文三：碑阴（成化十二年）
　　……僧人通会 口口肃 府 典 宝 志 普澄 普受 辩琯 满受
　　守备固原等平口口口食事甘泽 立海 国腹 圆琯 满洪
　　固原卫指挥使王玺 口口 胡宽 圆光寺住持定聪普善 洪涌
　　指挥同知苗 赵 马林 定忠 普月 普秀 戒广
　　指挥佥事萧然 曹 陈壬 普明 恩宣 普清 定正
　　申领 赵安 群牧所善士 卢玑彭衍 黄黄宁
　　镇口府 口杨文 李松何全白安 李刚 王觉
　　千户孟口 张文通 尹昭， 彭荣 李诠 黄整 白亮?
　　保安 贾泰 黄震 固原卫善士 陈海乔成 王道成
　　群牧所千户 孙喜 孙铭 贾诚 胥恭吴寿 蒋福安
　　镇抚侠口 黑水口善士 计俊连详 全惟口
　　平凉府开城县知口口口达 典史赵振 殷鉴 李刚徐荣 严仲口
　　儒世训口口符节 恭受徐永道 张得 魏时大
　　清平广宁苑张樟 俞口……
　　重修功德……
　　在成化四年的碑文中置於碑阳首位的官员是「钦差镇守靖虏等处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刘清在成化四年镇压固原石城土达满四作乱时兵败，似乎离固原而去。成化十二年碑文置於碑阳首位的是「钦差整饬兵备陕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俞事 杨冕口」。《万历固原州志》记载：「杨勉，四川安岳人，由进士成化五年以按察司仑事任。今永宁驿草场、鼓楼、西安守御千户所城垣、官署、咸所创建，称有功焉。」杨冕撰有《重建靖虏卫打刺赤城记》，另外，记载番僧桑迦班丹事迹的靖远《重修法泉禅寺碑记》亦为杨冕所撰。
　　此碑记载须弥山大佛楼，即第五窟唐代大像的修复，碑文题为「圆光寺大佛楼」，可见当时须弥山的大佛楼区亦属於圆光寺，或者说整个须弥山石窟都被看作是寺院的范围。碑文记载大佛楼在正统年问因风雨坍塌，是「先住持大方长老理而葺之，完美若旧」，但没有提及修复圆光寺的番僧绰吉旺速等，可见其中已有其情绪。「成化七年楼复倾，圯佛之首口口口，身亦为之不全。」正值「肃府承奉郝兴遨游览胜有感」，於是归启贤王殿下，由肃府捐钱重修大佛楼。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化四年的碑文中还番僧云集，这是成化十二年的碑文，竞没有提到一位番僧!甚至圆光寺的住持已经成了汉人，成化四年碑文中出现的普通僧人，「定聪」、「定忠」等在成化十二年的碑文中成了「圆光寺住持」，好像他们谁作住持还没有最後决定，故住持一栏竞有十一人之多，而且住持名字没有排在碑阴碑文的前列。碑文中对番僧绰吉旺速修缮寺庙，乞请寺额并敕赐经藏事绝口不提。番僧的突然离去似乎与此相关。圆光寺当在成化十二年前後没有一个番僧了。在清康熙三十七年二六九八）又有「兵宪刘老爷」、「李俊堡善士康守禄等」及诸功德善士聚资重修，并建玉皇阁，改建一些洞窟为道观，此时须弥山始有道教祠观，但番僧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碑文四：重修须弥禅院碑记（康熙三十七年）
　　粤嵇两仪，口锤陶熔，万众生物，荷蒙其宏，造圣贤垂迹同归一善。士庶均赖斯风化，所谓移
　　风易俗、启迪後来、诱善以诚。故天之生民，不其性智愚贤不肖也，惟善以致：地之产物参差者，斯各禀其脉。华丽壮峻美砺工以……。百里之地存山，曰：「须弥」。有寺，名曰：「圆光」。翠状山河，巍口日月。历代圣君敕修，累朝士庶瞻望，年深日远不可尽述。後，自我清朝定鼎，有口兵宪刘老爷，因愿登山，慨发积诚，重修前寺殿宇，金壁楼阁辉煌口。有……适告李俊堡善士康守禄等，视境佐幽而瑞花琦璋口象口绘而口口琳珑以是……未能局完满口口王德舍身持众告幕（募?）十方乐善君子辐辏资财，修建禅院……玉皇阁，兹名殿宇而功成告谊，焕彩复新。上祝国泰奠（民?）安无虞而源远流清，下析口生民兆福有庆而爪耿。绵绵以此为叙来告不……
　　功主康守禄会长唐女兴化主李絮极生员……
　　乾沟堡……
　　固原盐茶厅……
　　重修化主……
　　生员……
　　管理八营守备功加九等纪录七次孙奇成号杜奇生
　　口口茂州付总库杨茂功
　　大清康熙三十七年季月吉旦造
　　根据以上对须弥山圆光寺碑文及其史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圆光寺编制一个大事年表：
　　㈢圆光寺大事年表
　　唐睿宗景云年间（七一O—七一一）
　　考虑到唐代所建大佛，景云寺最初位置应在大佛楼（第五窟）处，故推测此寺建於唐睿宗景云年问。当时须弥山一带称为石门镇。寺院最初或为汉人所建。
　　唐代宗广德年间（七六三—七六五）——唐宣宗大中三年（八四九）陷蕃
　　吐蕃虽据有原州（故原州），但弃之不居。所以，陷蕃以後的须弥山石窟雕塑，并看不出吐蕃时期的影响，且建於唐代的石窟都是在陷蕃以前的作品。
　　宋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一 一O四）
　　敕赐度牒一百道（或五百纸）赐名景云寺（据正统十年碑阴）并立石碑。与靖远法泉禅寺互为上下寺。
　　宋大观元年（一一O七）——金大定二十九年 二一八九）
　　吐蕃番僧党征氏控制。此後该寺仍由滔厮罗部後裔藏人控制。
　　元代（一二二七—二一七九）
　　史载不详。
　　明宣德二年（一四二七）
　　第四十六窟（圆光寺中层）题记：「南京僧录司僧智口宣德二年六月廾一日到寺记耳。」可见第四十六窟当时亦为景云寺的一部分，与大佛楼（第五窟）同属一寺。
　　明正统五年（一四四O）
　　汉僧住持大方亦在此寺，并请赐度牒。
　　明正统七年（一四四二）
　　番僧绰吉旺速正统七年赴京师朝贡并乞赐寺额。
　　明正统八年二月十四日（一四四二）
　　正统八年敕赐景云寺为圆光寺，并委任番僧绰吉旺速为圆光寺住持，京师大能仁寺僧人参与仪式。
　　明正统十年（一四四五）
