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中寺在中国净土宗史上地位的再检讨

　　玄中寺在中国净土宗史上地位的再检讨

　　温金玉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净土文化拥有最为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净土宗是中国佛教中最富宗教性且又最简便易行的教派，其念佛法门成为各宗各派共修之基业，影响至为久远。净土思想初传中土，便是由山西玄中寺的昙鸾、道绰、善导三位祖师弘宣法化，集众念佛，使净土一系发扬光大，蔚为一宗。玄中寺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横流中华大地之滥觞。日僧法然、亲鸾依善导系更创日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由此，玄中寺成为中日两国佛教徒共同崇奉的净土宗祖庭。然而，就目前祖庭玄中寺的影响力而言，并非如人们所期望得那样显著；而玄中寺三祖师在中国净土宗史上的地位，自南宋以来便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此外，长期以来，人们虽对自明清后中国人精神世界所出现的“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格局给予认同，但对引领这一信仰民众性的缘因却众说不一。本文愿对这些问题作一梳理、检讨与回应。

　　净土宗十五祖之新判

　　净土宗尽管在中国的佛教宗派中，是最富有民众信仰基础的宗派，但净土宗并没有现行的僧团组织，也没有独立的法嗣传承，在其内部既无衣钵相传的制度，也没有如禅宗以心印心的师资授受。可以说，净土宗在组织上没有严格的师承世系，所以本来也无所谓祖师世系。后来有人为净土宗排列祖师世系，亦不过是对中国宗法社会制度的回应，抑或是对禅宗等宗派的模仿。然而，净土祖师世系一出，纷争亦起。从历史上来说，这段公案就未能了断。就目前学界、教界而言，受质疑最多者亦无过于传统之十三祖说。

　　我们先追溯十三祖之说，现在遵奉的净宗十三祖，是大浪淘沙、历经宋元明清数代的逐渐推选而形成的。净土宗立祖之说始于宋代，南宋宗晓法师（1151一1214年）在《乐邦文类》卷第三中立净土六祖，以慧远为始祖，次第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五人继之。尔后，宋代的志磐法师在《佛祖统纪》中，又以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为莲社七祖。并说：“四明石芝晓法师，取异代同修净业、功德高盛者，立为七祖。今故遵之，以为净土教门之师法也。”宗晓立净土六祖，志磐在宗晓的排名基础上，删除宗赜，增加了承远与永明延寿，成为七祖。至明清之际，又增加了明代的莲池大师为八祖。清道光间，悟开法师增推蕅益大师为九祖，省庵大师为十祖，彻悟大师为十一祖。民国年间，印光大师又改推截流大师为十祖，省庵大师、彻悟大师递降为十一祖、十二祖。印光大师往生以后，其门人又推其为十三祖。这样，净宗十三祖的谱系方告圆成。这就是佛教界通行的净土十三祖说。从这样的祖位排列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是六祖说，还是七祖乃至十三祖说，都是推崇慧远为初祖，而昙鸾、道绰竟未能列入。

　　为什么昙鸾、道绰二大师，未能列入净土宗十三祖之中呢？这是许多人的疑问，《净土宗教程》一书对此分析说：有人认为，昙鸾、道绰二大师的著作久已散佚，只是本世纪初杨仁山居士才从日本请回汉土，所以未列祖位。然而，如果以是否有净宗著作为衡量净宗祖师资格的话，这种说法似难成立。现今十三祖中，亦有不少未有著述的，如承远、少康、省常三大师即是，或著述少份亦有多位，如法照、截流、省庵、彻悟等。印顺法师对此亦有一说，认为净土与圣道之判，即信愿往生与戒定慧——圣道之别。故其弊，不重戒定慧之圣道，而以往生为纯由佛力。简言之，但须念佛，即得往生，犯戒等根机不在简别之列。这种理论很难在中国的佛教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更多人认为，十三祖中有善导而无昙鸾、道绰，乃鉴于昙鸾、道绰、善导三大师有一明显的传承脉络，故取集大成者——善导大师为代表，列为二祖，与慧远大师交相辉映，一则自力与他力并重；一则突显他力本愿。而未把昙鸾与道绰排入十三祖之内。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们以为，在中国佛教史上持名念佛更多地被鄙视为下根器者所习法门，一直不受重视。修净土者不像学天台止观、华严圆融那么有学问，也不像参禅者那般洒脱颖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佛教”，有时甚至被视为引导愚夫愚妇的“方便说”。中国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是重义学而轻实修的。昙鸾所倡导的简易念佛法门虽受民众喜爱，却得不到正统佛教的接纳与重视。如在所谓“净土三流”中，善导流就被定位为接引下根机者。而重义理、重悟解的慧远流则被视为上根机者的修行法门。

　　唐宋以后，禅净双修，或摄净归禅之风，甚为激烈，净土宗的修行法门或持名念佛漫延各宗派间，成为中国佛教各派共修之基业，净土宗在发展推广自身的同时，也日益被别的宗派所化解，这就是所谓“寓宗”现象。净土宗本身这种散漫的存在状态很难为社会精英文化层所关注、所聚焦。

