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戒幢佛学研究所的未来
在国外求学多年,偶尔也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时常有充当翻译的机会。国外友人经常以某某教授、博士、研究员、硕士及讲师等头衔作自我介绍,相比较而然,不管有多少中国出家人在埸,他们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以‘某某法师’作自我介绍。诚然在中国的古代,欲获得‘某某法师’这一荣誉并不容易,然而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教育体系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大型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我们的出家人别无选择,而只能以‘某某法师’来作自我介绍,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应引起人们的沉思!
俗话说,冰冷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今天中国佛教的现状也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佛教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只能用多灾多难来描述;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潮逐步兴起,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佛教也不例外;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发展,以文化大革命为其顶峰,传统文化遭到彻底的否定,佛教因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九八零年,鉴真大和尚像得以顺利地回国探亲,这一活动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全面恢复。二十年来,中国佛教顺利地走过了落实政策、修复寺院、解决寺院管理和加强寺院管理等四个过程。一九九二年一月,在上海招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及时提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兴办佛教教育、提高四众素质的策略,抓住这攸关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力图予以解决。在赵朴初会长之再三强调培养人才为佛教头等大事的呼吁下,全国佛教界纷纷集中人力和物力兴办教育。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四十多所佛教院校,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人才,初步解决了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为绍隆佛种、弘法利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佛教教育的现状,学诚法师总结为一少二小三低:少,佛教院校培养出来的学僧数量少,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小,是院校规模小,学院校投入小;低,是生源素质普遍比较低,教学素质低,教学质量低。总而言之,佛教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无法与社会大学教育接轨,更谈不上与国际佛学研究接轨了。因此以“某某法师”作自我介绍本身或多或少反映了目前中国佛教的弱点-佛教教育体制尚待完善,佛学研究水平尚未达到国际水准。
综观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近百年来,佛教研究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后成立了十所佛教大学。后起之秀的台湾地区甚至己拥有五所自己的佛教大学。此外韩国、泰国、斯里兰卡和缅甸都有自己的佛教大学,并授予相应的学位。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历史并不悠久,只有短短的一百年,然而发展速度之惊人,其研究成果之丰富,不得不令东方学者刮目相看。相比较而言,自古以来号称佛教大国的中国,本有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可今天连系统的佛教教育体系尚待建立,更谈不上办佛教大学了。长此以往,跟不上时代发展之潮流是小事,中国佛教在国际性佛教舞台上的影响力及生存空间也许会越来越小,这无疑对继承和发扬国际友好交流这一佛教的优良传统是一大挑战,更不利于正法久住。
时值新世纪之始,为了贯彻赵会长“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的指示,在目前创办中国佛教大学因缘尚不具足的情况,西园戒幢律寺创办的“戒幢佛学研究”,是提升当今佛教教育水准切实可行的步骤。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新成立的“戒幢佛学研究所”。换而言之,创办一个研究所固然不易,但要办好它却很难。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共同探讨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出路。把佛教教育与佛教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可见人们对佛教教育重视在程度。
很显然,现有的佛教院校的办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借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佛教化世导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按照目前佛学院的现行教育体制,就显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识之士纷纷从佛教的教育思想、教制、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师资上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佛教教育质量,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想法,对当今佛教教育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实情况来,各个佛学院现状之改观并不大,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明显,目前各佛教院校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原因出在哪儿呢?我个人以为,这不仅仅是办学的技术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本文在对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就如何打破旧框框,突破旧格局,采用新思维和新构思,创办一所不仅能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而且能提高四众素质的研究所进行探讨。
