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章经》真伪述评——纪念中国汉传佛教2000年

内容提要：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经典是《四十二章经》，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史久远、史记的更改，引起了后代人的怀疑。《四十二章经》是不是真的就是东汉时期的译本，对于这个问题海内外学者早已提出疑问，并且众说纷纭、各不相同。为了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本文将查阅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和高僧大德的著作，从中进行详细的推论和判断，然后结合事实情况再进行逻辑推理而总结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法。认为现存本《四十二章经》是后人在汉译本的基础上润色而成的，确定为对《四十二章经》真伪的评定。将这一见解在“纪念中国汉传佛教2000年”纪念活动这样一个“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特殊时刻，以供各界佛学爱好者参考。
　　作者理净法师，中国佛学院讲师。
　　佛教虽诞生于印度，但能够使佛教发扬光大广泛传播却在中国神州大地。自佛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今已有整整2000年的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风情、民间艺术、道德修养、哲学思想、科技发明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年的发展和变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于今年3月份，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中国佛教2000年资讯工作座谈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共同确定1998年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这是一次“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历史性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将促使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全面了解中国佛教两千年来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可了解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也可更加了解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广阔前景。
　　虽然佛教初传的记实确定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将“伊存授经”之说确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但有确切的历史文字记载实为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依据是西域沙门迦叶摩腾所翻译的《四十二章经》。这是佛教界一致所公认的，但近代一些史学家考证认为《四十二章经》并非佛教初传的经典。对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皆不一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本文将对近代一些史学家考证的结果做一个总结，从中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供佛学爱好者参考。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真伪有很多种说法，这里总结为以下四种主要代表说法：一是佛教传统的说法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佛教传入中国翻译最早的一部佛经；二是史学家考证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晋代以后中国人所伪造；三是佛学理论家研究认为《四十二章经》有两种译本，汉译本早己失传，今所流通者为吴支谦所译；四是近代一些佛教史学家有新的说法，认为今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经》是后人在汉泽本的基础上润色而成。其次还有很多说法，这里就再不一一举说。从以上四种主要的代表说法来看，都各有其道理，但却都不能使人完全心服口服。相比较之下，前三种说法各有偏见，第四种说法较为有可能。究竟那一种说法更有理由和符合客观事实，本文将一一加以评述。
　　一、佛教传统的说法
　　自佛教东传以来，有历史记载可考者，为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派人西域求法，抄写《四十二章经》并迎请摩腾、竺法兰等外国僧人到洛阳，将《四十二章经》敬献于汉明帝以佑皇恩浩荡、国泰民安。因此，这《四十二章经》也就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也就把这一传说载入史册。这就为传统的佛教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使传说成为历史事实。（所以为传说者，是因为当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关于《四十二章经》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后汉《牟子理惑论》。今人认为此书是伪造，因此《四十二章经》的翻译也就成了传说。）
