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汉学研究第21 卷第1 期(民国92 年6 月)
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罗彤华*
摘要
本文主要运用寺院会计帐簿中的破用历,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送往迎
来,观察它如何以宗教为媒介,与世俗社会间进行交流互动.寺院是个开放
空间,通常不拒绝任何人来参观访问,但被寺院视为迎送对象的,以往来外
地的使者,统治阶层及其家族,僧官与寺院高层三类人为主.本文拟分析他
们到寺院来的目的,寺院接待他们的心态与方式,及迎送支出在寺院经济中
的分量,以了解寺院送往迎来在政治外交,宗教文化交流,政教关系与社会
生活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归义军,敦煌,寺院经济,送往迎来,人际关系
一,前 言
敦煌寺院留有大量的会计帐簿,这些资料虽不完整,对於了解僧尼的经
济来源与日用生活仍是大有助益.在寺院破用历中,除了宗教节庆,饮食支
出,土木修造,购置需求等几项大宗外,还有一项不大引人注意,却蕴意深
长的迎送支出,值得研究.敦煌正当丝路要道,是中西交通的中介点,九,
十世纪的归义军适逢唐朝,吐蕃势力相继退出西域,河西,各少数民族四处
流窜,新兴政权纷纷出现的时代,值此变动不定的政治环境与特殊的地理形
势,使素来已受统治者节制的敦煌寺院,更难成为超脱尘世羁绊的清修地,
於是便在各种因素的驱使下,展开与僧俗大众,外来使客相与往还的关系.
*作者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设定的送往迎来,是指寺院与社会各类型人物间的人情往来,是一
种社交性质,而不包括为特定目的之巡视,探访或设局席.因此本文排除为
筹备斋会,法事等大型宗教活动之往来,也不计为算会或献纳收成物而至的
供食,并不论探看营缮工程所做的视察.这些各有特定目的的往来,可以分
别归入宗教支出,饮食支出或修造支出中,与本文之联谊往访或对有特殊身
分者之接待酬酢,在意义上并不相同,不必放在一起讨论.
寺院是开放的空间,通常不拒绝任何人参访,但被寺院视为迎送对象
的,似非一般普通百姓,而以往来外地的使客,统治阶层及其家族,僧官与
寺院高层等三类人为主,本文期望了解他们到寺院来的目的,寺院接待他们
的心态与方式,以及寺院究竟有那些富吸引力的特色,它如何以宗教为媒
介,进行这项世俗意味浓厚的活动.寺院的迎送支出仅是诸多破除项目中不
起眼的一环,但寺院送往迎来所发挥的功能及代表的意义,却不得轻忽.
二,寺院迎送使客
敦煌自汉晋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不仅胡商云集,还是中西文
化,宗教交流的孔道.唐朝强大的国力,让敦煌在安定中繁荣发展;吐蕃控
制河陇后,敦煌不过在瓜州节度辖下,不单独负责与唐朝及边外政权的交
往.然自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后,便开启了归义军政
权以敦煌为中心,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的和战关系.敦煌
在这近两百年间独自承担著政治外交使命,这前所未见的历史角色,使其在
归义军期的地位更形重要.
张议潮时归义军疆域最广,所谓「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张淮深
碑〉).但从张淮深起国势日蹙,疆域不断内缩,至曹氏期仅有二州八镇之
地,1且经常处於「四面六蕃围」的险恶状况.在甘州及伊,西回鹘东西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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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体上,张承奉时由二州六镇发展到八镇,曹氏初期为二州六镇格局,曹元忠起则维持八镇
规模.可参考: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收入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
文书初探二编》(武昌:武汉大学,1990),页555-580;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
镇考〉,收入段文杰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 遗书编上(兰州:甘肃
人民出版社,1987),页269-281;土肥义和,〈归义军(唐后期 五代 宋初)时代〉,
收入榎一雄编,《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页244-246.
制,退浑,吐蕃时而威逼,龙家,嗢末,南山等部频行劫掠的情势下,归义
军联系中原王朝及弥补兵力不足的方式,便是用结亲通好,进奉献礼,和平
通使等政治外交手段,打通河西要道,得到中原王朝支持,并维持其与周边
各族的亲睦友善,2也因此往来东西各地或途经沙州的使人,大量出现在史书
与敦煌文献中.
自归义军建立后,张议潮采取了一系列整顿佛教教团,确立僧官制度的
措施,3所以敦煌寺院自始即在归义军政权控制下,对节度使衙也不免需尽一
些义务,其中就包括纳官供食使客,如敦煌文书P.2049V〈后唐同光三年
(925)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入破历算会牒〉:「纳官送路东行僧统局席
用」,「纳官肃州僧统用」.同件文书〈后唐长兴二年(931)净土寺直岁愿达
手下入破历算会牒〉:「纳官供志明及西州僧食」,「纳官供凉州兼肃州僧
用」.显然这不是净土寺自行招待来访的外地僧人,而是应官府要求的供食.
官府既出面接待这些僧人,则这些僧人无疑代表当地世俗政权,具有使僧的
性质.在数件归义军衙内破用历中,就有不少款待外来僧人或使僧的例子,4
这说明他们可能就是寺院纳官所供的人.目前尚未发现寺院纳官供俗人使客
的资料,但只要官府有需要,相信寺院是无任何推辞之余地.
敦煌是一座传统的佛教名城,九,十世纪的西域各国,河西走廊一带民
族都深受佛教洗礼,中国虽然曾经会昌法难,佛教依然为民间的主要信仰.
途经沙州或往来各地的使客,无论其是否为僧人,在相同宗教背景下,常会
到寺院参访或到窟上巡礼,如P.2032V〈后晋时代(937-946)净土寺入破
历算会牒〉:
195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2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收入郑炳林编,《敦煌归
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1997),页48-70;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
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0,11章.
3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38-146;竺沙雅章,
〈敦煌の寺户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页
465-470.
4P.4640V〈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的璨微使僧文赞,及
肃州僧,汉僧等.敦研001+董希文旧藏+P.2629〈乾德二年(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的
于阗使僧.S.2474〈庚辰—壬午年间(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有于阗僧,甘州
僧,肃州僧,瓜州僧与于阗僧使.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有波斯僧,汉僧,于阗
僧,婆罗门僧,凉州僧.
天使上窟去时造食用(241-242行)
肃州张都头用(402-403行)
屈客僧及使客送路等用(423行)
看天使用(453-454行)
天使造斋,众僧食用(455-456行)
伊州客僧来时看用(823-824行)
S.6452(1)〈某年(981-982 )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
于阗大师来造饭(18-19行)
P.2930(1)〈某年(十世纪)诸色破用历〉:
回鹘使来日看用(3-4行)
P.2642〈某年(十世纪)诸色破用历〉:
天使奄世劝孝用(8行)
西州就寺来吃用(9-10行)
于阗使就寺来吃用(11-12行)
这四件敦煌遗书裏,第一,四两件就至少有分别来自三个不同地区的使人或
客僧,而同样是天使,也未必是同一批.在可知为净土寺的两件破历中,即
有来自四个不同地方的使客.这四件资料已透露出归义军期穿梭於沙州道上
的使客是何等地频繁,有来自东边的中原王朝,肃州或甘州回鹘,5也有来自
其西的西州与于阗,而实际情形,或许比目前所知还要复杂.
第一件入破历是由二十个残卷缀合而成,6可知的三个年代是戊戌年
(938),己亥年(939),甲辰年(944),但载有天使的残卷皆无确切年代.
后唐清泰二年(935)沙州使臣在甘州遇劫后,两地关系有些紧张,清泰四年
(后晋天福二年(937))曹元德曾试图打通河西旧路,似也未果,7大致在戊
戌年(938)以前,沙州使臣不易经由甘州通达中原王朝,而史书中也未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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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件的回鹘使有可能指甘州回鹘.第一件的肃州张都头应该也是使人,十世纪中的归义军
政权只辖瓜沙二州.
6此据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第3辑.
7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332;又,〈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收
入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页107.
原使臣至沙州的纪录.在戊戌年以后至甲辰年前后,天使曾三度至沙州,一
次是后晋天福三年于阗使入贡於晋,晋册封于阗国王的使臣在四年冬抵沙
州.8另一次是天福七年冬册封使还京以前,途经沙州,沙州也遣使随行.9
第三次是天福八年晋遣使授曹元深为归义军节度使,10曹元深特意致书甘州
回鹘众宰相,请其放天使西来,并遣使,僧与甘州结欢通好,11天使终抵沙
州.前引第一件的天使未必是同一批,但到达或停留沙州的时间总在己亥年
(939)到甲辰年(944)间,天使除了拜会使府衙门,还到净土寺与窟上巡
礼,并接受寺院招待,也造斋酬答众僧.
使客在沙州有时逗留甚久,单调枯燥的官式应酬或许令其感到厌烦,他
们既来自佛教国家或深受佛教思想薰染的地区,自然会抽空到寺院顶礼神
佛,到窟上瞻仰膜拜.12〈张淮深碑〉形容莫高窟的景致曰:「檐飞五采,
动户迎风,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杨庆设,斋会无遮.」S.5448〈炖煌录〉
则曰:「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山西
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
……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宕泉的清流绿树,足以
涤尽旅人的疲惫身心,莫高窟的鬼斧神工,让人目眩神迷,深祈於灵祗之福
佑.寺院迎送支出所显示的使客在沙州的活动,一则可补史料之空白,再则
亦凸显敦煌为佛教胜地之吸引人处.对唐朝使臣来说,敦煌的几座官寺可能
还是其必须去参拜的地方,P.3451〈张淮深变文〉云:「尚书授敕已讫,即
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官寺具
有的特殊意义,让天使不得不驻足遥想,而寺僧不得不应接款待.
使客负有政治外交任务,当然以归义军使府为主要交往对象,归义军府
197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110.
