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号高扬:从清凉山到紫禁城

　　无论你是仰望着雄踞灵鹫峰之巅的菩萨顶寺,拾级而上,还是徜徉在红墙碧瓦\殿宇迭荡的紫禁城内,那过去700多年来的历史烟云,似一幕幕清晰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梵号高扬,旌旗风展,无数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从清凉山到紫禁城的黄土大道上川流,留给后人几多辉煌,几多迷惘……
　　清凉胜境与金刚界五尊
　　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我国内地,历经700多年,在许多圣山名城留下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迹,五台山\承德和北京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三大中心,其中,被藏族人认为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降世演教时的五个佛座的五台山,地位尤其崇高,所在700年来供养隆厚,香火未断.
　　五台山在山西五台县东北隅,从北岳恒山蜿蜒而来,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即东台望海峰、南台锦绣峰、西台挂月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峰高耸，层峦叠嶂，自然景色十分优美。
　　五台山最先是道家的活动场所，称为紫府山。《仙经》中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佛教自东汉传入汉地后，便迅速在五台山建寺立庙，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五台山佛教的真正发展，是后来人们把它比附为文殊化宇——清凉山以后的事。晋译六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说：“东北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唐时菩提流支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文载世尊曾告诉金刚密迹主说：“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这些记载使人们隐隐约约感到五台山与清凉山甚为相似。唐代华严宗澄观国师在五台山历时4年写成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中则明确的把佛典上的清凉山的五台山等同起来，该疏卷四十七《诸菩萨住地品》说：“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这种比例对佛教徒产生灵山在望之感，使五台山佛教获得空前发展。唐代是五台山佛教职工的鼎盛时期，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唐代佛教密宗开始在汉地传播，文殊是密宗最崇拜的菩萨，其形象一般顶结五髻，手持宝剑，坐骑狮子，表示智慧、税利和威猛。以文殊崇拜为核心内容的五台山崇拜在当时影响极广。
　　汉地佛教自唐太宗时传入吐蕃，成为藏传佛教的来源之一，五台山佛教文化也因此为藏人所知，并由此而开始了藏传佛教僧人在五台山活动的历史。据藏方史书《拔协》记载，赤松德赞时，吐蕃派往汉地的使臣桑喜等五人，曾往五台山圣文殊菩萨的佛殿求取佛寺图样。汉文史籍《册府元龟》也记载：“穆宗长庆四年(812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谴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吐蕃占领河西之后，在敦煌石窟壁画上还留下了五台上图。据《往五台山行记》等史料可知，当时包括藏族僧人在内的敦煌僧人以过京师长安城过宁夏灵武的两条路线，不远万里，朝拜五台山。
　　元代藏传教大规模传入汉地。元王室尽数皈依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全国推广藏传佛教，自八思巴起萨迦派先后有14位记僧被尊为帝师，领中原释教，为其传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八思巴圆寂后，元仁宗于延祐六年(1319年)，下诏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岁时致亨，“其制视孔子有如”，而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八月，又“绘制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让各地塑像祭记。由于统治阶级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政策，使藏传佛教在汉地得到广泛传播。吴世昌先生在《密宗塑像说略》中说：“当时所建西藏化的佛殿佛像，不仅布满幽、燕，并且西及成都，南至杭州，东北辽宁的佛像，大概也是喇嘛教极盛时传入的。”
