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汉传佛教述论

晚清民国汉传佛教述论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 李尚全】
　　汉传佛教自隋唐时代形成以后，经过唐宋时期的重新整合，在明朝中后期开始振兴，但自雍正时代开始，日趋没落，到戊戌变法运动时，更是面临着将要灭亡的厄运。在如此严重的形势下，宁波天童寺的敬安禅师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居士成为晚清汉传佛教复兴的双璧。在民国时期的三十八年里，又出现了太虚大师主导的新僧伽与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先生主导的学术佛教和虚云老和尚、印光法师、谛闲法师、圆瑛法师为代表的长老僧伽的互动，终于使汉传佛教在民国时期得以重兴。
　　汉传佛教经唐武宗灭佛之后，日趋衰落。明清以来，退居到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地区，尤以江浙沪地区最为昌盛。本文拟将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汉传佛教作一些反思，在叙述的基调上提出一些管见，就正于方家及同仁。
　　一、经忏与兴学：晚清民初汉传佛教衰微的主因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筛选，到隋唐时代具有中国特色八大宗的出现，标志着汉传佛教的形成。笔者在《汉传佛教概论》一书里，从教、理、行、证四个方面将汉传佛教判释为唯教的天台宗、华严宗，唯理的三论宗和唯识宗，唯行的律宗，唯证的禅宗、净土宗和密宗。
　　汉传佛教形成之后，在唐末和两宋时期又进行了一次重新组合，南方和北方的汉传佛教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地区性的差异。所谓的相同之处，就是禅净合 流的修证方法，而差别在于，南方教宗天台，北方教宗华严。
　　到了元代，中国领土急剧扩张，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入主北部中国，汉传佛 教地理紧缩到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到明万历年间，汉传佛教八大宗， 宗宗有龙象，出现了中兴气象，正如印光法师所说：
　　明季垂中，诸宗悉衰。万历以来，勃然蔚兴。贤首则莲池、雪浪，大振圆宗。天台则幽溪、藕益，力宏观道。禅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遍天下。洞山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律宗则慧云中兴，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而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藕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所不多见。虽不及唐宋盛时，亦可谓佛日重辉矣。
　　这种中兴气象，一直延续到了清朝雍正时代之后，汉传佛教再次由中兴趋于衰败，对此，印光法师作了如下的评论：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在当时高人林立，似乎有益。而世宗以大权乘愿，建中立极，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制拣魔辩异录》八卷，四册，系吾友子任氏，乞食京师，于书肆中得之，送于杨仁山，令寄东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内。想此书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试一读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学识文章，当顿高十倍矣。呜呼，盛哉！世宗实为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其君如此，则宰官僧侣，概可知矣。迨至高庙以后，哲人日希，愚夫日多。加以频经兵燹，则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从兹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虽不少，识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扬大教，普利群生耶？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
　　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制度，传统的说法是始于唐天宝六年（747），但日本学者，提出质疑，根据文献资料《续日本纪》，认为日本在养老四年（720）“始授僧尼公验”的“公验”就是度牒。所谓的度牒，郭朋解释说：
　　它原是出家僧人的一种“身份证”。有此证件的僧人，才是“官度”，才有合法的出家身份（否则，便是“私度”，不合法）。
　　度牒的获得，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取。这是唐代在科举考试制度选拔文官之外推行的一种选拔汉传佛教僧人的制度，保证了汉传佛教僧人的质量，有利于汉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但自从雍正皇帝废除了这种汉传佛教的“科学制度” （度牒制度）之后，用所谓的“护戒牒”来代替，从此开了汉传佛教“滥收徒”的先河，给汉传佛教界带来了“乱象”、“滥传戒”、“滥建庙”的三滥现象，标志着汉传佛教进入名副其实的“末法时代”，白衣弘扬佛教，僧人忙着赶经忏，为糊口而忙碌，使汉传佛教蜕变为“死人佛教”。
　　就在汉传佛教蜕变为“死人佛教”的同时，晚清爆发了一场由基督教化了的农民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把佛教当作崇拜偶像的外教加以彻底摧残，江南佛教寺院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幸存的微乎其微。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西化了的士大夫又掀起刷新清朝政治的戊戌变法运动，张之洞乘机抛出《劝学篇》，掀起了第一次“庙产兴学”运动，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现代教育通过兴学普及与深人民众，属于传统宗教文化的汉传佛教遂陷于衰微。