9《新五代史》(台北:鼎文书局,1979),卷9〈晋本纪〉,页91;卷74〈四夷附录 于
阗〉,页917.
10《旧五代史》(台北:鼎文书局,1979),卷81〈晋少帝纪〉,页1075.
11此即P.2992V(1)〈天福八年(943)二月曹元深致甘州回鹘众宰相书〉,年代及身分据荣
新江的考订,见《归义军史研究》,页334-335;又,〈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
的关系〉,页108-110.
12石窟离城市在40里内,适合发展为佛教圣地或灵场巡礼处.见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
と大寺と兰若と〉,收入池田温编,《讲座敦煌》3《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
1980),页348.
衙各司破用历常见同一时段内数批使客同时而至的现象,如P.4640V〈军资
库司布纸破用历〉己未年(899)四月至辛酉年(901)五月两个年度内,就
要招待璨微使,肃州使,北地使,朔方使,天使,于阗使及汉僧,肃州僧等
六个地区,至少八批来访者.13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有从甘
州,伊州,西州,肃州,于阗及汉地,婆罗门等七处来的十一批使,僧.14
敦研001+董希文旧藏+P.2629〈乾德二年(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则一
年内供给大约来自甘州,南山,伊州,于阗五个地区,十批的访客.15使客
络绎於途,固然象徵丝路通畅,归义军拓展外交有成,但伴随而来接待使客
的人力,物力负担,相信也让府衙喘不过气来,所以要求寺院纳官供给,还
可能授意寺院引领参访,协助款待.归义军政权与寺院间有著极微妙的关
系,官府一方面控制,干预,监督寺院的各种活动,16另方面又不得不借助
佛教之力来敦亲睦邻,笼络使客,於是形成官府与寺院间互相约制,又深相
依赖的政教关系.
使客往来丝路,备极艰苦,所谓「衔砂碛之劬劳,渡山川之险巘」17,
若是不堪旅途劳顿,难免遭逢不测,如P.3878〈己卯年(979)都头知军资
库官张富高状并判凭〉:「伏以今月八日支新来使下张进助葬麻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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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件文书的名称,年代据卢向前的考订:〈关於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
P.4640背面文书〉,收入卢向前编,《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页134-141.本件朔方使有两批,一在己未年十月至,一在辛酉年三月至.汉僧与
天使都应来自中原,视为同出一地.
14甘州使似为不同的两批,后一批由迎,近顿,下檐等词语知为新来者.来自于阗的包括在此
身故的罗闍梨共三批.「甘州来波斯僧」据姜伯勤的见解即景教教士,府衙支「纳药波斯
僧」,该波斯僧应是为纳药而来.敦煌有香药市场,这个波斯僧有可能是信仰景教的胡商.
有关波斯僧及香药市场的论点可参考: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
物出版社,1994),页57-58,64-65,141.
15本件文书的缀合与年代考证请参考:施萍亭,〈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
号(1983.12),页142-150.本件甘州使的接待日期大致在三月至八月间,依81-84行所
载,可能是同一批人.另外,76-79行的甘州走来胡应是另一批.9-11行的「供西州逐日
酒」是一批人.来自南山者断续在供酒,姑且计作同一批.伊州使五月,十月各是一批.于
阗使自六月三日太子招待起至十月的供酒,可能属同一批人,但于阗葛禄,于阗罗尚书分别
自正月,三月起供酒到六月,似乎各是一批.还有一批来报消息的回鹘,不明所来自.
16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与新探〉,收入白化文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
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64-174.
17P.3625〈书仪 见天使问道途苦辛〉.
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于阗罗闍梨身故助葬.」就是使,僧
命丧敦煌的例子.不过最令人担忧的还是劫盗出没,路上不平顺,P.3718
(12)〈梁幸德邈真赞〉:「一行匡泰,逍遥往还,回程届此鬼方,忽值奸邪
之略.西瞻本府,不期透达烽烟,进使百有余师,俱时如鱼处鏊.」梁幸德
就是在入贡使团回程经甘州时遇害的.18百余人的庞大队伍,犹不免有侵夺
之患,旅人之不安,可想而知,於是出现种种发心奉佛,冀其庇佑的行径,
P.2704〈后唐长兴五年(934)曹议金回向疏〉所申意者为:「朝廷奉使,
馹骑亲宣;于阗专人,关山不滞.狼烟 扫,励(疠)疾蠲除.」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102号〈佛说八阳神咒经〉是兵马使二人奉命充使甘州,行前发心
所写,目的之一是:「为吉顺等一行,无之(诸)彰(鄣),病患得差,愿
早回戈,流传信士.」19S.5981〈智严巡礼圣迹愿文〉是鄜州开元寺智严往
西天求法,归途在莫高窟誓愿:「用酬往来道途护卫之恩.」皆在在透露出
来往於道上的使人或求法僧,需承担极大的风险,及其希望借由发愿,修功
德等方式祈求行旅平安,20於是寺院,窟上自然成为其寻求心灵慰藉与感恩
报德之处,而僧人迎送这些身分特殊的使客,既是基於宗教理由,也是敬礼
来者.
敦煌有许多赛神习俗,各有祭祀的对象与目的,21其中也有专为外出祈
赛用的.P.4640V〈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
历〉:「支与北地使梁景儒上神画纸壹拾伍张」,「入奏朔方两伴使共支路上
赛神画(纸)壹帖」,「支与押衙康伯达路上赛神画纸拾张」.《说文解字》
贝部:「赛,报也.」《史记》卷28〈封禅书〉索隐:「赛,今报神福也.」
就是经由特定仪式,祈求神明护佑.使者行前举行赛神祭祀,当是为求路上
平安,画纸则是上神供献之用.路上赛神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22在敦煌
199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18详荣新江的考证,见〈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页105-106.
19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页457,
No.2166.
20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页234-236;土肥义和,
〈归义军(唐后期 五代 宋初)时代〉,页265-268.
21敦煌的各种赛神习俗,谭蝉雪做了详细的考证,见《敦煌岁时文化导论》(台北:新文丰出
版公司,1998).
22谭蝉雪,《敦煌岁时文化导论》,页61-62.
多少与宗教牵扯上关系,S.2241〈公主君者者与北宅夫人书〉:「切嘱夫人
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祆教用燃灯法为行者祈福,与路上赛神之
目的相同而方式稍异.如前所见,佛教既是敦煌护持使客最重要的宗教信
仰,相信其亦有类似的作福之法,以安行者之心.
使客到沙州,按理皆由官府供给食宿,如P.2804V〈宋开宝六年(973)
三月右衙都知兵马使丁守勋牒〉:「昨自圣皇差遣,宠陟贵州.……住箔多
时,州府供给不失.」但使客在行路途中的所有开销,却未必都蒙官府支
给,P.3281V〈押衙马通达状〉:「右奉 差充瓜州判官者,……准内地
例,刺史合与判官鞍马装束,并不支给.」或许因此充使者另需雇乘骑,贷
绢疋,方得成行,并支应路上费用,而雇 驴契,贷绢契中不乏充使者为此
留下的纪录.23使客即将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多增加一分经济力量,就
多一分安全感与保障,在官府供给不足,自行支借有限的情形下,渐次发展
出社邑,朋友,甚至是寺院送路的风习.S.6537V有一件立社样式,其中
云:「若有东西出使远近(行),一般去送来迎,各自有上件事段,今己标
题,轻重之间,大家斯配.」既然成为样式,显然有一定的通行程度,这大
概也是反映社会的普遍观念吧!前已论及充使者常需借贷,而在一分入奏充
使贷生绢契的末后附带一行:「送路玉要(腰)带一呈,细(纸)一帖」.24
玉腰带可能是让入京使穿得更体面些,细纸当是作为公文拟稿书写用.25贷
主在冷峻的借贷关系背后,以同僚或朋友立场赠予物件,为使者孤寂的旅
程,凭添些许人情温暖.寺院同样也有送路的作法,P.2912V〈某年四月已
后儭家缘大众要送路人事及都头用使破历〉中有一条是:「奉 教授处分,
送路都督布两疋.」这是蕃占期儭司为送路使命在身的都督而交付儭布两
疋.同样情形应该也出现在归义军时代,P.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沙
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登载儭司三年间的支出,中有:「贰佰肆拾尺,折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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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沙知〈般次零拾〉一文胪列19件与充使有关的贷绢契,雇 驴契,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
九秩庆寿文集》,页145-146.荣新江〈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一
文还补充了寺院入破历的相关资料,收入《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
研究中心,1991),页584-591.
24P.3458〈辛丑年四月三日押衙罗贤信贷生绢契〉.
25细纸的用途包括作公文案纸,抄写经卷与绘画用.入京使带细纸,当与公文书写有关.纸张
用途分析可参考:卢向前,〈关於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页149.
路漆碗三枚用.」这裏送路的对象未必是充使者,但儭司物品也非全用於出
家大众,像本件出破历就支给于阗皇后,天公主上梁,满月等用.儭布既用
於送路,又可予官家,依前引「送路都督」之例推想,归义军期儭司或各别
寺院,无论是得到都司或使府的授意,或只缘於寺僧对远行者的帮助,关
怀,都有可能送路使客.
