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的年代和事迹

菩提达摩的年代和事迹
　　刘 柱
　　菩提达摩到中国的年代，有人以为在武帝之时。他曾与梁武帝见面，互相问答；因机缘不合，北度至魏。(参考《大鉴禅师碑文》、 《旧唐书·神秀传》等)近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胡适文存》三集四)达摩到中国在刘宋亡以前，约当西历470年左右。根据是：
　　(一)(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高僧传》二集本传)既云初达宋境，到中国当在刘宋未亡以前。宋亡在西历479年，可知达摩到中国约在470年左右。
　　(二)释僧副……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严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齐建武年南游扬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萧渊藻出镇蜀部，遂即拂衣附之。……久之还返金陵，……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也。(《高僧传》二集本传)
　　“齐建武为西历494—497。梁普通五年为424。僧副生时当464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岁，已快离开北方了。故依据传文，他从达摩受学当在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西历485—490之间。其时达摩已在北方传道了。”(《菩提达摩考》语)不过我们应当注意传中说僧副“游无远近，裹粮录师。”和“有达摩禅师……循扰严穴。”僧副从达摩受学不见得一定要在北方。
　　根据胡先生的考证，我承认达摩的来华约在刘宋亡以前当西历470年左右。
　　胡适之先生根据这种考证，不承认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我以为尚有未妥，胡先生不承认这故事的根据，可以分为两种。
　　(一)7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8世纪时净觉作《楞伽师资记》，全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事。
　　(二)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
　　《传法记》(已失传)和成都保唐寺无住一派所作
　　的历代《法宝记》。少后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
　　作《大鉴禅师碑》，其中也有“梁氏好作有为，
　　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的叙述(《柳先生集》
　　八)。再后人作传灯诸录，几没有一书不把此种故事加以详细的叙述。故事的演变愈后愈详，达摩见梁武帝的问答，愈后愈深奥。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溶净尽了。(以上是胡先生的意见略述)
　　这两种根据，前者可以说是正面的考证，后者可以说是侧面的证明。今所可疑者是：
　　(一)道宣所作的《菩提达摩传》通共450个字，其中除280余字是叙述达摩的禅学外，只有百六十余字。达摩一生的事迹，这一百多字的传记，绝不能包罗净尽，只能浮泛的叙述这一方面表出了菩提达摩在当时并不受社会上的欢迎和信仰，另一方面又表出了他的禅学到了道宣作僧传的时代，尚不为一般人所注意；同时又充分的代表道宣对达摩一派的禅学之蔑视，所以被称为三祖的僧璨，四祖的道信、道宣都不曾为立传。胡先生也曾说：
　　道宣律师，故他论中推崇僧稠及南岳天台一派而对于达摩一派大有微词。(书《菩提达摩考》后)
　　这话一点也不错。道宣叙述达摩的结局，毫不加思索的用(游化为务，不测于终)。寥寥的八个字敷衍了。正是他对达摩一派有微词的明证。道宣对达摩一派若此，对达摩一派禅师事迹的忽略可以想见。所以就算《达摩传》中不载的事，也不足以证明是后人的伪造。此其一。
　　《达摩传》中多浮泛的叙述，记达摩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而毫无具体的说明。达摩见梁武帝，碰了个大钉子，北度至魏；正是这“乍闻定法，多生讥滂”的事实注解。 《达摩传》正足以证明这故事的确实性，此其二。
　　此外尚有第三点可说的。道宣是佛教徒，对于各宗派虽有偏重的信仰；而尊崇的心情是一致的。对于达摩一派虽有所微词，但并不反对。达摩当时虽遭社会上一般人的反对，道宣给他作传却很客气，仅仅用“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十六个字轻描淡写的叙述下去，而没有一点的具体事实写出，并且还用了“乍闻”二字，以表明达摩的定法并非无据。这是如何委宛的叙述。然而道宣哪知道：他所忌讳写出的故事(达摩遭梁武帝的反对而北上)却成了后来禅宗史上的佳话美谈。
　　由这三点看来，道宣不记载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或是无意的蔑视此宗，忽略叙述；或是因叙述的简略，未明白写出，或是有意的轻轻遮掩。总看起来， 《达摩传》的记载，不足以证明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是后人的伪造，却反足以证明这故事的实在。
　　(二)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记载，也不足以证明这故事的伪造。 《楞伽师资记》是楞伽宗的重要史料(见《论禅宗史的纲领》)，而不是达摩禅宗的重要史料。这宗虽出于达摩，但并不是达摩禅学的正传，乃是达摩禅学的别派。宗派的成立似开始于法冲(详见后节)。这种书只能作为禅宗史的副料，不能作为禅宗的正史。且此书的作成在8世纪时， 《传法记》也“是8世纪的作品”(引《菩提达摩考》语)。同时两种书，一有达摩见梁武帝的记载，一种没有，可以用没记载的证明这故事的假造，怎么不可以用有的证明这故事的实在呢?
