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再认识

　　《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再认识

　　[摘　要]　《洛阳伽蓝记》自注在史注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可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些被混入正文。清代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恢复了自注的面目。今天,从理论上探讨《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内容、特点和影响,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　洛阳伽蓝记　自注　特点

　　北朝东魏史学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以记述佛家伽蓝(寺宇)分布及其变迁为主线,“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1]是一部有着厚重的历史感的历史地理著作。在撰述过程中,杨之采用自注的方法处理材料,使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更为完整和明白,从而使正文与自注相得益彰。对于《洛阳伽蓝记》自注,从唐代的刘知几到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曾经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往往局限于某些方面,缺乏较为全面的论述。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洛阳伽蓝记》自注所引发的争议,自注的内容、特点和影响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命运

　　《洛阳伽蓝记》自注以小字夹附于正文中,正文与自注相辅相成。《史通·补注》中说:“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可见唐朝时期还能分辨出正文与子注。宋代以后,大小字混淆,自注混入正文当中,官私书目中再也见不到有关其自注的介绍。由于正文与注文同出一人之手,文章风格一致,所以在传抄过程中注文逐渐被正文淹没。

　　《洛阳伽蓝记》自注问题很长时间被人忽略,直到清修四库全书时,才被提出来。纪昀认为该书本来“体例绝为明晰”,“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不知何时将自注丢失了,“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文,不知何时佚脱。然自宋以来,未闻有引用其注者,则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复考矣。” [2]清代学术中有浓厚的考据之风,许多长久被忽略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种学风对于学人深入探讨《洛阳伽蓝记》自注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良好的考证方法。清代考据家顾广圻根据《史通·补注》提供的线索,“知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他认为《洛阳伽蓝记》自注并没有散佚,而是在传抄过程中被混入正文了,这种认识较纪昀前进了一步。顾广圻打算根据全祖望注《水经注》的方法,将《洛阳伽蓝记》的正文与自注区分开,可惜未能完成,他将此事寄希望于后学:“愿世之通才,依此例求之,于读是书,思过半矣”。[3]顾广圻对学者朱紫贵说:“子多暇日,能重为分析,一如刘氏知几之所云乎?” [4]朱紫贵接受了顾广圻的意见努力探究,但从事经年而进展甚微,自悼无成,于是将顾广圻的观点传给正在研治《洛阳伽蓝记》的吴若准(字次平,朱紫贵的外甥)。吴若准茅塞顿开,思如涌泉,于道光十三年(1833)撰定《洛阳伽蓝记集证》,将正文与自注区分开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恢复旧观,为读者把握该书的核心提供便利:“昔刘知几言衒之此记,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后人合并,不可复辨,暇日流览,意在复古,忘其浅陋,重为分析。古本既无由见,未必一如旧观,而纲目粗具,读是书者,或有取乎?”朱紫贵认为此举有功于古人:“只字片言,咸为比较,疑文讹匀,论断独伸……甚喜次平好学深思,有功于古人匪浅也”。[5]

　　《洛阳伽蓝记集证》的刊行为恢复其自注进而恢复书的原貌做出了贡献,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时人李宗昉说:“至于标明子目,条列图引,体例所在,如秩如,实杨衒之之功臣,而刘知几之畏友也”，[6]他认为《集证》讨源振叶,厘定纲目,可释群疑。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宝恂指出:“《洛阳伽蓝记》无好本,惟道光甲午吴氏若准刻本为最善”。[7]1937年,学者周延年研读《集证》之后认为：“要以清代钱塘吴若准所刊,章段分明,有荜路蓝缕之功”。[8]《洛阳伽蓝记集证》在赢得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非议。张元济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历数人们对《集证》的好评后指出:“然仍有人议其不免混淆,未尽尘障”。[9]此后,张宗祥也批评《集证》划出的自注文字太多,“恐非杨氏之旧。如杨氏旧文果如吴氏所述,则记文寥寥,注文繁重,作注而非作记”。[10]吴若准将大量文字划入自注范围,使该书有头小身粗而不平衡的感觉,陈寅恪也指出“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与杨氏书旧观,相去甚远”。[11]

