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僧伽生活

一、中国僧伽的生活
　　佛教僧人的生活，是依著「四依法」的原则，所谓四依法是：(一)常乞食；(二)穿粪扫衣；(三)住树下；(四)陈弃药。因此，出家人依行乞过日子，身穿粪扫衣，坐卧树荫下，只用陈弃药。如果佛教徒要捐赠给僧团和比丘个人，仍可以收下使用，依佛陀的看法，居士们相信施舍或捐赠，可让自己得到福报，为了不让对方失望，也不必拒不接受。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首先是它剃发染衣、割爱辞亲的作风，与中国固有的伦常及孝顺的美德冲突，再来便是劳动生产的问题。印土戒律里规定比丘要以乞食为生，不得垦土掘地，以免杀死地下的生物，所以比丘不能自行耕种，连挖地、种树、种菜也被禁止。而中国古来社会重视劳动生产，很难接受一个群体可以与尘世脱离，可以不尽军事义务、不受王权监管，于是便讥嫌不从事生产的比丘是「乞丐」、「流浪汉」、「寄生虫」。这样的讥嫌使比丘无法获得生存空间，既
　　没有生存空间，弘法度生还谈得上吗？
　　在衣服方面，戒律规定每位比丘最多只能拥有三衣，那是在印度气候下的衣著，到了中国，三衣怎够抵御寒风？而且偏袒右肩露出臂膀，根本不被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接受，在当时的汉朝，袒露出左或右的胳臂，还是一种有罪的刑罚。如此，在中国寒冷的气候及大社会文化使然下，僧人衣著转变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僧人立足社会弘法的开端！
　　关于住的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已有了高度的建筑艺术，当初接待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的地方，就是后来号称中国第一座佛寺的白马寺前身──鸿胪寺，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的僧人就已住进寺院。又因气候的关系，住在树下亦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
　　中国僧人为了适应中国的风土民情，以佛制的「随方毗尼」作为教导原则，调整僧伽的生活方式。于是中国的僧人不向人乞食而自行耕作，自给自足。从马祖道一禅师以下，开创出农禅的丛林制度，一千多年来，影响著整个东亚地区僧人的生活。
　　不但饮食、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衣服也从只有法服的形式，增加了常服的样式，使得三衣由御寒、蔽体的实用功能，转变成只有在佛事、法会等隆重仪式中才穿著的功能，而常服却在中国俗服的影响下逐渐转变，在唐朝时还曾与俗服混同，使得义净大师感慨地说：「所有著用并皆乖仪。　。。。。　只支偏衫裤之流，大圣亲遮。」而今日僧人所穿的罗汉褂、短褂之类还是民国以来改良过的，可见中国僧衣依然是一种「活」的服装。　　审视过去中国僧伽生活方式改变的历程，它可说是佛教中国化最现实的基础，而在二十世纪末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佛教如何现代化？僧人的生活是否仍要主张农禅方式？这是现代僧伽不能不思考且接受挑战的课题。
　　二、农耕、素食、禅僧
　　饮食，是生物维系色身的要件之一。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如果能吃饱穿暖后，最好还能吃得好，穿出地位；对出家僧人而言，要能专心办道，首先也是必须安顿色身，但佛陀教导比丘将食物视为「药」，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滋养色身，长养慧命，不可恣意贪食。
　　原始佛教时的僧人以乞食为生，在律藏中关于「食」的规定非常多，都是佛陀依著当时的情境而加以制定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民情风俗，中国僧人食物的来源、形式与内容，就产生了另一番新的风貌。
　　◎农禅生活　自耕自食
　　佛世时，比丘们身披袈裟，手持著钵，四处乞食游化，只有在雨季里，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此时不再出外托钵。对僧人而言，「乞食」蕴涵著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是降伏骄慢，不贪美味，毫无选择，专心修道；另一方面则是藉著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给予布施种福田、说法的机会。所以，乞食是僧人的正命，垦土掘地、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
　　佛教初传中土，中国沙门仍然坚守著佛陀的遗教，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四○五年)道恒的〈释驳论〉中指出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
　　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
　　在中国的文化里，「乞讨」是卑贱的行为，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僧人乞食，被视为「不事劳作，不事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寺院又位处偏远，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自南北朝以降，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不再直接布施饮食；相对地，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以便自给自足。
　　到唐朝时，马祖大师创建丛林，百丈禅师立下清规，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僧人开始过著「昼而农、夜而禅」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不渝的信念。
　　◎菜根香，佛门悲心长