　　在《牟子理惑论》中说：“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1］牟子与支谦大略是同时代的人，作者这里所指的《四十二章经》当然不可能是指支谦所译的本子，而应该是在此之前的汉译本子，这就说明汉末时期的人对此经己经非常崇敬。在梁僧《续撰失译杂经录》的自序中云：“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域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2］此是僧在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又撰此《经录》，说明道安当时并没有将所有的经典全部收进他的《综理众经目录》。梁《高僧传》又这样记载：“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3］另外，还有《佛祖统纪》、《出三藏记集》、《广弘明集》、《历代三宝纪》、《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等对本经的翻译都有记载，这些大量的历史事实都说明《四十二章经》是汉代的译本，为佛教初传最早翻译的经典。已经被传统的佛教接受和确定。
　　《历代三宝纪》记载云：“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摄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道安录无。出旧录及朱士行汉录。僧《出三藏记集》又载。”［4］《三宝纪》的记载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四十二章经》本来是从外国经典中抄录出来的，如果说汉代以后又有人重译此经者，请问原本从何而来，不可能无有原本而能译出此经；第二、说明《四十二章经》原本出自大众部，为了使世俗之人更加明白，用中国传统的“孝经”的形式抄出。所以经文的内容很象中国传统“孝经”的文体，而不象外国经文翻译的文体；第三、道安《经录》无此经者，是因为道安此时已经迁居南方，当时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经典全部收录完。这说明道安治学严谨，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决不收入《经录》，并不能说此经不存在；第四、说明道安的《经录》不是最早的《目录》，在道安之前已有支敏度的《旧录》和朱士行的《汉录》；第五、说明后来的大多数记载皆是录自《旧录》。这就是说传统的说法大同小异，是有他的必然性。可是如果仅一面之见就认为此经是后人伪造，总有些不符合事实，我们应从逻辑、史记等各方面去探讨和研究，才能找到更加确切、合理的答案。不仅历代“史记”确定此经是汉译无疑，就连近代一些高僧大德也如此坚信无疑。比如，近代佛学大家周叔迦先生说：
　　有人以为此经文词华茂，不类汉代所译诸经的古拙，疑是晋人伪造，或后人所译。有人以为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有孙吴支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是迦叶摩腾译本的重译，于是认为现存本是吴支谦译本。考印度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极易碎破，不耐翻检。所以师资授受都是口耳相传，全凭背诵记忆。这《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就所记忆的《阿含经》背诵出四十二章。译者笔受其意，写成此经以供汉明帝阅览的，未必是依文直译。此经既是迦叶摩腾以意诵出《阿含经》的节要，西域未必有此选本，支谦从何而得梵本重译。［5］
　　任继愈先生也说：
　　《四十二章经》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是辑录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它相当于“佛教概要”一类的入门书。在汉地社会佛教刚流行的时候抄回这种佛经也是可以理解的。［6］
　　汤用彤先生也说：
　　《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老庄玄理，虽其所陈，朴质平实，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于汉代道术相合。［7］
　　隆莲法师也说：
　　《历代三宝纪》引《旧录》明说：“本是外国经抄”，《出三藏记集》也说本经见于《旧录》。《旧录》为晋成帝时（326——342）支敏度所作，约与道安同时，当出于翻译，而且流行很早，在安世高译经以前，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说明佛教基本修道的经典，似乎是很合理的。也就因为它是最早的一部汉译佛经，文字简短而又包含了佛教修道纲领，所以直到现在客观存在仍为佛教徒重视的典籍。［8］
　　以上这些皆是佛教当代的高僧大德和佛学大家，都是在佛学理论上有杰出造诣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代表近代的佛学研究成果。尽管《四十二章经》被确认为是佛教最初翻译的经典有些不够百分之百的准确，可是必定也有它一定的理由和大量的事实依据，不能全说成是传说而已。当然，对于不足之处应给予完善和补充。