　　清朝咸丰年间,唐晏有感于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中划分的正文与自注不能反映原作的本意,反而带来了新的混淆,乃立志重新厘定,他“究嫌其(《集证》)限域未清,混淆不免,虽少胜于旧编,犹未尽夫尘障”，[12]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唐晏对该书进行认真分析和梳理,于咸丰五年(1855)完成《洛阳伽蓝记钩沉》,重新确定正文与自注“以备一家之说云尔”。唐晏认为,古书的内容和撰写方法虽然千差万别,但无论如何总是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根据《水经注》体式来辨析《洛阳伽蓝记》正文与自注,具体办法是根据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划定,正文高一格,附注低一格,附注之外的按语(注中之注)则作小字夹行处理。唐氏“钩沉本”的出现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内容和特点,更好地认识全书的谋篇布局十分有用。“钩沉本”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周延年称之“条分缕祈,尤为详甚”，[13]能够反映该书自注的特点,陈寅恪认为“钩沉本”与吴若准“集证本”相比确实有许多优点,“唐本正文较吴本溢出三倍,似可纠吴氏之失”。[14]

　　从纪昀、顾广圻提出问题到吴若准、唐晏的力行,都需要非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他们护惜古代著作,努力恢复其本来面目,使该书自注被遗落千年之后又以近似的真面目出现。由于时隔千年,资料十分匮乏,想要完全恢复《洛阳伽蓝记》自注的本来面目是十分困难的,唐晏《钩沉》也受到了批评。张宗祥认为《水经》与《水经注》出自两人之手,而《洛阳伽蓝记》及注出自一人之手,其难辨程度大于《水经注》,以《水经注》的模式来析出自注,未必可靠。陈寅恪认为唐氏的划分方法仍甚可疑。[15]今人范祥雍在《洛阳伽蓝记校注·例言》中认为唐晏对自注的划定“有时以意定文”,因此在校注全书过程中“不敢袭取吴、唐二家的成就。”

　　单从史料角度看,《洛阳伽蓝记》正文与自注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将其区分开实属多余。但是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研究史注体裁的发展演变来说,此举则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洛阳伽蓝记》的编次准则,文章风格,领悟作者的别识心裁,把握各篇内容的要点及主次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唐晏“钩沉本”克服了吴若准“集证本”主次失衡的弊端,非常慎审地辨别材料,澄清文句之间的联系,从书中析出144条自注和7条“注中之注”,可谓后来居上。如卷一永宁寺条“熙平二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唐晏认为其后的文字“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周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是对前段文字的注解,即以东西南北四傍依附来确定永宁寺的准确方位,因而是如子随母的子注(自注)。书中关涉某个方位的界定的文字一般而言都属于自注,这样安排才使该书不致于拖沓繁冗,而是层次分明,井然有序。这种分析颇有见地。

　　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代表了恢复其自注的较为成功之作,尽管唐晏对正文与自注的划分还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但他的成就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洛阳伽蓝记》的撰述特点尤其是其自注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以上所举的学者们的成果尤其是唐晏《钩沉》成为本文的出发点,也是激发本人进行这项研究,提出新的认识的动因。

　　二、《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内容和特点

　　自注是解释历史文献的方式之一,它是原书作者自作其注使其著作更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杨树达说:“古人行文,中有自注,不善读书者,疑其文气不贯,而实非也”, [16]可见不能理出自注就会感到文气不贯。《洛阳伽蓝记》的自注多于一般古籍,将这些注文与正文区分开对于人们了解全书的内容和结构尤为必要。这些注文出自原作者之手,其章法和旨趣与正文一致,但作为正文的辅翼,还是有许多不同于正文的特点。以下根据“钩沉本”的界定对其自注特色做一些简要概括。

　　1 申明撰述动机

　　《文史通义·史注》曰:“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自叙》“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所云,而特笔以标之”,因而自序也应当看作是自注文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原序》(汉魏丛书本题作“序例”)具有明显的自注色彩。在原序中首先阐明了写作本书的动机是激于洛阳的盛衰变化,寓托强烈的政治情感和历史意识。北魏统治者佞佛成风,“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但虔诚的信仰并未给北魏社会带来兴旺的福祉,却为社会大动乱埋下了祸根,数年之后“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到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再访洛阳时,已“钟声罕闻”。洛阳伽蓝的兴衰正是北魏历史的缩影。杨之通过对大小伽蓝的追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北魏的历史、风俗和人物,借以寄托对北魏衰亡的悲悼。原序先写城内的变迁,然后依次简述东南西北四方城门,从而搭起了全书的基本骨架。全书分五卷,分别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是按照原序确立的框架写就的。原序不仅注明了撰述动机和编次顺序,还介绍了叙述伽蓝变迁时详细简繁的安排及其依据:“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洛阳伽蓝记》很注意以史家的谨严秉笔直书,其原序也颇有司马迁《太史公自叙》的流风余韵。

