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坐与座

佛教的坐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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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中国的坐、座有一个由低向高、由规矩向自由变化的过程，而其中佛教文化及由佛教东传随之进入的西方文明也深刻地影响了华夏大地，进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起居、作息习惯，低矮的床、榻逐渐升高，最终定格为挺拔、典雅、独具中国特色的“明式家具”，这其中有文化中心南移的原因，但它的发端则是西方胡文化中高式坐具、高坐姿式对传统礼教的冲击。
　　关键词：坐，座，佛教，
　　作 者：李翎，女，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邮编：110003
　　中国传统的坐姿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跪，古称“跽”，坐时赤脚而跪，臀部压于双脚后跟，上身保持直立，重心放于臀部与脚跟上。按照先秦礼制，这样坐才是合“礼”的，否则为不恭，例如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有“圉人”（养马的人）（图1）、河北满城出土的汉代“长信宫灯”（图2）都是这种坐姿。而我们现在习惯的盘腿大坐、垂足高坐、席地伸腿的“箕坐”在唐朝以前都是不允许的，至少在正式场合不被允许，如在魏晋南北朝时，虽然有了以上各种坐姿，也仅限于非正式场合、非正统人物的特异之举。形成这种有别于西方早在古埃及时就有的垂脚高坐习惯的原因大致有三个，其一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制的出现很早，即在商周时期传统的各项礼制已基本完备，至秦汉时似乎已深入到了人的意识里，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这些礼要求人们做事要谦卑，见同志者要行礼、见长辈者要叩拜、见尊贵者要跪拜，频繁隆重的各种祭天祭祖活动也是以跪拜的形式进行的，因此“跪”逐渐演变成合“礼”的表示谦谦君子风度的标准坐姿，据载：“汉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余庭璧著，杨绳信校注《事物异名校注·事物异名卷下·杂器·床》）。其二中国传统的文章制度形成于三代，而三代时期的文化中心于北方，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在作息的时候以低矮的座具为主，形成“席地而坐”生活方式，同时收敛四肢以长袍覆盖来保持热量。其三是中国传统服饰的缺陷使人们的举止不得不规敛。中国传统的服装是上衣下裳，裳内所谓的裤子实际上是裤管（胫衣）套在腿上以保暧。再以后裤子虽然有了裤腰，但还是无裆，所以要用大裳或加长的衣襟来遮羞（战国、汉流行的曲裾深衣便是源于内裤的无裆，其次才是美的表现）。而坐时自然要双腿合拢，长袍加覆，决不可以门户大开地盘腿散坐或两腿大伸大曲地箕坐，否则一不小心便显得“不恭不敬”了。由于裤子无裆，中国早期典籍中全然没有“骑马”的字眼，只有“乘马”（乘坐马车），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出于军事的考虑而进行了传统军装的改革，从而出现了所谓的“胡服骑射”，正是穿了少数民族的胡服戎装才可以“骑”马作战，说明这种胡服的裤子是有裆的，但是这种有裆的胡服在当时甚至于秦汉也仅限于军队、下层劳动者服用，直到今天我们说起“戎装”这个词所指依然是军装。上层贵族囿于传统的“礼”，是不屑于穿用的，据史记，汉昭帝时（前87——75），大将军霍光专权，上官皇后（霍光外孙女）为了阻止宫女与皇帝亲近，买通医官，以爱护昭帝身体为名，命宫中妇女都穿有裆并在前后系带的“穷裤”，此后，有裆的裤子才由下而上地流行起来，而胡服之真正风糜还要等上几百年，到魏晋南北朝、唐朝才随着佛教对这块土地的征服逐渐地登上大雅之堂，并随之改变了人们起居行坐的作息方式。座具在当时则是席地而坐所籍的各式席子以及低矮的床、榻。床，用于坐卧，《释名》解释床为：“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释榻为：“长狭而卑曰榻”，从形象资料上看，床、榻只有大小而无形制上的区别，《通俗文》注有：“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所以床可与人共坐或卧，而榻为独坐之具，总之这种近地的低式坐具是与“跽”的坐姿相适应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有一张漆木床，床足高19厘米，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上，“主记史”和“主簿”所坐为上面铺有席的榻，从画面上小榻与人物的比例看，足高也不会超过15厘米，早期床、榻形制特点就是比较低矮。
