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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心理分析》东方与西方

       

发布时间:2009年05月25日
来源:不详   作者:铃木大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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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与心理分析》东方与西方 (铃木大拙)

  一、东方与西方

  西方许多深湛的思想家,都从他特定的观点讨论过这个历史悠久的题材—“东方与西方”,但是就我所知,东方的作家以东方人的身份来表示他们观点的,相较之下为数不多。这件事情使我选了现在这个题目,作为初步的讲题。

  芭蕉(1644-1694)是十七世纪日本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十七音节的诗, 这种诗叫俳句。如果我们把他翻译成英文似乎是这样的:

  When I look carefully

  I see the nazuna blooming

  By the hedge!

  よく見れば

  萕花咲く

  垣根かな!

  当我细细看

  啊,一颗萕花

  开在篱墙边!

  这很象是芭蕉在一条乡村道路上散步,那时他注意到有个什么东西几乎是被篱墙挡住了。于是他走近一些,仔细看了看,发现它不过是一枝野生的花,很不引人注目,而且通常也总是被路人忽略的。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在诗里边描绘着,而没有带着任何特别的诗情, 除非是在最后两个音节中, 这两个音节,日文念做kana。这个感叹词通常是跟一个名词或形容词祸副词连在一起,来表示某种羡慕或赞美或忧伤或喜悦的情感,往往很可以用英文中的感叹号来表示。在现在这一首俳句中,整首诗就以这个感叹号为结束。

  贯穿在这十七个音节,而以感叹号为结束的的这首诗,其中的情感对于那些不懂日文的人是很难说明的。但我要尽量是试试看。这位诗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结实,但是只要我们知道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以我所了解的方式去了解这首诗,那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最先得说明的,芭蕉是以为自然诗人,正如大部分东方诗人然。他们爱自然爱得如此深切,以致他们觉得同自然是一体的,他们感觉到自然的血脉中所跳动的每个脉搏。大部分西方人则易于把他们自己同自然疏离。他们认为人同自然除了与欲望有关的方面之外,没有什么相同之处,自然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人利用而已。但对东方人来说,他们同自然确是非常密切的。当芭蕉在那偏远的乡村道路上,陈旧破损的篱墙边,发现了这一枝不显目的、几乎被人忽视的野草,开放着那花朵时,他就激起了这个情感;这朵小花是如此纯朴,如此不矫作,没有一点想引人注意的意念。然而,当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温柔,多么充满了圣洁的荣华,要比所罗门的荣华更为灿烂!正是它的谦卑、它的含蓄的美,唤起了人真诚的赞叹。这位诗人在每一片花瓣上都见到生命或存在的最深神秘。芭蕉可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但是我可以确定,在那个时候他心里跳动的一种情感,颇为近似与基督徒所称为的神圣之爱,这种爱深至宇宙生命的最深深渊。

  喜马拉雅山脉可以激起庄严的敬畏,太平洋的波涛可以引起人的无限之感。但是当一个人的心灵诗意的、或神秘的、或宗教性的张开,他就像芭蕉一样,觉得在每一片野草的叶子上都有着一种真正超乎所有贪欲的、卑下的人类情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将人提升到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的光华犹如境界然。在这种情况中,庞大壮丽是与之无关的。在这一方面,这位日本诗人有起特殊的秉赋,在微小的事物上发现伟大,而超乎所有数与量的尺度。

  这是东方。现在让我看看,在相似的情况下,西方所提供的例子。我选了但尼生。他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诗人,可以举出来同远东诗人像较的。但是下面这一首短诗,却与芭蕉的十分相似。他的诗如下:

  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

  I pluck you out of the crannies;

  Hold you here, root and all, in my hand,

  Little flower-but if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root and all ,and all in all,

  I should know shat God and man is .