　　二、主张后人伪造的说法
　　认为《四十二章经》是后人伪造的说法始见于近代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考证认为《四十二章经》为后人伪造。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者、文体华茂、流畅，非汉代文体；二者、道安《经录》所不记载；三者、语体为仿“孝经”语体，非梵文翻译语体；四者、从内容上看，与晋代所译《法句经》大致相同；五者、本经最早记载见于《理惑论》，此书亦疑为伪造。这些所谓的史学考证家，大多看重于文字证据，但却忽视了事实和逻辑推理。仅凭己见而断定此经是伪造，这理由是不够充足的。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最早对此经提出怀疑的是梁启超先生，著《四十二章经辩伪》说：
　　质而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著作家中求之。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9］
　　梁先生认为此经是“撰本而非译本”者，理由并不充分，所提三个条件与此经并无多大关系。一者、《四十二章经》是小乘思想，与大乘的输入没有关系。《四十二章经》的每一章皆是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比丘僧，并没有提到菩萨名或菩萨行法，怎能说是大乘思想；二者、《四十二章经》的精神有些讲孝敬父母师长、自尊自爱思想，与老庄的谈“玄”并无多大关系。因此本经并不是在讲调和释道的思想；三者、佛经文字本来就非常优美，再说并非东汉文体都是生涩，与《四十二章经》并称为“佛遗教三经”的《八大人觉经》是东汉安世高所译，其文字也很优美、华茂。怎么能说《四十二章经》文字优美就是后人伪造。因此梁启超先生仅从文体和内容上推定此经为后人伪造，很显然这一条理由是不够充足的。
　　黄忏华先生依据梁启超的说法也认定此经是中国人伪造。他认为道安所著《综理众经目录》是最早的经录而不载此经，所以必是后人所作。在《中国佛教史》中说：
　　此经非自梵本译出，故有谓佛教东渐，实以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为最初。佛教自月氏方面，渐次流到民间。而如《四十二章经》实后人之伪作。而伪作之年代，在道安（东晋）以后，僧（齐梁）以前。以客观存在录缺此经，而《三藏记》则记载竺摩腾译写此经始末，且有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说也。［10］
　　黄忏华认为此经为后人伪造的主要原因是：一者、道安《经录》所不录此经；二者、僧《三藏记》则记载此经，古经应先出；三者、内容简洁，非译自梵本，而应是汉人所撰。前面已说过，道安《经录》所不录者，不能说明无此经，而只能说明当时道安法师没有亲眼见到此经而已。《三藏记》所载是录自支敏度的《旧录》，因为在道安之前已有《旧录》，说明道安《经录》不是最早的“经录”，不存在古经晚出的问题。至于内容和文体就更加不能说明此经不是梵本译出而是后人所撰。
　　就连现代著名佛学家吕DA49先生和杜继文先生也认为此经是后人伪造。吕先生在他的《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四十二章经》之为经抄，并非印度现成的结构，而是从一种汉译《法句经》随意抄出来的，所以显得凌乱、疏漏，毫无印度著述所常有的精严风格。
　　至于从汉译《法句经》抄出《四十二章经》的年代，这可从经录上找到线索，《四十二章经》最早的记载见于“旧录”。……由此限定《四十二章经》抄出的最低年代不得迟于支录著成之年，即成帝末年（公元342年）。又关于汉明求法故事的最初记载，见于王浮《老子化胡经》中，但此书并没有提到《四十二章经》，经抄当在后出，所以它最上的年限不能超过惠帝末年（公元306年）。［11］
　　在吕DA49先生看来《四十二章经》是抄自于吴支谦所译的《法句经》是无有疑问的。在他所著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说：
　　我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而是一种经抄。就内容看，是抄自《法句经》，我们对出来的有二十八章，占全经的三分之二。我们认定此经是东晋初抄出的。其理由：（一）此经最初见于东晋成帝时的《支敏度录》，所以应在此录之前；（二）在惠帝时佛道之争论，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经》，说佛教是假造诸经，但未提到《四十二章经》的名字，可见当时尚无此经，否则王浮决不会目睹这一所谓初传佛典而不加以攻击。［12］
　　吕DA49先生之所以认定此经为东晋人抄出者，理由主要是《四十二章经》的内容与《法句经》完全相同者有二十八章，占了全部经文的三分之二。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四十二章经》本来就抄自于小乘经典《阿含经》，而《法句经》也是译自于《阿含》小乘经典，当然从内容上看有可能完全相同，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另外，他还认为《四十二章经》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支敏度《旧录》，而汉末王浮所造《老子化胡经》却没有提到《四十二章经》的名字。正好《法句经》东晋时刚好译出，所以确定为东晋人从《法句经》中抄出。至于说因为《老子化胡经》中没有提到《四十二章经》的名字，就认定此经必定在此之后抄出者，正好说明此经不是伪造，与《老子化胡经》同时代的牟子《理惑论》却有“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于是遣使者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云云”的记载。所以《老子化胡经》没有提者是因为《四十二章》不是伪造，这难道不是非常合理的吗？