　　楷定祖师，完善法系，这是知识型僧人所擅长之事，净土宗十三祖最早与最后的确立，都是经过义学僧的推敲而定的。确立祖师的话语权是掌控在义学僧手中，他们左右着教界的舆论导向。据陈扬炯先生分析，最早为净土宗排祖位的宗晓与志磐皆为天台宗僧。所以在十三祖中，有天台宗四人，禅宗二人，华严宗一人。由其他宗派的人来确立净土祖师，其倾向性、宗派性以及随意性当是不可避免的。

　　对十三祖质疑之焦点实际最后落在了慧远与昙鸾谁是净土宗的真正奠基者，抑或说是初祖的问题上。目前已有多种论著对此发表新说。如陈扬炯先生就指出：“从历史真相来说，净土宗的真正奠基者、创始者是昙鸾而不是慧远。昙鸾不仅是中国净土宗的初祖，也是国际净土教的初祖。”并认为将慧远定为净土宗初祖，实在是夸大了慧远的作用。

　　对这一问题，我们以为，古印度净土思想在中国的弘传与佛教在中国的整体传入并行。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的弘传起先主要以经典翻译为开端。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支娄迦谶就译出《般舟三昧经》，此为中国净土经典传译之先声。随着大量经典的译出，古印度净土思想在中国就广泛传播开来。

　　慧远的净土思想可以上溯至其恩师道安。道安时便笃信弥勒净土，与弟子八人在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天。慧远虽未归信弥勒净土，但其信仰净土的思想却是受到道安影响的。慧远深信因果报应及神不灭论，在诸多净土中选择了弥陀净土，组织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等僧俗123人共誓往生西方；约集同志写诗著文，弘传净土；倡导以观想念佛为主的念佛三昧，把般若、禅法与净土信仰结合起来。他是弥陀信仰的实行者、组织者和宣传者，对于弥陀信仰的流传起了开一代新风之作用。他在《答桓玄书》中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以此而寻，孰得久停，岂可不为将来作资？”指出人生短促、生命无常，应为来世早作准备。他在《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更明确地说：“君与诸人，并为如来贤弟子。策名神府，为日已久。徒积怀远之兴，而乏因籍之资，以此永年，岂所以励其宿心哉？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这里慧远表达了要与刘遗民等人同生西方净土的愿望。在刘遗民所著《发愿文》中，得以印证，《发愿文》说：“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这样看来，慧远大师以丰隆德业倡导念佛，流风余韵，影响深远，确为中国净土宗的先驱者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慧远大师的念佛主要是依《般舟三昧经》，侧重于禅观念佛，也就是于六时中与大众在法堂中坐禅入定，来观想佛的相好。这种以观想念佛为主的念佛三昧并没有突破印度禅法的范围，而且只为少数“上根者”所接受。日本学者高桥弘次指出：“慧远的净土教是以般舟三昧的定中见佛为目的，并不是易于所有人都修习的行法。”这种观想念佛法门与日后以称名念佛为特征、以广大普通百姓为基本群众的净土宗大异其趣，所以从思想渊源上，很难说后来的净土祖师是继承了慧远。因此他去世200多年间，在净土一系中仍默默无闻，他的弥陀思想也没有太大影响。唐迦才在《净土论序》中说：“上古之先匠，远法师、谢灵运等，虽以佥期西境，终是独善一身；后之学者，无所承习。”林元白先生在《中国净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一文中也说：“这种念佛方法叫做观像念佛与观念念佛，不是至诚信仰的人是不易持久的。所以远公以后，这一种念佛方法就有些人往风微了。”虽然后世传说他曾在庐山邀请僧俗十八人，即所谓十八高贤立“白莲社”，但据著名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考证，这只是后世念佛者的一种善意的附会。（详见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十一章，中华书局出版。）尽管说慧远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净土信仰者，只是一个探索弥陀信仰思想的理论先行者，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却是成就卓著的一代名僧。他高居庐山，培养了一大批弘法僧才，团结高层官吏及士族文人，调和佛教与儒教的矛盾，使佛教得以在中国南方流行发展，并为以后佛教中国化开拓了一条道路，影响极为深远。就弥陀净土信仰来说，有这样道隆德盛、遐迩闻名的高僧来倡导，其影响自不待言。净土宗的确立是在隋唐之时，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慧远崇尚净土，对净土宗的形成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应予以充分肯定。

　　在净土宗史上，至昙鸾大师才专重持名念佛，仰靠他力求生净土。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明确指出：“北方大弘净土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其影响颇大，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从昙鸾与道绰的生平来看，他们是倾毕生精力与心血来劝导念佛的，这在净土思想初传期是仅有的。我们首先应正视一个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都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净土宗发展的理路与承继的血脉，是沿着由昙鸾开创、道绰继之，善导集大成的持名念佛一系而发展的。所以，在净土祖师的位次中是应该专门予以彰显的。