　　敕赐（敕命之宝），并颁赐个水乐北藏大藏经》一部供养。
　　明正统十三年十二月（一四四八）
　　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圆光寺番僧绰志剠竹等赴京朝奉。
　　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
　　（敕命之宝）碑阴（敕赐禅林）；（敕赐圆光）碑阳。大方长老年七十八岁。碑阴（圆光碑记）则有住持长老番僧喃噶监参口口口，实为喃噶监参住持。有定聪、定忠等位汉僧。
　　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
　　据（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大佛楼倾倒，佛首佛身受损。肃府承奉郝兴等资助修缮。
　　明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
　　（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住持为定听等人，藏人已不见踪影。
　　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
　　（重修须弥禅院碑记），寺院已无住持?圆光寺部分殿堂改为道觐。
　　民国九年（一九二O）
　　宁夏海原大地震，大佛楼等处毁。
　　结语
　　虽然须弥山一带旧为民族杂居之地，但至元末明初，吐蕃势力已经退出，当地所居大都是多民族杂居形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景云寺在此时也由汉僧大方主持，笔者以为考察须弥山番僧的来源必须将固原须弥山景云寺和甘肃靖远法泉禅寺联系起来，法泉禅寺的番僧桑迦班丹与景云寺的绰吉旺速都是在正统年问分别主持了两座相邻不远，并有历史渊源的两座名寺。既然桑迦班丹为大慈法王弟子，是在法王圆寂後返藏途中主持修缮寺院的，绰吉旺速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他们都是在大慈法王圆寂後来到这一地区的，或许是两人分头主持了两座寺院，虽然当地的史志中没有提及两位番僧的籍贯及其後世的传承，但从须弥山为古代名山古刹的背景、朝廷赐额、颁藏并记其事於实录等礼遇来看，决非普通的番僧，所以，绰吉旺速的继任者竞为後来统辖甘青的赞善王。碑文中出现的宝塔寺、大能仁寺都是明初番僧主持的著名大寺，说明当时在内地的番僧及其寺院相互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番僧在各寺院之间的流动也非常频繁。今日的须弥山除了题记、碑铭之外，尚留有不少藏传佛教的文物遗存。如第五十一窟南耳室窟门西侧力士头像西面阴刻藏文题记一方，现已漫漶不清。松树洼区的第二一窟门楣上方有阴刻藏文题记已无法辨识，仅见pad-ma……rten-ba。圆光寺区的第四十六窟窟门东壁有藏文阴刻题记，隐约可见srong字样，主室中心柱南面龛北周（五五七—五八一） 一佛二菩萨像，中央佛像在明代重装，其风格为典型明初藏式风格。第四十八窟主室西侧龛上有明代藏传壁画残存。北壁亦有壁画残片。中心柱南面龛外有明画藏式千佛。东面龛外两侧亦绘千佛。西面有一铺大的佛与弟子壁画。窟顶有藏式卷草纹。此窟是明代绰吉旺速住持景云寺时大规模重装和彩绘的窟室，都在今天的圆光寺区。桃花洞区的第一O五窟中心柱北壁龛上有明代藏传绘画。须弥山松树洼区第一二一窟为典型喇嘛塔。第一一四窟为明代雕刻的喇嘛塔。估计这些喇嘛塔都建於绰吉旺速与喃噶坚参口口口住持圆光寺时期，即正统与成化年间。
　　明代采用「广行招谕」与「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明史》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籍以化愚俗，弥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软，自阐化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胜数。其徒交错於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犹即谴还。及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当时，在西宁藏僧三刺请建瞿坛寺并乞皇帝赐予寺额之後，此类风气大盛。《明史》又记：「初，西宁番僧三刺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寺於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坛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刺为都纲司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锡以嘉名，且赐敕护持。番僧来者日众。」圆光寺僧正是在番僧朝京祈请寺额供养的潮流中多次前往京师，仅记於实录的有正统七年和正统十三年两次。与其他洮、岷一带原本就是藏区的寺院不同，作为非常古老的汉传寺院的景云寺与法泉禅寺由番僧接管，这一事实本身说明明代藏传佛教势力在内地的渗透。从东汉先零羌居住的逢义山、须弥山唐石门景云寺到宋崇宁年问的番僧党征氏，再到明正统、成化年间的番僧主持，历史在惊人的重复，我们分析圆光寺的历史，就如同翻看汉藏人民交往的历史，正如一滴水折射著太阳的七彩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