　　这里我们再来看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著名史学家钅兼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中说：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形成，诸学者见解不一，但在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的上疏中，已看到和《四十二章经》的一节内容相似的文章，因而其原稿也许是后汉末至三国之间写成的。……不管怎样，《四十二章经》可能是东晋时代创作的。在《四十二章经》中有几处引用了三国时代以后的经文，因而此经写作的年限当然不是后汉、三国时代，而是东晋以后。若再确定年代，则可推定为齐末梁初（公元500年前后）在江南完成的，于是梁慧皎便把《四十二章经》的译者当做摄摩腾和竺法兰了。［13］
　　钅兼田茂雄还在本书中列引了三、四十年代日本史学家对《四十二章经》的观点和研究。如境野黄洋说：“形成于南北朝初期、刘宋中期”（《中国佛教史研究》，共立社，1930年，第11页）；常盘大定认为：“必须把《四十二章经》的出现年代放在东晋初期前后”（《中国佛教研究》第49页）；松本文三郎认为：“《经序》作于高齐时代，所以《四十二章经》作为一部经典而形成的时代是齐末梁初（公元500年前后）”（《四十二章经形成年代考》，见《东方学报》京都，第十四册第一分册，1943年10月，第36页）；望月信亨认为：“其年代应该约在苻秦以后。假如，‘死想’之说果然依据《大智度论》，那末《四十二章经》的译成必须推迟到姚秦弘始七年（公元405年）以后”（《佛教经典形成史》，法藏馆，1940年，第388--389页）。
　　从日本学者的角度来说《四十二章经》是中国人所作，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一者、日本人只主重于证据，而忽略了事实；二者、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毕竟了解有限；三者，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总带有偏见，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所以对《四十二章经》抱有怀疑态度，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作为中国人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应以诚实的态度去研究和考证，而不应该只从偏面单一的去认定一种文化的对与错，这样评定一种文化是不正确的。我们真正要知道和了解一种文化，就应该全方面去学习和深入研究，然后再去正确评断，才符合逻辑推理和思维辩证。
　　三、主张有两个译本的说法
　　《四十二章经》在一些学者看来，确实有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因此就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前面对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说法进行了评述，现在再对认为有两个译本的说法做以评述。《四十二章经》在今天的有些人看来既不象是梵文译本，又不同意说成是后人伪造，于是便认为可能有两个译本。即汉译本可能已经佚失，今仅存的只是后来又重译的本子。其依据是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别录）记载有吴支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便认为支谦又重译了此经，即今天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经》本子。
　　主张有二译的主要有近代学者，汤用彤和胡适先生。汤先生在他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四十二章经考证》一文中说：
　　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此经，固有二译。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
　　至于支谦所译，则长房所记如下：“《四十二章经》一卷，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据此则刘宋时，《四十二章经》犹存二译。汉译文句，想极朴质。而支谦所译，“则文义允正，辞句可观”。……则摩腾译经为一大事，因遂误以支谦所出即是汉译，流传至今，因袭未改。
　　《四十二章经》汉晋之间有不同译本，……甚可置信。译出既不只一次，则其源出西土，非中华所造。［14］
　　汤先生认为《四十二章经》汉译本，应该“文辞朴质”。而今现存本，“文字优美，辞句可观”，所以说现存本非汉译经人所能为。由此确定《四十二章经》有二译本，汉译本早已佚失，而现存本定为支谦所译。
　　现代史学考证家胡适先生赞同汤先生的观点，认为现今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经》是吴支谦所译。著有《四十二章经考》一文，胡先生认为：
　　我相信汤锡予（即汤用彤）先生之说大致不误，所以我不怀疑《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也不怀疑现存之本为支谦改译本。