寺院与使客的关系是复杂的,多边的,使客来往於沙州的目的也不仅止
於政治外交或宗教.敦煌是东西交易的动脉,有良好的商贸环境,自然开展
出通使贸易来.S.4120〈壬戌—甲子年(962-964)某寺布褐等破历〉:
「斜褐两段,细褐贰仗肆尺,於甘州使面上买钁用.」S.6452(2)〈辛巳年
(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於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面玖秤,西州使头
边买褐用」,「面两秤,连面壹斗,於西州使头边买褐用.」P.3212〈辛丑年
(941)五月三日惠深牒〉:「将粟一斗谗 将于阗使驿头更著两个买绵绫条
子一个与了将镰一张.」这是外地使团到沙州进行的交易,上自首席代表的
使头,下至行役当差的随从,似乎各自带有物件准备交易.而且从上述买钁
方面推想,部分人所带交易物件的规模还颇不小.北图鸟字84号〈丑年—未
年某寺得付麦油布历〉:「钁一具,折麦贰石贰斗.」前述向甘州使买钁用
斜褐两段,细褐贰仗肆尺,折合麦粟约十石四斗,亦即约五具钁价.26
S.2607〈某寺交割常住物点检历〉:「钁一具,重壹斤两.」使团长途跋
涉,竟然还带著如此沈重而数量不少的物件,想来其预定的交易规模相当庞
大,甚至一个使团就是一个商队或贸易团,其与寺僧间进行的交易,大概只
是整个商业活动的极小部分.
沙州也经常派使团到外地,使者不妨趁此机会进行通使贸易.P.2504V
〈辛亥年(951)康幸全贷绢契〉:「押衙康幸全往於伊州充使,欠少货物,
遂於耆寿郭顺子面上(贷)白丝生绢壹疋.」P.3453〈辛丑年(941)贾彦
昌贷绢契〉:「贾彦昌缘往西州充使,遂於龙兴寺上座心善面上贷生绢壹
疋.」敦煌写本中充使贷绢疋的例子甚多,其中有些或许是为行路途中所
用,有些则是作为交易时的商品,像前例康幸全充使明言「欠少货物」,显然
借贷的目的在做经营本钱;后例贾彦昌虽未言借贷原因,绢主却是寺僧.
201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26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页288.
九,十世纪的敦煌寺院素来是百姓借贷的对象,27相信不少使者也会因缺乏
货物资本向其借贷.
归义军政权所处形势险恶,四面诸蕃环伺,必须借助通使关系开展外
交,敦睦邦谊,而其位於丝路要道上,更可经由通使贸易与流通经济,活络
其与周边民族的往来,增强彼此的经济依存度,使政权立足更稳固,自身的
经济力更壮大.往来使团兼带的商贸功能,受惠者又岂是寺院而已!归义军
期特殊的政治情势,导致使客往来络绎於途,寺院虽非主要接待单位,然送
往迎来间所衍生的多重功能,已不局限於原本期待的宗教与外交作用.
三,寺院迎送统治阶层
归义军政权与敦煌寺院的关系,不是纯然的上司与下属,一方专断,另
方臣服的态势.尽管府衙借由控制都司与僧官,监督寺院的宗教与经济活
动,宣示其出度或惩罚僧尼的权力,28让寺僧不得不对节度使持著敬畏之
心.但相对地,归义军政权支持的各种佛事,请僧为其主持法会,向寺院施
舍,谦卑地顺服於诸天神佛前,29也充分表现其对佛教的虔诚心意.正因为
统治者强烈地期待神佛庇佑,遂使其与寺院间褪去严厉的上司,下属关系,
转而凝塑出互助互信,相利互惠的和谐气氛.
在寺院的会计文书中,经常可见迎送统治者的资料,如P.2049V〈后唐
长兴二年(931)正月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入破历算会牒〉的破用部分,是记
净土寺庚寅年(930)一年中的收支,包括14笔与令公曹议金有关的资料,
这14笔纪录指涉四大事项,即:送令公东行,迎令公回,令公上窟与贺令
公.该年中令公的行动清楚表现在P.2992V(3)〈后唐长兴二年(931)归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2
27拙著,〈从便物历论敦煌寺院的放贷〉,收入郝春文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
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页436-473.
28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页164-174.
29如P.3405张承奉时〈安伞文〉:「安伞行城,实教中之大式.……士女王公悉携香而布散,
……我皇降龙颜於道侧,虔捧金炉,为万姓而期(祈)恩.」就未凸显白衣天子的主导地
位,而与全城百姓夹杂在一起.又如P.3879,P.4514上半为雕版佛像,下半是节度使曹元
忠的愿文,然其於官衔称号前加上「弟子」一词,可见敦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依然顺服於诸
天神佛前.
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裏:
自去年兄大王当便亲到甘州,所有社稷久远之事,共弟天子面对商议,平稳
已讫,兄大王当便发遣一伴般次入京.昨五月初,其天使以(与)沙州本道
使平善达到甘州,弟天子遣宎律佽都督往沙州通报衷私.……昨六月十二
日,使臣以(与)当道(使)平善到府,……今遣内亲从都头价荣实等谢
贺.
这件文书是沙州归义军开展其与甘州回鹘,中原王朝关系的一份重要资料,
整个蓝图是曹议金於长兴元年(930)亲自到甘州,与顺化可汗面议规划的.
其结果则双方使者同时於长兴元年十二月抵洛阳,而后唐天使与甘,沙使臣
一起於次年五月初达甘州,顺化可汗派都督宎律佽先到沙州报信,六月十二
日天使与沙州使臣安抵敦煌,曹议金特命内亲从都头贾(价)荣实往甘州答
谢.长兴二年(931)净土寺算会牒14笔与令公有关的资料,其中三笔是曹
议金东行甘州,众僧为令公饯行时吃用的,30而且光是粟就有两笔,或许僧
人为令公饯行不止一次.在送令公同日回迎的尚书是曹良才(仁裕)或慕容
归盈,还不敢骤断,31但应该是令公派往甘州负责前置作业的亲从要员.另
外,「贾都头东行去时送路用」(209-210行)的这个贾都头不知是否就是长
兴二年派往甘州致谢的贾荣实,如是同一人,则贾都头在前一年已曾往赴甘
州,安排相关事宜了.
曹议金与可汗面议后,停留不多时便返回沙州,寺院照样举行盛大的欢
迎宴会,为之接风洗尘,该件破历中麦粟油面有五笔都是与此事相关的支
出.宜细心体悟的是,其中四笔注明「徒众用」,「众僧等用」,「众僧食
用」,似是意指令公此次并未真的到净土寺来,而是净土寺协办欢迎会,让寺
僧带麦粟油面等物到某寺参与迎回令公之用.另一笔与令公无直接关系,大
概是寺院为犒赏造饭女人辛劳的供食,仅面五升而已.
203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30送路由送行,饯行之义引申为送路之财礼.此处似非指所送财礼,仅是饯行之义.送路意义
详曾良考证,见《敦煌文献字义通释》(厦门:厦门大学,2001),页139-140.
31曹良才(仁裕)是曹议金的长兄,925-931年间任都指挥使知左马步都押衙检校尚书,见郑
炳林,〈读敦煌文书伯3859〈后唐清泰三年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札记〉,收入《敦
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兰州大学,1995),页611-613.慕容归盈至迟在大梁贞明五
年(919)已被称为「盈尚书」,而后唐清泰元年(934)由刑部尚书晋升为尚书左仆射,见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1,页91.
曹议金东行由寺院送路,并不只为了一顿饯行饮宴,如P.2040V另外一
分净土寺算会牒:「兵马东行时当寺燃登用」,则曹议金让寺院送路,可能另
有燃灯祈福,祝愿一路平安,国事顺利成功的用意.破用历中有五笔令公上
窟的记载,从各笔均与正月十五燃灯各条紧接在一起或前后相邻来看,长兴
元年令公的上窟格外引人注目,在燃灯奉佛,与民同乐之余,默祷打开甘,
沙僵局,祈求往访计画一切圆满,可能早在年初的酝酿筹备期已衷心企盼
了.事实证明,曹议金的这次往访甘州成就非凡,这或许就是破用历中僧官
与诸寺贺令公的原因.
寺院与统治阶层的互动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像P.2049V那样完整的年度
纪录直是可遇而不可求,但会计文书中仍随处可见寺院迎接,款待统治阶层
的资料,他们并不限於归义军节度使,然其在府衙中的地位也绝不低,寺僧
皆以客礼待之,或恭敬迎之.寺院是个开放空间,从不禁止人来焚香礼佛,
但送往迎来之际唯特殊身分者才以酒食款待.故所谓看,候,迎,送等语,
并不仅止於人员的看承,问候,迎接,送行而已,还包括麦粟油面酒等饮食
吃用.屈,设,顿之意,则指寺院竭其心力,为贵宾供办膳食,安排讌饮.32
寺院破用历中所接待的人,大致均属中上层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会计文
书中多次言及的阿郎,如「就寺看 阿郎用」,「就寺门迎 阿郎用」,指的
正是归义军节度使.他如S.4642V〈某寺入破历算会牒〉:「大王来造设
用」,在当地能称「大王」的,也只有使主,而且据考证唯曹议金,曹元忠,
曹延禄三人有此称号.33不仅节度使与寺院走得近,其接班人与寺院同样关
系密切,P.4649〈庚午年二月十日沿寺破历〉:「沽酒就寺看太子用」,
P.4909〈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后诸色破用历〉:「太子东窟来迎」.敦煌写本
中称太子可能有多种情形,日本龙谷大学藏〈佛说延寿命经〉题记:「府主太
保及夫人为亡男太子早别王宫,弃辞火宅,遂写《延寿命经》四十三卷」,34
是府主之子称太子.S.6178〈太平兴国四年(979)皇太子广济大师为男太
子中祥追念疏〉:「就宅奉为男太子中祥追念,伏乞慈悲,依时早赴.」似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4
32迎,设,看,顿等语辞的意义,见施萍亭,〈本所藏《酒帐》研究〉,页151;曾良,《敦
煌文献字义通释》,页36,178-179.
33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103-106,121-122,126-127.
34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页491,No.2343.