　　比之原始佛教的饮食，中国佛教最突显的是「素食」。在佛世时，僧人既是乞食，居士供养什么，比丘就接受什么，因此佛陀并未禁止僧人食肉，除了象肉、马肉、龙肉、人肉不得吃，其余肉类，只要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三净肉)，皆可接受(见四分律)。
　　而大乘佛教是严禁肉食的，〈梵网经菩萨戒本〉即指出「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涅槃经〉中也说「食肉者，断大慈种」。以慈心戒杀素食，正是悲悯众生、长养大乘慈悲的表现。
　　中国僧人素食也和笃信大乘佛教的梁武帝有莫大的关系。公元五一一年梁武帝召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并以法令公告，违者严惩。由于帝王的推动，加上中国寺院自耕自食，广大的庄园提供素食来源，这项教团改革，收到极大的成效，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僧团仍坚行素食。
　　以往的寺院经济普遍贫困，加以僧人勤俭，腌酱特多，每日斋饭，除中午一餐吃饭外，多半食粥，佐以陈年腌菜。现今台湾拜经济成长之福，僧人的饮食也随著转变，诸如素食人口快速增多，素食馆相继设立，素食制成品种类多样化了。近几年更刮起回归自然之风，清淡的生食、素食自然成了新时代的宠儿，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它已渐渐脱离了宗教的素食了。
　　◎二时过堂　食存五观
　　「过堂」，也是中国丛林中特有的仪制，它在僧伽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午斋的过堂，是出家人五堂功课中的两堂。
　　当云板响起，大众搭衣鱼贯进入五观堂，依序就坐，向上问讯后维那起腔，大众齐唱「供养偈」，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面对充饥养身的食物时，僧人再度提醒自己，不忘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追随先圣先贤。早斋唱「粥有十利，饶益行人，果报无边，究竟常乐。　」午斋则唱「三德六味，供佛及僧。。。。　若饭食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法喜充满。」
　　接著维那师呼僧跋后，大众便开始用斋。丛林过堂多使用碗盘，少数寺院使用钵，碗盘皆有一定位置，不得恣意摆放，添汤加菜由行堂服务，也不得出声、恣动。在饭食中须心存五观(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五、为成道业，方受此食。)并摄心用功，或持佛名号或参「吃饭的是谁」。末了，大众唱结斋偈「。。。。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　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感念信
　　施护持，回向众生皆得圆满。
　　整个过堂是一个安静的用食过程，住持和尚如有事便会在此时向大众宣布，称为「表堂」。每月初一、十五或特殊节日便加菜劳众，或有居士斋僧布施也加菜。
　　中国佛寺通常在大殿外右侧会设个小小的施食台，体恤饥困的众生。它是根据佛经中「旷野鬼神众」及「罗刹鬼子母」的典故而来，大众过堂时，都由一僧人负责出食，将七粒米或指甲许的面条，透过观想及大众的加持，施食给众生，愿他们同得饱满并去除悭贪。
　　简朴的丛林用斋，象徵的是高远的智慧与宽广的情怀。
　　◎持午不易　提供药石
　　佛制僧人日中一食、过午不食，中唐以前中国僧人皆严格持午，渐渐地，也如同乞食一般，经过时空的演变、适应而被放弃了。因为中国地理的南北幅员广阔，加上僧人的自耕自食，劳动量大，僧人终于放弃传统的佛制，寺院正式提供晚餐，称「药石」，药石皆吃粥，也称「晚粥」。
　　而禅堂禅七期间，整日皆有活动，打坐、跑香交替用功，体力耗损甚钜，所以一日用餐达四、五次，除早粥、午饭外，下午吃午粥(点心粥)，晚上八点还吃一餐，也是吃粥或馒头，称为「放参」。
　　另外，还有出外求法的行脚僧，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因缘下，吃饭时间和食物没有保障，不受过午不食的限制，可以说什么时候得到食物，就什么时候吃，不过，当他们到禅堂挂单时，就必须随众，百丈清规附旦过堂规中，就针对云水僧这么规定：「一近午到，午饭随众；近晚到，晚粥随众；时过始到，补吃；晚到一宿，次日午饭即行。」
　　中国僧人既不能严持过午不食戒，须用何种心态用药石呢？明朝莲池大师所著的《沙弥律仪要略》提到「必也知违佛制，生大惭愧，念饿鬼苦，常行悲济，不多食、不美食、不安意食」，说明了僧人用药石时须心存警惕，具足惭愧和慈悲。
　　◎香积厨中出祖师
　　中国僧人必须自行炊煮，负责僧众饮食的执事人便因应出现了，在百丈清规中记载了以下的执事：
　　一、典座：职掌大众斋粥一切供养。
　　二、饭头：负责煮粥饭。
　　三、行头：于斋堂中执劳役。
　　四、火头：负责烧饭锅。
　　五、水头：负责大寮茶房及各堂缸水，常令盈满清洁。
　　六、菜头：负责煮菜。
　　七、桶头：负责洗净斋堂菜桶、饭桶。
　　八、磨头：负责磨米麦、作豆腐。
　　其他尚有炭头、茶头、锅头不等，各寺院因时因地而设，并不统一。
　　中国寺院丛林并有严格的厨房规约、库房规约，注明各执事的职掌及应具备的知见，如「寸薪粒米当知来处之艰难。。。。　更当思调和夫众口，　酸咸适味、香软得宜，慎重烹饪，勿生轻忽，以供养为怀。。。。粥饭三时，不得一朝失误。。。。　」作为僧人领执的指南，在执事中培养奉献喜舍的精神，更要反观自己的用心处。因此古来许多伟大的祖师皆出自大寮(厨房)，如雪峰禅师当过饭头，沩仰禅师当过典座。。。。「莫谓执事之外，更无所营，须知运水搬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虽然中国僧人不再出外乞食，却在执事，尤其大寮执事中，互相护持，滋养色身、慧命，开辟了另一个成就道业的最佳坛城。
　　◎结语
　　从印度到中国，经历了悠久的时间与广大的空间，僧人「食」的来源、形式、内容、时间、次数乃至执事人，已有了改变，但小小的一钵里，盛满的永远是十方的护持与僧人的自省，在一粥一饭、一饮一啄间，不断地提醒著每个时代的僧人。
　　【参考书目】