　　我们看长房所引《别录》记支谦《四十二章经》的话，应注意两点：第一、《别录》明说此是“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少异。”可见《别录》作者实见此经有“小异”的两个本子。其一他定为后汉译；其一他定为支谦译。第二、《别录》明说支谦译本“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这又可见他所认为后汉译本必是文辞比较朴素简陋的本子。
　　汤先生认为现存之本即是支谦本，我很赞同；费长房已疑心他所得的支谦译经“或正前译多梵语者”，今本“四十二章”确可当“文义允正，辞句可观”之赞辞，可定为支谦改译之本。［15］
　　胡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史学考证家，赞同近代佛学大家汤用彤先生的说法，确定《四十二章经》固本有二译，认为《别录》所说：“此是第二出，与摩腾小异”者是说明有两个译本，汉译本因文辞简陋、朴质难读而早已佚失，现存本“文义允正，辞句可观”定是支谦重译本。
　　总结以上两位学者对《四十二章经》的主张，可以看出确实有汉译本，不同于前面诸位所主张的《四十二章经》纯属后人伪造的说法。可是，虽然主张曾经有过汉译本，但从今天所流通的本子的文体和内容来看，汉译本早已佚失，今所存本子为吴支谦所译，好象比较符合事实。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和探讨一下，不难看出也是矛盾的。因为既然承认有汉译本，并且已确定为是一种外国“经抄”，说明不可能有一个《四十二章经》的原文梵本。那么，吴支谦重译《四十二章经》是依据什么为原本。如果说没有原本而译者，则不能说是重译，应是自己撰写；如果依其它经典为原本，则不能说是《四十二章经》的重译。所以说认为现存本是支谦重译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从理论上讲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决不会有两个译本，只能有一个汉译本。
　　四、主张汉译本经后人润色的说法
　　除了上面三种主张之外，还有近代人研究的新的成果和更加合理的说法。我们既然相信有汉译本子，又承认现存本子确实有些与汉代文体不相合。就一定有新的出路和合理的事实，于是认为汉译的本子逐渐被后人加以润色和完善，才形成今天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经》的译本。持这种说法的人主要有当代高僧印顺法师和其学生郭朋先生，以及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印顺法师著有《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一文专门陈述关于《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印顺法师认为：
　　一般流通的《四十二章经》是宋守遂所传的，经过禅宗大德糅合了禅家的辞句，所以曾引起近代学者的误会，认为充满禅宗色彩的《四十二章经》是晚出的伪经。其实别有《四十二章经》古本，编在《宋藏》与《丽藏》。［16］
　　这说明今天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经》是经过禅宗大德润色了的本子，而不是原本《四十二章经》。也说明了《四十二章经》的本子不止一个。虽然现存本不能说是原本，但却也不能说是后人伪造。关于支谦重译之说，印顺法师认为：
　　支谦是一位汉化的月氏人，他对于汉支谶译的《首椤严经》、《道行般若》，吴维祗难译的《法句经》等都曾加以文辞的修润。《四十二章经》的支谦再译，也许就是文义上的修润。［17］
　　这说明支谦重译只是在原本上的文字、辞句、内容上加以修饰而已，并没有离开原本去再重译一本。这种说法也许让人更容易接受，不至于说脱离事实，矛盾重重。
　　郭朋先生早年师从印顺法师学习佛学，也是现代著名佛学家，对于关系着佛教初传的《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观点：
　　《四十二章经》中有儒、道两家的内容，表明儒、道两家的思想，已渗进到这部早期佛经里，而又有不少大乘甚至禅宗的货色，则又表明了这部基本上属于小乘的佛经，确实已叠经后人窜改过！……当然，尽管《四十二章经》叠经窜改，但归根结柢，它仍不失为汉代的一部早期佛经，这当是勿庸置疑的。［18］
　　这是郭先生的见解，他引用了汤用彤先生的《四十二章经考证》一文中的“……可知《四十二章经》之修加，必是唐以后宗门、教下之妄人，依据当日流行之旨趣，以彰大其服膺之宗义。而此经亦不只增改过一次，不必即出于一派一人手也。”这说明《四十二章经》已经不止一次或一人修改，而是多次修改。但原文仍不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汉译经典，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
　　另外还有一位近代学者陈垣先生，他也认为《四十二章经》现存本是经过后人修改的。在《关于四十二章经》一文中说：
　　根据史料遂得以下之标准：（一）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二）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佛参用。（三）东晋至宋，则纯用佛。依此标准遂有以下之断定：（一）后汉有译经可信，后汉有《四十二章经》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二）襄楷所引为汉译佚经可信，襄楷所引为汉译之《四十二章经》亦或可信。襄楷所引为即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则绝对不可信。［19］
　　陈先生所言则说明《四十二章经》确实有汉译本，否定了认为后人伪造的说法。但如果说现存本就是汉译本，这种说法也一样是不符合事实，是绝对不可信的。这也就是说《四十二章经》只有一个汉译本，但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不同时代的修改。如此看来，这种说法是比较合理，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结论
