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近代的日本文化：佛教的变革和神道教的勃兴

　　走向近代的日本文化：佛教的变革和神道教的勃兴

　　作者：岛津若寒（录入）
　　转贴自：《世界文化史》（近代卷）

　　２．佛教的变革和神道教的勃兴

　　西学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使日本“在逐渐转向西方寻求新的文化模式方面，提供了从早先的文化权威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证明”。（Ａ·Ｍ·克雷格：《日本：一项综合考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但是，正如海老泽有道所指出的：“基督教在向武断的专制统治者、封建政治家、儒士、佛僧显示其教会的世界性的同时，也显示了不可允许的危险思想。西欧的思想、学问、文化在日本社会成熟以前，已为国家提供了断然禁教的理由。”（海老泽有道：《南蛮学统的研究》，创文社1978年版，第11页。）以禁教和贸易统治为核心，以巩固政权为目的的锁国政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颁布的，尽管它的施行，并没有堵塞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没有使日本“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状态”。

　　事实上，在日本重新统一之际，除了基督教以外，佛教也受到过压制，而且，近世日本的佛教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

　　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以后，曾极大地依赖于室町幕府扶助的佛教势力，特别是京都五山佛寺的影响日益削弱。同时，本身服从于统治势力的佛教界，在战国时期逐渐政治势力化，大寺院纷纷成为封建实体。这，不仅不可避免地使之游离民众生活，而且成为重新统一日本的一大障碍。因此，当织田信长（1534——1582年）迈出统一的第一步时，即将矛头对准了佛教敌对势力。在平息了佛教净土宗的首要寺院石山本愿寺及其追随者的叛乱后，1571年，织田信长又平息了佛教信徒在伊势的长岛发动的叛乱，杀了约2万佛教信徒。同年，他还在对比叡山延历寺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在一场放肆的大屠杀中，信长实际上消灭了古代日本最大的学术和宗教中心。”（H·P·瓦利：《日本文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相反，丰臣秀吉（1536——1598年）则对佛教采取了有力的控制措施。除了剥夺各寺院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外，1595年，他又从天台、真言、日莲、净土、一向等宗派里各抽100名僧侣进行所谓“千佛供养”。这一措施，标志着丰臣秀吉对全国佛教的统治的确立。随后，他又下达了一系列法令、法度，完善这种统治。

　　德川幕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统治，建立了两项重要制度：本末制度和檀家制度。本末制度，即确立各宗派本寺、中本寺、直末寺、孙末寺等上下统属关系。檀家制度是随着幕府强化对基督教的禁教政策而对以前类似制度的强化。所谓的“檀家”意为“施主”。自1640年开始，幕府先后在中央和各藩设立了所谓的“宗门改役”，规定民众在婚姻、旅行、迁徙、担任公职时，必须具有寺院开的证明其是佛寺“施主”，不是基督徒的文书，编制类似于户籍的帐册，使各家各户同寺院建立特定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幕府的规制没有压制佛教的发展。相反，江户时代作为佛教一大特色的各宗派学术机构的设立以及各宗学说明显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因于幕府为统治佛教而制定的各项政策。而且，在统治的同时，幕府要求各宗派开展教学研究。正是在幕府的鼓励下，各宗派相继建立了一些学寮、劝学寮、劝学院等开展教学的机构。但是，既然奖励教学同幕府维持封建统治的政策具有密切关联，那么“扶正驱邪”也就成了一种定例。这种定例在日莲宗、真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宗派中俯拾皆是。

　　另一方面，这种“扶正驱邪”虽然很容易导致教学的定型化，使各宗派难以开展学术交流，但却使宗学内容得以整理并体系化。例如，1764年，净土宗西本愿寺文如宗主命学林的宗学者编纂了《22种邪义问答》。1827年，净土宗东本愿寺派妙音院了祥，也编纂了《异义集》。这种宗学的整理和体系化，为明治以后近代佛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这一时期，佛教各宗派出现了新的共同的倾向，即宗教学说和世俗伦理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同战国时代后成长起来的现世人文主义倾向，以及作为维护幕藩体制理论根据的五伦五常朱子学伦理，是相对应的。并且，这种结合也意味着对儒学者以佛教的非伦理性、非经济性的指责为核心的排佛论的反击。