　　一、元.沙门德辉重编，〈敕修百丈清规〉，《□续藏》一一一册，页二三六──二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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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释广化，〈不非时食〉，《沙弥律仪要略集注》，页七0──七五，佛教出版社，民国七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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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颜尚文，〈皇帝菩萨的缘起缘灭──梁武帝的生命历程〉，法光杂志第五十一期，民国八二年十二月。
　　三、中国僧服知多少
　　剃除须发，身著染衣是佛教僧侣最显著的标志。
　　剃除须发的出家仪式，自佛世至今二千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但是在僧服却依佛教传布地区气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尤其中国幅员广阔，南热北寒，佛教流传时间最久，以致中国僧侣的服装在时代中变迁很大，与印度原始佛教僧侣的服制比较起来，不论在形式、颜色及功能等各方面都相差很远。
　　◎原始佛教僧人穿著粪扫衣
　　[去除贪心、拣别外道
　　在僧团成立的初期，佛陀和他的弟子们都穿粪扫衣──一种用破布制成的衣服。这些破布或来自墓地，或是在大街上、垃圾场捡来的。后来佛陀也允许信徒供养僧伽布料，不过要先把它剪成几块，然后缝在一起，为的是要减低它的价值，减少僧人的贪染。穿这样的衣服除了表示僧侣过的是一种简朴的宗教生活外，还有拣别外道的用意。因为当时其他教派的苦行者，有的穿著树皮或草制成的衣服，有的穿用毛、羽绒或鹿皮制成的衣服，甚至有的人一丝不挂(在印度至今仍有这样裸形的苦行者)。佛陀不仅不主张纵欲的行为，也不提倡上述极端的苦行，因为他从经验里得知这种苦行对解脱并没有任何助益，而粪扫衣能够去除比丘对外在物质的贪欲，又足以达到遮蔽身躯、保护身体，防御冷、热、蚊、虫、风等的功能。它毋宁是当时一种最好的、最简便解决穿衣问题的方法。
　　佛陀反对苦行，也反对奢侈，所以规定僧人只能拥有三衣──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安陀会是五条布缝成的中宿衣(下衣)，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缝成的入众衣(上衣)，僧伽黎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注一)。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覆肩衣)和涅槃僧(裙子)则成五衣。
　　[以「点净」或「染净」破坏衣色]
　　这些衣服除在缝制、数量上有所规定外，在颜色上也规定要先「坏色」，不许用上色(注二)或纯色，如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就不许著用。佛陀教导比丘们从树根、树皮、树汁和花提炼染料，破坏衣色的整齐，免除对衣服的贪著。
　　平常我们所说的「袈裟」就是「染色」、「不正色」的意思，在佛世时只有指出那些颜色是不适当的，到佛灭后，由于各部派所持的律有所不同，对如何是「坏色」也有不同的看法，大抵分为二种──「点净」或「染净」，「点净」是在新衣上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染净」则是将新衣染成坏色，不论是「点净」或「染净」，法定有三种坏色──青(青而黑的色)、黑、木兰色(赤而黑的色)(注三)。
　　[袈裟颜色随部派规定有所不同]
　　西元二、三世纪时，印度的佛教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为标帜自己的宗派，三衣便有不同的规定，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中便举出萨婆多部著绛袈裟，昙无德部著皂袈裟，迦叶维部著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著青袈裟，摩诃僧只部著黄袈裟。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僧人都著黄色袈裟，正是摩诃僧只部的流传，虽然五部的衣色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却在五部通用。
　　西元七世纪时，义净法师传来的说一切有部的律制，谈到僧服的颜色是赤色的，而玄奘大师旅印时所见那揭罗曷国保存佛陀的僧只支是黄赤色，梵衍那国阿难弟子商那和修的九条僧只支是绛赤色，可见有部的僧衣是赤色的。
　　◎中国的僧服分为法服、常服二类
　　中国天气较印度寒冷，仅仅三衣不可能御寒，所以三衣之外需有其他衣服。因此中国僧侣的服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服，就原有的服装稍微改变式样而成，为御寒之用，是僧人日常穿著的；一类是法服，就是只在法会佛事期间穿著的三衣。
　　[紫袈裟、朱红袈裟为尊贵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部僧侣到中国弘法的人最多，汉末牟融的《理惑论》中说：「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可见当时的僧服是赤色的。唐武后时，沙门法朗等九人翻译大云经，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规定，赐给他们紫袈裟(见《唐书》)。从那时起至宋代僧人以受赐紫衣为荣，一时之间，穿著紫色、绯色衣蔚为风尚，完全不按戒律的约束。
　　袈裟的颜色随意选用，特别是随著常服的颜色而任意改变。如常服有缁、黄、褐等色，袈裟也有著许多颜色。在《酉阳杂俎续集》中就曾形容僧人的法衣形状如稻，颜色如莲；又说如赤麻白豆，若青若黑。虽然中国僧衣的颜色如此多样，一般还是以朱红袈裟为最尊贵。但是古代所谓「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颜色，并不是纯赤色。
　　僧服颜色混乱的情况，一直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制定僧侣的服色才得以统一。那时规定的服色是──禅僧(注四)茶褐色常服、青色腰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色腰带、浅红色袈裟；教僧黑色常服、黑色腰带、浅红袈裟。而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是褐、黄、黑、灰四色。