不独府主之子称太子,连太子之子亦名为太子.P.3763V〈(十世纪中)净土
寺入破历算会牒〉还出现两次僧太子,虽然不明其是否就是皇太子广济大
师,但至少说明太子有出家为僧的.太平兴国四年的归义军节度使是曹延
禄,可惜他死於兵变,由族子曹宗寿夺取政权,故不详广济大师这位僧太子
是否得为曹延禄规划中的继承人选.敦煌地区称太子的还有于阗太子,
P.3184题记:「甲子年(964)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将《法华
经》第四卷.」35乾德二年(964)六月来到敦煌的于阗三太子,就是莫高窟
244窟,444窟中的供养人从德,从连与琮原,他们是于阗国王李圣天与曹
议金女所生,长期住在敦煌.36当地人俱称三兄弟为太子,似乎意谓归义军
的太子未必只有一位.千佛洞一座银塔的题铭为:「于阗国王大师从德」,37
这是否也暗指归义军政权出家的太子仍有继承权 尽管敦煌地区的太子有府
主之子或孙,及于阗太子等几种可能,但依文书之题名惯例,外来者皆冠上
所来自地名,如:于阗使,肃州僧,汉僧,那麼没有冠上特定地名的太子,
指府主之子的机率应该要高得多.
归义军政权的节度使及其职官或子弟,常有相当高的加官,人们往往只
称其官衔而不名,这在判断文书年代与人物上,增加许多困难.像寺院迎送
支出中常出现的司空,司徒,尚书,仆射等加官称号,不是普通的节度押
衙,都头等能被授与的.以莫高窟供养人像为例,最能代表政权核心,具列
府衙文臣武将的98窟,38加官一般不过至太子宾客,国子祭酒等而已.甚至
莫高窟裏除了节度使家族所建各窟外,只有256窟,431窟看到如上之荣
衔.256窟的慕容氏祖孙,可能因其为曹氏姻亲,39并手握军事重权,才得
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的加官.40431窟主持重修的阎员清,是太原鼎族阎英
205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35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关於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收入氏著,《于
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页110.
36张广达,荣新江,同前文,页106-108.
37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同前文,页107.
3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241-243.
39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收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
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页232.
40 256窟的窟主题记为:「玉门诸军事守玉门使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
柱国慕容言长」,其祖之题记为:「皇祖墨厘军诸军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书令…
…□(慕)□(容)中盈」.二人均掌军权.但慕容中盈的中书令衔是否为死后赠官,待
达之后,曹氏夫婿之家,41才得以曹延禄内亲从知紫亭县令的身分,检校刑
部尚书.42由此看来,能够任三师,三公,尚书的,不是府主近亲成员,便
是与其关系特殊,值得绝对信赖的人.可惜从现有资料中,很难一一找出与
寺院会计文书之加官相对应的人.
归义军府衙官员为了念诵,施舍,设斋或助佛事,常与寺院有频繁往
来,但让寺僧另眼相看,特设酒食款待的,除了统治者家族,或具尚书以上
官衔的重量级人物外,就是负方面重任或衙内的高级都知官员,如P.2040V
〈后晋时期净土寺入破历算会牒〉:「沽酒高都头南山去时送路用」,「沽酒
高都头兵马回来日迎候用」,P.4909〈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后诸色破用历〉:
「看刺史使君」,P.4906〈某寺诸色破用历〉:「造局席看邓镇使及工匠用」,
S.5039〈某寺破用历〉:「和尚院邓县令吃用」.刺史,县令,镇使等皆负一
方安危重任,高都头似为征行或出使而来,这些有特殊身分与使命的统治
者,大概是为保佑地方安宁,路途平顺,战事成功而到寺院祈福,寺院也自
然要特别礼遇这些为国荐福之重臣,设局席待之.
寺院与统治阶层的关系不止於府衙裏的男性官员,其女性家属其实也是
寺院的常客,她们对佛教的虔信程度一点儿也不输给其夫,其父或其子.像
P.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裏的于阗皇后,天
公主,甘州天公主,就都是以自己的名义在斋会上施物.于阗皇后指的是曹
议金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女儿,也就是曹元忠的姊姊.天公主有几种可
能,一是曹议金所娶回鹘可汗女,即曹元忠所建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侧的第一
身题名:「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授秦国夫人天公主陇西李……」.第
二种可能是曹议金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另位女儿,即61窟同列供养人像的第
二身,曹元忠的另位姊姊.还有一种情形是回鹘可汗之女或于阗国王之女都
可称为天公主,如61窟主室东壁门北侧第四,五,六身供养人像都是曹元忠
的外甥,题名为:「甥甘州圣天可汗的子天公主供养」,而第七身的供养人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6
考.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110.
41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收入《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页28-29;马德,
《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页248.
42 431窟窟檐后梁题记:「□(窟)主节度内亲从知紫亭县令兼衙前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
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阎员清」,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165.
题名为:「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弟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授太傅曹延禄姬供
养」.P.2638是清泰三年(936)所记三年内的施物,也正是曹议金故去后的
一年,所以状中的于阗皇后指曹议金女无疑,而出唱花罗裙的天公主,或指
曹议金回鹘夫人,或指曹议金嫁给回鹘可汗的另一女.但「天公主上梁人事
用」的天公主,说得应是曹议金回鹘夫人,所谓上梁,43可能指的是100窟
的开龛建窟.100窟建於曹元德时期(935-940),44由P.3302V〈宕泉建龛
上梁文〉看,上梁时英豪士女云集,45故有人事费.状中另有两条与「甘州
天公主满月」有关,想来应为嫁给甘州可汗的曹议金女所生,即曹元德,元
忠的外甥,也就是前引61窟东壁门北侧三身供养人像之一.刚满月的天公主
当然是其母以其名义为之修功德,但也可能是寺僧庆贺天公主弥月长生平安
用,然终究显示统治者家族女性成员笃信佛教,与寺院关系密切之情状.
表中也有几件寺院接待女性的资料,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入破历
算会牒〉:「沽酒天公主上窟迎顿用」,该件的时代范围大致在曹元德,元深
兄弟执政期间(935-944),而到窟上巡礼祝祷的天公主,最有可能的是曹议
金的回鹘夫人.S.6452(1)〈某年净土寺破历〉有二条也是寺院款待来访的
女性,分别以夫人,刺史娘子称呼之.敦煌写本或题记裏夫人,娘子等称号
多指有特殊身分的女性,如P.2704〈长兴四年(933)曹议金回向疏〉提到
的女性家族成员有:天公主,夫人,小娘子姊妹.S.3565〈河西归义军节度
使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等供养具疏〉则有夫人及姑姨姊妹娘子.另外,莫高窟
98窟的供养人题名,曹议金称其妻,妻母(婆)为夫人,太夫人,而称其姊
妹女媳等一律为小娘子.4661窟的题名,曹元忠除称慈母为太夫人外,称诸
母,妻及姑姨姊等为夫人,称嫂侄甥媳等为小娘子.大体上,这些女性的称
呼依从其与窟主或施主的关系而定,辈分较高者称夫人或太夫人,平辈或辈
分较低者称小娘子.到寺院或窟上敬心参拜,诚心礼佛,或为家人斋戒念
207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43敦煌民间在建屋,造窟时有上梁的风俗,有关说明见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台
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156-167.
44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页222-223.
45饶宗颐编,《敦煌书法丛刊》(东京:二玄社,1984),第19卷,解说页104-106.
46《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98窟南壁东端第一,二身有两位称「婆」的,与曹议金姊妹并列
而排在其前,不知是否为曹议金两位汉人夫人之母 紧接两位「婆」之后的是「故王母太夫
人武威阴氏」,不明其是否指曹议金之母,或镌刻有误
诵,营供施舍的女性不在少数,47但能让寺僧设宴款待,亲自迎送的,从表
中诸多男性相对比较起来,可说是微乎其微,也因此更凸显出这些被奉为上
宾的女性绝高的地位,及寺僧只接待这种身分特殊的女性.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统治者送路或接风这种攸关社稷安危的重大
事情,是在官寺中举行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会遇到资料不全的难题,以
本节所论而言,可知较详者仅净土一寺而已,余者多缺名.净土寺在唐末只
是个小寺,S.2614V〈僧尼籍〉净土寺之僧尼数在十三寺中敬陪末座.48就
算十世纪以来净土寺大有发展,相信终难超迈龙兴寺等官寺,成为首屈一指
的大寺.然而事实证明,净土寺与统治阶层的关系似乎不错,不少高层要员
的送路与接风仪式就在净土寺举行,可见其在敦煌诸寺中的地位已不可小
觑.但另方面,节度使於管内诸寺亦无明显偏爱,不时分别对诸寺施经,设
斋,布施,修寺等,49或许净土寺迎送统治阶层的资料,就是雨露均霑的表
现,统治者未必独厚官寺.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统治阶层要求各寺集资与人力共襄盛举,而以轮
流或指定方式在某寺举办共同活动.如前述P.2049V长兴二年(931)净土
寺算会牒:「令公东行时大众送路用」,「令公上窟时卧酒窟上诸寺领顿
用」,「僧官造设时诸寺贺令公用」.这裏的大众应非随意泛称,而是指都司
辖下所有寺院的出家五众.50令公上窟时诸寺僧官陪同前去,僧官造设时也
是诸寺同贺令公.可见令公整个行程可能都在都司安排下进行,各寺及僧官
都需参与.类似的这种共同行动,在敦煌诸寺间经常发生,如P.2049V〈后
唐同光三年(925)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入破历算会牒〉:「纳官送路东行僧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8
47郝春文,〈关於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收入荣新江编,《唐研究》第3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表一,页20-28.
48僧尼籍中有净土寺之僧尼数者并不多,S.2614V是最晚可知有净土寺僧数的资料,仅22
人,是十三寺中僧尼数最少者.有关各寺僧尼数的演变情形,见藤枝晃,〈敦煌の僧尼
籍〉,《东方学报》第29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页285-326;谢
重光,〈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收入氏著,《汉唐佛教社会史
论》(台北:国际文化公司,1990),页205-213.
49各节度使在诸寺所做的法事,可参考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收入氏著,
《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页72-86.
50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页177,290-291.