　　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自然倍受藏传佛教高僧们的重视，大元帝师八思巴也可能是最先在五台山留下活动记载的藏族高僧。
　　阿旺贡噶索南在《萨迦世系史》中记载八思巴生平时说：“八思巴二十三岁时(1257年)，受冬法师之迎请，前往五台山，听受大威德、玛哈玛雅、金刚界，时轮等全套密法及疏释，另外还听受了中观论、赞颂、俱舍等经论。”《萨迦五祖全集》第15函还记载，八思巴在学法之余，曾先后著赞文篇：《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赞松文殊菩萨——花朵之》以及《在五台山赞颂文殊菩萨——珍宝之》，不仅赞美五台胜境，还根据文殊菩萨显灵说法、诸佛下降演教的传说，以彻底的佛教密宗的观点，将五台山的五台山看作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按佛教密宗的说法，五部佛中的大日如来佛坐狮妇座、阿佛坐象座、宝座、宝生佛坐马座、阿弥陀佛坐孔雀座、不空成就佛座迦楼罗(大鹏)座，由此八思巴在赞文中写道：
　　为救护愚痴所苦之众生
　　大圆镜智之主大日如来
　　在中台示现佛部部主身，
　　向你救护色蕴之尊顶礼！
　　为救护嗔恚所苦之众生，
　　法界体性智之主阿 佛，
　　在东台示现金刚部主身，
　　向你救护识蕴之尊顶礼！
　　为救护悭吝所缚之众生，
　　平等性智之主尊宝生佛，
　　在南台示现宝生部主身，
　　向你救护受蕴之尊顶礼！
　　为救护嫉妒所苦之众生，
　　成所作智之主不空成就，
　　在北台示现羯磨部主身。
　　向你救护行蕴之尊顶礼！
　　八思巴对五台山的全新解释、赞颂，使五台山的崇拜具有了新的内含和意义，加上他本人的地位、影响，对藏传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藏传佛教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五台山台怀镇北面华严谷有晋恩寺(俗称西天寺)，寺中有一座高约10米的藏式佛塔，当地人认为是八思巴的“衣冠塔”，一直受到朝山信徒们的朝拜。
　　继八思巴之后，在五台山活动的蒇族高僧是胆巴。《元史·释老传》言其是“西番突甘旦麻人”，实是今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人，八思巴在首次返藏的途中收为弟子，后来随八思巴谒忽必烈，因传授玛哈嗄拉大法而闻名于元世祖、成宗两朝。八思巴曾举荐胆巴常驻五台山寿宁寺，元代书法家赵孟为胆巴写的《大兴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碑》(简称《胆巴碑》)中记载更为详尽，“至元七年(1270年)与帝师告归西蕃，以教门之事属之师(胆巴)，始于五台山建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胆巴主持寿宁寺，建立道场，传秘密法，这是五台山有藏传佛教教法讲说之开端。
　　另据史料记载，元时还有许多藏族高僧曾在五台山活动，如八思巴的弟子，元朝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1249——1295年)，元史作“亦摄思连真”即圆寂于五台山。而噶玛噶举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杰应元文宗之邀进京做法，于1334年在返藏途中前往五台山朝拜、传法。
　　故元北遁，大明以降，五台山藏传佛教获得进一步发展，其因有二：一是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历代皇帝多喜好佛法，信佞“番僧”，更有自封为“大庆法王”的明武宗，崇尚藏传密教，旷绝一时，对藏传佛教倍加敬奉。二是北元与明延长期南北对立，攻伐不休，明延疲于应付明延深知蒙藏民族深信佛法，企图以之柔化其民，而五台山地处蒙古草原之南，虽已成为蒙藏民族心目是的圣地之一，但仍处汉地，易于控制。因此，明朝企图以五台山为窗口实施其宗教羁糜政策。有明一代，藏传佛教高僧在五台山的活动，相续未断，其中最先者为“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1383——1415年)，明史作“哈里麻”，清康熙朝《清凉山新志》记其事道：
　　“明大宝法王葛哩麻，乌斯藏人也。道怀冲漠，神用叵测，声闻于中国。永乐间，太宗遣使西土迎之，应召至京，诰封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师性乐林泉，辇毂之下，恐妨禅业，奏辞游五台，上赐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大显通寺，命太监杨重修其寺，兼修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即塔院寺大白塔)，以饰法王之居。……入灭火化无遗物……敕太监杨 塑像于显通法堂。”
