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信仰与吴越佛教（初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韩秉芳
　　印度佛教于两汉之交传入中土，与汉地华夏文明相遇，自然激起碰撞的火花。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者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然而，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这两种不同民族原创性文化，却不是互相绝对的排拒，而是相互趋近、吸纳、融合，即通过特殊的文化“嫁接”过程，终于使外来的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并且能茁壮生长，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中国佛教，足以与中土的儒学、道教相拱相倚。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根成长，持续地发挥作用和长期产生影响，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历代佛教信奉者对这种外来宗教的不断重塑、改造乃至变革有密切关系。在长期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乃是由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发展，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和佛教神祇愈来愈演变得具有中国人认同的形象，如弥勒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本土化，这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主要表现在高僧大德在教义思想和规制的创新改革方面，后者则突出表现在广大佛教信徒们的信仰层面上。
　　如所周知，我国中原佛教并不是从其发源地印度直接传播过来的，而是经由中转站——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中亚）——递传过来的。在这佛教从西到东一路数千里的传布过程中，佛教神祇的造像则随着不断东移的路途，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面孔上的鼻子由高变扁、眼窝由深变浅，同时服饰上也一点一点地向中国样式的方向演化。对此，即使不是佛教造像的专家，只要从新疆的克孜尔佛窟——到敦煌莫高窟——到麦积山石窟——到云岗石窟——到洛阳龙门石窟——再到杭州飞来峰造像，作一番参观考察，就一目了然了！这是中国历代石窟佛像雕凿绘画的民间艺人们（也是信仰者）主观信仰心理所使然，心中所想手中所做，是不可遏止的入乡随俗的大趋势。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文化在异国传播自然而然形成的规律性反应罢！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变，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
　　观世音与妙善三公主
　　在中国，有关观世音菩萨的佛教经典，如《悲华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等，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翻译成汉文。佛经言：观世音菩萨乃转轮王之长子，名不眴，从佛出家修道。不眴对佛言：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赎。若念我，称我名字，我天耳所听，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恼者，我终不成正觉。佛言：观世音菩萨，称名，即时观其声音，皆得解脱。[1]
　　清末国学大师俞樾，见尊信观音菩萨的民众极夥，也对观音菩萨的来历作了追踪考察。他摘录道：
　　过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众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名不眴，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天上普提。”
　　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2]
　　正因为观世音有这样解救众生苦难的大善心，而且只要默祷其名，诵念其声音，皆可得到他及时的救助，脱苦免厄。所以受到佛教信众们最广泛的信仰与崇奉。早在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苦难深重，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就十分普遍。当时，就有很多《应验记》之类的书藉，记述着受难者，因口念观世音，菩萨应声而至，搭救其出离苦难的故事。[3] 同时，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和塑像，在各地寺庙和佛窟中，几乎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凡在南北朝时的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形像皆为男身。
　　按照佛教经典所言，观世音本为男身。但是，当他入佛修道成为佛菩萨之后，则可随时化现为长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优婆夷或童男、童女等三十三种身形。我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以后，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大发展，长安城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观世音的名字，因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为观音。更重要的是，观音逐渐由男身向女身转化。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亲善万方的奇妙神明，似应为女性更为合情合理，即内心里天然地向往着母性关爱的情怀。据传，初唐时南山律师道宣，得到天神所赐的一本《香山大悲菩萨传》里，已经明白地说：观音菩萨原来是庄王的三女儿，妙善修道而成。并且言道：汝州香山寺，就是妙善出家修行，最终修成正果的寺庙。据此，国学大师俞樾判断：观音菩萨为女身，在“唐已盛行”。这位大慈大悲、急人难、救人危的观音菩萨，到了“盛唐”时，依照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需要，终于神秘地完成了向慈眉善目的白衣柔美女子形象的转化。而到了宋代，这一“转化”则普及到了全国。
　　北宋元符二年（1099），翰林学士蒋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一次，蒋之奇出巡，来到本州的龙山香山寺，意外地见到了该寺僧人，呈览的唐代传本《香山大悲菩萨传》。这位文人出身的太守，十分倾慕佛法，见《大悲传》则甚奇之，视为可传世之典。遂于次年，将此本《香山大悲菩萨传》，鸠工勒碑，模刻于香山寺内。且在《大悲传》前，附以蒋之奇之《赞文》。碑首赫然题有“蒋之奇撰”、“蔡京书”。
　　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茶香室丛钞》中，曾援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以见证此事。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4]