　　然而，对慧远与昙鸾究竟谁为初祖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可不必争辩。如果我们觉得净土宗传承如同中国人家族谱系一样严格，不可有丝毫错乱，否则就会乱了辈份伦常，我们就应争一个清楚明白。既然，净土宗的祖师并不像其它宗派有严格的传承法脉，而是由后人根据先贤之功绩所排定，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技术指标以及衡量问题，还有排定者主观因素问题。如由谁来衡量净土祖师的“功德高盛”。我们不必去过多地讨论所谓“历史的不公正”与“许多世纪的误解”，去感慨埋没了昙鸾、道绰二祖的英名。因为十三祖之确立实在有其特定之因缘，不论是宗晓、志磐等的信息不畅，还是南宋时净土中心南移等原因，这都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我们以为，任何人都无法去重写历史。所谓法不孤起，待缘而生，十三祖的排列自有其因缘，并非一无是处，在漫长的岁月里，正是这些祖师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星空。今天，我们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也是基于今日的因缘。

　　慧远对净土思想的弘扬之功，相信是无人可以否定的，而昙鸾与道绰的立教功德亦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我们今天应采取的态度是既尊重十三祖说的历史渊源，也要完善净土祖师说，而不应是急不可耐地去宣传昙鸾、道绰，去抨击“十三祖说”，去寻觅慧远大师的不足，用昙鸾、道绰去取代慧远，在中国净土宗史上，这三位祖师各有贡献，春兰秋菊，各擅其美，实不可互代。我们在弘扬新说的同时，更应防止矫枉过正。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十三祖”说取集大成者善导以代表昙鸾一系所隐含的一定的合理性。但列善导不足以彰显昙鸾、道绰，且善导大师之被列入亦非以玄中寺僧之名，而是以长安光明寺僧身份。所以我们感到以昙鸾、道绰树净土宗万世不拔之基之贡献，实在不应只做“幕后英雄”，而以玄中寺作为根本念佛道场、作为孕育了三位功高盖世的三祖师之基地，亦未能在历史上享有应当之盛名。在此我们提出中国佛教净土宗十五祖的排列，希望能够得到教界与学界的支援。

　　净土宗祖师谱系的排列有一个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过去有六祖、七祖、十三祖之说，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楷定十五祖。同样，再过若干时，还会排定出十六祖、十七祖，以至更多。佛土无量，佛无数，那么，祖师也不应该是一个恒数。 基于以上考量，我们郑重倡议，在此历史新纪元，我们应审视与检讨传统十三祖说，重新楷定净土宗祖师，确立“净土十五祖”：

　　初祖庐山东林慧远大师

　　慧远（334—416年），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人，至今原平市茹岳村仍有楼烦寺。据《高僧传》记载，慧远13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一带，“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20岁时，准备过江追随名重南北的范宣子隐居，后因战乱，交通阻塞，未能成行。当时佛教领袖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弘法，名声显著。慧远携弟弟慧持慕名而去，听道安讲《般若经》后，极为叹服，“以为道安真吾师也。”遂与其弟落发皈依，追随道安。后至庐山，由江州剌史桓伊为建东林寺，南对香炉，门临虎溪，清泉环阶，白云满室。从此，慧远“居庐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在他辛苦经营下，远近归服，佛法自隆。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慧远也成了名重一时、泽被万代的佛门领袖。他与刘遗民等居士结社念佛，共同发愿往生西方。这样的共修方式奠定了日后净土宗的修行典范。

　　二祖石壁玄中昙鸾大师

　　昙鸾（476—542年）南北朝时代净土教高僧。日本尊之为净土五祖之初祖，又尊为真宗七祖之第三祖。雁门（山西代县）人，一说并州汶水（山西太原）人。家近五台山，常闻神迹灵异之事，十余岁即登山出家。苦节力学，精通诸经。尝读大集经，为之注解，书未成即染疾，遍求不治，乃发心求长生不死之法。往江南，于句容山访陶弘景，从之受仙经十卷。归途过洛阳，谒菩提流支，受得《观无量寿经》，乃尽弃仙学而专修净土。东魏孝静帝尊之为“神鸾”，敕住并州大岩寺。后住汾州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众讲经，弘阐念佛法门，四众钦服，为后来唐代净土教之集大成者奠下重要基础。著有《往生论注》二卷，其书乃世亲净土论之注释书。另著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他创“他力本愿”说，立难易二道，开持名念佛之先河。

　　三祖西河石壁道绰大师

　　道绰（562—645年）隋、唐间之净土名僧。俗姓卫。并州（今山西太原）汶水人（迦才《净土论》卷下作并州晋阳人），是继承北魏昙鸾一系净土思想的大师。他十四岁时出家，对《大涅槃经》特别有所研究，曾开讲二十四遍。后于太原蒙山开化寺从慧瓒（536—607年）讲究空理，对禅学有很深的造诣。隋大业五年（609年），他到石壁玄中寺，见到记载昙鸾念佛往生种种瑞应的碑文极为感动，于是即舍《涅槃》讲说，修习净土行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观想礼拜，精勤不断。并为信众开讲《观无量寿经》约二百遍，每当他讲经散席，大众欢喜赞叹，念佛的声音响彻林谷。道绰从隋大业五年（609年）来到石壁玄中寺，至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圆寂，住持玄中寺三十余年。由于当时玄中寺属于西河汶水地界，所以后人尊称道绰为“西河禅师”。所著《安乐集》二卷，立圣道、净土二门。