　　[「缁衣」成为僧人的专称]
　　僧侣的常服在最初时是与俗人相同的，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分别，如缁衣之类，它究竟是什么形式，什么颜色呢？
　　缁色是黑色中带点红色，如果黑色再多一些，就会近于黑色了，这种缁色可能与有部的赤衣(黄赤色)有关。东晋和石赵时，僧人便有「缁衣」或「缁流」的称号，如刘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见《通鉴》)。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见《高僧传·僧慧传》)，可见「缁衣」久已成为僧人的专称了。一直到清代，僧人也仍著缁衣。
　　「缁衣」和「白衣」是僧俗的对称，如果说到在家与出家，通常会提到「缁素」、「缁白」这些名词，为何在家人会被称为「白衣」呢？那是因为当时一般人多穿白衣的缘故。原本在汉朝时，平民多穿青绿色衣(注五)，到了三国时，由于天下历年荒乱，人民更加困苦，所以穿白衣成为习尚。正在这时期僧侣增多，衣服尚缁，才造成「缁素」的说法(注六)。直到唐代，一般百姓仍穿著白衣。
　　但是僧服也不一定一直是缁色的，北周武帝时曾因「亡高者黑衣」的谶语，下令僧侣改穿著黄色衣(见《僧史略》)。从此以后僧人常服的颜色便五花八门起来了，如有黑色、赤色衣，也有青黄间色衣、褐色衣。
　　[僧人以方袍为常服]
　　僧侣常服的式样在最初与俗服相同，直到东魏法上法师时僧服的样式才有规定(注七)。经过隋末的丧乱，僧侣的服装又与俗服混同起来(注八)。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传》中提到唐时僧尼著用禅袍、襦、衫、□裤(有裆的短裤)等类衣服(注九)，还有特制的如偏衫(注十)和方裙二种衣物。
　　其实那些亵衣、襦、衫等未必有所规定，仍是随著时代与俗人的衣服一样。汉魏的俗服是常常变更的，有时广领而大带，或作垂胡袖，或长裙曳地，或短衣蔽脚。僧人的外衣为与俗服有区别，所以才有「方袍」(另一名称为「海青」)的出现。「袍」是长衣(长至足上，有表有里)的统称，一般人都穿著长袍，僧俗袍衣的差别是在裙与袖作法不同，「方」是对「曲」而言的，汉朝时的江充就曾穿著曲裙单衣去见汉帝(注十一)，可见俗服是曲裙而僧服是方裙的。而且方袍的衣袖也是采取方的，不像俗服的袖管作窄而圆的垂胡式，这应当是「方袍」
　　名称的由来。
　　在宋元明三代，僧人也穿著「直裰」，如明朝莲池大师就曾在《沙弥律仪要略》中告诫新学的沙弥，在入厕前要「于竹竿上挂直裰，摺令齐整」，可见当时的僧人常服即是直裰。直裰是一种比较宽而又大的长衣，背的中缝直通到下摆，所以也称为「直身」，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平时所穿用的服式。
　　僧衣的另一名称是「衲衣」。衲是补缀的意思，因为袈裟是由多数碎布补缀而成，所以译作衲衣。在《长阿含经》中曾提到迦叶尊者著衲衣去见佛陀。《大智度论》中也有说五比丘曾问佛陀：「当穿著何种衣？」佛告诉他们：「应披衲衣。」这都是指袈裟而言，但是后来僧侣的常服，也常是破旧经过补缀的，衲衣于是成为僧服的通称。由于穿著衲衣的缘故，所以比丘也常自称老衲、衲僧、衲子，僧众就称为衲众。
　　◎结语
　　中国佛教与印度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基本上有很大的差距，佛制三衣是为让比丘遮身和御寒之用，所以三衣不可一刻或离，例如若不穿安陀会就会成为裸形外道。但是在中国，三衣只有课诵、佛事、法会时才会穿著，与原制相差甚远。直到现在，中国的僧服仍是分为常服、法服二类，只是连方袍也成为佛事法会时的服装，而平常所见的就是短褂、罗汉褂、长衫等衣服了。
　　中国僧服的演变，使我们看到僧人受到各种社会风尚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僧服的颜色与样式，或许有人会以为僧人如此就是同于流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改革，不但使僧人生活的基本所需得到安顿，更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穿衣风格，才使僧人于中国继续生存下来，而不受限于印度的原制，这种渐次转变的过程，或许可以做为中国佛教迎向时代的一面借镜。
　　【注释】
　　注一：「僧伽黎」是大衣，专供外出如进入王宫及城镇村落时穿用；「郁多罗僧」是上衣，供僧人礼诵、听讲、布萨时穿用；「安陀会」是中宿衣，供僧人日常作业和睡觉时穿用。
　　注二：《摩诃僧只律》卷二十八：「比丘不听著上色衣，上色衣者，丘□染、迦弥遮染、俱毗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郁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注三：参阅印顺法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六七。
　　注四：明代的僧人分成禅、讲、教三类。禅，指的是参禅；讲，指的是禅门外的其他宗派；教，指的是为人念经拜忏的「经忏僧」。
　　注五：《汉书·成帝纪》：「承始四年诏：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
　　注六：参阅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册，页七一八。
　　注七：《续高僧传》卷十《法上传》：「自(法)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　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
　　注八：《续高僧传》卷十八《慧休传》：「荒乱之后，法律不行，并用铜盂，身御俗服，同诸流俗。」
　　注九：《南海寄归传》中提到：「且如神州只支偏袒，覆缚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又说：「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并皆乖仪。。。。。只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
