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的学佛因缘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二）

杨仁山的学佛因缘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二）
　　于凌波
　　四、金陵刻经处始末
　　同冶五年（一八六六），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筹画设立刻经处。在同志中发心最切的，是江都郑学川居士。郑居士未几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川东乡砖桥创办了“江北刻经处”。以后十五年间，刻印了两千多卷佛经。
　　文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也成立于同冶五年。成立之初，参与创办者曾开会公议，有所谓二二不刻”的条例，即：一、疑为伪经者不刻。二、文义浅俗者不刻。三、乩坛之书下刻。以后数十年间，刻经处都维持这一原则。金陵刻经处刻出的第一部经书，是《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普贤行愿品》的台刊本。文会于（重刊净土四经跋）一支中称：
　　“子初闻佛法，惟尚宗乘，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
　　，以为著相庄严，非了义说。及见云栖谙书，阐发
　　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苦
　　海之舟航、人道之阶梯也。……适来金陵，护见此
　　本于王君侮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
　　外。……自逆匪窜扰以来，其版想不复存。今者匿
　　募信拖，重镘梨枣。”
　　至于金陵剔经处，自同冶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上，先后四十余年间，共刻印出了多少径书呢?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所载，文会手订（大藏辑要），共列经书四百六十部，三十三百二十卷。文会生前，经他亲手校订出版者，为数在两千卷左右，而由刻经处流通出去的径书约百余万卷，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万张。这下能不说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成果。
　　文会对佛教的贡献，犹不止此。主要在于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著述，有近三百部之多。这是我国散佚在国外的逸书，重回国内，刻印出版。这件事要由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说起。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曾纪泽奉朝旨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函邀文会以参赞名义同行襄助。文会在英伦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条文雄。南条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荚伦留学的学者之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佛教学者与僧侣赴英留学，接受西洋教育，攻习梵文者顿下乏人。如笠原研寿、高楠顺次即、村上专精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留英学者。
　　文会与南条文雄结识，闻得南条称日本有不少中国古代的逸书，就托请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南条不负所托，返回日本后即尽力协助。文会与南条相交垂三十年，书信往返，不曾间断。南条代文会搜求得中国散逸佛书近三百种，南条曾谓：
　　“明治二十四年以后，余与道友相识，所赠居士和
　　汉内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土翻刻却赠来者，
　　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绰、善导、窥基、智旭之
　　书，亦在其中。”
　　南绦代为搜求的经书中，如窥基的六十卷《成唯识论述记》亦在其中。如文会于（成唯识论述记叙）中称：
　　“有窥基法师者，奘公之高弟也，亲承师命，翻译
　　《成唯识论》，会萃十家而成一部；并以闻于师者，
　　著为（述记），学相宗者，奉为准绳。迨元季而失傅
　　，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每以为憾。近
　　年四海交通，得与日本博土南条上人游，上人以此
　　书赠子。”
　　金陵刻经处虽然成立于同治五年，但是并没有固定的“处，一址。最初，文会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佛书的场所。后来因为北极阁土地发生料纷，文会不得已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稗楼租赁的住宅中。这以后，文会曾到苏州香雪海看过土地，想盖一处永久的储畈藏书之所，但也没有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南京延龄巷，兴建了“金陵刻经处”的永久处址。
　　南京廷龄巷的金陵刻径处，占地二十一亩，合一万四千平方公尺，盖了一百二十乡间房子，分成几个院落。最初，文会一家人也迁入居住，留出一部分给刻经处使用。到文会临终前，遗命把全部房舍捐给金陵刻经处。杨家后代以后分批搬走，并在南京市政府办了产权转移的手续。
　　有金陵刻经处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房舍，所以文会以后在刻经处内创办只恒精舍，欧阳竟无在刻经处内创办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使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成为近代佛学复兴的摇篮。
　　五、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文会曾两度以参赞名义出使欧洲。第一次是光绪四年，随出使英法两国大臣曾纪泽去的。光绪六年，曾纪泽改任出使俄国大臣，文会即辞职返国。第二次是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欧洲，以文会襄助过曾惠敏公（纪泽）使欧，娴于英法国情，坚约同行协理。文会倩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此次出国四年，于光绪十六年回国，此后文会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为职志。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土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文会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画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只恒精舍”的原因。
　　文会晚年二（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顿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侮顗云、欧阳渐等，是其著者。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称：
　　“惟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乡材。谭嗣同善华严
　　，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
　　，有章太炎、孙少侯、侮顗云、李证刚、蒯若木、
　　欧阳渐，亦云伙矣。”
　　光绪三十四年，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斩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只垣精舍。只恒精舍是年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载曰：
　　一春，大师以华山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于南
　　京只恒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诗顿有进益。杨仁
　　老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老二谛闲法师）任
　　学监。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
　　义、欧阳渐、邱曦明，亦有同学之谊。 ”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人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渐，字竞无，江西宜黄人，生于清同冶十年（一八七一），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从文会学佛。后以丧母、大病种种挫折，决计舍身为法，再到金陵刻经处，任校对经书之责。越年，文会病逝，以刻经处编校相属。时值辛亥起义，革命军攻南京，竟无于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畈赖以保全。
　　人民国后，竞无于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于内学院讲《成唯识论》，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梁漱溟、汤用彤亦从而问学。粱任公亦受业兼句，以病辍，报竟无书曰：“自怅缘濩，下克久待。然两句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
　　竟无后于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种，阐扬法相唯识之学。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虽匮有法义之诤，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
　　杨仁山居上，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只恒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Holmes Welch）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文会可当之无傀。
　　摘自《慧炬》第3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