统局席用」,「纳官送路东行僧官用」.P.2032V〈后晋天福四年(939)净
土寺破历〉:「纳龙兴寺屈肃州僧用」.51S.6330〈某寺破用历〉:「安国寺
纳送路曹僧统用」.北图新1446(1)〈庚辰年(980或920)报恩寺寺主延
会入破历算会牒〉:「和尚看 阿郎就灵修寺吃用」.52这些纳官送路或纳某
寺,就某寺供用的资料,应是各寺依都司派令,送往指定地点的.从本文的
分析可知,统治阶层往访寺院,未必独钟情於官寺,某些规模较大的访问活
动,可能事先透过都司的安排,轮流在各寺间举行,甚至相关的经费来源与
人力,也由各寺共同承担.
四,寺院与教团间的往还
敦煌寺院的僧伽组织,是在僧尼大众共有财产的基础上,依律宗精神组
成的,53而都司或都僧统司则是在其上统管诸寺三纲及僧伽的教团组织,是
超越寺的界限的.自九世纪末以后,敦煌佛教讲经说法的义学传承逐渐没
落,正朝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54而该种世俗化倾向,也表现在寺院与教团
间的人情往来上.
寺院与教团间有统属关系及各式宗教活动,敦煌遗书裏的算会牒,点检
历,纳设历,差发牓,转帖或云集帖等,陈述著各寺在都司监督下为了会计
帐目,道场或法会之筹备与运作而忙碌的景象.因寺院不是孤立的个体,它
与诸寺,僧官间的互动极为密切,尤其是斋会的参与者往往依寺次,僧次而
定,55地位高的老宿大德与僧官容易得到斋主邀请,意即其接触机会较多,
209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51本段残卷据谭蝉雪考证是后晋天福四年(939)的支出帐目,见〈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
《敦煌研究》,1988:1,页52-55.
52唐耕耦,〈沙州报恩寺会计文书考察〉,收入氏著,《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台北:新文
丰出版公司,1997),页287.
53尽管敦煌佛寺圆融各宗,有著禅律同居的现象,但敦煌寺院基本上传承著律宗的特色,以律
寺组织为基础.关於敦煌佛寺的性质可参考: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收入氏著,
《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323-339;湛如,
〈论敦煌佛寺禅窟兰若的组织及其他〉,收入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
集》(北京:世界图书公司出版,1996),页107-108.
54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269-279.
55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页338-356.
彼此相互熟识,而种种与宗教活动无关的交谊往来,也於焉酝酿滋长.
九,十世纪中国到西域一带国家大都浸淫在佛教文化中,僧侣们经常以
敦煌寺院为中介点或聚集中心,进行取经,求法的宗教交流,或附带肩负著
政治,外交使命.敦煌寺院入破历裏有不少迎接外来僧徒的纪录,从所来自
地区看,东边远自中原王朝的汉僧,西极至於丝路南道的于阗大师,无不辐
辏於敦煌,而其中尤以河西旧管的凉,肃,瓜州,及天山东路的伊,西等州
僧人与敦煌寺院间的往来最频繁.其实,残存的寺院会计文书,只能片面
的,局部的管窥众多僧侣络绎於途的一个面相,不能全然反映其真实状况.
如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奉宣往西天取经僧道猷就寄住於灵图寺,滞留期间
不仅至府衙问候起居(北图收字4号),还曾为金光明寺令狐僧正犯令冒渎使
主一事,请求放舍(《沙州文录补》),但他在灵图寺裏的活动就未见於现存的
寺院入破历.另外,《宋会要辑稿》〈道释二〉雍熙二年(985)北天竺僧施
护及法贤:「相与从北天竺国诸中国,至炖煌,其王固留不遣,数月,因弃
锡杖 盂,惟持梵夹以至.」56敦煌写本裏关於天竺僧人的事迹不太多,会
计文书中更不曾出现迎送天竺僧人的例子.但施护,法贤行脚至敦煌,当然
不会只和敦煌王曹延禄打交道,这数月间的寄住之处,可能就是敦煌某寺
院,而其与寺僧间的互动,除了讲经说法,窟上巡礼外,大概也包括造访各
寺院及接受其款待.由此可见往来丝路道上或途经敦煌的僧人,绝不只是会
计文书中所见之地区与人物,他们若非抱持强烈的宗教情怀,恐怕难以支撑
其通过路途上的种种艰难险阻.
敦煌寺院的人际网络非常广阔,丝路上的整个佛教世界都可能是其交往
的对象,因此它除了扮演迎来的角色,让域外僧侣驻锡寺院,并为之接风洗
尘外,还同时肩负起送往的责任,替即将远行的僧众饯行,并祝愿其平安顺
利.寺院入破历中有不少送路的资料,可惜的是只一件标明往西州,其他顶
多知其东西行而已,不易知其确实欲往何方.
无论送往或迎来,寺院会计文书留下的都是片断零星的纪录,即以外地
僧人言之,除非他就此留驻敦煌,否则依常情论断,临行前敦煌寺院照样会
为其送路设宴,然而吾人很难找到寺院对同一批僧人的迎,送资料.再者,
入破历的直岁僧皆非专业会计人员,簿记方式难免有不尽妥贴处,再加上多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10
56《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道释二〉,页7891-7892.
57驱逐吐蕃政权后,有些人尚无意立即改换教授称号.P.4957〈某寺入破历算会牒残卷〉新附
入部分有「申年佛食入」,破除部分有「充天使巡寺沽酒破用」,「充官点勘库舍什物教授法
律等食用」.官点勘至迟在咸通四年(863)癸未岁已实行,官点勘库舍什物的年代既与申
年,天使有关,且为归义军张氏期文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页
211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属破损残篇,因而给予人些许想像空间,如S.5937〈庚子年十二月廿二日都
师愿通沿常住破历〉:「索僧正西州去时,马吃用」,若比照S.6452(1)〈某
年净土寺破历〉:「于阗大师来,造饭」,「于阗大师马吃用」,则该寺为索
僧正送路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
稿〉:「僧官等差发东行来日,就北院看用」,如依当地迎送惯例,凡僧官被
使衙或都司差往外地前,寺院大概都会设供为其送路.P.2049V〈后唐同光
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入破历算会牒〉将「看洛法律及麻胡博士西行用」
二事并计於一条,或许所谓的「看洛法律」就是为其西行送路用也未可知.
此外,该文书内有:「三件纳官供肃州僧统用」,其表述法与P.2049V后唐
长兴二年同是净土寺算会牒的「弟二件供凉州肃州僧用」略异,这两件算会
牒都是头尾完整,相当难得的长卷,若是直岁载录无漏失,那麼前条似是三
次纳官供用并计於一处.寺院破用历裏有不少件纳官宴请往来僧人的资料,
他们除了接受官府为东道主,诸寺集体纳官参与的迎送款待外,个别寺院或
数寺间的另行设供,可能也是难以推拒的,如P.6330〈某寺入破历算会
牒〉:「安国寺纳送路曹僧统用」,似是某寺与安国寺等共同为曹僧统送路
用,而「送路曹僧统用」则是某寺单独再为之造食一次.同件文书上在这两
条稍前处记有「看曹僧统用」,「与曹僧统用」,想来也与此次远行有关吧!
寺院为往来僧人的迎送设供是极其频繁地,它一方面被动地应付纳官要
求,另方面则主动积极地借由送往迎来,表达对教内人士的关怀.该种跨地
域的宗教联系,各地僧人互相往访时携来或抄写的佛典与讲唱文学作品,非
唯有助於促进佛教世界的文化交流,对身处於「四面六蕃围」的归义军而
言,无疑也是最佳和平使者,这就难怪官府或寺院对来往於敦煌的僧人,总
要一次次地盛大迎送,其中固然蕴含浓浓的人情味与宗教情感,但也总免不
了些许政治外交气息.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敦煌寺院迎送的僧人多半具有较特殊的身分,
不是僧统,教授,57僧录,僧政,法律,寺主等僧官,便是和尚,大德,大
师,闍梨等德高望重,堪为众生师范之高僧.有时仅称僧的,可能也非寻常
凡僧,如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屈客僧及使客
送路等用」,这裏的客僧与使客并列在一起,可能是同时前来,负有某种官方
任务的使僧,其情形颇类似於曹元深派往甘州结欢通好的释门僧政庆福与都
头王通信的关系(P.2992V(1)).若此推论不误,那麼这个客僧不是某地的
僧官,也应是玄源妙绝的得道高僧,正因其在当地才德为人尊崇,故有此次
使命的派遣.九世纪中以来,敦煌出现很多由中原王朝或归义军政权委任的
临坛大德,临坛供奉大德,他们都是沙州著名高僧,且都带「释门法律」头
衔,58所以事实上就是僧官.至於那些来自远方的高僧,因其通晓佛教教义
且有盛德,纵无僧官头衔,也照样能得敦煌寺僧的礼敬,尤其是P.2049V后
唐长兴元年(930)来访的汉大德,正值曹议金拟遣使入贡於唐之际,负责接
待他的,就正是为令公甘州之行送路的净土寺,从「比得官料两日供用」来
看,汉大德不仅带有官方色彩,其所受之优遇可能也异乎凡僧.