　　二、置于死地后生：清末复兴汉传佛教的双璧
　　面对汹涌澎湃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清末出现了复兴汉传佛教的双璧，这就是宁波天童寺的敬安禅师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居士。这一僧一俗成为清末汉传佛教复兴的两面旗帜。
　　1．敬安禅师的僧教育举措
　　宁波天童寺方丈和尚敬安禅师，自号“八指头陀”，是晚清汉传佛教界著名 的苦行僧，他在1877年“烧残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又以禅诗震动晚清 诗坛，正如王广西所说：
　　中国近代的禅师至八指头陀而达于顶峰。在他之前，虽有诗人参禅而未得禅定三昧；在他之后，“五四”新文学兴起，诗歌与佛学宣告分离。所以，八指头陀是中国近代擅写禅诗的第一大手笔，同时又是最后一位以禅诗名家的诗人。
　　宁波天童寺为临济一脉名刹，历来住持多有能诗者，诗风传承不绝，自成体系。八指头陀继主天童后，夏讲冬禅，弘法卫教，重振宗风，他又以自己的创作成就，把明末以来的天童诗风推向了高峰。
　　头陀曾自言：“得句曾鸣夜半钟，一生心血在诗中”，又言“未能成佛果，且自作诗仙”。头陀的一生，不仅以深湛的禅语和弘法卫教的业绩实现了一代名僧的自我价值，而且以诗与禅的完善结合实现了一代名诗人的自我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八指头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他在近代佛教史和近代诗歌史上的双重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其实，敬安禅师在晚清佛教史上重要地位的凸显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张之洞于1898年掀起的“庙产兴学”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时期的西化潮流之中。《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的作者对这场佛教浩劫运动是这样描述的：
　　20世纪初年，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风潮，走投无路的清统治者为激发传统士大夫的卫道精神，维护思想统治，其对策之一是没收部分佛、道庙产以兴儒学。此举一出，令佛学佛教界大为震惊，章太炎、释曼殊等先后撰文对倡儒反佛者予以驳斥。由于清廷依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保护外国宗教，致使一些面临冲击而无能为力的僧侣转而乞求来华外国僧人保护寺产。如日本僧人伊藤贤道等乘机来华，以保护佛教为名，诱引中国僧寺受其保护，杭州等地即有30余座寺庙归投日本净土真宗之本愿寺，遇事则由日本领事馆出面维护。为此，当时中国佛教领袖敬安上书申辩并提出抗议，促使清政府下令保护佛教，并由学部（相当于教育部）颁行章程，准许各省、府、县设僧教育会，凡僧众自行办学者，庙产可保全。浙东30 余寺因而与日僧解约，事态稍稍平息。
　　显然，是时代造就了像敬安禅师这样调适汉传佛教由士农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弄潮儿。为什么唯独敬安禅师才能担当此重任呢？究其原因，窃以为，敬安禅师的作诗天赋，使他成为震动晚清诗坛的大腕诗人，以诗交友，形成与士大夫交际的社会网络，成为在佛教生死存亡关头护教的本钱。据王广西的研究，敬安禅师的诗友遍布晚清民初社会各界，兹录王氏的记载如下，以资参考：
　　头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渐露诗名，与王？？运、吴雁舟、陈三立、邓辅纶、杨度、夏剑丞、易顺鼎、樊增祥、郑孝胥、俞明震、吴彦复、郑文焯、杨恩寿、章太炎、王先谦、叶德辉等名士，乃至日本诗人冈千仞时相往还，多有唱酬，后以《白梅诗》震动诗坛，人称“白梅和尚”；又曾以“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寒江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林声阒无人，清溪鉴孤影”三句得“三影和尚”之名，被王？？运等推为近代方外工吟咏者之“巨擘”。
　　在中国传统的士农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不像今天的工商社会这样功利，往往是以咏诗、弹琴、下棋、书画等超功利的手段为交际方式。敬安禅师的赋诗天才已在前面有所论述，现在就他的书法艺术略为提及，以说明佛寺僧人与士大夫是如何连络沟通的。太虚大师是这样评价敬安禅师精湛的书法艺术的：
　　书法奇拙，顾能无俗气，自喻以画篆倒薤，湘绮嘲之为仓颉前人。
　　能咏诗而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就能上士大夫的“因特网”，这是中国士农社会的交际语言。我们不妨举一例敬安禅师挽救辛亥革命志士的历史实事，来窥视一下敬安禅师在晚清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据《太虚大师年谱》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时栖云以革命嫌疑，陷吴江狱。（太虚）大师恳奘老，为求寄老向苏抚（寄老诗友）疏解，因得开脱。
　　文中的“寄老”是对敬安禅师的尊称。敬安禅师，字寄禅。寄老能把一名犯了推翻清王朝的“大逆不道”的死囚向“苏抚疏解，因得开脱”，可以想到敬安禅师在晚清士大夫中的脸面是很大的。
　　基于上述，敬安禅师在中兴了被太平天国运动摧毁的宁波天童寺并传承该寺的法脉以后，以他的诗人天赋，与晚清士大夫的“因特网”连接上了，调适汉传佛教和世俗社会的关系，树起僧教育大旗，使宁波天童寺成为清末汉传佛教复兴的基地，与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居士佛 教相呼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