　　又据明朝释镇澄《清凉山志》大宝塔院寺条载道：“永乐五年(1407年)上，上敕太监杨 重修大塔，始建寺”。这说明塔院寺及其作为五台山佛教象征的大白干塔的修建，都与明大宝法王得银协巴有直接关系。塔院寺大白塔，据传是阿育五所建的置佛舍利的慈寿塔，元时有石建小塔一座，明万历年间重建，石塔就藏在白塔腹内，关于白塔，明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在《敕建大宝塔记》中载道：
　　“塔在鹫峰之前，群山中央。甚至黄泉，高二十一丈，围二十五丈，状如藻瓶，上十三级，宝瓶高一丈六尺，镀金为饰。覆盘七丈一尺，吊以垂带，悬以金铃。更造金银宝玉等佛像，及诸杂宝，安置藏中。海内皇宗宰官、士庶沙门，景仰慈化，造像书经，如云而集，悉纳藏中。十年壬午秋，工成，并及寺宇佛殿经楼，藏轮禅宝，罔不备焉。”
　　这座典型的藏传佛教式佛塔(又称喇嘛或腹钵式塔)在殿阁之间，雄伟挺拔，直指蓝天，给人一种气盖山河的威慑之感，古人赞其“厥高入云，神灯夜烛，清凉第一胜境也。”
　　明初，宗喀巴大师(1357—1419年)在卫藏整觞佛教，首创格鲁派，声望渐隆，涌乐帝慕其盛名派人召请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一则以在藏区弘法为己任，二则身体有病，未能前往，而是遣弟子释迦也失前往北京。释迦也失仰文殊之道，先游五台山，住于显通寺，入京受封为大国师号后，又回五台山，潜心修法，历时数年，据说他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格鲁派寺院。格鲁派认为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于是又把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与宗喀吧大师联系起来，越发加重了五台山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圣山地位。明朝后期，藏传佛教再度船入蒙古草原，蒙古人赴五台山朝圣者络绎不绝，使五台山佛教获得迅猛发展，当时台内(内怀地区)有佛刹64所，台外有佛刹36所，共计达百所之多。
　　另据显通寺塔林宪宗成化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立《勒谕碑》可知，朝廷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这说明明代五台山佛寺已有“汉僧寺”与“番僧寺(指藏传佛教寺院)”之分，两类寺院已同等并重了。
　　清代是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清承明制，继续以五台山为基地，开展宗教羁糜政策，以对五台山佛教的支持来加强与蒙藏民族的感情沟通，同时还赋予五台山崇拜以新的内容。
　　菩萨顶《乾隆御制碑》载：“竺兰宝号(文殊菩萨称号)与我国号相符，用微亿万年量福祚也”，因为在满语中“满洲”与“文殊”读音相同，这使清代廷对五台山佛教的支持具有特殊含义，因此“世祖入关登极后，屡令喇嘛启建护国祜民道场。于顺治十二年、十四年、各派数十喇嘛，往五台山启建护民道场，十八年，特命阿旺老藏喇嘛，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理番汉僧众。至圣祖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天下太平，国家富裕，或隔一二年往五台山一次，或每年一次。”
　　清代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藏传佛教寺院发展迅速
　　五台山是全国有名的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山，自元代有藏传佛教僧人活动以来，五台山佛寺逐渐分成“青庙”和“黄庙”，汉地佛教的僧尼一般身着青(黑)色或灰色的僧衣，称为“青衣僧，”青衣僧所居之寺便称为“青庙”。清代五台山蒇传佛教主要是格鲁派，其僧侣的一般标志是头戴黄色僧帽(班霞)，故称黄衣僧，多半是藏、蒙古、满等族，后来又有了大量的汉族喇嘛。无论出身何族，统归格鲁派僧人，一律学习藏文佛典，遵守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清规戒律，按照格鲁派的仪轨修习佛法。