　　四祖长安光明善导大师

　　善导（613—681年），先于玄中寺师事道绰，修习净土法门，道绰寂后，移住长安弘扬净土教义。“善导可嗟今已往，化来老少皆归向。”这是净土宗人对善导的赞颂。善导大弘净业，对净土宗贡献很大，被认为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在长安广行教化，称名念佛风行天下。据《天竺往生略传》说，善导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明代莲池大师也说：“善导和尚，世传弥陀化身，见其自行精严，利生广博，万代之下，犹能感发人之信心。若非弥陀亦必观音、普贤之俦。”《瑞应删传》评价善导说：“佛法东行以来，未有如禅师之盛德！”

　　五祖南岳般舟承远大师

　　承远（712—802年）曾于衡山西南脚下弘扬念佛法门，村民受其精神感化，为其建造弥陀寺，供其讲道弘法。大师的修行不重言语，只教人念佛，时人称为“弥陀和尚”，代宗皇帝赐名“般舟道场”，法照国师言其有至德，柳宗元为其立碑，由此可见他德望之高，受世人无限推崇。

　　六祖五台竹林法照大师

　　法照（767—802年）于南岳弥陀台师事承远，广发弘愿念佛，后得五会念佛之法，从此五会念佛的方式广传于世，世人亦称其为“五会法师”。法照于五台山大圣竹林寺建念佛三昧道场。著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等。

　　七祖新定乌龙少康大师

　　少康（？—805年），贞元初，参访洛阳白马寺，见善导和尚《西方化导文》有感，始知与净土有缘。后又于长安光明寺善导和尚影堂瞻礼，见善导显圣，若有所悟。后立净土道场，后人称为“后善导”。

　　八祖杭州永明延寿大师

　　延寿（904—975年）唐末五代吴越国人氏，大师原是一名税官，因用公款买鱼虾放生而被判死罪，后得吴越王之宽恕，因而出家学佛。曾于智者岩做签抉择，从此走向禅净双修。禅净双修在当时是创新的观念，经由大师的提倡与弘扬，渐渐为世人所知，成为后世净土宗主要的走向。著作有《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神栖安养集》、《参禅念佛四料简》等。

　　九祖杭州昭庆省常大师

　　省常（959—1020年）钱塘人，约于宋朝初年住西湖昭庆寺，以念佛法门为主要弘化内容，并创立“净行社”，首度将《华严经·净行品》融入净土宗的修行系统。曾刺血抄《华严经》，刻无量寿佛像，以此发愿往生净土。世称“钱塘白莲社主”。

　　十祖杭州云栖莲池大师

　　莲池（1535—1615年）明朝四大师之首，杭州人，年三十二岁出家，住云栖山，世称云栖祩宏。一生力弘净土，与名士曹鲁川书信往返，辩论净土要义，成为当时一件大事。分净土经典为部、类之别，主张禅净同归，三教一致。著作有《往生集》等三十多种。

　　十一祖灵峰蕅益智旭大师

　　智旭（1599—1655年）为明朝四大师之一，字蕅益，自号八不道人。年少时以儒学为主，读莲池大师所著《竹窗随笔》，因而发心学佛。二十四岁突染重疾，持《往生咒》度过难关，从此以念佛法门为修行主力，一意求生净土。著有《弥陀要解》等书，合编为《净土十要》，可谓净土思想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33岁入灵峰（浙江孝丰）。两年后造西湖寺，此后转辗九华山等地从事宣讲、著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于灵峰入灭，立塔于灵峰大殿右侧，世称灵峰大师。

　　十二祖虞山截流行策大师

　　行策（1628—1682年）清代僧。江苏宜兴人，字截流。其父全昌精通儒佛，与憨山德清有亲交。德清示寂后三年，全昌梦其杖锡入室，于是生行策。长而父母相继逝世，年二十三投于武林理安寺箬庵通问门下，五载不横卧，彻达法要；住报恩寺，受自庵瑛之劝，而修净土，并就钱塘樵石研习天台学，共修法华三昧，研习教义。清康熙二年（1663年），于杭州法华山之西溪河渚间结庵，专修净业。康熙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复兴莲社，学者翕然风从，使净土宗有一派中兴之势。著有《金刚经疏记会编》十卷、《劝发真信文》、《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宝镜三昧本义》、《楞严经势至圆通章》等。

　　十三祖杭州梵天省庵大师

　　实贤（1686—1734年）字思齐，号省庵。十五岁出家，经典过目不忘。二十四岁受具足戒，严持戒律，不离衣钵，日仅一食，恒不倒单。后谒礼绍昙，听讲《唯识》、《楞严》、《摩诃止观》，通达天台、法相等学说。更于真寂寺掩关三年，昼阅三藏，夕课西方佛名。后应诸方丛林之请，讲经十余载，江浙道俗皈依者甚众。历住鄮山阿育王寺、杭州迁林寺。晚年，绝诸外缘，结集莲社，专修净业，人皆称为永明再来。著有《西方发愿文注》、《续往生传》一卷、《涅槃忏》、《劝发菩提心文》一卷等。