　　为了使全书的框架更加具体显明,原序不厌其烦地罗列东面三门,南面三门、西面四门、北面二门共十二门的具体方位和名称变化,使人们对当时洛阳城四至的轮廓有一个大致印象。唐晏认为原序对各城门名称沿革及相关典故的说明文字属于自注,并从中划出了十二条自注。从上下文关系看,这种划分是有道理的,它使得原序的线索更加分明。

　　2 解释寺宇兴替

　　《洛阳伽蓝记》通过记述洛阳伽蓝的兴衰来探究国家成败得失的根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奢靡淫逸,不惜民力的谴责。杨衒之有感于“元魏以来,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此记,言不恤众庶也”。北魏时期“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17]寺宇的膨胀和佛教信仰的狂热化,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了负面影响。卷一昭仪尼寺条自注曰:“太后临朝,阍寺专宠,宦者之家,积金满堂。”以胡太后为首的统治者打着倡佛的旗号搜刮民财,佛教成了一些人榨取百姓的帮凶。寺院的兴衰与世道沧桑有着密切的联系,卷一永宁寺条的几条自注分别记述了与这座寺宇有关的人和事,真实地再现了北魏历史的一幕幕活剧。永宁寺最后毁于大火,杨衒之在自注中悲天悯人地描述了火灾情况:“帝登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椎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

　　杨衒之在自注中不惜笔墨描述寺宇规模、建筑风格、沿革,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寺宇的豪奢瑰丽。卷二平等寺条的自注用了十六个字描绘平等寺的优雅环境:“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平坦复道,独显当世。”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昔日盛景的追怀,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作者对耗费国财民力以事佛的殷忧。杨衒之对佛教泛滥成灾很不满意,他认为“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18]自注中往往寓褒贬于叙事,通过对寺宇前后的变化表明自己的立场,如卷二讲建阳“里内有婴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一个建阳里有十寺,这些寺宇由谁来供养呢?自注说得很清楚:“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刹养,百姓所供也”。二千余户百姓供养十个寺宇,平均每二百户就要供养一寺,寺院给百姓增加的负担自明。杨衒之反对佛教的虚诞,指斥僧徒贪积无厌,批评统治者利用佛教欺诈百姓,刮取民脂民膏的丑行。他的反佛主张是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为了突出其观点,自注中也常有虚诞的描述,如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怪灵异等,卷二平等寺条自注云:“寺门外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为了强调金像的“神验”,自注列举了金像三次“垂泪”,这种异状是社会动乱的前兆,与之相应会发生严重的政治变故。卷一昭仪尼寺条自注说,盗贼欲偷金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警怖,应即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这些材料不失为神怪小说的素材,但从史学角度看,则是不可取的。

　　3 讲述人物掌故

　　《洛阳伽蓝记》以记载洛阳伽蓝为经线,连带而及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对有关人物的郡望、行事、仕宦、品格及著作等方面情况都有专门的记录,而这些细节内容都在自注中。卷一永宁寺条“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随后是介绍常景的注文:“景字永昌,河内人也,敏学博通,知名海内。”记述了常景的仕宦经历后接着讲:“景入参近侍,出为侯牧,居家贫俭,事等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满架,所著文集数百余篇,给事封伯作序行于世。”这篇小传很具南北朝时史书列传的风格和特点。

　　《洛阳伽蓝记》自注中的人物小传按传主的社会分工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治人物,如元琛、元融、尔朱荣、元颢、元怿、张景仁、景皓等,对于其中贪鄙丑恶的贪官给予无情的揭露,对那些廉洁自律的官员则予以褒扬。第二类是文化人物,如卢白头、元慎、邢子才、王肃等。王肃博识旧事,对洛阳城的营造有贡献,杨衒之在自注中对他的功绩予以肯定。第三类是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的政治人物,如卷四追光寺条侍中尚书令东平王元略,自注曰“略生而岐嶷,幼则老成,博洽群书,好道不倦……略从容娴雅,本自天资,出南入北,转复高迈,言论动止,朝野师模”。这类传记比较注重对传主文才、容止、风格的夸赞。第四类是前代人物,凡是关涉到地名沿革中的一些典故,总是稍带介绍一下相关的前代人物。注文中反复出现过一位名叫赵逸的晋代高人,卷二崇义里条自注曰:“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人旧事,多所记录……所经之处,多记旧迹。三年以后遁去,莫知所在”。这样一位年过二百岁的奇特人物的反复出现,使注文的可信性打上了折扣,但综观赵逸充满历史智慧的言论可以看出,杨衒之是在借饱经沧桑的赵逸之口来表达自己对历史巨变的深刻思考,借此来增强《洛阳伽蓝记》的历史忧患意识。