　　注十：《释氏要览》卷上引竺道祖《魏录》：「魏宫人见僧袒一肘，不以为善，乃作偏袒缝于僧只支上，相从因名偏衫。」
　　注十一：《汉书·江充传》：「充衣纱□单衣曲裙。」《何并传》师古注：「□愉，曲裙单衣也。」
　　四、白云深处古刹多
　　「住」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一环。翻开历史，从最早的穴居，到今日的大厦公寓，居住条件与环境一变再变，不但空间分配与运用大不相同，日常起居更随之而异，不再像古代只是单纯为了避风雨寒暑及野兽侵扰。同样的，佛教经过二千五百年的时间变异和万千公里跨山渡海的空间转换，僧人居住的品质，不管是居住条件、空间分配乃至起居习惯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革。
　　◎佛世比丘依树下住
　　[少欲知足，精进办道]
　　佛陀成道之后，开始说法济生的工作，席不暇暖地在恒河两岸教化。随佛出家的弟子们跟著佛陀过著游化的生活，白日游行乞食于村落，暮时禅修止于「阿兰若」(远离人群喧闹的寂静林野)，或息于冢间(适合修不净观)，或住于树下(见树叶颜色转变，易生无常之想)，或露地坐，不管那一种，皆为舍离对自身的爱著，思惟正道，过著少欲知足的生活。其中以住于树下最为普遍，是比丘「四依法」之一。而所谓的「住」，是「但坐不卧」，为的是让比丘破除对色身的执著，时时保持警觉，专注修行。
　　然而印度五月至八月是暴雨急骤的雨季，在这段时节里，游行与树下住皆诸多不便，不仅所著的衣物常淋得既湿且重，携带吃力，行走疲劳，甚至人也有被大水吞噬的危险。更何况这是草木生长的时期，路上处处都有虫蚁，此时出游难免践踏生草伤害虫命，所以佛陀将每年雨季定为「安居期」，比丘可以在有覆盖的固定处所夏安居，平时才住在树下。
　　[僧伽蓝的缘起]
　　随著出家僧人增多，集会需要一定的场所，每年雨安居时更需要有专门的住处，加上信众要求供僧，因此便有伽蓝的产生，伽蓝即是僧院，指的是僧众居住办道的宅舍。
　　第一位供养房舍给僧众的居士是频婆娑罗王，他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内建造了「竹林精舍」，佛陀的行脚才有了驻锡之所。后来又有给孤独长者、只陀太子在舍卫城花园中，修建了可容三百人的大室、禅房静处六十三所，以及冬室夏堂、厨房、浴室、洗脚处及大小圊厕等各种设备，这就是有名的「只树给孤独园」，与竹林精舍，并称为佛世最初的两大伽蓝，佛陀驻足其中说法多年。
　　佛陀并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佛弟子如大迦叶尊者等，都曾亲自带领建造僧舍。当时的伽蓝只是众僧集体居止修行的处所，佛陀曾对诸比丘说：「若用居止房舍、床褥、卧具，非为利故，非以贡高故，非为严饰故；但为疲倦故，得静坐故也。」从早期的树下住到住僧院，比丘住的方面仍以维持色身所需，以便修道为原则。
　　除大伽蓝外，尚有小型的小屋，称为「兰若」，须建于离村落三里的僻静地方，为少数或个别僧尼的修行所。另有在山林中开凿的石窟，亦为僧人的住处，一般是开凿岩窟成一长方形，入口处开有门窗，窟内中间大厅为僧人集会、经行之处，两边排列著僧房。
　　◎佛灭后，塔与石窟的兴起
　　佛入灭后，佛弟子为纪念佛陀，开始建塔，早期的伽蓝，那怕是一所用树叶建造的茅蓬，只要那里有座塔，有人经常说法，四方僧众即可入内洗足安床，自由来去。而一所完备的伽蓝则另有一些特点，譬如门前有一座建筑名叫「门前水阁」，是一个以泥壶藏水的地方，主要是供信众在入寺之前净面及洗手足之用，这个特点在传入中国之后，演变为寺院前的蓄水池、蓄水缸等。
　　石窟则始自于阿育王时期，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礼拜窟，造有塔及佛像等供人瞻礼，是众人聚集礼拜的场所；一为禅窟，为僧众禅修和居住的地方。礼拜窟的构成是一长方形前室和一圆形内室，前室为讲堂，左右开凿许多小型石室，仅可容纳一人，以便僧人住在里面坐禅苦修；内室为圆顶建筑，是全窟的中心，室中刻有一座象徵佛陀涅槃的塔。印度早期的礼拜窟没有佛或菩萨的像，而晚期的石窟则除了塔之外，佛像随处可见。
　　这些石窟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对敦煌、云冈等石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只是中国僧人绝大多数住于僧院，并无住在石窟中的传统。因此中国石窟一般很小，没有集会讲经的讲堂，大抵都是雕像画佛，作为观像之用，而在洞窟的前面或旁边另建寺院，作为僧众居住和集会的地方。
　　◎中国佛寺院落式格局，空间功能丰富
　　[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东汉明帝年间，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应邀来到洛阳，住于鸿胪寺(朝廷接待外宾的机构)。朝廷在洛阳雍门外另建一座精舍供他们居住和安置佛像经典，称白马寺，是佛教传到中国后的第一座僧伽蓝。后世沿袭，便将僧人的居所称为「寺」，又称「院」。
　　[早期以佛塔为主体]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建筑以塔为主，塔建立在寺院的中心。院庭有廊围绕，正中院庭的前面有殿堂，房院为僧房。北朝时王公大臣施舍邸第为佛寺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些寺院因原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佛像代替佛塔。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式佛寺布局已基本定型，采用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常有数十院之多，层层深入，回廊周匝，廊内壁画鲜丽，
　　琳琅满目，引人入胜。
　　[后期以佛殿为主体]
　　隋唐时代，佛寺建筑就逐渐改变过去以佛塔为主体的布局，而以佛殿为中心了。许多寺院无塔，即使建塔，也另辟塔院，置于寺前、寺后或两侧。按照中国的营造法则，在南北中轴线上为主要建筑物，在东西两侧为附属设施，布局对称。