　　清代五台山蒇传佛教寺院发展主要依*两种途径。1、清廷或蒙藏地区王公、信徒们布施援建。如上文所引，顺治十二、十四年“各派数十喇嘛，往五台山启建护国祜民道场”，康熙时期，期廷出资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尤其众多。另外，各地朝山信徒，有的将大量的财富贡献给寺院。有的则发愿在五台山建佛塔、佛像、佛殿等，道光年间，土族人印堂住募化修建了十方堂，专门招待远途前往朝山的僧人及信徒。2、由清朝中央直接将“青庙”改为“黄庙”。据三章嘉活佛若贝多杰的《清凉山志》记载，顺治十七年，顺治朝礼菩萨顶时，将原属青庙的菩萨顶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回京后又委派北京西山满族喇嘛阿旺老藏到菩萨顶任主持，总理番汉各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清凉老人”阿旺老藏迎驾于射虎川(位于菩萨顶东二十公里处)，康熙大喜，遂将台内十座青庙：罗睺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池、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悉改为黄庙，寺内佛殿塑像和陈设都按藏族风格重新更置，十寺和尚也随之改为喇嘛。
　　五台山蒇传佛教寺院在管理上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西藏达赖喇嘛选派的扎萨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约有20多所。一类是由章嘉活佛管理的镇海寺和“佛爷五处”，即普乐院，集福寺、广化寺、文殊寺、慈福寺等。
　　到清世宗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较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千余人，到嘉庆时仅菩萨顶一处就有喇嘛561人，最盛时寺内住3000喇嘛，直到民国时，“黄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
　　二、藏传佛教地位日益提高
　　清延对藏传佛教的优礼政策，以及五台山在其宗教羁糜政治中的重大作用，致使五台山藏传地位愈来愈高。五台山诸寺中，菩萨顶地位最高，是札萨克大喇嘛的驻锡地，札萨克大喇嘛全称“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僧官二品。第一至五任札萨克喇嘛均由清廷委派。康熙时曾请西藏达赖喇嘛的堪布在五台山诵经传戒，并拜为皇子师。故自六任始，改由西藏达赖喇嘛选派学德高超的堪布充任菩萨顶大喇嘛，每任6年，直到最后一任罗桑巴桑，达赖喇嘛共委任了19任札萨克大喇嘛。菩萨顶札萨克大喇嘛，既是格鲁派的掌权人物，还总理番汉全体僧众，出行时许坐八抬大轿，鸣锣开道。
　　另外，从菩萨顶大殿顶覆琉璃瓦，壁镌黄龙，亦可知其地位之尊。黄色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尊贵色彩，唐时即规定为代表皇室的色彩。明、清两代明文规定，只有皇帝宫室、陵墓建筑及奉旨兴建的坛庙，方准许使用黄琉璃瓦，而菩萨顶则被准许使用黄琉璃瓦盖顶，反映了清廷对藏传佛教的尊崇。
　　为了保护菩萨顶，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月，康熙帝敕命“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正七品武官)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护香火供器”，这在汉地佛教其他寺院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章嘉活佛之住锡五台山镇海寺，更使五台山藏传佛教地位崇高倍加。章嘉活佛原为青海互助郭隆寺(佑宁寺)活佛系统，二世章嘉阿旺罗桑曲旦博通经典，通晓藏、蒙古、满、汉4种文字而深得康熙帝崇敬，受封为“章嘉呼图克图、灌顶普善广济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从此，章嘉活佛就成为仅次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藏传佛教领袖。章嘉活佛虽住镇海寺而管“佛爷五处”，实际仍是五台山佛教的领袖人物。清廷让他常住五台山，使蒙藏信徒不仅朝礼圣山，还能朝拜宗教领袖。也正因为章嘉活佛的巨大影响，才使“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也才使“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
　　注：
　　①《萨迦五祖全集》第15函，第113—119页。引自陈庆英《大元帝师八思巴》。
　　②(明)释镇澄《清凉山志》。
　　③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下册。
　　④《新游记系列续编》第二册，沌谷《五台山参记日记》，中华书局。
　　⑤袁希涛《游五台山记》，见《东方杂志》卷17。
　　⑥摘自《菩萨树下》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