　　可以想见，在北宋时由翰林学士蒋某撰文，大书法家蔡京书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隆重地树立在汝州香山寺内，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佛教盛事，定会轰动于一时，远近闻名。尤其在佛教信徒中，必然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吴越的观音信仰
　　——《香山宝卷》的面世
　　吴越地区的佛教，到东晋及南朝时期，得到了大发展。据沈曾植《南朝寺考序》中引《释迦氏谱》言：“东晋偏安一百四载，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有八，可谓侈盛。自宋迄梁，代有增加。”由此，可见南朝佛教盛况。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中，也描绘了这一“盛况”：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吴越地区在隋唐时，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五代时吴越王钱氏父子当政时，佛教更加炽盛，寺庙几遍天下。众所周知，吴越王钱镠好释，遂广造寺庙。到他的后继者钱俶，则更胜一筹，仅佛教宝塔，据说就建了八万四千座！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所建寺庙数量之多，东南佛教之盛。
　　宋代承继东南吴越之繁盛，又未有北方战乱之瘐，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杭州地区也成了佛教最兴盛的中心之一，时有“东南佛国”之称。
　　前节提到：蒋之奇于元符三年（1100）在汝妙香山寺树《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证言观音菩萨乃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一事。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影响。尔后仅四年，即宋崇宁三年（1104），该碑文即已传到杭州，并且由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将“蒋之奇撰、蔡京书”的碑刻，重刻于天竺寺内，以广其事。因此，《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吴越地区更广泛地流传。观音菩萨为慈祥女神，且为庄王之三女儿妙善修化，则已成为世人共识。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言：
　　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亲救父疾。
　　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5]
　　此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者，也有人在“庄王”前加“楚”字者，虽然说法不一，而且将此“国”所处的地域尽量西移，但那目的无非是在显示该《传》真确不伪。可是，不管怎样，这位妙善三公主既然是在汝妙香山寺修道成观音菩萨，就自然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密切的乡土血缘关系，却是无可怀疑之事了。
　　当我们梳理追踪印度佛经中的男身观世音，是如何在传入中土之后，逐渐演变成女性神祇——观音菩萨的过程时，发现天神启示的那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在由唐及宋，由汝州移至杭州的流转变迁中，起着信息载体，这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我国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宝卷——《香山宝卷》，也与这本《香山大悲菩萨传》有着不解之缘！
　　关于这部《香山宝卷》，是否可以确定即是卷首题记所言为“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持有疑惑，认为“题记”属于神话传说，不足作为凭据；有人却径直予以否定，认为纯属伪托，无法置信。[6] 对此，我国最早关注宝卷研究的郑振铎先生，曾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做出如下的评断：
　　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所作。普明于宋崇宁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示而写作此卷，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北平图书馆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7] 我于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残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一册。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钞本。如果《香山宝卷》为宋人作的话不可靠，则“宝卷”二字的被发现于世，当以《销释真空宝卷》和《目连宝卷》为最早的了。[8]
　　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史》中，准确地缕述了宝卷从唐变文演变而来的历史，并颇有远见地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宝卷之已于那时（宋）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宝卷在宋代出笼面世的可能性。只不过对《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受神之示”而编撰，这一具体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怀疑罢了。对郑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远见卓识，本人由衷地表示敬佩，而不象某些学人割断历史，主观地认定，成熟的宝卷要晚到明正德年间才正式出现？！
　　根据《香山宝卷》题记，该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写出来的，时在宋崇宁二年（1103）。考证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的太守蒋之奇，也恰好在崇宁元年（1102）十一月至崇宁二年（1103）十月调任为杭州知府。[9]
　　蒋之奇于崇宁元年来杭州任知府、天竺寺僧普明于崇宁二年撰《香山宝卷》、天竺寺于崇宁三年《香山大悲菩萨传》重刻落成。这三件事依次相继发生，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否。其中必有某种历史的因果机缘在！
　　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考察，《香山宝卷》题记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禅师所谓“受神人之示”，显然是受到汝妙香山寺那本为天神传示，且由太守蒋之奇撰文刻石立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启示而已，其有他哉！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翰林学士蒋之奇。他不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树碑这一善举，还在于他乘崇宁元年（1102）调任自古繁华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别把本人撰文、蔡京书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携带到任所，且将传扬此《大悲传》视为重大功德，散播于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尔后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见碑文大悦，遂发愿把香山寺原碑，重刻于寺内这件大事的发生。同时，可以连带推想，《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故事，也深深感动了该寺中善于讲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禅师。他遂依据该《传》故事，敷衍编撰成流传后世的《香山宝卷》。以上的推理，应属合情合理，可谓是对“神人之示”这一神秘“托词”严丝合缝的解读。