  墙上的花,

  我把你从裂缝中拔下;

  我在掌中,拿到此处,连根带花,

  小小的花,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

  一切一切,连根带花,

  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在这一首诗中,有两点是我想提醒各位留意的:

  1. 但尼生把花拔下,握在他的手中,“连根带花”,而看着它,或许是有意的看者它。很可

  能他同芭蕉在路边篱墙下发现一枝荠花时,有着近似的情感。但是两个诗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芭蕉并不把花拔下来。他只是看它。他沉湎在默想中。他在心中感觉到某种东西,但是他并不把它表示出来。他只让一个惊叹号来说他想说的一切。因为他无话可说,他的感觉是太丰富深沉了,而他没有愿望去把它概念化。

  至于但尼生,他则是活动的与分析性的。他先把花从它所生长的地方拔下来。他把它从

  它相属的土地分离。同那位东方诗人十分不同的饿,他并不让花自己去过它的生活。他一定要把它从墙的裂缝中拔下来,“连根带花”,而这意味着植物一定会死。显然他并不愿顾到花的生命目的;他的好奇心必须满足。就如同某些医学家一样,他要把花活体解剖。芭蕉却甚至未曾碰到那荠花,他只是看着它,他“细细”看着它——这是他全部所做的。他是全然不活动的,这与但尼生的活动性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在此我特别愿意提到这一点,并且,以后还会有机会再提到它。东方是沉默的,而西方

  则滔滔善辩。但东方的沉默并不就是意谓着黯哑和无言无语。沉默在许多情况中是与多言一般善辩的。西方喜欢语言表现。不仅如此,西方还把语言文字变为血肉,并使得这个血肉在它的艺术和宗教上变得过为显著,或者无宁说过为浓艳、淫逸。

  2. 但尼生下一步做的是什么?看着拔下来的花,这朵花很可能已经在开始枯萎;他在自己

  心里提出这个问题,“我了解你吗?”芭蕉却根本不是好追根问底的。他感觉到他那朵卑微的荠花中所启示的一切神秘——那深深的深入所有的存在之渊源的神秘,他沉醉在这种情感中,而以一种无可说的,无可闻的呼喊喊出来。

  与此相反,但尼生则继续他的智力行为:“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之诉诸理解,是西方典型的行为。芭蕉接受,但尼生排斥。但尼生个人的人格是同花站开的,同“神和人”站开的。他既没有把自己和神相认同,也没有和自然相认同。他总是同他们分开的。他的理解是今日人们所称之为的“科学客观的”理解。芭蕉则是彻底“主观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因为主观总是被认做和客观相对立的,我的“主观”一词则是我想称之为的“绝对主观”的东西。)芭蕉即是处在这种“绝对主观”中,在其中芭蕉看到荠花,而荠花看到芭蕉。在此处并不是所谓移情、或共鸣、或两者之融合。

  芭蕉说“细细看”(在日语中念做“Yoku mireba”)。细细这两个字意含着芭蕉在此处已不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花变得意识到它自己,而菁菁的,滔滔的表白它自己。而花的这种静默的雄辩或雄辩的静默,在芭蕉的十七个音节中回响着。这其中有着多么深邃的情感,有着多么神秘的言辞,或者甚至何等的“绝对主观性”哲学,也只有那真正完全体会过这些的人才能领会。

  但尼生,就我所见,第一点,他没有情感的深度;他全然是智力的、典型的西方心态。他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一定得说一些什么,他一定得把他的具体经验抽象化或智性化。他一定要从感觉的领域出来,到智性的领域,他一定得把生活与感受置于一套分析之下,以满足西方追根究底的精神。

  我选了这两个诗人,芭蕉和但尼生,作为趋近事实的两种基本态度之代表。芭蕉代表东方,但尼生代表西方。当我们把他们做比较时,我们发现两人各自表明了他们的传统北京,依照这个北京,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智化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非人性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利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与于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他物身上等等。与这些西方的特点相对,东方的特点则可以述之如下: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者宁可说是情意的)、非推论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的、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的等等。

  如果要把西方与东方的这些特点用个人来象征,则我必须提到老子(西元前四世纪)——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我把他人做是东方的代表,而他所称为的“民”则可以代表西方。当我将“民”用之于形容西方,我并没有这位老哲学家用这个字时所含有的贬抑意义。