　　综合以上四种说法，对今天流通的《四十二章经》的真伪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了。本文认为第四种说法比较合理，赞同“汉译本经后人润色”的说法。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者、持传统说法认为现存本就是汉译本的说法，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无论从文体、辞句、内容等多方面看都参进了很多后代人的思想和文章体裁，与汉代文体有明显的不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二者、主张根本没有汉译本，纯属后人自己伪造成的说法，当然是无话可说的否定。如果说此经纯属后人所撰，那佛教初传的时间也被否定了。如果确定佛教初传的确切时间是汉哀帝元寿年间，那么到汉明帝派人求法从西域抄出这样一部比较简单，而又有概括性的佛教经典带回中原是理所当然的，从理论上讲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这部《四十二章经》也就是表示佛教初传的象征。三者、主张有两个译本的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可是，如果详细推断、探讨还是不合情理。因为如果说只从文体和内容上推断有两个译本者，《四十二章经》的内容与汉代道家的方术非常相合，文体更加与汉代所译其它经典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支谦有重译本而认定有两个译本者，假如汉译本已失，支谦依何而重译（《四十二章经》只是一种经抄，非单行本。）。所以《四十二章经》有两个译本也是不合理的；四者、《四十二章经》是一种外国经抄，文体生涩、难读不宜流传，后人（吴支谦）加以修饰、补充也是有可能的。由此可说，我们从各方面加以探讨和推断《四十二章经》只有一个汉译本，但今天现存的本子很可能经后人润色修改而成。这种说法可能会比较符合逻辑推理和思维辩证。
　　《四十二章经》作为佛教初传的代表象征，在今天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特殊时期，本文对一直被学者们争论的《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提出来做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佛教传入中国已整整2000年了，已经与中国的古老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水乳相融。可是，对于象征佛教初传的《四十二章经》人们却众说纷纭、各说己见，这将意谓着什么？在这“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特殊时刻，谨以本文呈予广大佛学爱好者供以参考和指正。做为对“纪念中国佛教汉传2000年”纪念活动的敬贺和纪念。在此我希望这次纪念活动能引导教界、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佛教文化的重视和“实是求是”的客观研究；同时也诚挚的祝愿中国佛教能够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际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大正藏》卷52，4a。
　　［2］《出三藏记集》卷3，《大正藏》卷55，21a。
　　［3］《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322a。
　　［4］《历代三宝记》卷5，《大正藏》卷49，55a。
　　［5］《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集，118页，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
　　［6］《中国佛教史》卷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7］《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31页，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
　　［8］《中国佛教》第4册，7页，知识出版社，1989年。
　　［9］《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1］，51页，大乘文化出版社，台北，1978年。
　　［10］《中国佛教史》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11］［12］《中国佛学源流略讲》21页、276页，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
　　［13］《简明中国佛教史》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4］同上［7］。
　　［15］同上［9］1页。
　　［16］、［17］同上［9］85页。
　　［18］《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卷，6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之《陈垣集》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