　　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如唐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寺的僧居，称为「丛林」，却主张不立佛殿，《景德传灯录》卷六〈禅门规式〉说：「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故深山的一些寺院，最初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筑，并不设佛殿，与佛世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法堂是代表住持说法的地方，是当时寺院中最重要的地方。
　　北宋以后，所有寺院都建立了佛殿，因禅林规模日趋庞大，僧众与信众日渐增多，为接引信众及应檀信要求作佛事，只有住持说法的法堂是不够的，建立佛殿是必然的趋势。丛林寺院遂逐渐形成诸宗大体一致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伽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供祖师的祖师殿；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堂、念佛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方丈接待室)、客堂、僧寮、客寮、廷寿堂(养老之处)；容四海云游僧的云会堂；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
　　明代以来，最常见的「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袭至今，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另设转轮藏殿或藏经楼，便于僧众习读之用。「西净」又作东司净房，即是厕所。此外在佛殿、法堂两侧分建祖师堂(西侧)、伽蓝殿(东侧)。而整个寺院由多层院落组成，形成僧众独特的宗教生活区，也形成信众礼拜游观场所、僧俗学修道场及园林、佛塔等集于一体，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佛教设施。今日我们走入佛教寺院，多能见到这般具有丰富空间语言的建筑特色。
　　台湾由于土地面积限制，寺院建筑规模均较狭小，配置则承袭传统。而式样方面，多模仿早期中国传统建筑及唐式建筑格局。因应现代的弘化，也有教学大楼、讲堂、教室、图书馆等现代建筑，其中以台南开元寺最为完备。
　　[白云深处古刹多]
　　中国寺院绝大多数建于山中，或依山而建。东晋慧远大师居卢山东林寺，与隐士二百余人结白莲社，同修禅净，从此开启山林佛教，佛寺多建于山水之间，名山、古刹相得益彰，历代诗人作了无数佳句吟咏。如唐僧灵一的「僧院」有这样的描述：「虎溪间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桂薜萝；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僧院筑于山水之间，一来在远离尘世的纷扰，僧人较能专心修行，与佛世比丘选择寂静阿兰若处，是相同的道理；二来山区面积广大，可建造完整、宽广的寺院，僧人也在大自然的薰陶中，体悟真理、蕴育道业。
　　[共修共住，陶铸身心]
　　中国丛林有严格的共住规约，如：不得窜寮闲谈、不得闲游各处，无故不得三人聚论及大声喧哗，有事外出或回寺须告销假，其余生活各事，如沐浴、洗衣等，也都各有规定。因丛林的生活强调的是「共修共住」，过的是团体的生活，须随众作息，任何作息以不扰众为原则。对自己而言是收摄身心，不令放逸，藉由团体的砥砺，陶铸身心。金山江天寺共住规约即记载：「。。。　务在安定学者之身心，不得放逸，而后能究明己躬下事，至悟心法源底。」对团体来说，则是道风的维系与建立，故祖师大德莫不以住丛林、守清规为要。又凡衣钵戒牒俱全的游方僧到寺，都可挂单，暂住于云会堂，须遵守共住规约。过一段时日，经住持同意，亦可留下，成为该寺的僧众。
　　除了丛林共住规约，僧人生活举凡洗手、登厕、沐浴等等皆须以佛法提醒自己，起正念、发广大心，如「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洗浴身体，当愿众生，身心无垢，内外光洁」，这些相应的偈颂所制成的标语，在寺院各角落随处可见。
　　结语
　　空间会影响人的行为及生活形态，僧人居住的空间及空间内提供的内涵，与僧人的修学息息相关。从住树下到住寺院，在不同的居住空间里，僧人所面临的挑战或许不尽相同，在居住的品质已提升的今天，如何在物欲上淡泊，又配合现代的居住设施，提供良善的空间与内涵来推广佛法，应是现代僧人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书目】
　　一、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桂冠图书公司，七十九年六月。
　　二、李涛，《佛教与佛教艺术》，水牛图书出版公司，八十一年六月。
　　三、褚柏思，《佛教的文化思想与艺术》，新文丰出版公司，七十年九月。
　　四、佛日，〈寺院建设漫谈〉，《法音》月刊，八十一年三月。
　　五、李玉泯，〈印度支提堂之渊源及发展〉，《佛教艺术》杂志，七十五年五月。
　　六、圆慈，〈锡兰的寺庙〉，《法音》月刊，八十一年十二月。
　　七、释印顺，〈律制与教内对立之倾向〉，《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正闻出版社，七十八年十月。
　　八、王景琳，〈别具一格的衣食住用〉，《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九、魏承思，〈中国佛教僧侣的生活方式〉，《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
　　五、一瓶一钵越千山
　　清晨，天未亮，九位僧人穿好袈裟赤足从寺中走出，沿著山路，鱼贯而静默地走向山下村落。他们脚程不慢，然而仍需二个多钟头方能抵达第一户人家，开始今天的托钵。沉默著没人开口，因为托钵的过程中是不可说话的，街道市集绕了一圈，走走停停好几次，钵中的食物刚满一餐的份，便又默默地转出村落，走回原路。
　　回程太阳□光高照，虽然每天走过这么一回，上坡路段还是让人微微喘著气，抵达寺里满头汗水，挥挥汗、洗洗脚或冲个凉，略事休息之后已十点多了，大家围坐，在静默之中，进食这天唯一的一餐。餐后便依各自的习惯，在树下禅坐、经行或讨论佛法。
　　这是现今南传佛教国家中，僧人行脚托钵的真实景况，他们仍维持著佛世时僧人赤足步行的传统。
　　◎步行与修定
　　[安步当车]
　　佛陀与弟子们游历恒河两岸传法，皆以双足步行。在那个时代，人们以象、马、驴、骡、骆驼及牛做为骑乘，而佛陀为了培养弟子们的慈悲心，规定他们不得为了快心恣意而畜养六畜车舆。并告诉他们步行的五种好处：能走路、有力气、除睡意、饭食容易消化而不生病、易得定。