寺院不只对来往敦煌的僧人热情款待,沙州城内寺与寺间,寺与窟上,
僧人也常互相往访.寺院入破历裏不时可见无特定地点的迎,看某僧官用,
大众迎某僧官用,或迎大众用等语.既曰迎,看,显然来者是他寺之人;既
未言明所去之处,应指他寺僧人来寺访问.寺院迎僧官外,也迎大众,或与
大众共迎僧官.僧官之义前已略述,大众之义如郝春文考证,是指都司所辖
各寺之比丘,比丘尼,式叉尼和沙弥,沙弥尼等出家五众,与称众僧,徒众
的本寺僧人有别.59至於寺院所迎的大众或至某寺迎僧官的大众,从所用麦
粟油面等物仅极少斗数,还未必多於单迎某僧官所需,且归义军时代僧尼总
数在千人上下,不太可能全员到齐迎僧官或到某寺,故入破历中的大众,其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12
319),则可能的情况一是昭宗文德元年(888)岁次戊申,唐遣中使宋光庭授张淮深归义军
节度使旌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79-80,191);另一是光化三年(900)岁次
庚申,唐授予张承奉旌节后,於次年辛酉岁遣使沙州颁赐诏命.无论P.4957号文书是记申
年当年之事,抑或於次年才算会,都说明教授称号在吐蕃政权瓦解后还维持了一段时日.这
种现象有点像吐蕃统治者以教授代替僧统后,僧统之名未完全消失,二者曾经同时存在过
(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とくに教授について〉,收入《布目潮渢博士古稀
记念论集—东アジアの法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0),页305-328;姜伯勤,
〈敦煌本乘恩帖考证〉,收入《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页389-392).
58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页341-347.
59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页290-291.
实意指来自他寺的比丘等多数之众.寺院迎僧官,大众的原因为何,文书中
语焉不详,然诸寺僧人来自各方而独计帐於某寺,颇令人玩味.依会计文书
之惯例,该寺支出中若有来自他寺赞助者,通常会注明赞助来源,如S.6452
(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八月六日条:「显德寺人助酒壹
瓮.」S.6330〈某寺入破历算会牒残卷〉:「安国寺纳送路曹僧统用」.反
之,如果赞助他寺,也会在本寺帐目中加以注记,如P.3763V〈净土寺破用
历算会牒〉:「纳报恩寺屈厅徒用.」P.4957〈申年某寺入破历算会牒〉:
「已上充龙兴寺筭(算)会食用.」因此未特别标注给付者的,大概就由本寺
自行负担.敦煌寺院间的交流活动非常频繁,迎僧官,迎大众是否也像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大唐开成三年(838)十二月廿四日条所言:「互
取寺次,互取僧次」那样各寺依次轮转,并不知悉,但至少僧官来巡,大众
来访,代表该寺有著受人重视的地位,及其藉以提高声望的企图.
寺僧,大众在窟上迎僧官也常载於入破历中.莫高窟崖面的洞窟一般并
不算大,像98窟那样能容二十四人在窟内抄经的其实并不太多.60目前所
知,洞窟直接由寺院开窟经营的,也只有灵图寺,金光明寺等极少数.61因
此寺僧,大众窟上迎僧官,应不限於只在自家寺窟上瞻仰膜拜,何况会计文
书中最常见的净土寺找不到任何开窟的资料.僧官们经常到窟上,除了抱持
朝山礼佛的心情,感受神明的威力外,更重要的原因大概还在巡视各窟维护
状况,或协调参与宗教活动.尽管各家窟的窟主与子孙们自负修整之责,但
想到还有那麼多历经社会动荡,变迁,窟主几易其人,或中途废弃残毁的情
形,以及如何经由整体的营造,凝塑出窟上幽静肃穆的气氛与观感,甚至是
213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60Ch.00207〈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功德记〉:「兼请僧俗数人,选简
二十四个,□□□大王窟内,抄写《大佛名经》文.」像这样的大型殿堂还有如146,
152,61,53,55,16窟及南,北大像130,96窟等,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
究》,页197-198.另外,潘玉闪,〈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附表三列出部分曹家洞
窟的面积;藤枝晃,〈关於220窟改修的若干问题〉一文的附表也列出莫高窟主要洞窟主室
的大小,此二文皆收入段文杰编,《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
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页63,79-84.
61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收入氏译著,《中国美术史论集》(台北:明文书局,
1984),页346-347;马德,〈10世纪中期的莫高窟崖面概观—关於《腊八燃灯分配窟
龛名数》的几个问题〉,收入《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页
42-43,49;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页221.
62敦煌名族任僧官及与统治阶层的婚姻关系,论者多矣,如:史苇湘,〈世族与石窟〉,收入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页152-156;姜
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收入《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页1-47;马德,《敦
煌莫高窟史研究》,页245-248;万庚育,〈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
收入《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182-188.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14
要求各窟在佛教节庆与大型法会上采取一致步调,如腊八之夜遍窟燃灯活动
等,则除了有赖教团的多费心力外,恐怕也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而僧官,
大众的上窟,相信有时正为分任统筹,巡察与执行,处理的工作,轮到负责
接待的各寺,就需为之沽酒造食.
莫高窟469窟内有一条题记:「广顺□()年岁次癸丑八月十五日府
主太保就窟工(上)造贰仟仁(人)斋藏内记」.这是曹元忠亲自主持的一次
斋会.但是,各洞窟的活动空间有限,窟内又有庄严神圣的佛像,壁画,根
本不可能任人在窟内设食饮宴,亵渎神明,别说是曹元忠的二千人斋窟内容
纳不下,就算是只迎几个僧官,也没人敢在窟内做此悖逆之事.因此入破历
所载窟上的各笔迎送设供,大抵置於窟前清流绿树之间,如〈张淮深碑〉:
「檐飞五采,动户迎风,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杨庆设,斋会无遮.」如此
清净胜景在其他资料裏也有描述,P.4640〈翟家碑〉:「溪聚道树,遍金地
而森林;涧澄河□,泛涟浞而流演.」P.2551〈圣历碑〉:「左右形胜,前
后显敞,川原丽,物色新.……珍木佳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这应该
就是僧官,大众巡窟礼佛后的用斋地点,也是足以容纳二千人斋,供僧俗人
等聚会的一个开放,宽敞的公共空间.
敦煌寺院不是与世隔绝的清修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形势,都不
容许它遗世而独立,因此寺僧间的送往迎来,不能视为单纯地宗教文化交
流,尤其是该僧人具使僧性质时,借宗教化解政治冲突,进而敦睦邦谊的意
义就不能被忽视.再者,寺院的送往迎来不能只看成是人情酬酢,一场无聊
的社交活动,从所迎送的对象不是僧官,便是高僧而言,礼敬德高望重者之
外,难保不参杂著些许世俗目的.敦煌僧官多具有名族背景,如都僧统悟真
是鲁国郡唐氏之后,翟僧统法荣为上蔡翟氏贵胄,阴僧统海晏为武威胜族苗
裔.敦煌名族间非唯常借婚姻关系固结政治势力,62就是僧人日后在僧界的
前途恐怕也需由种种人际交往打下基础.因为僧官的任命与升迁掌握在归义
军节度使手中,63凡有意更上层楼或欲为僧官者,岂会不好好利用府主巡寺
或上窟的机会,悉心奉承一番,本文第三节的讨论已多少可看出些端倪.虽
说寺院三纲及执事僧的任免不由府主,而直接由教团处理,但寺僧若与都司
关系不好,寺内升迁难免多了一道阻碍,来日欲晋升为僧官也缺乏有力的引
荐人,这就难怪寺院送往迎来的对象总以僧官为主,不然也是倍受各方敬
重,深具影响力的高僧大德.由此看来,寺院与教团及异域僧人间的往还实
具多重作用,而也正因为这频繁的交往,使敦煌寺院鲜少以讲筵或修学中心
闻名於世,反倒是沾染了浓重的人间性与世俗性.
五,寺院的迎送支出及其意义
寺院的会计文书只简单记录破用的原因,对象与数量,不易了解其用何
种方式款待不同身分的人.如P.4909〈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后某寺
破用历〉壬午年:「二月四日,粟贰 ,大众看 阿郎用」,「三月一日,看
刺史使君面伍 煮油用,造糊饼面柒 ,油四升,苏伍升,粟两硕沽酒用」.
阿郎指的是归义军节度使,是敦煌最高行政长官,但同件文书裏僧人宴设使
主与刺史使君的规模差别甚大,身分因素显然不是寺院决定如何接待来者的
唯一考量.S.4642V〈(十世纪)某寺入破历算会牒〉:「粟贰 ,迎僧统
用」,「粟壹 ,迎僧统用」,即使是同一寺院在迎接相同身分者时,也未必
采取同一规格.另外,送往迎来可有多样化的表现手法,这在入破历裏也约
略可观察出来,64如P.3234V(7)〈净土寺乙巳年(945)正月以后入破历
算会稿〉布破项:「熟布一疋,送路,高法律,张闍梨东行用.」破项:
「立 一疋,送路,官家用.」P.2040第206-269行,270-310行据推补与
上件文书应缀合在一起,其粟破项有:「粟贰 升,卧酒,高法律,张闍
梨等东往送路(用).」油破项:「油一升半,造食,送路高法律,张闍梨
用.」同样可缀合为一件文书的P.2032第309-330行,806-870行粟破
215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63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页165-167;谢重光,〈吐蕃占领时期与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3,页58.
64以下各件文书缀合理由与所在行数,见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残卷的剖解与缀合〉,
收入《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第2章.
历:「粟贰 ,张僧政东行送路用.」面破历:「面壹 ,张僧政东行送路
用.」同件文书裏,同样是送路,寺院或造设局席,或以布疋为饯仪.布疋
因轻便易携,经久不坏,价值又高,比致送笨重而体积大的粟麦当盘缠,更
具实用性,所以借贷契约中远行者多贷绢而少借粟麦.65同样为送路造设局
席,饮食之外,寺院是否如送高法律,张闍梨般地以酒致意,至少张僧政的
资料中看不出来,但也或许是纪录不完整或文书残损之故.而造食时可能油
面粟麦等数种并用,如前引看刺史使君那样,但因为寺院算会采分项列举的
关系,各物种被分拆开来,文书又遭割裂遗失,所以不易感受寺院迎送宾客
的盛大场面.