一、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
长期以来,佛教界内部办教育一直被如下两个保守陈旧的办学指导思想所困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人为的制造佛学研究与信仰的对立;
2、以八宗为纲的办学模式严重地制约了佛教教育的现代化。
现在到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1—1、佛学研究是学佛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得读佛学院时,利用假期外出参学,偶尔也会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比如,听说是读佛学院的学僧,有极少数寺便不给挂单,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读佛学院的学僧大多不好好修行。到国外读后,有时也会有人问,“你们算是从事佛学研究了,还虽要修行吗?”学佛的人研究佛学是否有点不务正业?这些问题产生的根原是没有处理好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强调修行的出家人士认为“学佛”与“佛学”有本质的区别。学佛是效佛所行、修佛所证的行为。他们多讨厌知解,轻视学术研究,视之为形式化,认为只是在佛教的名相上做游戏。另一方面,不少学术研究人员又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对佛学与学佛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正确认识与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办要好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前提之一。
诚然,研究佛学并不等于学佛,但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确有其互动关系。首先,佛学研究是学佛的一个组成部分。佛陀把学佛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佛学研究应为前两个步骤-闻与思,这是每个出家人都必须实践的。换而言之,学佛以闻思为开端,以修为行动,以悟领正真的佛法为目的。
其次,佛学研究是进入佛门的方便之一。因众生的根机不同决定了学佛的切入点也有千差万别。总的说来,引导众生进入佛门的方便有二,其一由信而入,然便是解、行和证;另一类众生则由研究佛学,由闻、思而理解起信修行。由信入佛法大海故然直截了当,固然是好,但易迷、易退。换句话话,由信而入,入门容易持久难;由理而入,入门难,但一但进入,不迷、不退、能持久。正因为如此,佛陀特强调解理,而非肓信。中国古人常说的肓修瞎练,其意就在于此。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不同的人,研究佛学的要求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运用一般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法,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弄清其来龙去脉;有人把研究佛法作为终极目标。以上的方法与目的虽不究竟或彻底,但通过这样的佛学研究,能帮助学佛之人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自有其功用与值价,因此其努力理应得到肯定与认同。更重畏的是无论是教界还是学术界,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佛教的各种现象,就能帮励人们了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形式的佛教盛衰之因,通过对各种文言经文的研究,也许会帮助学佛者透过某些名相,穷达其佛法之真实义,依之而修证,这才是研究佛法的最终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讲,身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我以为,不仅要虚心向所有学有专长的佛教者和专家学习请教,而且应该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树立严谨的佛学研究学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佛法之真谛。这是学佛者应有的心胸与情怀!
1—2、突破八宗为纲的办学老套路
五年前,我在斯里兰卡的学习暂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佛学院正缺少老师,白光法师打算请我到佛学院去讲课,但很快就被否绝了,其理由很简单,“他懂什幺呢?他能教什幺呢?”当时我心中真有点悲凉-在斯里兰卡呆了八年,也算一直接受正规大学的训练,学位也算拿了几个,最后没有人问我这幺多年学了什幺,能贡献点什幺,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否定一切。如果要给这种思维模式加注的话,那就是:八宗之外没有佛法。这种八宗为纲的佛教教育模式起源于唐代,经过历史的弘扬,已根深柢固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在中古时期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八大宗派的出现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佛教的一种表现形态。
二、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办学新思维
要办好戒幢佛学研究所,所先必须处理好继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应理突破八宗为纲的教学模式,以适合当今实际情况的课题研究来带动研究所的办学。
2-1、处理好继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继承“要求我们深入经藏,对古德们的学修心得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与整理,找出适合当今现实世界的佛法精神之所在;所谓”发展“,即是把这种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模式,协助政府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安定。继承与改革,好比一个鸟儿的两个趐膀,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若无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只谈继承,而无发展,便无法面对现实,适应当代的需要。如果它的发展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佛法就会受到威胁,如自十一、二世纪开始,由于印度佛教发展为左道密教、印度教之逐渐复兴,及回教侵入印度,而使佛教消灭殆尽,仅孟加拉一带,仍保有些许佛教存在。十五世纪马来半岛爪哇佛教覆亡、南洋之佛教圈、西域佛教之消失,外教入侵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佛教的表现形式,即教化民众的方法是否也有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之处?