　　佛教中人物的坐姿一般有盘腿坐（跏趺坐）、单盘坐（一腿盘曲，一腿下垂，佛教称“半跏趺坐”）、垂足坐（倚坐），后期（五代宋以后）还有游戏坐。座具以各式莲花座为主，其中束腰莲花座则与唐朝、五代宫廷女子习用的筌笞（或称筌蹄）形制上基本相同。另外常见的便是胡床。胡床是印度、西域一些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座具，以木材为骨，穿绳为面，因此也叫绳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载：“至于坐止，咸用绳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装饰有殊，规矩无异”。从现有的形象资料来看其形制有三种，一类似交椅，民间叫“马扎”（图3），离地较高，适合印度这样湿热国家，开合方便，又适合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事物异名校注》引宋陶谷《清异录·陈设门》所记：“胡床施转关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另一种类似我们古代时用的榻，但比榻高得多类似方凳（图4）。还有一种绳床样式在早期的有关形象资料中不多见，但却与唐代出现、宋明时期流行的灯挂椅、官帽椅在形制上有着直接的联系，为禅僧修禅时所用，所谓“禅者张绳为粗椅而倚之”（《事物异名卷下·杂器·交床》），如敦煌428窟西魏时期的一幅壁画“禅修”中其胡床便是这种有扶手、大靠背的样式（图5）。另外胡床这种以绳结网而成的凹面软座又直接影响到唐、五代宫廷妇女宴乐时成组使用的月牙凳的形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至三国两晋南北朝达到第一个盛期，加之玄学的兴起，社会上的文人、名士在对传统礼教产生了信仰上的动摇之后，进而走向传统的反面。与佛教同时传入的一些外来生活习惯便成为这些敏感人物反传统、标新立异的材料，其中坐姿、座具便是。而首当其冲的是在汉代、三国时限于军旅、游猎时开合方便、止行立落的胡床和坐胡床。下诏“贤勿拘品行”令的曹操，便是一个重才不重礼的人物，他十分喜爱坐胡床，行军打仗随身携带。公元211年，曹操西征受袭击时的情景便是“超（马超）等俺至，公犹坐胡床不起”。至晋南北朝时，“据胡床”则为名流们所喜好。晋名士王恬“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发，神气傲迈”（《世说新语·简傲》），庚亮在武昌时，曾“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而得任乐”（《世说新语·容止》）。又“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世说新语·自新》）。当时的宫中也流行这一新的座具，“贵人富室，必蓄其器”（《晋书·五行志》），且将它与传统的床结合起来一同使用，坐着这样的胡座自然也要胡坐，所以其情形就是“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除了据胡座而胡坐之外，当时反传统反礼教的名流在席地而坐的时候也不再双腿合并规矩谦卑地“跽”了，而改为随意的箕坐，或类似佛教人物中跏趺坐、半跏趺坐的盘腿坐、一腿盘曲一腿随意或支或垂的散坐，其中有裤子加裆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的“任诞”、“简傲”（裤子之所以不是主要的原因是这时的名士及少数民族有裸袒的风俗，如刘伶常常在家脱的一丝不挂，他们以此来表达一种人格的自信，《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所以能够这样坐的大多是一些风流不群的名士。1960年南京西善桥东晋（或刘宋）时代画像砖墓出土了一系列画像砖，其上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和战国时期的荣启期，七贤身穿大衫但已脱落或袒露胸膛，发式天真，虽然都是席地而坐，但坐姿舒展生动，不拘一格，神态高迈洒脱，让我们可以充分领略魏晋名士派的风流（图6）。