寺院的迎送支出难以做个别事项的分析与比较,一则如上所论,一次迎
送究竟破用多少物种与数量,已难确实知悉,再则影响支出的变数太多,吾
人无法从简单的纪录裏得窥实际状况,如来者与接待寺方的身分等级与人数
多寡各自如何,寺方对不同等级的僧俗大众在设食时是全然地一体看待,抑
或如官方的分为细供,上次料,中次料,下次料地有所不同,66在在都会影
响寺院迎送支出的规模.然而,我们即使不便由每人的平均食量推估参与该
次迎送的人数或身分,也仍然试图从仅有的资料,观察其在寺院经济中的分
量,及寺院支出这笔款项的意义.
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
破历算会牒〉与〈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
破历算会牒〉是两件首尾完整的年度会计报告书,其破用部分包含该寺一年
中的所有支出项目.67P.3763V第1-118行据推测是净土寺壬寅年(942)
入破历算会稿的一部分,68其破用分类帐的麦粟两项保留完好,可视为了解
年内支出用途的分析原件.P.3234V(9)〈癸卯年(943)正月一日已后净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16
65沙知,〈般次零拾〉,页145-146;拙著,「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历史所
博士论文,1996),页220.
66官方招待的规模,因人因事而分为四个等级,详盛朝晖,〈「细供」考〉,《敦煌学辑刊》,
1996:2,页101-104.
67年度会计报告书是否包含一年中所有支出项目,仍有疑议,如北原薰不认为寺院有总合收支
报告,而各司的会计文书也不能说明寺院经济的全貌.见〈晚唐.五代の敦煌寺院经济—
收支决算报告を中心に〉,收入《讲座敦煌》3《敦煌の社会》,页438-439.
68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残卷的剖解与缀合〉,页139.
土寺直岁沙弥广进面破〉是载录净土寺一年内面与连麸面破的分类帐,其中
面的部分保存完整,笔数庞大,且有单项合计数,适合做为统计资料来应
用.这些文书虽然同属净土寺,未必能代表敦煌十余寺的迎送情形,但因敦
煌的各项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寺间进行,并非独厚某寺,所以由这四个年度的
长文书来做量化分析,应该还可反映敦煌寺院送往迎来的一般状态.净土寺
的算会牒通常在翌年年初制成,所以表中一,二,三件的年度其实是指实际
破用的年度,第四件是尚未过录到算会牒的分类帐,应指当年度的面破:69
件数一,后唐同光二年二,后唐长兴元年三,辛丑年四,癸
)卯年
年度
物种粟斗油升面斗麦斗粟斗油升面斗尺麦斗粟斗面斗
总
破笔56 42 72 28 65 66 77 1 27 90 78
用数迎
笔送523477911145
数笔8.93% 4.76% 4.17% 14.29% 10.77% 10.61% 11.69% 100% 3.70% 15.56% 6.41%
数总
破支438 253.5 400.2 1463 651.1 334.05 507.6 26 2241 993.5 445.8
用出迎
数送11 2.5 11.6 17 24 31.02 99.9 26 10 51.7 9.5
量支2.51% 0.99% 2.90% 1.16% 3.69% 9.29% 19.68% 100% 0.45% 5.20% 2.13%
出
一,二两件是完整的年度算会牒,破用项目不只表中所列,但一方面其
他各项未见迎送支出,再方面那些项目的总笔数甚少,如第一件麦的总笔数
为十九笔,其他物种皆在五笔以下;第二件未列各物种的总笔数皆在十笔以
下,故无列出的必要.表中所列除 一项外,尽为粮食破用,这说明送往迎
来时寺院主要以酒食款待,有些粟麦是用来沽酒的,而布 之类只偶然用於
送路.从表中各物种看,麦的笔数似乎较粟,油,面少,但其破用总量却有
217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69本表各件的面包含连麸面,麦包含西仓麦.
时反而比粟,油,面多,或许此因时人已较少直接食用乾硬的麦饭,而习惯
将麦加工磨成粉,制成面来食用,如第一件的麦破用帐中有一笔为:「麦肆
拾(硕)玖 ,东西两库春 面用」,第二件有一笔为:「麦伍拾硕,春 淘
麦面用」,就是将该件几乎等同於粟一年用量的麦拿去磨成面来食用.敦煌地
区碾 的发展与饮食习惯的改变,於此约略可看出,70而迎送宾客这等有关
寺院颜面的设食,更鲜以麦饭来款待,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表中迎送支
出与麦有关的五笔,四笔都当成酒本用,一笔去购买胡饼,亦即只把麦当成
支付手段,未加以直接食用,这种情形无疑进一步佐证前文的推论.
寺院迎送宾客,常并用多项物种,但在制成年度会计报告书时,却将各
物种分拆开来,归入各分类帐中,因此一次迎送支出的规模,可能需从各物
项下找出,才能完整呈现该次迎送的实际状况.表中一,二两件包含该寺年
内的所有支出,以此做说明,或可略窥其情.第一件的油破项:「油壹胜,
纳官供肃州僧统用」,与面破项:「面捌 贰胜,三件纳官供肃州僧统用」,
指的应是同次局席所用,而分记於不同项下.类似情形在第二件文书裏所见
更多,如:「官上窟(时)僧门造设用」,「纳官供志明及西州僧食用」,
「纳官供凉州兼肃州(肃州凉(州))僧(食)用」,「弟二件(纳官)供凉州
肃州僧(食)用」,「比得官料两日供汉大德用」,都同样是将所用油,面记
於各分类帐.虽然各条记中油,面的用量差距颇大,难以观察出其规律性,
但迎送宴设并用油,面,分类记帐的情形,似甚普遍.第二件文书最特殊之
处是迎,送令公曹议金,破用历裏「(造食饭)迎令公回来(时)众僧食
用」,「令公上窟迎僧官(顿)及上窟僧(食)用」,寺院不独用油,面设
供,似乎还另外置酒款待,如:「麦肆 ,酒迎令公回徒众用」,「粟肆
浧,酒迎令公回时众僧等用」,「麦 ,令公上窟时酒本用」,「粟肆
浧,令公上窟时酒窟上诸寺领顿用」.这裏的麦,粟大概是付酒本用的,也
可能供作酒户制酒时的原料.由此看来,寺院的迎送规模,尚需由分散於各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18
70碾 的由来,用途,使用方式,及碾 对饮食习惯的改变,碾 在敦煌地区的经营发展等课
题,学者有相当详细的研究,如那波利贞,〈中晚唐时代に於ける炖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滟
经营に就きて〉(上,中,下),《东亚经济论丛》,1卷3,4号,2卷2号(1941-2);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四章第三节;西定生,〈碾 的彼方—华北农业
における二年三毛作の成立〉,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页235-278.
分类帐的物种统合观之,才能更贴近实情.
审视表中笔数与用量的百分比,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除了第二件的
油,面用量百分比非常接近,甚至超过笔数百分比,以及 这个特例外,其
他各项的笔数百分比不乏在用量百分比的三倍以上.该种形势不啻意味著寺
院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送往迎来是频繁的,只是迎送时的宴设支出相对於
宗教支出,修造支出,或其他用途的粮食支出要少得多,所以才出现笔数与
用量几乎不成比例的状况.毕竟人的食量有限,即使参与迎送的人数不算
少,也总比不上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或修造工程支出得多,此所以迎送支出在
寺院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量极其微少.71对寺院而言,迎送支出的经济意义
或许不是很大,但它所蕴含的政治社会性质却不容忽视,因为能让寺院躬亲
迎送的,不外具特殊身分的统治者,或当地及外来受人敬重的僧官大德,像
表中第二件据前文考证,记录的正是曹议金往访甘州顺化可汗前后,到寺院
祈福祝愿的情景,该年度迎送笔数与用量百分比的明显增多,想来与曹议金
的外交活动关系密切,而官上窟时僧门造设油,面用量之大,也是历来罕
见,这使得长兴元年净土寺的迎送支出有著异於往常的变动.敦煌十余寺而
能得到最高长官的青睐,当然是净土寺莫大的荣耀,亦有助於提高其声望,
故不惜多所破费,安排盛大场面,欢迎令公及各官的莅临.表中第三件透露
的讯息大概也与前件有些类似,辛丑年(941)看候的司空应该指的就是曹元
深,此外还有看僧太子,送路尚书及官家上窟,也使得该件粟的笔数与用量
相当可观.从寺院与统治者的频繁交往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政教关系良好,
彼此可於互动中各取所需.然而如本文第三节的探讨,统治者对各寺并无特
殊偏爱,所以当其转往他寺祈愿时,净土寺该年的迎送支出不免下滑,表中
一,四两件或许就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样说来,敦煌各寺间迎送支出的起
伏变动,无异共同构成一张与统治阶层间绵密交往的人际网络.
使客与僧官的造访寺院,也常反映在迎送支出中.归义军既处於「四面
六蕃围」的形势,所以急欲开展对外关系,并借重寺院笼络周边的佛教国家
与信众,於是迎送支出中使客,使僧的出现频率与用量多寡,无宁为探测其
时外交局面稳定与否,丝路交通顺畅与否的指标,像表中一,二两件就招待
219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71表中只是寺院该年度部分物种的分项百分比,如就寺院总支出来看,迎送支出的百分比可能
会较表中所见略低些.
不少外来僧人,这也正与曹议金积极打开河西通道,稳住天山东路的意图若
合符节.另外如P.2032V一份考证为天福四年(939)曹元德卒年的净土寺
破用历,72则记录了「看天使」,「天使送斋」及「屈肃州僧」,「屈客僧及
使客送路等用」,同样显示曹元德,元深之际拓展外交的努力,与丝路道上活
络的行旅往来.迎送支出在此的经济意义,或许还没有它的政治外交特质更
令人注目.