　　4 考辨地名和事件

　　《洛阳伽蓝记》中涉及大量的地名和事件,对于这些问题,杨之以求实的态度认真考察和分析材料的出处及其可信度,凡是有疑问的都要加以辨证,力图恢复其真实面目。卷一昭仪尼寺条“昭仪寺有池”,对于池名的沿革问题引起了杨衒之的兴趣,自注曰:“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预注《春秋》云:‘翟泉在晋太仓西南。按晋太仓在建春门内,今太仓在东阳门内。此地今在太仓西南,明非翟泉也。后隐士赵逸云‘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于是学徒始悟,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杨衒之旁证博引,采用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解决了这一地名问题,同时对京师学徒的浮躁学风提出了批评。卷五凝圆寺条:“凝圆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所谓永平里也。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对于本段最后六个字,唐晏“钩沉本”将其划归正文,这种说法欠妥。张宗祥认为“汉太上王广处六字明系注文,不得误入正文”。[19]陈寅恪也持此说,他认为张宗祥“于杨书第五卷举出幸存之注字,尤足见读书之精审”。[20]根据行文特点及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中幸存的“注”字,我以为这六字应当是自注文字,它以简要的回顾告诉人们同一区域在不同时期的遭逢,使读之者不由自主产生历史沧桑感。

　　对于一些历史事件,杨衒之在正文中直抒己见,然后在自注中对该问题存在的歧解逐一分析,指出其错误所在,从而更进一步证明了正文的观点。如卷三大统寺条“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略宅”,自注曰:“每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显略遂造招福寺……衒之按: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他根据佛教东渐的时间指出苏秦生活的时代洛阳没有佛法,因而不可能要求人们用这些黄金建寺弘法,人们对铭文的理解是错误的。这种依据历史知识对流行的浅见进行批评的办法增强了正文的说服力。

　　5 补充材料,增益正文

　　《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文采飞扬,曲尽其妙的文学作品,书中对北魏京都洛阳的寺宇佛塔,邸宅园林、街巷里弄都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可谓一路写来景象迭出,明人毛晋称赞杨衒之“妙笔葩芳,奇思清峙,虽卫叔宝之风神,王夷甫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21]而书中的描述性文字大都出现在自注部分。

　　杨衒之的眼界很开阔,他没有局限于对洛阳伽蓝的简单罗列,而是把笔触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公贵人,商贩屠者尽收眼底,他以传神之笔为人展示出一幅洛阳城市生活的全景图。如卷四法云寺条“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自注没有详述里内各色人等的活动,而是以刘白堕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活动来说退酤、治觞二里的行业特点:“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日,时暑赫,以瓮贮酒,暴于日蝇,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遇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一种酒引出了这么多的故事,酒名的变化更有情趣。这段故事一直被人当作笔记小说来玩味,它对于研究北魏城市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洛阳伽蓝记》非常注意记载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卷三龙华寺条“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以下的自注文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它使上述正文的史料更为具体而可信:“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百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寺。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谐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这段文字对侨居京城的异国人的人数,生活环境及生活习性进行全面的考察,为后人认识北魏强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开启了一扇窗口。卷五最后一大段自注记述了惠生西行求法途中所见各国地理、风俗、人物,这些注文是综合惠生《行记》、《道荣传》、《宋云家纪》的相关材料而成,上述三本书早已亡佚,《洛阳伽蓝记》自注所保存的部分材料历来受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者的重视。

　　《洛阳伽蓝记》自注不仅讲求语言表述的生动性,而且注意材料的可靠性。卷一永宁寺条记述了永宁寺门楼是洛阳城的制高点,登楼远眺,“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这种说法不是道听途说得来或凭空臆造的,而是经过实地考察,亲自体验和领悟了这一景致后得到的,自注交待说:“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自注中还常征引民谣、诗赋、碑铭等材料来增加正文的说服力,如卷二景明寺条自注云:“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

　　在征引材料时,杨衒之很注意材料的来源,在自注中标明出处,有时还要说明引用某条材料的目的。卷五惠生条在引用了大量材料后做了一些说明:“衒之按:惠生《行记》文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这条自注说明了材料源自惠生《行记》及《道荣传》、《宋云家纪》,而引用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以备缺文”。杨衒之的撰史态度是很严谨的,其自注是可以信赖的。