　　十四祖红螺资福际醒大师

　　际醒（1741—1810年）河北丰润人，俗姓马。字彻悟、讷堂，号梦东。少攻举业，精通经史。二十二岁时因病而悟人生之无常，遂礼河北三圣庵之荣池出家，翌年于岫云寺受具足戒。先后参谒香界寺之隆一、增寿寺之慧岸、心华寺之遍空、广通寺之粹如，遍习《圆觉》、《法华》、《楞严》、《金刚》、《唯识》等性相之旨，并嗣粹如之法，得其禅法。其后，粹如迁往主持万寿寺，乃继主广通寺，提倡禅净双修之道。嘉庆五年（1800年）退居红螺山资福寺，专以净土为说，世称“红螺彻悟”。恒常讲演，劝人念佛，为其所化者一时遍于南北。撰有《梦东禅师遗集》等。

　　十五祖苏州灵岩印光大师

　　印光（1861—1940年）陕西郃阳人，俗姓赵，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少治儒学，喜读程、朱之书。曾排佛，遭目失明，继而猛省，转研佛典，以至诚所感，目疾获愈。年二十一，至终南山南五台，归依莲华洞道纯长老出家。光绪八年（1882年），挂搭湖北竹溪莲华寺。未久，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二十六岁，赴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念佛，自号“继庐山行者”，以明其志。其后，往浙江居普陀山法雨寺二十余年，朝夕唯阅藏念佛，不求闻达。曾两度闭关，空诸色相。民国元年（1912年），以文稿刊于佛学丛报，署名“常惭愧僧”，名震遐迩。民国七年，为募印《安士全书》而常至上海，遂驻锡太平寺，各方投函请益者甚众，皆慈悲摄受。毕生弘扬净土，恒示人以老实修持之道。年七十，闭关于吴县报恩寺，初不欲见客，后始对大众开示。曾修辑普陀、清凉、峨眉、九华等四大名山之志书。又于吴县复建灵岩山寺。一生操守弘毅，学行俱优，感化甚广，被誉为民国以来净土第一尊宿。著有《印光大师文钞》行世，为近世念佛之人不可不读之著作。

　　玄中寺在中日友好交流中的作用

　　与中国佛教对昙鸾、道绰的态度不同，日本佛教净土教对二位祖师却是推崇备至，日本净土宗的创始者源空，立支那净土五祖，即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日本也有一个净土宗谱系排列，所谓三国七祖。印度有二位祖师：龙树菩萨、天亲菩萨；中国有三位祖师：昙鸾大师、道绰大师、善导大师；日本有二位祖师：源信大师、法然上人。在这七祖中，中国以昙鸾为首，即昙鸾为中国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初祖。由于昙鸾是在玄中寺创建净土道场的，所以日本佛教净土派视玄中寺为他们的祖庭。

　　正是因为日本佛教是根据中国玄中寺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的“称名念佛”所阐明的教理和仪轨而创立净土教的，所以，日本佛教净土宗信众十分感恩于中国玄中寺三祖师的恩德，但长期以来，许多信徒并不知道玄中寺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1920年日本佛教净土宗僧人常盘大定来中国踏访佛教遗迹时，在山西交城县石壁山中终于找到了玄中寺，并写下一诗来纪念：“石壁山深一径通，幽溪穷处是玄中；鸱啼月蚀空广夜，赞仰鸾绰二祖风。”玄中寺的再次发现，引起海内外的关注，特别是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瞻仰、朝拜祖庭的热潮。从此，中日两国佛教界又开始了新的友好往来，玄中寺成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成为联结两国人民友谊的黄金纽带。

　　1942年，常盘大定率领一个日本佛教代表团来到玄中寺，同中国佛教徒一道，联合举行了盛大的严修昙鸾大师圆寂1400周年及玄中寺奉赞大法会，并写诗纪之：“不堪廿五年前思，重到汾西悲昔游。菩萨余光犹可仰，溪声山色自悠悠。” 常盘大定是这次法会的导师，副导师便是他的道弟，后来为中日净土教的友好往来作出毕生贡献的菅原惠庆长老。菅原惠庆长老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意、对净土祖庭的崇高敬意，从玄中寺带回一把红枣并种植在自己住持的东京运行寺，还把运行寺改名为“枣寺”。他为了使无尽的法缘，流布于四方，当枣树初长成时，特邀日本著名画家横山大观，把这株枣树画出，并请常盘大定博士述其因缘。博士为题一偈：“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枝一叶，皆是念佛。”并跋云：“此是一小树，象征日中佛教之友好关系。他年枝叶繁茂之时，日中佛教徒之传统友谊，必当增深累厚，愿拭目以待之。”这一份良好的祝愿成为日后中日佛教界践履的现实。