　　至此，我们根据这一珍贵史料的发掘，完全可以将郑振铎先生的“可能性”，更改成“现实性”啦！也就是说，《香山宝卷》题记“宋崇宁二年普明禅师编集”，虽有神秘的“受神人之示”的托词，似神话传说，但那只不过是编撰者为了神圣其《宝卷》的惯常便通手法而已，丝毫不影响该《宝卷》出笼面世于“崇宁二年”的历史真实性。而关于《香山宝卷》面世的具体时间确定为北宋崇宁二年这一判断，也必将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宝卷的研究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香山宝卷》，在佛教界人士又称其为《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它是由文白与七言押韵的诗偈（间有五言、十言）交互叙说组成，没有后来成熟宝卷中常见的三、三、四字组成的十字攒（亦称十字佛）和曲牌，显示出带有宝卷初创时的“胎记”。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香山宝卷》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本，卷首署有“天竺普明禅师编集、江西宝峰禅师流行、梅江智公禅师重修、太源文公法师传录”，出版单位是：“古杭州妙昭庆寺大字经房”。这清楚地证明，它已不是普明编撰的原本了。该《宝卷》经过此后多位禅师的加工，即所谓“流行”、“重修”、“传录”之类，其内容当已经历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故事情节当然更加符合中国普通信众的礼仪、风俗与口味。尽管妙善的父王，是“须弥山之西兴林国国王”，年号为“妙庄”，该国所在地更加模糊难测，但是三公主妙善出家的寺庙，却赫然标明：“初在汝妙龙树县白雀寺”，尔后历经艰难曲折，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的寺庙，则是“惠州澄心县之香山寺”，明确无误地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宝卷》中还演述了妙庄王得了重病，妙善公主全然不计较曾受父王的种种责罚迫害，出于至诚孝心，自愿舍双眼、双手搭救父王，使妙庄王大难不死。而妙善自己也因此受善报，由现手现眼而长出千手千眼来。谓“舍双眼得千眼报，舍双手得千手报”。这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来历。而后世信徒隆重纪念的观音诞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日），皆是妙善出生、出家与成道日相同一致。
　　宋代以后，观世音的传记，屡有人重写，最著名的是元代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之妻管道昇居士所撰《观音菩萨传略》，并镌刻于碣石之上。该《传略》云：
　　观音生西土，讳妙音，妙庄王之季女也。将笄，王以三女觅赘婿。长妙因，次妙缘顺旨，妙音以忤王被贬。后王病疮濒死，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非至亲手眼不可疗。王以二女为至亲，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必可得。”王使臣从仙长求，即自断剜其两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见仙长，果无手眼。吁叩天地，求为完之。于是叙父子之情，极欢。劝王修善，王从之。
　　然而，管夫人的《传略》多在文人学士中传布，远不及《香山宝卷》通俗易懂，情节动人，不仅在善男信女中狂热传颂，并能在平民百姓中流布。所以，《香山宝卷》不胫而走，迅速流向全国。不同版本《香山宝卷》一印再印，抄本更递转传抄，可见社会需要之广。[10] 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宝卷、戏剧、小说、唱本也纷纷面世风行。如《观世音菩萨普渡授记归家宝卷》、《观音送子宝卷》、《观音大士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鱼篮观音宝卷》、《观音十二圆觉》、《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观音十叹宝卷》和《普陀观音宝卷》等。戏剧有《香山记》。小说有《南海观音全传》、《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等。
　　据考，这些宝卷、戏剧、小说，大多出自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而且在吴越地区特别流行宣卷、演唱不衰。
　　传说在唐代时，有一位日本僧人慧谔，从五台山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圣像（当然是女身菩萨像），欲运回日本国供奉。但是，船行到普陀洛伽山海面，受到无数的铁莲花阻遏，寸步难行。于是只得登岛上岸，把观音菩萨留在了普陀山，建一座“不肯去观音院”。从此，浙江舟山群岛上的普陀山，遂逐渐演变为南海观音菩萨的大道场，兴起无数座以观音为中心的佛教寺庙，尔后发展成了全国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供全国信众的朝拜，从而构成吴越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
　　主要由《香山大悲菩萨传》和它的通俗说唱形式的《香山宝卷》广泛流传、深入的影响，几乎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遂使原来佛经中男身的观世音菩萨，演化成妙善三公主在中国的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女身观音，而且进一步幻化为身披白色中式长袍，手拿插有杨柳枝净瓶，美丽慈祥，仪态万方的南海普陀观音大士，受到亿万民众，特别是女性最虔诚的信仰崇奉，甚至不惜跋涉千里，也要赶到普陀山朝拜！实际上，在我国广大群众中，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不次于佛祖释迦牟尼，甚至达到了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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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悲华经》和《妙法莲花经·普门品》
　　[2] 《癸巳类稿》卷十五
　　[3] 晋代谢敷曾作有《光世音应验记》，传于傅缓，后因孙恩之乱散失。傅缓子傅亮追忆七条，再南朝宋人张演又追忆十条，集成《续光世音应验记》。此三书中国久佚，頼日本佛寺发现镰仓时代古写本，始知此书原貌。详见孙昌武《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
　　[4] 《茶香室丛钞》卷十三。
　　[5] 宋朱弁：《曲洧旧闻》。
　　[6] 参见车锡伦《中国最早的宝卷》，认为《香山宝卷》题记只是托词，并无足够的凭据。实际上，宝卷形成没那么早，而要晚近得多。文章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3月版。
　　[7] 判定《销释真空宝卷》为宋或元人抄本，大误！据考证此抄本肯定为明代宝卷无疑。——本文作者
　　[8] 《中国俗文学史》第479页。
　　[9] 转引自《妙善传说》第22页，英杜德桥著，李文彬译。
　　[10] 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和抄本，可谓洋洋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