　　6 指偏纠谬,辨析是非

　　《洛阳伽蓝记》对于一些成说提出修正意见,杨衒之在自注中旁征博引,据理以辨,解决了一些聚讼不已的问题。卷二明悬尼寺条自注云:“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这段注文已将阳渠石桥的兴废讲得很清楚了,但作者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依据金石材料对流行的观点提出驳议:“衒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载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江南,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这条自注分析了刘澄之、戴延之未能正确判断阳渠石桥的始建年代的原因是缺乏实地考察,作者对这种“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的撰史态度及其危害性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提出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是重视实地考察即“亲览”。卷二崇义里条借用隐士赵逸的话对晋朝以后史官修史的流弊提出批评:“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这种批评是很深刻的。

　　毛晋对《洛阳伽蓝记》有一个中肯的评价:“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矣”。[22]杨衒之的自注较正文更加饱含激情,对于物化时移,历史兴替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往往于叙事之中寄寓着褒贬。卷四法云寺条自注中直言元琛“多无政绩”,在历述元琛的贪得无厌和骄奢淫逸后,笔锋一转讲崔光的知足廉洁及“朝贵服其清廉。”用这种对比的方法能明确无误地反映作者的爱憎。

　　《洛阳伽蓝记》自注保留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于人们研究北魏的宫殿楼台、寺宇园林、街衢里巷、城市经济、社会风尚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史注发展的角度看,《洛阳伽蓝记》自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洛阳伽蓝记》自注提高了史书自注的使用范围和地位。史书自注在《史记》、《汉书》中已得到使用,杨树达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文中自注例》对此言之甚详,兹不赘述。但两汉时期的史书自注还处于萌发阶段,没有上升为一种史书体例。东汉以降,佛教西来,大量佛经译本出现。为了更好阐明经义,僧徒以一种译本为母本(即善本),在经文中夹附其它译本的说法作为子注,以便于研寻,这种注经形式被称作合本子注体。支愍度在《合维摩诘经序》中说:“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乘迂之劳。” [23]从《洛阳伽蓝记》的内容看,杨衒之应当是读过佛经,对佛学著作很熟悉,陈寅恪说:“衒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 [24]《洛阳伽蓝记》自注的确受到佛学合本子注体的一些影响,但因此称之为模拟之作似乎欠妥。

　　《洛阳伽蓝记》自注内容与佛经大相径庭,是按照史书的要求撰定。虽然杨衒之谦称“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但结合书中所强调的研究历史要“亲览”,撰写史书要“实录”来看,他是按照史书准则编次《洛阳伽蓝记》的,吴若准称该书“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 [25]唐晏慨叹道:“嗟乎,衒之良史也”。[26]杨衒之所作自注材料繁富,来源广泛,表现形式多样,他继承了《史记》、《汉书》自注的传统,同时汲取了佛经合本子注体的长处,创造性地把大量材料以随文附注的形式融入史书中,使该书繁富可观。虽然史书自注不是始于《洛阳伽蓝记》,但能够自觉地并能按一定的准则大量采用自注,以增加史书的神采,并且使自注上升为一种史书体例,则始于《洛阳伽蓝记》的撰述实践。

　　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史注著作的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出现的史注有三十余种,一千卷左右,著名的有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这些史注对于帮助人们理解史书内涵,提高历史认识和深化历史研究大有裨益。史书自注是史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由于自注与正文出自一人之手,它能更准确地反映正文的内容和观点,因而引起了许多欲成一家言的史家的青睐。《文史通义·史注》从理论上作了总结:“使自注之例得,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因此史书自注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

　　注释：

　　[1][25]吴若准：《洛阳伽蓝记》跋,见《古书丛刊》。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0,《地理类·古迹之属》。

　　[3]顾广圻：《思适斋集》卷14,《洛阳伽蓝记》跋。

　　[4][5]朱紫贵：《洛阳伽蓝记集证》跋。

　　[6]李宗昉：《闻妙香室文集》卷8,《洛阳伽蓝记集证》题辞。

　　[7]李宝恂：说剑斋重刻《洛阳伽蓝记集证》跋。

　　[8][13]周延年：《洛阳伽蓝记注本》跋。

　　[9]张元济：《四部丛刊》影印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跋。

　　[10][19]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石印本。

　　[11][14][15][20][23][24]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册。

　　[12] 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序,见《龙溪精舍丛书》。

　　[16]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14,《文中自注例》。

　　[17][18]《广弘明集》卷6,《杨衒之传略》。

　　[21][22]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

　　[26]参见曾贻芬：《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