　　但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奉行侵略和掠夺政策，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遭到破坏，但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却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与此相应的日本佛教界的联合组织“全日本佛教会”也奉行政府政策不与中国佛教界联系往来。事实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与中国佛教的交往多是由一些友好人士组成的佛教团体，也正是这些友好团体在这一段不正常的时期为中日友好交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起了最为直接与重要的作用。

　　1952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委托出席会议的代表向日本佛教界赠送了一尊药师佛像。这一友好举动在广大日本人民和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佛教各宗领袖纷纷写信给中国佛教协会，表示衷心感谢，并对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表示忏悔，同时希望重新缔结两国佛教界关系。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工会组织和日本佛教友好团体共同组成“中国殉难烈士慰灵执行委员会”，由参议院议员、真宗大谷派的大谷茔润担任会长，收集在战争期间被劫持至日本的被害中国劳工遗骨，前后经三年的时间，送归3000多人的遗骨。1955年，日本佛教界人士成立“日中友好交流恳谈会”，组织动员日本佛教徒积极从事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同年日本召开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会议，赵朴初应邀出席。这些活动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基础，也为玄中寺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和展开提供了可能。

　　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个历史上殿宇巍峨、香火兴旺、海会云集、信众弥谷的玄中寺早已灰飞烟灭，中轴线上的四座佛殿，仅存一座断壁残垣的天王殿。整座寺院荒草萋萋，满目苍凉，一片瓦砾。日本佛教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注玄中寺的现状，菅原惠庆长老曾专门致信周恩来总理，信中表明，日本净土宗三千多万信徒无限向往祖庭玄中寺，他们反对军国主义，衷心希望日中永远和平友好，热切希望新中国政府领导人支持这一愿望，将祖庭玄中寺加以修复。我国政府为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十分重视玄中寺的修复工作，1954年1月，国务院指示山西省人民政府拨款修复玄中寺。后来赵朴老在一篇讲话中回忆说：“1953年初，菅原长老曾写信向我国周恩来总理，建议对净土宗的祖庭玄中寺予以修复。1954年，廖承志先生访问日本，在本愿寺会见大谷光畅法主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拨款修复玄中寺”。当菅原惠庆听了廖承志先生的谈话后，在大谷茔润的支持下，以“日华亲善昙鸾大师奉赞会”代表的身份，前往东西两本愿寺、净土宗本山宗务机关等处，进行说服工作，并请被各本山所信赖的佛画师制作昙鸾（东本愿寺）、道绰（本愿寺）、善导（净土宗）的肖像，还为将来在玄中寺举行的开光法会上奉献这些祖师像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1956年10月，修建二期工程竣工，中国佛教协会致函全日本佛教会，邀请日方参加玄中寺修复庆典法会。

　　1957年，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日本佛教界经过协商组成了“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他们此行的缘起就是来参加玄中寺的庆典活动。9月，以全日本佛教会会长、曹洞宗管长高阶珑仙为团长，以净土宗著名学者冢本善隆、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庆为副团长的日本佛教友好使节访华团一行16人，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周叔迦居士等的陪同下，来到玄中寺，同僧众一起举行了庆祝净土古刹复兴和为昙鸾、道绰、善导三大师像开光大法会。此次交流活动的圆满成功，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在新中国的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玄中寺迈出的是第一步。这是佛教寺院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接待日本佛教友好代表团。这一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意义，为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提供了新的突破口。这在玄中寺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则更具特殊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玄中寺也没有逃过这一劫难，好在它地处深山，远离城镇，加之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才使这个连接中日友谊的寺院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远在日本的菅原惠庆长老非常挂念祖庭的情况。而当时在日本流传着中国已消灭佛教的说法，菅原惠庆长老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到玄中寺看看。1973年4月初，在玄中寺牡丹花含苞待放的时节，日本佛教净土宗以大河内隆弘、西川景文和菅原惠庆三位长老率领的访问团，在赵朴初居士、正果法师陪同下来到了玄中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玄中寺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宗教团体，这对当代中国佛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有了玄中寺中日净土宗友好往来的这一国际大因缘，才能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奏出中国佛教的隆隆法音。当年，当十几位日本净土宗友人一下飞机，就看到在停机坪旁有几位中年僧人欢迎他们，而且其中有他们熟悉的老朋友，他们非常惊奇，因为在日本他们听到的是中国已经消灭了佛教，寺院被拆毁，僧人被遣散。菅原惠庆长老十分高兴，激动地说：中国并没有消灭佛教。随即访问团来到玄中寺，又看到寺院保存依然完好，消除了原来的疑惑，不胜欣喜。据当时参加接待工作的侯进垣先生回忆说，日本客人在玄中寺住了一天，不停地录像、拍照，要把资料带回日本，向广大信众宣传，增加日本人民对新中国宗教现状的了解，用事实消除传言产生的误解。这次接待工作完成的比较圆满，在返回太原的路上，赵朴老高兴地对山西佛教协会根通法师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为我们中国佛教争了光，并强调说“当今佛教徒最重要的事情是保卫世界和平。中日两国友好，对亚洲和平就有保障；亚洲和平有了保障，对维护世界和平就是重要的力量。”日本佛教代表团回国后把在中国所拍摄的资料片起名为“中国佛教还活着”，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4年菅原惠庆长老又带了几十个大学生前来参访。据玄中寺明达法师记录，仅1979年来玄中寺访问的日本佛教代表团就有60多个，人数达1200余人。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些为中日友好作出过贡献的人们，玄中寺也不会忘记为两国净土文化交流付出心血的人们。2000年5月9日，净土古刹又迎来了140多位日本净土宗东本愿寺的参拜团员，他们是来参加大谷莹润显彰碑落成法会的。显彰碑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日本真宗大谷派所立，“大谷莹润显彰之碑”由赵朴初先生题写。