  老子也把他自己描绘为类似一个愚者。看起来就好似他什么也不知道,对什么事情也不感无觉。在这个功利世界中,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几乎是无话可说的。然而却有着一些什么,使他和一个无知的呆子不大相同,他只是外表上像一个呆子。

  西方人则与此相反,他有一直锐利的、看穿一切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像翱翔在高空的老鹰一样,侦察着外在的世界。(事实上鹰是某个西方国家的国徽。)然后是他的高鼻子,他的薄嘴唇,他的整个面部表情——所有这些都显示着高度发达的智力,以及行动的标准。这种标准状态可以比之于狮子。事实上,狮子和老鹰是西方的象征。

  西元前三世纪的庄子,有一个关于混沌的故事。混沌的朋友们受了他很多的恩惠,而希望报答他。他们就互相商量而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留意到混沌没有官觉器官,来分辨外在的世界。有一天他们给他镶眼睛,第二天又给他镶了鼻子,这样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把他变成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有感觉的人。当他们为了自己的成功而互相庆祝的时候,混沌却死了。

  东方是混沌,西方则是那些好意的、感恩的、却不知当与不当的朋友。

  在许多方面,东方人无疑都显得黯哑而愚笨,因为东方人不是如此善于分辨和证明的,而且没有显示出如此之多明白的可见的智力。他们是混沌的,而显得冷漠。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智力上的混沌性格,他们的智力本身是不能够在人道方式的共同生活中,具有这么大的用途的。各个个体若不是把他们自身同无限相关,就不能够和谐而和平的在一起工作;这个无限,事实上是在每个有限的个体之下作为其基础的。智力属于头脑,它的工作较为令人注目,并且它可以完成很多事物,而混沌则在所有表面的动荡之下保持沉默与安静。他的真正意义从未浮现出来,让各个份子得以认知。

  科学头脑的西方人,把他们的智力应用在他们各式各样的玩意上,来提高生活水准,并省却他们所认为不必要的劳力或贱役。因此,他们努力“开发”他们所能够接近的自然资源。东方人呢,则不在意去做各式各样的手工或下贱工作,他们显然的满足于“为开发的”文明状态,他们不喜欢做机械头脑的人,不惜换把自己变成机械的奴隶。对于工作的喜爱或许是东方人的特点。庄子一则关于农夫的故事,在许多方面有其高度的意义,尽管故事中所讲的事情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中国。

  庄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务须得到比现在更多的研究。中国人不像印度人那样思辩,因之易于混事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文人中,庄子的文体虽然最被推崇,他的思想却未得到所应得的评价。对那个时代流行着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好的收集者和记述者。然而,很可能他也发明了许多故事,来说明他的人生观。下面的一个故事,生动的描绘出庄子的工作哲学,那是一个农夫拒绝用桔杆并从井里提水的故事。

  一个农夫挖了一口井,要用来灌田。他用一个桶从井里提水,就像大部分古代人一样。一个路人走过,说,“你为什么不用桔杆?那是比较省力的,而且能够做比较多的工作”。农夫说,“我知道它省力,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不用它。我所怕的是用这样一个巧机关,人的心会变得像机械。机巧使人散漫怠惰。”

  西方人常常惊奇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更多的科学和机器。他们说,很奇怪的,因为中国人曾经有过许多的发明与发现,诸如磁铁、火柴、轮子、纸、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喜爱为了生活而生活,而不想把它变成完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因为这样会把生活转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航道。他们喜欢工作,是为了工作自身,尽管从客观上来说,工作意味着完成做某件事。但是,当工作的时候,他们享受着工作,而并不急急忙忙想把它完成。机械设计比手工要远为有效,并且完成得更快。但机械是非人性的、非创造性的,而因之没有意义。