我们要继承什幺?我以为有两方面值得我们去继承:1、佛陀菩提树下悟的法;2、佛教的优良传统。
(1)佛陀菩提树下悟的法
一般人认为,所谓佛法,从广义而言,包含一切法、宇宙万有;从狭义而言,多指佛陀所说之教法,包括各种教理及教义等。
然而从严格义意上讲,这种说法还有值得商讨之处。问题的关键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悟’的法与此后四十五年所‘说’的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集在大正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并非佛法本,《圆觉经》称之为标月指,”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称之为筏,是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法,而非佛陀菩提树下所悟之心法本身。佛教通常把佛陀引导众生领悟佛法之方法形容为”法门“,共有八万四千种(即八万四千法门)。
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因为真正的佛法必须是通过直觉而悟来,而非用语言来描述。它的传承只能是以心印心。因此释尊于灵鹫山登座,当其拈华默然之际,大众俱不解其意,唯独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当众宣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佛教通常把佛陀以心印心传给摩诃迦叶之法称之为真如、如如、如实、法界、法性、实际、实相、如来藏、法身、佛性、自性清净身、一心、不思议界。太虚大师称之为宇宙万法之实实相,是常住真理(太虚大师语)。印顺导师说,”法性、法住、法界‘,就是有本然性、安定性,普遍性的正法。这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遍一切法的正法。大而器界,小而微尘,内而身心,一切的一切’都契合于正法,不出于正法,“
总而言之,真正的佛法是不受时、空的限制;超乎国界、种族、地域、文化、历史之种种时空差别相;无外来与与本土之分别,其特点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见《心经》),因此不存在什幺发展。它微妙难明,言语道断,”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因此根本无法从理论上来进行研究或定量分析,只能通过直觉去领悟它。
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悟之无上胜深之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功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佛陀将教法授予弟子,弟子们辗转传至后世,所结集之经、律、论三藏内容,教导众生如何剖释宇宙现象、人生真相,示导如何解脱以达究竟安乐之法门。这是”佛教“一词的本意。
根据众生的根性、地域的分割、化文背景的差异等,两千五百多年来,佛陀和弟子们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方法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
如果把佛法比譬成水,那幺盛水的容器便如同根机的众生。如果我们把无形无相的水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水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容器形状,称之为一怀水、一碗水、一瓶热水、一壶水等;同样,众生的根机如同容器,大小形状不一,在对机施教、契理契机的教化原则下,佛陀和弟子们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方法亦有种种不同,诸如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五位百法等八万四千法门。所有这一切都是佛法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非佛法本身。
当水在不同的气温之下会呈现出气体的水蒸汽、液体水、固体的冰等;同样随着时间的变化,佛教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诸如:佛灭后约五百年内(佛灭后一百年起至公元一世纪),原始佛教分裂为二十部,部派佛教因此而得名。在以后的六百年中(到了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大乘佛教急遽发展,大乘分中观、瑜伽二大学派。在最后的六百年中(至十三世纪),印度密教由成立而兴盛。佛教在同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呈现出多采多姿的变化。
当水中溶入红、绿、蓝、黄等不同的颜色时,水也随之呈相应的颜色,被分别称之为红水、绿水、蓝水、黄水等。同样,当佛法遇到不同的文化时,经过相互吸收与融合后,便呈现出带有不同文化色彩的佛教,因而在中国,佛教有十三宗、八宗之别;在日本,佛教的表现形式又与中国不同,最具日本特色的佛教表现形式有平安初期真言宗、鐮仓时期之后的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新创立的阿含宗等;在朝鲜半岛,佛教于佛教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传入后,与当地习俗相融合后,便渐渐脱离中国佛教表现形式,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表现形式,如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并无关连;在西藏,印度密教由寂护、莲华生、阿提沙等相继传入西藏后,结合西藏的文化,而表现为宁玛派、甘丹派、迦尔居派、萨迦派等。
水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或不同的环境之下被称之为井水、泉水、池水、塘水、溪水、河水、湖水、江水、海洋之水等;同样,佛教在不同的地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南传、北传与藏传佛教,还有西域佛教、西方佛教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水的表现形式因容器、气温、颜色、地理位置等而有千变万化,水的本质相同,从无任何变化。同样,两千五百年来,因众生的根机、时空的变化、文化风习的差异,佛法的表现形式可谓千变万化,纷繁复杂、高深莫测,然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正如《妙法莲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佛知见...示众生佛之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换而言之,无论表现佛法的形式千变万化,但目的只有一个,令众生闻法后,“究竟皆得一切种智。”《妙法莲华经》称之为‘一佛乘’,这种法是永恒的真理,它是无法通过研究或学习而获得,只能通过领悟去体验它。换句话说,在对机施教的原理之下,同样一个法,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千变万化、多采多姿的。如“有漏皆苦"是三法印之一,但如何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让众生了解这个”法",就必须因人因事而有不同的解释。如劳病、伤寒等疾病对古人来讲是至命的,可今天由于科技的发达,这些病已不再那幺可怕了,然而今天的癌症、爱滋病、疯牛病等病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洪水、大火在古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今天比洪水、大火更可怕的有核辐射、温室效应等;生意清淡会让古人烦闷,而今天股票的下跌会让无数股民寝食不安,痛苦万分。因此,要想使今人了解生命的痛苦,如果仍照本宣科,只讲三苦、八苦、无量诸苦等名相,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必须选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熟悉的事例来讲生命的痛苦,才能引起人们的认同。尽管表现形式不一,内容不同,但目的或效果是同一个,唤起人们了知“有漏皆苦"这一法印。
同样未来佛学研究的方向,我以为,通过对某种形态的佛教进行研究,找出形式背后所要表达的精神来,然后研究这一佛是否对今天的社会有益,如何才能把这一佛法灵活地运用到当代人的生活中法,这也应该是我们佛学研究所将来研究的任务与指导方针。
三、如何发展
在认真研究之后,我们必须清楚志白明,因受时空的限制,古德在理解一经、一论或某一教意时或多式少带有时代烙印,因此对各家不同的意见应持有严格的批判精神,采用分析、归纳,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其本意。这是佛学研究的第二步。
最后一步是发展,即是把这种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模式,协助政府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安定。继承与发展,好比一个鸟儿的两个趐膀,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若无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只谈继承,而无发展,便无法面对现实,适应当代的需要。
如偷盗一戒,偷盗戒是依据当时摩揭陀的法律而制定的,五马砂加,杀头;今天必须依今天的刑法...