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也记录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栖逸》记：“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简傲》：“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佛教对世俗文化的影响与世俗对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魏晋时期文人名士很喜欢《维摩诘所说经》，就是源于维摩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风雅脱俗、雄辩智慧，因此在形象的塑造上，维摩诘俨然一世间名士派头。龙门宾阳洞北魏石刻有一铺维摩诘造像，大居士神情萧散，手持麈尾，身穿褒衣博带式大衣，随意地斜倚一晋南北朝时习用的一种靠垫，当时叫做“隐囊”。但这样“垂脚坐胡床”在当时终究为不合礼法的“蛮夷之风”，所以高坐道人与王导谈玄时，“恒偃卧其侧”，当严守礼法的卞望之来后，他“肃然改容”端然而坐。所以，这个时候，胡床、箕坐只限于非正式场合的非正统人物来使用，甚至许多名士在谈玄说虚的时候还是以传统的床、榻、席为主要座具，但坐姿已是不拘一格，有跽有箕有更随意的其它坐姿了。在敦煌428窟西魏壁画上出现的有靠背、有扶手的胡床，由于其与夏风差距太大，暂时还不见人们使用，它改头换面以“栲栳圈椅”的形式出现是在唐、五代。唐代，随着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佛教的传扬再一次达至高潮，与此同时胡文化也以其异域的浪漫风采席卷了中土的男男女女，胡坐胡座不再扭捏于风流人士啸傲山林的非正式场面而渐登大雅之堂。我们在唐代敦煌壁画净土变中看到的“胡舞”、“胡乐”、“胡服”、“胡跪”、“胡坐”正是那个时代生活真实的反映。而同时代的世俗绘画，如仕女画、人物画等题材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坐具虽然还大多保留着箱形壶门结构，但已经向高处发展成为随之而来的桌子的雏形，月牙凳曲线的四脚正是破除了箱式壶门向宋代梁柱式框架结构过渡的一个关键样式。扶手椅、圈椅、靠背椅以及同样具有四脚的柱式方桌、方凳也渐渐普及，随着胡式坐具的大量涌入，更舒适方便的垂足高坐坐姿已不再是偶而得见的和尚所为了，也不必徒羡高坐和尚“卓朗”、“精神渊著”了（《世说新语·赏誉》），男人女人都可以随意据胡座而胡坐。如一直流行不衰的维摩诘的形象，在唐代敦煌103窟壁画中是“须眉奋张”（王伯敏《中国绘画史》）箕坐于高床之上（壶门式）。更多的有关现实生活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腿梁柱式家具，如85窟《楞枷经变·屠房》中屠夫所用都是高腿的大桌子。而人的坐姿，在宗教场面多是胡跪或箕坐。现实生活中则是大大方方的垂足高坐了，并且把佛菩萨的莲花座拿来与战国以来女子薰香取暧的专用竹质坐具薰笼相结合成为所谓的“筌蹄”或“筌台”，“宫廷用于年老大臣，上覆绣帕一方，改名绣墩，妇女使用仍名薰笼。转成腰圆状，则叫‘月牙几子’，……式样名称随时随地不断改变，直到明清用瓷用石头作的……”（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图7）。敦煌西魏壁画上的“靠背扶手”的“床”，在唐代便正式出现，敦煌196窟壁画上，图像虽已残破，但椅子的形制依然可以看清楚。五代时木质椅子已比较中国化了，而于月牙几子上加以靠背的“栲栳圈椅”则是宫廷妇女舒适的坐具。传为南唐周文距所给的《宫中图》很清楚地再现了明代圈椅前身“栲栳圈椅”的样式。唐代以后，佛教开始走着一条世俗化的道路，世俗的坐姿于是反过来影响着佛教中的圣人们，尤其是广为流行的观音菩萨信仰，其造像以极具世俗化意味的优美散淡坐姿而独具魅力。这种样式大致以唐代人物画家周方所创“水月观音”为始，五代宋元时期这种造型更是多起来，其主要特征就是菩萨的坐法，坐时左手支扶台座，左腿自然下垂，右腿撑立，右臂搁置右膝上呈优美随意的“游戏坐”，这在唐代以前佛教人物庄严的造型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坐、坐具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索其中的奥秘对于我们了解佛教文化、本土文化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的着深刻的意义，而且它是如此有趣如此严肃。
　　本文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中国家具史·坐具篇》崔永雪著 明文书局中华民国79年新版
　　《中国工艺美术史纲》 李翎 王孔刚编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