　　但是对于老病比丘，佛陀慈悲地准许他们骑乘，只是不能骑坐雌畜，而应坐雄畜。若一定要乘车的话，则必须由净人驾车才可乘坐。
　　在行走时，则要注意行步威仪，不能跳著走、叉腰走、摇身走，更不能左顾右盼、边走戏笑。托钵时，脸色必须和悦，眼、耳、鼻、舌、身、意诸根均应静定，还要注意衣服的整齐及脚步的次序，这样才不失威仪。
　　[经行修定]
　　在佛陀教导比丘步行的五种好处中，提到步行易得定，那就是一种以步行为主的修行方法──经行。于树下或露地选一个静僻处，在一定的距离内来来回回地行走。这时，不得晃动身体，也不得太低头，要收摄诸根，心不外缘，直直地行走。
　　经行通常配合著禅坐来修行，坐久了容易昏昏欲睡，因此禅坐与经行交替练习，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义净法师西行求法，在他走访印度鹿野苑及王舍城等圣迹时，还曾看到佛陀经行的步道。在斯里兰卡和泰国，亦有寺院在经行步道尽头筑一小屋，置放直立的人骨，以帮助比丘观想修定。
　　由于气候与风俗民情不同，中国僧人的禅修多在室内进行，而室内空间有限，加上共修的僧众人数众多，所以中国禅堂发展出另一种经行方式──绕佛、行香与跑香。绕佛是印度的古礼，右绕佛像三圈、七圈或千百圈以表示对佛陀的尊敬。在禅堂里，以燃香来计算时间，一次坐完一炷香，称为「坐香」，随后僧众排班在禅堂内绕佛，称为「行香」，用以振奋精神，约莫半炷香的时间，若大众的步伐稍快则称为「跑香」。
　　◎行旅前的准备
　　[必备用品]
　　僧人为了种种原因，离开常住的地方，四处旅行。旅行途中，必须携带六物──三衣、钵、卧具及滤水囊。滤水囊用来过滤生水，排除水中的虫类，以免伤害生命；走在草原上，则须用拂尘扫开蚊虫，用手杖拨开蔓延到路上的草。另外还要带伞，骤雨来时不沾衣，炎炎热天可招凉。
　　唐朝贯休法师有首诗：「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万山得得来」，就是以瓶与钵来指云游僧的生活。两者各挂在两肩，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特别说明：带子不必太长，刚好穿过两臂挂于腋下，若交挂在胸前，会令人气急。
　　唐朝时，僧人参游行脚还须带著度牒──是僧人的身分证明，上注德号、隶属寺院，外出时随身携带，以备查验。
　　[观念态度]
　　除了准备随身物品外，僧人行脚前也要作好心理准备，莲池大师在《沙弥律仪要略》中就提醒想要参方的沙弥，应先随师受教，实在不宜远行，如果真要远行，也必须要有良朋为伴，不得与恶友往来。
　　另外，须确定参方是为寻师访道，追求真理，绝不是要去观山玩水，好向人夸耀自己的见识，如果这样，只有徒增我慢心，对明了生死大事并没有什么助益，倒不如蛰居本寺，拜佛阅藏。
　　◎行旅的目的
　　[弘法利生]
　　「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一直是僧侣的志业，因此学业告一段落之后，他们多为弘化而旅行。佛灭百年，阿育王派了大批传教师，分赴各地弘法。所到之处包括今天的克什米尔、孟买、苏库尔、阿富汗、尼泊尔、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地。经过这些佛弟子的努力，佛教跨出印度，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佛灭后六百年，汉明帝年间，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僧人由印度携经书与佛像至洛阳，是汉地初传佛法的开始。历代从印度及西域等地来的僧人不可胜数，除了携入大量经典之外，更从事传译的工作，佛教才得以在中国流传受。
　　唐代以后，更有许多僧人东渡，将佛法传入日本与朝鲜。如监真和尚于日本创建「唐招提寺」，寺中长传《四分律藏》，又设立「律学院」，并传授菩萨戒法，从此日本佛教的律仪渐趋严肃，整个佛教为之改观。
　　[寻师求法]
　　师能授业解惑，高僧传中，有著许多千里寻师的动人故事。智(岂页)法师从著名的律师受学，二十岁时已精通律学，想进一步习禅，但那时南方鲜少有修禅观的人，当他听说北方有位著名的慧思禅师，便不顾当时陈齐边境战线的兵荒马乱，而前往习禅。
　　神会禅师出家之后，听说慧能在广州传法，于是千里迢迢地到南方参问，衣裂足跛，都不改其志。法显法师二十岁受具足戒，常自慨叹律藏的不足，立誓寻求经论，于是在东晋年间，以六十五岁的高龄，横渡沙漠，西行求法。
　　玄奘法师早岁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但对当时摄论、地论两家所说法相各异，无法获得解答，所以生起去印度求《瑜伽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想法。他冒著九死一生的艰难辛苦，才到达那烂陀寺跟随戒贤长老修学。
　　[为国出使]
　　僧人东渡日本，除了弘法之外，还曾负有政治的外交使命。元世祖两次远征日本，都在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他听说日军上下服膺佛法，并有南宋高僧在幕后策动，力主抗元，于是改变策略，放弃以武力征服，改取外交途径。本想派遣外交使节，但有鉴于以往派遣六次使节都被日方斩决，因此改派佛教僧人前往，一面观察日方实际情势，一面以禅宗说服日本，于是有一宁等十三人负著双重使命，东渡赴日。
　　[避兵祸天灾]
　　中国曾经充满著各种乱事，僧人也为了避兵难及教难而行。东晋道安法师在河北立寺传教，遇北方五胡十六国大乱，又有天灾旱蝗，寇贼横行，于是便率众人栖居深山，数百人衣粮无著，以草木充饥。最后道安法师在自己颠沛流离的经历中，深切体会要弘法就须广布，于是分遣徒众前去各地，这个措施，对于佛教以后在江南等地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北魏太武帝下诏普灭佛法，所有佛像经典全部焚毁，沙门不分老少皆活埋处死，远近听到消息的僧人多逃亡藏匿，得以免杀身之祸。北周武帝下令并废佛道二教，于是僧人有的寄迹幽谷，有的逃窜南地，有的隐于聚落。明朝的智旭法师自从明朝灭亡之后，便隐逸山中，不愿与清朝政界交往。
　　◎行旅的限制
　　唐朝的律令对僧尼有许多限制，在行的方面，规定僧尼午后不可出寺院，外宿的日数也有设限制，如须参游行脚，必须先由住持开具，然后报告僧官，再由僧官报告有司，颁给通行公文后才能出行。
