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昭示的虚云和尚一段封尘历史——虚云和尚在福州鼓山传戒照片的年代与史实
照片昭示的虚云和尚一段封尘历史——虚云和尚在福州鼓山传戒照片的年代与史实
厦门大学教授 王荣国
作者简介:王荣国,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虚云和尚是中国近代禅门泰斗,对其研究以往限于资料缺乏而进展甚少。近年来,随着资料的陆续发现,特别是《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的影印出版,为我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虚云和尚与台湾善慧禅师等在福州鼓山传戒的照片被多次刊用,但这幅照片的年代有误,究竟摄于何时,昭示的是怎样的一段历史?本文正是利用上述“佛教期刊文献”资料结合本人在台湾考察搜集到的资料等,作一番探讨。
虚云和尚在鼓山传戒的照片上共7人,分两排,前排3位坐着,后排4位站立。前排正中坐着的是虚云和尚本人,其右边则台湾的善慧禅师,其左边是广东的复仁禅师(见文后附图)。
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先生在其《台湾佛教百年史研究》一书的图版第十三中刊用上述照片,其文字说明为:
“图中(前右一)为‘月眉山派’的江善慧于1924年,首次在鼓山涌泉山传大戒”。
这里先要指出的是“涌泉山”,应是“涌泉寺”之误;“江善慧”即“善慧”禅师,日据时期,台湾僧人多冠俗家之姓。显然,江灿腾先生认为,该照片拍摄于1924年(即民国13年)。①2005年5月19日,由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率领的台湾25个县市诸山长老、大德法师共500多人的“鼓山在台法系参访团”回福州鼓山参礼祖庭。②其时《海峡摄影时报》(福州)为此出版特刊(第21期),也刊登了此照片,其文字说明为:
“1924年,福州鼓山涌泉寺传授三坛大戒,虚云禅师(前排中)担任得戒大和尚,复仁禅师为教授阿阇黎,善慧禅师(前排右一)为羯磨阿阇黎。”③
可见,《海峡摄影时报》关于该照片的年代与上述江灿腾的看法一致。
台湾学者阚正宗在其《台湾佛教一百年》一书虽没有刊用该照片,但其文说:
“一九二四年四月善慧法师被邀聘至福建鼓山涌泉寺任羯摩和尚传授四众戒会,虚云任得戒,复仁任教授。”④
这里的“羯摩和尚”即“羯磨阿阇黎”,“教授”即“教授阿阇黎”。可见,阚正宗先生也认为,1924年台湾的善慧和尚与虚云和尚、复仁法师同时在福州鼓山传授三坛大戒,实际上也等于肯定了那帧照片是1924年拍摄的。笔者认为,这不仅涉及到一帧照片年代的断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牵涉到中国近代佛教史的一段史实,同时牵涉到台湾佛教界与大陆特别是福建佛教界交往的重要历史史实问题。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照片多有题额,以记照相的缘由与时间,该照片被多次刊用,始终未见有题额,从而使那帧照片蒙上扑朔迷离的色彩。要拨开迷雾,必须从考察虚云、善慧、复仁三人的行止入手。
虚云于民国18年(1929年)春住持鼓山。他住持鼓山期间,每年举行春期传戒。然而,民国13年(1924年),虚云尚住持云南华亭山云栖寺,正在该寺举行春期传戒,尚未住持鼓山。而且,笔者披览《虚云法师年谱》未见虚云当年春回鼓山参加传戒的记载。在《年谱》中,虚云说:“予住持云栖后,逢年皆传戒讲经坐香。”⑤而虚云所撰的《具行禅人行业自化记》中说:
“师名日辩,字具行,……民国四年乙卯岁,告假出外参学,至民国九年,余住昆明云栖寺,师回助任种菜职,……不辞劳苦,日种菜园,余菜则送人结缘,不蓄余物,口无多语。及在下院胜因寺种菜,见其密行难得。是年戒期,请为尊证,比丘戒毕,即告假往下院。至三月二十九日,午参后,往胜因寺大殿后晒坪内,自取禾秆数把,披袈裟跏趺坐,左手执引磬,右手敲木鱼,面向西念佛,自放火,……墙外人见内放大火光,进看,不见师。至殿后,见趺坐火灰上不动,衣物如故,惟木鱼磬柄成灰。下人来报,余因初八菩萨戒,不能下山,以书请财政厅长王竹村、水利局长张拙仙,暂代料理。”⑥