　　1961年，大谷莹润长老在日本发起“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 宣扬“日中不战，世代友好”的思想，并于访华时将这份签名簿赠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此次特意从北京带来了当年大谷莹润在街头募集“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的签名薄，并向两国净土信众展示了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

　　显彰碑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佛教徒友好的象征，是中日两国净土信徒友好进程的新起点，它将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在交城玄中寺为大谷莹润长老建立显彰碑，就是缅怀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一辈人士，教育后人继承他们的遗志，弘扬他们的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做出不懈的努力！”

　　赵朴初与玄中寺

　　在净土古刹玄中寺的复兴及对外交流过程中，我们要特别列出令人尊敬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他曾多次亲临玄中寺指导工作，题写了“净土古刹玄中寺”牌匾，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他对玄中寺的复兴、对中日净土宗的交流所付出的心血可与日月同辉，共天地长存。在此，谨以玄中寺中日友好往来为主线来回顾他老人家对玄中寺的关怀。

　　1957年9月，赵朴老陪同日本佛教友好使节访华团来到玄中寺，参加了庆祝净土古刹修复庆典和三祖师像开光大法会。在这次法会后，他写下了《礼玄中寺归途有作·调寄云淡秋空》：“千古玄中，一天凉月，四壁苍松。透破禅关，云封石锁，楼阁重重。回首白塔高峰，心会处风来一钟，挥别名山，几生忘得如此秋容。”后注：“一九五七年九月，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团朝礼净土宗祖庭玄中寺，与中国佛教协会同人共修法会，宾主唱酬，极一时之盛，爰此真石，永志胜缘。”并写有《玄中寺敬和高阶珑仙长老》诗：“火聚风轮几环空，相逢无恙道犹崇。东西岂有微尘隔，自是云仍一脉通。”“念佛声中二谛融，玄中石壁十方通，禅师沧海浮天到，般若田中乐岁丰。”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赵朴初老人很早就意识到玄中寺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8月，他访问日本时，就拜访了运行寺，并为菅原长老题词：“念佛法门，玄中一脉。东土西方，微尘不隔。”在这次法会上，菅原惠庆长老带来一根枣木禅杖，送给了当时的玄中寺住持象离法师。这根禅杖正是他从十五年前由玄中寺带回的枣实、后来在运行寺长成的那棵枣树上砍下做成的。禅杖顶端雕刻着佛像，杖身刻有“日中一心，万善同归”八个字。这根禅杖由粗细两枝长成，十分神奇，至今仍供在玄中寺祖师殿里，体现着“玄中一脉”的精神。他还带来由日本几个大的净土宗寺院绘制的三祖师画像，如今也一直供在祖师殿，见证着中日两国佛教徒的友好往来。菅原惠庆长老怀着对祖庭的无比敬仰之情，回日本后不久便写出《玄中寺与昙鸾大师》一书。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菅原惠庆长老特意将三个孙孩取名为菅原玄子、菅原中子、菅原寺子，表达了对祖庭玄中寺无比深厚的感情。

　　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净土高僧，对祖庭无比虔诚，终生为中日友好而奔波操劳。1964年7月，菅原惠庆长老偕夫人来玄中寺朝拜时，将自己和夫人的落齿各一枚，埋在了祖庭的祖师殿门前，上立一通小碑，题写了“俱会一处”。为此，朴老专门写了《玄中双齿铭》：“亿年石壁千年寺，树荫花环一双齿。谁其藏之菅原氏，翁兮姬兮两闻士。浮天苍海轻万里，来礼祖庭敦友谊。心地开花一弹指，欢喜踊跃泪不止。分身此土情何极，平生志业良有以。保卫和平护真理，力制修罗真佛子。备力艰难善始终，子子孙孙毋忘此。两邦人民手足比，千秋万代相依倚。共为众生增福祉，人间净土看兴起。玄中佳话传青史，和风花雨无时已。”朴老还赠诗一首：“吾爱菅原老，年高道益尊。玄中承一脉，白日证同心。枣寺传芳讯，灵岩记胜因。新诗颂新岁，大张海潮音。”

　　1974年5月22日，赵朴老陪同以日本佛教协会副会长道端良秀为团长、武邑尚邦为副团长、松本大圆为副团长兼秘书长的访华团一行18人来到玄中寺，在大雄宝殿举行了法会。