　　(三)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愈后愈详，这是文学记叙上的技术之进步。为了使一般人的印象深刻和发生信心，叙述时自然演变的结果。但总起来看，不管这故事的详略如何，故事中达摩反对梁武帝对佛法上的作为是一致的。所谓主体(Mo“f)却始终如一。
　　(梁)武帝迎(达摩)就殿内，问云： “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 “以何无功德?”达摩大师云： “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传法记》见《菩提达摩考》引)。
　　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 “和尚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 “不将一字来。”帝问： “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 “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武帝凡情不晓。乃出国……大师来至魏朝，居嵩山……(《历代法宝记》见《达摩考》引)
　　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柳宗元大鉴禅师碑》)
　　十月一日到金陵。帝问： “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祖云：“并无功德。”帝云： “何得无功德?”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云： “如何是真功德?”祖云： “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帝不领旨。祖于是月潜度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届于洛阳。(《联灯会要》)
　　达摩反对梁武帝有所作为的功德，并且受武帝的排斥而潜江北上魏国，这都是始终一致的。本来神话与宗教有连带的关系，神话籍宗教的信仰方能传授；宗教赖神话的力量才能使人信仰坚固，扩大宗派的势力。当一宗教的开创时，得不到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仰，其势力引不起一般史学家或文人的注意。这宗教史的传授，全赖着这宗教里的一般传教师。教师说法，为了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仰，或欲使人的信仰坚固，于是把教史增加了神话的成分。神话虽依时代的变迁而不同，神话的主体(宗教史的一部分)却永远一致。我们生当其后，要知道这宗教原来的情形和历史，而又找不出当时一般史学家或文人的记载，就全赖着这教师传授下来的宗教神话。依神话对后世所发生的影响和神话中的社会背境，推断这神话发生的时代；然后把神话的成分去掉，就可见到这宗教的原始情形和历史。由《宣和遗事》写出了一部《水浒传》，不能认为梁山泊上的强盗宋江在历史上是根本没有；由唐玄奘的西行求法演变出了一部《西游记》，不能说玄奘的求法是后人的伪造。且伪造宗教故事，本欲证明宗派势力的伟大，或人民热烈的崇拜与信仰。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中，所谓“不称帝情”(《传法记》)“武帝凡情不晓”(《历代法宝记》)，显然是两派宗教信仰的冲突，达摩碰了武帝的钉子，失败了北到魏国。这故事在禅师无伪造的必要。伪造的故事中不应说“不称帝情”；应说武帝如何的佩服，如何的俯侍，如何的强留达摩不让北上，杨街之《洛阳伽兰记》记载道：
　　永宁寺熙平元年(西历516)太后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欢，实是神功。……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516)，火焚于永熙三年(534)，达摩到洛阳应该在西历516年以后。刘宋的灭亡在479，萧梁的建国在503，中间的萧齐建国只占了24年。在梁武帝建国的初期，永宁寺尚没有被胡太后的建立。达摩与梁武帝的见面并没有什么不可能。梁武帝对于佛法很有信仰。他精于成实论，曾注解《大品经》。在天监十一年(512)他曾派遣释僧怀释慧令十位僧人往摄山从僧郎受学三论。三论以后的势力能遍满全国，全是由梁武帝提倡的功劳(参看江总持栖霞寺碑)。他平日除听讲经和看经以外，总是集名僧约20人谈论经义，定其取舍(见《出三藏记集·大品经注序》)。梁武帝这样的提倡佛教，所以“循扰岩穴”的达摩要见他，他要“迎就殿内”。终以脾味不投，一种讲授经论，一种禅教，又互相分离了。相见的年代，我们不能确定，大概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3—519)武帝正提倡三论之时。达摩碰了梁武帝的大钉子，于是潜江北度，约在520左右到了洛阳，瞻礼永宁寺。
　　达摩去世的年代不明，据道宜的《僧传》说他， “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胡适之先生据《僧可传》(一名慧可)中说(《高僧传》二集十九)：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涣。……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
　　证明达摩死于北魏天平(534—537)以前，其时尚没有北齐。北齐开国在550年。今本《续高僧传》传目上作“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这齐字是错误的。今据此证明达摩殁于北魏天平以前，约当西历530年左右，他死时永宁寺尚未被火焚。他的死据《旧唐书·神秀传》的记载：
　　昔后魏未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人南海得禅宗妙法。云， 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悦，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
　　《历代法宝记》亦有达摩六次遇毒，因毒而终的神话(见《胡适文存》三集四)。达摩被后世推为东土禅宗的始祖，而神秀与保唐寺无住一派(《历代法宝记》的作者)又都是此宗的禅师，禅宗人必不妄证其祖死于非命，这种传说大概是可靠的。至于只履西归的神话， 《旧唐书·神秀传》说达摩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只履而已。显然是禅师的伪说，以掩饰其祖被害的原因之手段，且当时社会上对达摩的情形，据道宣《高僧传》说：“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讲授盛行的时代，佛法几为贵族所独占；因他们有时间，且具有学问，能领略经论中的玄理，而一般无知识的平民是不能算数的。所以当时的佛教早巳形成贵族的宗教，有阶级的宗教，成佛做祖乃贵族的特权。寺院变成地主，有不少的农民为他纳税，作他的夫役。寺院用不尽的财产，要：
　　铸黄金为龙，数千两，理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钱。(《南齐书》三八)
　　为了租调的征收，寺院能令农夫：
　　弃子伤生，自缢溺死者五十余人。(《魏书·释老志》)寺院的势力能使人民“行号苍哭，叫诉无所”(同上)。在这样的时代，达摩要“深信含生同一真性”，难怪要受合国的讥谤，难怪不能受梁武帝的欢迎，又哪里能不受人的谋害而遇毒以死呢?就连达摩的传法弟子慧可，他在新邺说法，还不是一样的被道恒禅师“谓是魔语”，还不是一样被人谋害而有断臂的灾难吗?
　　根据以上的考证，总括起来说：菩提达摩在刘宋亡国以前，约当西历470年左右，他已离西域来到了中国，循扰严穴，善明观行。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3—519)，他的学说已得了中国人的信仰，如僧副等；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那时闻武帝深信佛法，遂至梁见武，以冀其学派的发扬。终以机缘未合，不称帝情，乃潜度江北，以游化为务。约在西历520年左右，到了洛阳，瞻礼永宁寺，后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终。
　　原载《佛学月刊》1944年第三卷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