可见,云栖寺举行春期传授三坛大戒,“具行禅人”在传戒中任“尊证师”,授比丘戒完,即告假回下院胜因寺,于三月二十九日“午参”后,在胜因寺大殿后晒坪内积“禾秆”自化。当时,虚云在山上的云栖寺,“因初八菩萨戒,不能下山”,修书请王竹村等“暂代料理”其事。又弘西居士所撰的《题具行大师行业自化记》中也说:
“师名日辩,字具行,……师旋参四大名山,各丛林执事见师诚笃,欲留住,皆不许。民国九年间,云公重兴华亭山云栖寺,复回滇。适寺残废,随云公精修苦行。……公令住胜因寺下院,凡筑墙、盖房、种树、植菜、挑石、挖土、洒扫、炊爨,工无一刻之暇,念佛亦无一刻之闲也。……不二年,六时礼诵皆熟,诸经悉能背诵。朝山回,心更开朗……本年戒期,请师为尊证。……戒期圆满之次日,当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午参后,密往殿后自焚,……王竹村居士往觐,形状如生。……化身之夕,云公如感风寒,周身发热,……”⑦
引文中“戒期圆满”当指比丘戒圆满,具行禅人“自化”是在比丘戒圆满的次日即“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午参后”,这与虚云的说法一致。引文中的“云公”指“虚云”。从引文判断,虚云当时在云南华亭山(即碧鸡山)云栖寺。
从虚云为具行禅人自化写了《具行禅人行业自化记》和两首《追悼具行禅人自化身生西记诗》看,“初八菩萨戒”完后,虚云应料理具行禅人“自化”后续的事。⑧又据《虚云年谱》载:
“是年(按:民国13年,1924年)在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五百罗汉,胜因寺大殿。铸大铜佛三尊,修西方殿,塑三圣像等事。春戒期毕,具行禅人自化,予为文记之。”⑨
引文中所说,修缮工程主要在春期传戒之后进行的。因此,虚云不可能于1924年春前往福州鼓山与善慧一同传戒。
再看复仁法师1924年的行踪。据于凌波居士的《复仁法师》说:
复仁“民国十三年(1924年),与同参纯信、纯鉴、常义三人再度返国(引者按:由曼谷返国),结伴朝礼五台山,听戒乘法师讲《楞严经》全部;听讲圆满,往扬州高旻寺参谒来果禅师,入禅堂过冬。”⑩
可见,复仁由曼谷回国朝礼五台并往江苏扬州参学,但没有到福州鼓山。
台湾的善慧和尚是否于民国13年到鼓山参加传戒呢?据晴虚所撰的《善慧禅祖上人传略》说:
善慧于“民国十三年,膺受鼓山涌泉之聘,主持开坛传授大戒……”11
晴虚在此交待的是善慧禅师应邀前往福州鼓山主持传戒(即担任“得戒和尚”,亦称“传戒和尚”)而不是担任“羯磨和尚”,然而其文字简略。但据民国13年(1924年)第3号《南??佛教会会报·杂报》报导:福州鼓山举行春季传戒,善慧应邀担任“开戒和尚”,并于阳历4月22日乘轮船前往。12邀请善慧前往的则是振光老和尚。据《南瀛佛教会会报》第2卷第3号刊登善慧一首诗并序云:
振光大和尚聘为今春戒会,忝列传戒之任。忽忆落发,亦经廿载之纪念,偶题一绝。
二十年前住此山,今朝束钵复归还。
峰峦迭翠仍如旧,对镜嗟余鬓已班〔斑〕。13
序文称“忽忆落发,亦经廿载之纪念”,诗文亦称“二十年前住此山,今朝束钵复归还。”善慧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赴鼓山依景峰披剃的,至民国13年(1924年)正好20年14。可知,1924年是善慧于鼓山落发受戒返回台湾后20年,应鼓振光和尚之聘,重返鼓山,担任传戒大和尚,主持传戒。
2007年7月9日,笔者在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考察,在灵泉寺陈列室发现一件“护戒谍”复印件。谍文称:
“今有常盛,字善昌,台湾台北州基隆郡人,郭氏子,年三十四岁投本郡灵泉寺礼景峰为师,度出家,今年四十岁来山,初四日受沙弥戒,初六日进受比丘戒,初八日圆菩萨大戒。此照。福州鼓山涌泉禅传戒和尚善慧、羯磨觉力、教授德馨……,中华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阳历五月十三号、阴历四月初十日……右牒给付菩萨戒弟子常盛收执为照。”15