　　1977年5月11日，赵朴老再谒玄中寺。7月26日，赵朴初会长陪同由团长佐滕密雄、秘书长菅原钧带领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第二次访华团一行17人，来玄中寺参访。

　　同年，赵朴初会长应玄中寺僧众所托，书写“玄中一脉”横幅赠送日本枣寺。并写有一段话：“玄中寺为震旦净土道场，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相继倡导念佛于此。扶桑法然上人专依善导创立日本净土宗，亲鸾上人继创净土真宗，尊奉昙鸾、善导遗教为指归。菅原惠庆长老具弥陀之宏愿，护像教于劫波，眷恋祖庭，因缘深厚，曾将寺中枣实移植东瀛，改运行寺名枣寺，以寓一脉相承之义。长老数十年来，致力中日人民友好事业，精进不懈，久而弥笃，真精诚意，感人至深。余受玄中寺诸大德之托，谨书‘玄中一脉’四字，以志玄中寺与枣寺千秋万世法乳交流之谊。”

　　1977年，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已是八十高龄的菅原惠庆长老又一次来华朝礼了玄中寺，朴老联想起1964年埋齿之事，便又写下《题石壁玄中寺》：“亿年石壁千年寺，佳话新添，树荫花环，双齿三生共一函。分身此土情何极，片石诚坚。沧海能填，子子孙孙不尽缘。”并有注说：“菅原惠庆长老致力中日人民友好事业，难行能行，久而益笃。一九六四年夏，偕夫人来礼交城石壁山玄中寺，以其落齿各一埋于祖师堂前，感其情意深挚，曾为长诗。今复作此词，以致殊胜。”

　　1978年10月10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不久，赵朴初会长、正果法师、圣泉法师陪同以日本净土宗宗务总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会长稻岗觉顺为团长，日本净土宗教学局局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副会长古屋道雄和日本净土宗大本山代表金田明进为副团长，日本净土宗社会局局长饭田信中为秘书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理事长、净土宗教学院研究所所长冢本善隆为顾问的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第一次净土宗代表友好访问团，参访玄中寺，并为三祖师举行法会。其时正值祖师殿开工扩建，为了表达日本净土信众对祖庭的眷念，代表团一行宿于寺中。次日清晨，代表团僧众做完早课，与赵朴初会长及玄中寺僧众一道挥锹掘土，为祖师殿奠基。

　　1979年，菅原惠庆长老依照朴老的题辞创办了《玄中一脉》杂志，受到中日佛教界的高度赞扬。他特地将创刊号寄赠赵朴老，朴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1979年4月9日，朴老访问日本时，书赠菅原惠庆长老七绝一首：“樱花时节又逢君，一笑如同骨肉亲。枣寺玄中尘不隔，祝翁杖履四时春。”1981年3 月为贺《玄中一脉》出版三周年，朴老又写一诗：“玄中一脉万年传，赖大人心志愿坚。三载友声欢两岸，待听弥满有情天。”

　　1982年菅原惠庆长老逝世。次年3月31日，其子菅原钧遵遗嘱将长老的骨灰送回祖庭安奉，玄中寺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赵朴初会长专程陪同前来，山西省佛协根通、明达法师等均参加了安放仪式。如今寺内有掩映在绿荫中的三座墓塔，其中之一便是菅原惠庆长老的灵骨塔。赵朴初会长为墓塔写了塔名和碑铭。塔名为“日本国菅原惠庆长老之墓塔”。塔铭为：“秉如来教，宏阐真宗。敦两邦好，行愿无尽。传灯枣寺，归骨玄中。神鸾一脉，永耀西东。”

　　一处偏僻的山区小寺院能够拥有这样一位世纪老人的频繁惠顾，这是三祖师的恩德所感召，也是朴老与玄中寺的缘份。

　　2000年5月21日，尊敬的朴老辞世。7月7日，山西省佛教协会及玄中寺僧众在祖庭里，为这位佛门大护法举行了莲座牌位安奉暨上品上升回向法会。

　　赵朴初会长于1993年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第十五次率团访问日本，参加纪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他说：“通过双方的携手合作，我们紧紧扣住和平友好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在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交流合作、维护和平等方面，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和平之歌，友谊之歌、佛法之歌。”1995年赵朴初会长出席“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致辞说，三国佛教徒与三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三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同源，宗教信仰也一脉相承。许多纽带把三国密切联结在一起。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名字：黄金纽带。希望这条纽带“联结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披精进铠，作大功德。”

　　朴老虽然走了，玄中寺的对外友好交流将继续沿着朴老开创的道路前进。

　　参考文献：

　　1、林元白《中国净土教史上玄中寺的地位》，《现代佛学》1956年9月号。

　　2、高桥弘次《慧远与善导之念佛》，《佛学研究》1996年第五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3、韩昇《净土宗的机遇——中日两国净土教的比较研究》《佛学研究》1996年第五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4、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

　　5、杨曾文、镰田茂雄编《中国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6、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6月第一版。

　　7、宋沙荫、简声援《净土古刹玄中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8、望月信亨著，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9、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10、魏磊《净土宗教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11、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