　　各宗各学的这种结合，大多采用了将佛教的“四恩”（佛教术语，即四种恩德。有二说：1。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和三宝恩；2。父母恩、师长恩、国主恩和施主恩。）、“五戒”、“十善戒”等说教同五伦五常的伦理观点相结合的形式。为了求得同儒教理论的妥协，它和维持、拥护幕藩体制的生活规范是相始终的，并因此而出现了作为自身整肃的“戒律复兴运动”，以及护法思想的发达。

　　檀家制度的实施，虽然使民众同佛教有了密切联系，但这并不意味民众理解并信仰各个宗派的说教。准确的说，大多数民众是通过将佛教的各项礼仪融解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的方式来接受佛教，并使之多样化、普遍化、生活化的。这是江户时代佛教的一大特色。

　　进入近代后，佛教的变化主要通过明治早期、中期、晚期的三个浪潮表现出来，即：废佛毁释和佛教的觉醒，国家主义的抬头和佛教革新运动，近代佛教的形成。

　　废佛毁释（释迦牟尼像）早在江户时期就已开始了思想准备。以林罗山等人为首的儒学者，早在江户时代初期就指出，佛教的遁世解脱的教理有害无益。自江户时代中期，随着国学的勃兴，平田笃胤等为了复兴古神道，进一步提出了“废佛论”。中井竹山、正思考祺等经济学者对佛教进行了非难，他们认为，僧侣的寄生生活是经济上的重负。并且，废佛论者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的攻击，同时还采取具体措施。例如，在天保改革时，水户藩断然废止或合并了一些寺院。萨摩、筋和野等藩也整顿了一些寺院，并开始推行神佛分离。

　　虽然在废佛论出现的同时，佛教方面也发出了护法论，但是，由于佛教厌世、否定的教义与政府富国强兵的宗旨相悖，因此必然要受到排斥。1868年，明治政府下令神佛分离，在神社中扫除一切佛教因素。这一命令，后来演变成了废佛毁释运动。

　　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实施，一些佛教界人士提出了佛教革新理论，如井上圆了撰写了《真理金针》、《佛教活论》；中西牛郎撰写了《宗教革命论》、《宗教大势论》、《佛教大难论》、《新佛教论》，等等。另外，佛教改革运动也日盛一日，如田中智学创立了莲华会，大道长安创立了救世教，奉观世音菩萨为主佛，视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为正经。

　　19世纪末，日本全面进入了近代化轨道。佛教原来的护国即护法观、佛教国益观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佛教内部以原始佛教和镰仓佛教为线索，外部通过和基督教及近代思想的接触，也开始了近代化。佛教近代化的明显特征，就是试图摆脱长期以来同政治权力的结合。1899年，古河勇等结成了“佛教清徒同志会”（后改名为“新佛教同志会”），翌年创办了《新佛教》杂志，以振兴信仰、改善社会、自由探讨、杜绝迷信、否定教团制、独立于政治权力为目标，努力否定旧佛教，树立新佛教。在这种形式下日本佛教进入20世纪。

　　和佛教相比，神道的情况稍有不同。在重视阶级和等级秩序的日本近世封建社会，知足安分和感恩图报被视为第一要义。只要不试图颠覆既成秩序，那么幕藩统治者原则上并不排斥宗教。一般而言，神道中不存在与幕藩权力冲突的要素。在300年国内和平时期，日本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神祗崇拜的思潮，因此，在近世，神道学说的研究，古典的研究，神社的研究较为繁荣，祭祀仪式得以复兴，神道信仰得以培育，神道的习俗，以神社为中心的民间每年例行的节日和活动趋于固定。

　　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对神社级神道采取了消极的保护政策，即对神社政治经济力量的增强保持一定的警戒，对神社施行一定的行政控制，在其不至于威胁自身统治的限度内予以保护。

　　神道没有原始的经典，它的学说是由各种说教构成的，缺乏一种历史性的发展。但是，近世的神道学说仍然包含肯定或否定中世神道两个方面，前者残存于两部神道、山王一实神道、吉田神道、垂加神道，后者则为复古神道所强调。