由上可知,该“护戒谍”为民国13年甲子(1924年)台湾僧人常盛(字善昌)在鼓山受戒的凭照。此次传戒,台湾善慧禅师任传戒和尚,觉力、德馨分别担任羯磨阿阇黎与教授阿阇黎。证明了晴虚的《善慧禅祖上人传略》所说善慧“受鼓山涌泉之聘,主持开坛传授大戒”是有根据的。从而否定了上述有关善慧于1924年作为“羯磨阿阇黎”与虚云、复仁一同在福州鼓山传戒的说法。
因此,那帧“1924年虚云禅师与复仁禅师、善慧禅师”在福州鼓山传授三坛大戒照片的年代必须重新探讨。
据于凌波所撰的《复仁法师》说:
复仁和尚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至焦山,听仁山法师讲《楞严经》,冬回高旻坐禅。翌年,登苏州灵岩山,亲近妙真法师,入念佛堂念佛,并受妙真法师之请,受职知客。民国二十年(1931年),闻虚云老和尚在鼓山涌泉寺大阐宗风,乃由上海买轮南赴福建,到福州鼓山投依,为虚云老和尚之所器重,请任堂主,嗣升后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因鼓山道粮匮乏,虚云老和尚命他兼为化主,往广东化缘。在广东,得到海仁法师、张寿波居士(即后来出家的观本法师),及青山寺了幻法师三人的热心赞助,法缘甚佳,募得数千圆携回复命,常住大众为之安心办道。虚云老和尚再命他与台湾的善慧和尚,同往南洋筹款,……”16
就是说,虚云住持福州鼓山后,在苏州的复仁“闻虚云老和尚在鼓山涌泉寺大阐宗风”,从上海乘轮船到鼓山依投。复仁在鼓山受到虚云的器重,留在寺中任职。第二年,奉虚云之命到广东化缘,“募得数千圆携回复命”,其时,善慧也在鼓山。至于复仁是否随善慧前往南洋筹款则是另一回事。
有资料表明:善慧于民国22年至23年上半年在鼓山。据《南??佛教》刊登的民国22年“四月十九日”善慧给日人高桥的信中说:他本人将于“十九日午前十时”乘船离开台湾,“往朝鲜并满洲视察佛教”。17善慧在前往朝鲜前,先到日本向有关方面汇报月眉山灵泉寺修建的情况。18善慧到朝鲜后,转向中国的东北“满州”考察,其后前往浙江杭州。19据民国23年第1号《南瀛佛教》刊登善慧的《游鼓山略记》说:有位归依虚云门下的夏寿田先生曾为善慧亲书“(民国22年)十月一日游鼓山大顶峰一偈”(具体引文见后)20。说明,善慧最迟于民国22年(1933年)9月即在鼓山。
民国23年(1934年)第6号的《南瀛佛教》则刊登“鼓山法会盛况”的消息(亦即“鼓山通信”)说:
“一、旧历三月初十起四月初十止,一个月授戒会,从南京京[宝]华山仪式。二、列职传戒、羯磨、教授同阿阇黎德清方丈、善慧和尚、杲修和尚外,引证五名,引赞八名。三、男女戒子壹百八名,远从广东、泉州、台湾、杭州、上海各处。四、每日法堂上堂演习。五、四月八日,特设释尊浴佛大会。六、四月十日圆满,结〔给〕戒牒并写真摄影纪念。”21
“德清”是虚云的内字,时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善慧和尚”即台湾的善慧禅师。“杲修”应是复仁 (亦即复仁禅师)的内字。从引文说:传戒活动是从“旧历三月初十起四月初十止,一个月授戒会,……四月十日圆满,结〔给〕戒牒并写真摄影纪念。”戒期通常是固定的,不会随意更动。据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台湾学者江灿腾、阚正宗、《海峡摄影时报》第21期所说的,虚云于1924年在鼓山传戒时间是错误的。虚云和尚与台湾善慧禅师、广东的复仁禅师在鼓山举行传戒所拍摄的照片,是民国23年(即1934年)农历“四月十日”传戒圆满时所摄的。
总之,通过上述照片年代的探讨,揭示了如下史实:虚云和尚于民国18年(1929年)春住持鼓山,鉴于鼓山道风日下,进行整顿。民国20年,在苏州参学的广东人复仁(杲修)禅师闻虚云在鼓山“大阐宗风”,前来鼓山依投。台湾基隆月眉山的善慧禅师于民国22年(当时台湾尚处在日据时期)由台湾取道日本、朝鲜到国内,在东北考察“满州”佛教、其后在浙江一带弘法,同年下半年驻锡祖庭福州鼓山。其时,夏寿田居士也到鼓山归依于虚云门下,还特地为善慧归亲书“(民国22年)十月一日游鼓山大顶峰一偈”。虚云在鼓山,每年举行春季传戒,传戒制度一改过去鼓山7天(亦说8天)的戒期为一个月的戒期,采用“南京京〔宝〕华仪式”。民国23年(1934年)的春季传戒,虚云自任传戒大和尚,善慧受聘为“羯磨阿阇黎”,复仁受聘为“教授阿阇黎”。另有“引证五名,引赞八名”。传戒活动自农历三月初十起四月初十止,为期一个月。受戒男女戒子108人,来自广东、泉州、台湾、杭州、上海等地。戒期每日上法堂演习。初八日,举行浴佛大会。十日,授戒圆满,向戒子颁发戒牒并摄影纪念。