敦煌教团是个整体,寺院间关系密切,僧官间相互熟识,寺僧们自然会
有不为宗教目的,纯为私人情谊的来往,只是这种来往的支出要由寺院给
付,除非对方是身分地位颇高的僧官,或代表某寺而来的寺职,否则没有理
由入於寺院帐簿.表中第三件的「粟壹硕肆 ,屈听(厅)徒及金光,报恩
两寺僧官用」,「粟二斗纳报恩寺屈厅徒用」,都可能是这种类型的支出,尤
其前者一次宴设的用量如此大,并不多见;而后者大概是净土寺与某些寺院
在报恩寺的聚会.寺僧间的人情往来有时可能以不同形式登录在会计文书
中,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就有多条就店,铺
吃用的纪录,如「酒壹角三界寺二张僧正周和尚法律等就店吃用」,「周和尚
铺暖房酒壹 」,从他们既用寺院经费,又不在寺中饮宴来看,诸寺高僧,僧
官们以酒会友的联谊意味似颇浓厚,特别是第二条的「周和尚铺暖房」,难道
和尚也在经营酒铺,诸僧在其铺内暖房畅饮 净土寺算会牒从未将酒这一项
单列进去,但常以粟麦沽酒或酒,而本件酒破历不用粟麦记帐,直接改写
为酒若干,想来是沽酒或酒后酒的数量.净土寺会计帐簿的繁复与多样
化,可见一斑.
寺院破用历中时而见到总量不大,笔数却不少的迎送支出,虽然可能同
一件事分记在不同项下,引致比实际交往更频繁的错觉,如表中第一件的
「纳官供肃州僧统用」,第二件的「令公上窟迎僧官(顿)及上窟僧(食)用」
等条,就分记在油,面两项下.然而这微少的迎送支出,在寺院经济中虽不
占什麼份量,不过意义却极重大,因为寺院借著送往迎来所铺陈的这张人际
网络,不仅让寺院本身的地位更形稳固,还影响及於归义军政权的安危,乃
至丝路道上各国,各行旅的动向.笔者试将寺院送往迎来的重要性与作用归
纳如下: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20
72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同注51,页52-56.
1.发挥政治外交功能,间接促进商贸流通:敦煌是丝路上的佛教重镇,
寺院其实在透过宗教外交,为归义军政权建立与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些
来到敦煌的使客,途经敦煌的僧人,商旅,通常会到窟上巡礼或到寺院祝
祷,而自敦煌外出的僧人,大概也会到当地寺院参拜或受官府接待,在共同
信仰与宗教祥和气氛下,一些可能的兵灾或竟被消解.在外交事务中,各国
常派使僧同行,正是希望经由宗教因素增加彼此的共同感,使邦谊更敦睦.
随著政治壁垒的逐步扫除,盗匪劫掠的问题相信会得到适当的控制,如
P.2155V(2)〈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书〉就希望回鹘可汗细与询问贼人抄
掠事,使「道途开泰,共保一家」.而回鹘可汗也十分重视此事,专遣宰相密
六去处理(P.3272〈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外交成
功,政治安定,无疑是丝路通畅与行旅安全的保证,这对改善商贸环境,促
进中西商务的发展,应大有帮助.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敦煌寺院在其间实
扮演著穿针引线的角色.
2.与周边民族或政权进行宗教文化交流:敦煌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政
治,经济据点,还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上具关键性地位.一批批往来东西的僧俗
大众来到敦煌,他们巡礼圣迹,拜会官府,敦煌寺院总要视来者身分而尽地
主之谊.相对地,敦煌人奉命出使,或外出求法,宣教,寺僧们也应会为之
饯行.会计文书中显示的送往迎来,虽然只是片断零星的资料,但它所蕴含
的文化交流意义,才最足以让人感受到僧人们的宗教热忱,及佛教在敦煌的
蓬勃发展.这些往来於敦煌的高僧们,有的讲经说法,有的潜心修学,有的
传送佛典,有的译经写经,於是缺损经典得以补充,特有经典得以外传,73
敦煌地区的佛学水准因此提升,其做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转地位也得到印
证.此外,佛教的庶民化也随著来往於途的僧俗大众而与时俱进,如敦煌绢
本,壁画的瑞像图,写卷中的瑞像记,表现天竺,于阗,河西走廊,中原汉
地的某些共同特徵;74于阗太子,使臣等在敦煌抄经写经,供养佛像,或雇
221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73来往於敦煌的高僧们在佛典的传译讲解上贡献甚大,可参考土肥义和,〈归义军(唐后期.
五代.宋初)时代〉,页259-276;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269-272,374-379;
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页67-68.
74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收入《于阗史丛考》,页
234,240-242.
工於窟上绘佛像,75皆有助於激励庶民阶层发心奉佛;敦煌,龟兹,疏勒,
碎叶,于阗等地有大云寺,龙兴寺等汉寺,并由汉僧主持,显示西域与中原
在精神文化上有著联系;76五台山的文殊信仰与新样文殊像自中原传到敦
煌,并及於甘州,西州,于阗等地,应是僧,使等人携带流传开的:77讲唱
文学作品与变文讲唱者在沙州,西州间巡行,且相互影响著,78无疑使佛教
更深化於两地人民心中.由此看来,敦煌寺院的送往迎来不只是一种交际手
段,接续下来宗教文化交流的重任,其实也落在他们身上.
3.稳定社会人心,与统治者建立良好的政教关系:敦煌教团虽然受制
於归义军节度使,但二者间实维持著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关系.宗教的安
定力量,特别在人们即将远行,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时,显得需求强烈.寺
院迎送支出中常见送路某人用,或来时回迎用等语,人们行前或归后到寺院
或窟上去,当然不是单纯地为了一顿酒食,说得透彻些他们在意的是宗教的
护持力量.敦煌的政治外交环境,在人们的心裏埋下不安的因子,归义军政
府即使有能力控制教团,但也不能不借重佛教抚慰人心的作用,并视寺院为
稳定政权的后盾,甚至连统治者自己也开窟造像,参与各种宗教活动,表达
其对神佛的虔诚之意.统治者与寺院间有著极其微妙的互动,从行政管理的
角度说,寺院臣服於统治者的权威下;从佛教安定人心的功能说,统治者也
照样驯化於神佛的威力前.统治者与寺院间既在政,教的不同层面上相互牵
制著,在合则两利的认知下,双方不曾发生重大冲突,大体上一直维持著良
好的政教关系.
六,结 论
敦煌寺院不是隐身山林的修道院,而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融入社会群
众的宗教性开放空间,具有明显的人间性与世俗性.来往於寺院的人极其频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22
75张广达,荣新江,〈关於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页107-111,113-
114,118,122-125;又,〈于阗佛寺志〉,收入《于阗史丛考》,页284.
76张广达,荣新江,〈于阗佛寺志〉,页288-289.
77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页248-260;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
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113-123.
78荣新江,同前注,页379-385.
繁,寺院未必一体接纳,设宴款待,也因此那些深受寺院礼遇的人,就不能
以普通的社交关系来看待.九,十世纪的敦煌急欲突破外交困境,寺院协助
官府迎送使客,使僧,其实是在发挥宗教外交功能,以共同信仰化除与各周
边民族的对立,使归义军政权能在安全,通畅的丝路环境上,稳定生存下
来,进而获得政治经济利益.敦煌寺院迎送的对象中包括很大一部分是统治
者及其家族,但这些人绝少是府衙内押衙,都头之类的中下级官员,少说也
是当方面重任或加官为三公,三师,尚书等衔的重量级人物,甚至是府主,
太子.寺院对统治阶层的特殊待遇,不尽因都司需听命於节度使,恐怕寺院
与僧官欲从其中求取施舍,升迁等功利目的,才是最重要原因.敦煌寺僧或
外来僧人间的交谊,迎送,同样也以僧官,大德等为主,这大概不是因为一
般僧众从不往来或不曾到访敦煌,而是人们敬重高僧,及寺院社会化,受身
分地位价值观念的影响.
归义军期的敦煌寺院未以义学传延而闻名,反倒留下大量的经济文书,
而社交意味浓厚的迎送支出,更显示寺院走向世间,迎合流俗的特色.迎送
支出在寺院经济中所占份量并不大,但出现频率则相对地高,这意味人际交
往所得到的政治社会效益,往往不是只由支出数字可以简单衡量出.就敦煌
寺院的送往迎来而言,它不但有助於将佛教思想深植人心,强化寺院在人们
生活上的不可或缺性,更与统治者维持著互依,互利的良好关系,使寺院的
地位益形稳固,同时它还透过与外来僧人,使者等的交流,让敦煌寺院的影
响力扩及於归义军域外,使丝路上的佛教文化,通俗文学得以相互传播,外
交经贸环境也因而改善.这许多衍生出来的功能,或许不是寺院在送往迎来
之际能事先设想或预料得到的.
敦煌寺院与来自各方的信众结下善缘,虽然它不能免俗的在接待上受制
於身分观念,但它铺陈的这张人际网络,其实已跨越阶层,地域的限界,并
在宗教基础上开展出世俗层面来,寺院至此已成为当地最具复合性的一种社
交场所.
223罗彤华/归义军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
The Dunhuang Temple's Expenditures for
Welcoming and Escorting Gues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ui-yi-jun Regime
Tung-hwa Lo*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makes use of the Dunhuang敦煌Temple's accounts
of guests being welcomed and escorted by the temp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ui-yi-jun归义军Regime in order to observe how it interacted with common
society via the medium of religion. The temple was a public space and usually
did not refuse visitors; however, the acts of welcoming and escorting by the
temple ordinarily included emissaries from other places, the governing class
and its families, and monks acting as officials and senior temple officials.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ir purposes for visiting temples, the attitudes and
methods utilized by the temple in receiving them, and the priorities involved in
the temple's budget for welcoming and escorting expenditur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diplomac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lationships involved in thewelcoming and escorting of
guests by monks in the templ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general social envi-
ronment ofthe time.
Keywords: Gui-yi-jun归义军, Dunhuang敦煌, temple economy, welcoming
and escorting guest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24
* Tung-hwa L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