3—1、以课题研究带动办学
古代的佛陀、孔子、柏拉图黑格尔等都有一批人围绕某个专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后,就一定能出成果。
近百年来,本世纪初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开研究之先河,前者由欧阳竟无所创,其重点是唯识学,其门下有丘虚明、王恩洋、吕澄等人;后者为太虚大师所创,门下有印顺、法尊等人,虽强调八宗平等,但其重点仍在般若。以纯哲学纯思想对佛教进行研究的有熊十力(唯识学),东方美、唐君毅(华严)、牟宗三(天台),胡适以史学来研究禅宗史。以上学者但因缺乏文献学的基础,其研究成果很难在国际上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为国际学者所重视的中国佛教学者有林藜光(以文献学研究的《正法念处经)》)、巴宙(W。Pacho,精通于梵文与巴利文)和法尊(精通藏文)。总的来讲,中国杰出的佛教学者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其学术研究达到国际水平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佛学研究不但不能贬低,而是应受到重视。学术研究的价值应该受到肯定,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吸取日本和西方学者佛学研究的成果。目前佛学研究有成就者大多为两大体系,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这说明创办佛教大学或研究所是推动佛学研究极其重要的步骤,它可以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与气氛,使学术研究更有系统与延续性。
今天,学界佛学研究很活跃,有海派、京派、科派北大派等等;而教界研究佛学太少,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要使戒幢佛学研究所有所成,必须走课题研究之路.
a、编写佛教图书目录,建立最具权威性的佛教图书馆
成功之要素:(1)人材,(2)关系-中佛协,(3)专家指导,学科带头人,(4)技术(5)社会需求,(6)成效-培养了人,服务社会,有利于学者,推动佛教弘法等。
b、寺院管理
1、整理古今寺院管理制度的史资,并进行定量分析。
2、找出适合当代的寺院管理经验
采取”三分离"的原则,即决策权、行政管理权和监控权分离;在组织上实现“四化",即民主化、学修一体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等特色.
(1)民主化
僧团制度由佛陀亲手制定,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集会议事制度。在寺院中实行方丈责任制,恢复古老而具有生命力的羯磨﹑布萨制度,增强每位僧众的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民主管理寺院。
(2)学修一体化
”海南僧团“本身既是一个教团,也是一个学院,寺院生活学院化,学院生活丛林化。真正做到学修一体化。
(3)专业化
”海南僧团“可建立内明组﹑古典文学组﹑弘法组﹑修持组﹑寺院管理组﹑接待组﹑文物组﹑园林组﹑宗教政策组等,每位僧人可根据自身的特长参加不同的小组,通过一定时期的培训,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
(4)制度化
当今佛教界戒律松驰,律制不振,管理混乱,我们理应效法古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制定出既严格又民主﹑既能体现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僧团管理制度,使僧团的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c、教科书之编写
d、其它
强调内明:为了继承传统,理应鼓励学生深入经藏,对各宗各派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整理。
适应当代,开设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的社会哲学、佛教与现代化、寺院管理学、佛教经济学、佛教艺术、佛教音乐、佛教绘画、佛教雕塑、佛教史、宗教政策、佛教文化、佛教心理学、佛教教育、佛教的社会哲学、佛教与当今社会、八大宗派等。
我们若能打破旧框框,突破旧格局,采用新思维和新构思,就有可能把戒幢佛学研究所办成一所不仅能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而且能提高四众素质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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