这是一段“虚云年谱”等书不曾涉及的历史。通过上述照片年代的考证,昭示了虚云和尚一段在鼓山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昭示了一段在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与大陆特别是福州鼓山祖庭之间的密切联系往来的历史。
附 图
上图:福州鼓山涌泉寺传授三坛大戒,虚云禅师(前排中)担任得戒大和尚,复仁禅师为教授阿阇黎,善慧禅师(前排右一)为羯磨阿阇黎。①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图版第18页,第13图。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3月初版二刷。②台湾“中国佛教会”2005年度《扩大工作会报纪录》,台湾“中国佛教会”秘书处谨制,2005年5月19日。引者按:此会在福州市西湖酒店二楼举行。又《鼓山在台法系参访团团员名册》,台湾“中国佛教会”,2005年印制。③福州《海峡摄影时报》2005年21期特刊,第40页。
④阚正宗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6页。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1月。⑤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第66页。
⑥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第59-60页。
⑦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第60-61页。
⑧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第59-60页。
⑨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第59页。
⑩于凌波《复仁法师》。佛缘信息www.foyuan.net;又参见《香港佛教》,第159期。11《灵泉禅寺创建沿革简史》第14页。财团法人台湾省基隆市灵泉禅寺编印,2005年1月1日。12《杂报·理事江善慧氏之旅行大陆》,《南瀛佛教会会报》第2卷第3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13《南瀛佛教会会报·诗选》第2卷第3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本。14有关善慧和尚出家有不同的说法,似以1904年说比较合理。
15据笔者于2007年7月9日参访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时所拍摄的照片。
16于凌波《复仁法师》,佛缘资讯www.foyuan.net;又参见《香港佛教》,第159期。17《南瀛佛教》第11卷第5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本。18《南瀛佛教》第11卷第6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本。19《善慧和尚近况》《南瀛佛教·杂报》第11卷第12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本。20《游鼓山略记》(善慧和尚来稿),《南瀛佛教》第12卷第1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本。21《南瀛佛教》第12卷第6号,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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