　　神儒佛融合解释向神儒合一解释的演变，神儒调和，排斥佛教的因素，不仅是近世前半期神道界的特色，同时也是当时普遍开展的儒教研究的结果。神儒一致论，在许多方面参照了大儒林罗山的“神道即王道”的观念，并强调作为祭祀之道的神道和作为政治之道的王道的一致。同时，从人伦道德的意义上将神道视为人道的儒学者也颇为多见。例如，新井白石即明确提出：“神者，人也。”认为人类的神圣者即称为神。

　　当然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倡神佛一致的理论。例如，龙凞近及其《神国决疑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这种理论少有市场，且没有取得明显的发展。

　　儒学神道的集大成者，是和林罗山齐名的大儒山崎闇斋（1618——1682年）。他从《倭姬命世记》中摘取“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中的“垂加”二字，创立了“垂加神道”，并使之成为神道界的一大势力。他的学说的本质是主张神儒一致，具有立足于信仰境地强调“大义名分”的道德倾向，和幕藩体制的基调颇为一致。

　　江户中期以后，作为古学、和学研究的结果，在国学者中出现了复古神道。他们对依赖儒教和佛教解释神道的做法表示了疑问，并试图把握存在于古典的神道的真义。虽然他们在古典中发现的“真义”和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贺茂真渊注重于国民性，本居宣长注重于民族性和真心，平田笃胤从幽冥信仰出发确立了大和魂，但是，在赋予神道以古典的基础、国民的信念、宗教的情操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和以往的神道学说相比，确实是崭新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复古神道为了将儒教的因素逐出神道，虽然对垂加神道为主的儒教神道进行了攻击和批判，可它在许多方面，仍具有和旧神道内在的联系。

　　神道信仰的普及，也是江户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特色和神道的一大特色。这种普及，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藩主的鼓励和学者的宣传。当时会津藩的保科正之、备前藩的池田光政、尾张藩的德川义直、松江藩的松平直政等，均是热心的敬神家。而垂加和复古神道诸家学者，则全部编撰了各种通俗的神道说，致力于对民众进行神道知识的启蒙，为宣传以鹿（春日大社）、太阳（伊势神宫）、鸽子（八幡宫）为象征的《三社托宣抄》，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因此，所谓“通俗神道家”的辈出，也是当时的一大特色。

　　在神道通俗化的同时，久已停止的神道古代祭祀仪式和庆典活动也日趋复活。这种复活在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出现，至江户时代晚期，由于局势的变革，神道的敬神观念和崇祖观念，进一步具有了国家的色彩，并在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成为强化家族血统意识和集团意识的有力工具。

　　进入明治时代后，神道取得了显著发展。1870年1月，明治天皇发出了“大教宣布”的诏书，推进以天皇为中心，以神道的国体观念和国民道德为基础的教化活动，推进立足于作为明治维新指导原理的复古神道的神道国教化。1871年，明治政府又将神社定为7级，神职人员由世袭改为任命，其生活和地位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保障。另外，以前从属于佛教，进行神佛融合性祭祀的神社，由于神道国教化而成为统治机构的末端。佛教因素，在神社中几乎被悉数清除。

　　唯心实施以后，由于复古神道家主导的祭政一致的古代形式和急激的神道国教化，同“一洗旧习，文明开化”的方针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因此在1872年，政府废止了神祗省，新设了教部省，使之成为动员神、佛、民间各个宗教，推进立足于神道国教主义统一的有组织的国民教育化机构，并制定了“敬神爱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三条教则。

　　19世纪90年代后，根据朝野的共同要求，政府承认了信教自由。但是，为了调和将国家神道作为天皇制精神支柱和天皇制国体观宗教基础同信教自由的矛盾，政府采纳了神道非宗教的见解，确立了神道作为国家祭祀的特权地位，并规定各宗教从属于国家神道，不得公然违背国家神道的教义。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第28条规定，只要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臣民义务，允许信教和传教自由。同时，作为祭祀大权保持者，天皇的宗教权威也得以确立。

　　1890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将神格化饿天皇权威视为道德和教育的根本，并强化宣传儒教的忠君爱国思想和父家长制的家族伦理。神道界将“敕语”视为“教典”，积极开展了布教活动。日本国民名义上虽然获得了信教自由，但实际上必须对神社表示崇敬。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神社通过武运长久和战胜的祈愿，急速扩大了同国民生活的关系，并在使国民向天皇和国家表示忠诚，宣传军国主义思想方面起了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