　　度过边关，也必须申请通行公文。唐太宗贞观二年，玄奘法师正式上书向朝廷提出赴印度取经的申请，未获批准。第二年，长安一带闹饥荒，朝廷准许僧俗到丰收的地方去谋食，玄奘乘机随大批灾民离开长安，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西行求法之路。到了凉州，由于玄奘未持公文，凉州都督便阻止他出关。当时慧威法师为其求法精神所感动，便派遣两个弟子将他秘密地送出凉州，昼伏夜行，到了瓜州，捉拿的访谍也到了，玄奘匆匆逃离，此后便孑然一身，孤游沙漠。
　　◎行旅的障碍
　　史籍传记里，僧人行旅常常遇到种种困难。如果没有坚毅的决心，无法突破这些自然或人为的阻碍。
　　[穷山恶水]
　　法显法师为西行求法横度沙漠，当时的艰辛，有这样的记载：「沙河(漠)中，多有恶鬼热风，遇者皆死，一无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极目遍望，欲求渡处，则拟无所知，只以死人之枯骨为标帜。」攀越山路艰危、壁立千仞的葱岭，徒行数万里，在路上走了六年才到达印度。此时同行的人中，或死或留，只剩下法显一人而已。
　　昙无竭法师受法显横越印度的壮举所激发，发心前往佛国。与同志僧共二十五人攀葱岭、度雪山，遇到瘴气千重、层冰万里。下面的河水急流如箭，只有在两山之间系索为桥，他们约定一个人过到对岸，便燃烟做记号，后面的人看到烟就知道他已顺利度过了，如果久久没看到烟，那么必定已被暴风吹落江中。三天后到了大雪山，悬崖壁立，没有脚踏之处，只好一人拿著四个木桩，插入壁中，先拔下桩，手攀上桩，辗转相攀。到了平地，发现同行者丧失十二人。
　　鉴真法师赴日弘化，他五次开缆，都遇海难而折回，或遭海贼，或遇飓风，或被陷入狱，或因漂流航向错误，终于在第六次出船时，成功地到达日本，在日本设立第一座戒坛，并为天皇、皇后受戒。
　　[饥寒交迫]
　　见月法师发愿远赴江南求戒，一路荒凉，不见人烟，常常一天只能吃一餐，甚或全天断炊，但是他还是每天行程不减地走七、八十里。从云南入贵州，要渡过盘江时，突然暴风雨大作，雨水从颈项直下股衣，两脚举步好像跨在浮囊之上，寒彻肌骨。到了冬天住在止水庵，天天下大雪，他借到了庵中一部法华知音，每日精勤抄写，所住的屋子很空旷，北风容易灌入，他只穿著一件破衲，缩颈就案，虽然手指都冻僵了，也不曾稍停。
　　玄奘法师离开瓜州孤游沙漠之时，也曾经受了四夜五日无滴水沾喉的断水之苦，几近死亡，最后才遇水得救，历尽艰难辛苦。
　　[身体病痛]
　　僧人在行旅当中，不仅会遇到自然地理与气候的障碍，身体的病痛也是一项严革的考验。
　　见月法师在求法的过程中，曾步行于砂石尖锐的衢道上，鞋底磨穿了，就赤脚走了数十里，到晚上歇宿时，足肿至踝，好像火炙锥刺。第二天，仍勉强上路，一开始仅靠脚跟点地而行，渐渐拄杖跛足而行，走了五、六里之后，两脚麻木了，且已皮破血流，仍然不改前行的目标。法师求法的决心与毅力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
　　◎挂单止宿云水僧
　　行脚僧又称云水僧，为了参谒诸方善知识及寻师访道而四处旅行。当他们游方到寺暂住，称为「挂单」。「单」是指寺院中僧众的名单，平时寺中僧人的衣钵就挂在名单下的钩子上，云水僧入寺，要在上面贴上名字，并把衣钵挂上，这就叫做「挂单」。
　　[挂单的时间]
　　每年从正月十五日(冬安居结束)至四月十五日(夏安居开始)、七月十五日(夏安居结束)至十月十五日(冬安居开始)，是云游求学期。在这六个月里，比丘在自己原住的寺院外，得到他寺挂单，寻师参道，各个寺院也只有在这六个月里，才接待前来挂单的云水僧。
　　[挂单的规矩]
　　任何受了戒的比丘都可以在任一个十方丛林中挂单。当他来到寺院，首先知客法师会问他的法名、剃度师的德号、受戒的处所、最近的行止以及许多其他应问的问题。若他所答有任何疑点，知客可要求看他的戒牒及钵。来果禅师在高明寺的客堂规约中规定：「江湖混杂之辈，不可留单。」又说：「如知有邪知邪见者，不许入堂。」这个作法的主要目的是为确定此云水僧确实是位良善比丘，而非他类，以维护常住的清净与安宁。
　　知客问完问题后，便会问往后的打算。如他只想住一两夜，他便说「打扰常住」，若他希望住一段较长时间，便说「亲近常住」，不论如何回答都是希望能够「留单」。知客打算留单后，必对他作一番说话，并让他知道寺规，最后「送单」，领他到云水堂止宿。
　　云水僧志在云游各方，因此他们在寺中停留不会多过几天或几星期。但也有在寺中挂单已久，希望正式在寺中居住下来，寺中僧众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也认为可以与之共住，这样，就要为云水僧举行「安单」仪式，他便正式成为寺中的一员了。
　　◎现代弘法的足迹
　　古人参方，为寻师访道、究明心地、抉择生死，所以越山涉水，不以为苦。而现代僧人假科技发达、交通方便之赐，出外参学的机会增加，外出的难度也降低了，范围更可以大大地向外扩散。
　　就举南洋各地来说，民国以降，有泉州转道法师到新加坡弘法，在他的主持、影响下，新加坡先后创建了龙山寺、普觉寺等二十多座佛教寺院；性愿法师到菲律宾弘法，扩建了大乘信愿寺，并先后邀请多位僧人前往菲律宾助化；圆瑛法师则曾住持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
　　一九六二年，宣化禅师赴美传教，在美国西部建立了万佛城。最近在美国拥有许多信众的西来寺，则是星云法师努力的成果。圣严法师也在纽约创办了禅中心，定期举办禅七，并到各大学举办讲座、讨论会，将中国禅法弘扬到美国。
　　◎结语
　　佛法能流传至今，广布世界各地，就是由于二千五百年来佛陀及佛弟子们不停地在地球上奔走，或游行托钵，或弘道传法，或寻师求道。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山峰，或急流澎湃的江河，都不能阻止他们奔走不息的脚步。斗转星移，寒来暑往，佛陀觉悟的纶音于是年年月月、朝朝代代地绵衍流传到我们的手中。
　　【参考书目】
　　一、来果禅师，《高明禅寺规约》。
　　二、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华佛教文化馆，五十九年六月。
　　三、马洪路，《行路难》，台湾中华书局，八十二年九月。
　　四、王景琳，〈别具一格的衣食住用〉，《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十一月。
　　五、Holmes Welch著，包可华译，〈近世中国佛教制度〉，《狮子吼》杂志，第十二卷，第十一、十二期。
　　六、黄运喜，〈国法与戒律之间〉，《狮子吼》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十一期。
　　七、熊琬，《高僧传》，时报文化公司，七十六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