  机械化作用意味着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伦理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巧心灵,其原因就在此处。机器催促人把工作完成,而达到外在客观的目的。事实上机器就是为这个目的而造。工作或劳力除了是一种手段之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这就是说,这样的生活丧失了它的创造性,而变成了工具,人则变成了制造货物的机器。哲学家们谈论着人的意义;但是在欧文们现在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机械已变成了一切,而人几乎完全降低到奴隶身份。这个,我乡,正式庄子所惧怕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工业的轮子转回到原始手工业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应该留意到手的意义,以及现代生活中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机械作用过分注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作为代价。

  东方就说到此处。现在略说几句关于西方的话。丹尼斯.杜.卢基蒙在他的人类的西方探索一书中,认为“人和机器”是西方文化两个主要特征。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和机械是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而西方则坚苦的奋斗着要达成两者的和谐。我不知道西方人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知识想说一说这两个相异的理念,如何影响着现在西方人的心灵。值得留意的是,机械同庄子的工作哲学或劳力哲学相对,而西方个人自由和和责任的历年,则与东方的绝对自由背道而驰。我不想在这里做详细说明。我只想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或因之痛苦的诸种冲突,做提纲式的说明:

  1.人同机械成了一种冲突,而由于这种冲突,西方经历着巨大的心理紧张,这在它的现在生活中各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来。

  2.人意含着个人性,个人责任,而机械则是智力作用、抽象作用、一般化作用、整体化作用、群体化生活的产品。

  3.从客观上或智力上或就机巧心灵来讲,个人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就逻辑意义来说,责任与自由相关,但在逻辑中并没有自由,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被三段论法的严格规律所控制的。

  4.更且,人是生物,受生物学的律例所统治。遗传是事实,而没有人可以改变它。我之生下来并不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父母生我也不是由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计划生育就事实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5.自由是另一个无聊的理念。我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生活在群体里,而后者限制着我所有的行动,不论是心灵的或是肉体的。即使当我独处,我仍旧完全不自由。我有着各种冲动,它们并不是总在我的控制之下。有些冲动违背着我的意思,使我去做某些行动。只要我们居住在这个受限制的世界,我们就根本谈不到自由,或做我们愿望的事情。甚至于这个愿望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6.人可以谈论自由,但是机械却处处限制他,因为谈论并不能越出谈论的范围。西方人一开始就是受拘限和禁止的。他的自发性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机械的自发性。机械没有创造性;它运作,只是由于或依照放进它里边的某种东西,使得它的运作成为可能。它从不以“人”的身份而行动。

  7.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的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或责任或自发性。比如说,某些西方人,特别是某些心理分析专家,所谈论的自发性,不多不少正是幼童的或动物的自发性;而不是充分成熟的人之自发性。

  8.机械、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条件反映、共产主义、人工受胎、诸种诸样的自动机化作用、活体解剖、氢弹——所有这些都是密切相连的,而铸造一个紧密焊接的固体逻辑锁链。

  9.西方致力于变圆为方。东方则致力于使圆等于方。对于禅来说,圆是圆,方是方,而同时方是圆,圆是方。

  10.自由是一个主观的词意,不能被客观的加以解释。当我们试着那样做,我们就一定会陷入缠不清的矛盾中。因此,我说,在重重环绕着我们的种种限制所构成的客观世界中来谈论自由,一无意义。

  11.在西方,“是”是“是”,“否”是“否”;“是”永远不可以是“否”,反之亦然。东方则使“是”滑入“否”,在“是”与“否”之间,没有严谨而生硬的区分。这在生命的本性中即是如此的。逻辑是人造的,用来协助功利性质的活动。

  12.当西方认识到这一件事实,并且无法把某些物理现象解释开的时候,它就发明了饿一些诸如物理学上的补充原理,或不确定原理。然而,不论它多么能够创造一个概念又一个概念,它都不能够括尽存在的诸种事实。

  13.此处我们所要讨论的并不关涉到宗教,但做如下的简短比较,仍旧不是无趣的:基督教——这西方的宗教——所论说的是道,肉身,和道成肉身,以及风雨般的无常世事。东方的宗教则致力于肉身成道,无言,一心不乱,永久的平和。就禅来说,道成肉身就是肉身成道;沉默彻响如雷,道是非道,肉身是非肉身;此时此地等于空与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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