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佛教高僧慧远

　　东晋佛教高僧慧远 李培林

　　慧远晋成帝咸和九年( 334) 出生于雁门楼烦,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16) 或十三年( 417) , 年八十三或八十四卒于江西庐山东林寺。他生活的年代几与东晋王朝( 317- 420) 相始终, 一生学兼内外, 标领缁素, 对佛教在中国南方的传播和佛教的中国本土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人格高尚, 不仕王侯, 弘教卫道, 与王权相颉颃, 为僧伽争人格, 是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慧远之生平年历晋成帝咸和九年( 334) , 慧远出生在雁门郡楼烦县一个世代冠族的贾姓家庭中。雁门郡始置于秦, 秦、西汉时期的治所善无在今大同市右玉县东南, 东汉时期的治所阴馆在今代县西北。西晋怀帝永嘉三年( 309) , 鲜卑族首领拓拔猗卢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 向并州刺史刘琨要求占据勾注、陉岭( 今雁门关) 以北的领地, 刘琨表奏朝廷将雁门郡属的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县的民众迁徙于勾注、陉岭以南, 重新建立县治, 故东晋时期的雁门楼烦县应在今原平市、代县境内。在慧远降生于世的前十七年( 317) , 统一的西晋王朝由于“八王之乱”和北方胡、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兴起而分崩离析, 中国北方也陷入了严重的政权更替、战乱频仍、天人交怨之中。慧远的故乡雁门楼烦由于地处重要军事位置, 饱受了更多的战争劫掠, 动荡不安的时代氛围给慧远的少年时代和其家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晋穆帝永和二年( 346) , 十三岁的慧远跟随舅舅令狐氏南下河南许昌、洛阳, 开始了八年的求学生涯。洛阳、许昌是曹魏、西晋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 这里既是魏晋玄学的发源地, 也留存着东汉经学的流风余韵。在这里, 慧远遍访学者名家, 苦读儒家、道家典籍, 作为儒生一员, 慧远期盼走经学致用的道路, 而其时洛阳、许昌地区属后赵政权统辖, 后赵皇帝石虎在位期间, 穷骄极奢, 劳役繁兴, 干戈不息, 刑政严酷, 动见诛夷, 残酷的政治环境粉碎了慧远的抱负和理想。

　　晋穆帝永和十年( 354) , 年二十一, 出于在严酷现实中济世治国理想的幻灭, 慧远转而从老、庄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 引发了他隐遁的志趣。他和著名隐士范宣相约南渡江东, 归隐山林, 适值中原战乱, 南路阻塞, 隐遁的志向也难以实现, 满怀失望和惆怅之情的慧远回到了故乡雁门楼烦。其时,出家已二十六年的高僧道安在慧远家乡附近的太行恒山建寺讲学, 慧远便偕同弟弟慧持前往恒山听道安讲说佛法, 一见道安,慧远便倾心不已, 以为真吾师也, 及听道安讲《般若经》, 豁然而悟, 叹息说:“ 儒道九流, 皆糠粃耳。”( 慧皎《高僧传·慧远传》) 于是与弟弟慧持投簪落发, 委命受业, 拜道安为师, 开始了六十四年的僧侣生涯。

　　晋哀帝兴宁三年( 365) , 年三十三, 鲜卑族慕容氏侵扰河南, 慧远随道安避难到了湖北襄阳弘法。在湖北荆州, 慧远与义学高僧道恒就般若思想展开了激烈辩论, 慧远主张“本无义”, 辩驳了道恒“心无义”。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 378) , 年四十五, 前秦政权发兵围困襄阳, 胁迫道安回长安, 道安便遣散徒众至各地弘扬佛法, 追随道安二十四年的慧远与老师相惜别, 率同门数十人南下荆州, 住上明寺, 后沿长江东下,过浔阳( 今江西九江) , 见庐峰清静, 足以息心, 便暂住于庐山龙泉精舍, 后在同门弟子慧永的帮助下, 说服江州刺史恒伊修建了东林寺。从此, 慧远便安住于东林寺讲说佛法, 四方名士闻风而来, 求佛问道, 使庐山成为了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 391) , 年五十八,北印度罽宾高僧僧伽提婆南下路过庐山,其年冬天在庐山南山精舍翻译出了小乘学经典《阿毗昙心》, 慧远为译经作了序言。

　　晋安帝隆安五年( 401) , 年六十八,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到长安, 组织译经道场, 传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大乘学说,慧远致书信通好, 双方互慕高义, 讨论大乘佛教义理, 书信往返多次。

　　晋安帝元兴元年( 402) , 年六十九, 其年七月二十八日, 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菜民、张季硕等同门一百二十三人于庐山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 共期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晋安帝元兴三年( 404) , 年七十一, 慧远致书信给当权大臣丞相录尚书事桓玄, 力陈沙门不敬王者和沙汰沙门意见。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 , 年七十二, 安帝致慧远书信。晋安帝义熙六、七年( 410- 411) , 罽宾高僧佛陀跋罗被慧远邀请到庐山, 翻译出佛教经典《达摩多罗禅经》, 此经一出, 江南禅法大行。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16) 或十三年( 417) , 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卒于庐山东林寺。浔阳太守陶侃和慧远弟子将慧远安葬于庐山西岭, 江南名士谢灵运为慧远作了祭文。慧远自太元四年( 379) 上庐山, 三十七、八年间, 未曾踏出庐山一步。

　　慧远之弘扬佛教事迹建立庐山僧团慧远在庐山的三十余年间, 四方名士闻风而至, 集于其门下, 慧远由此建立了庐山僧团, 而他则成为僧团领袖, 他制定了僧团规章制度和戒律。僧团规模庞大, 人数众多, 知名僧人有慧观、僧济、法安、昙邕、道祖、僧迁、道流、昙顺、僧彻等百余人, 慧远的弟弟慧持, 姑姑道仪也随慧远在庐山。他们勤净修行, 讲法说道,不干政事, 被东晋朝野名士所钦敬, 庐山也被誉为“道德所居”之地, 成为当时与姚秦政权的长安并峙的佛教中心。

　　翻译佛教经典东晋中晚期的南方佛教经典中, 禅典和律典都很残缺, 慧远有感于此, 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求经,经过数年艰苦跋涉, 取得梵本经典而归, 后翻译流播于南方。东晋太元十六年( 391) , 北印度罽宾高僧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 慧远当即派弟子迎接到庐山, 其年冬天, 僧伽提婆在南山精舍译出《阿毗昙心》四卷与《三法度论》二卷, 第二年秋天复与僧伽提婆校正, 以为定本, 慧远为译本作了序言, 明宗举旨, 大力提倡, 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毗昙”本指对法藏, 为小乘一切有部之学, 此经一出, 为江东毗昙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义熙六、七年( 410- 411) , 罽宾禅师佛陀跋陀罗( 觉贤) 投奔庐山, 慧远请佛陀跋陀罗译出《达摩多罗禅经》( 《修行方便禅经》) 二卷。此部禅经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 较早期安世高和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更为完善, 从此江东禅学与义学并重。此外, 慧远也非常重视律藏经典的翻译, 梵僧昙摩流支在关中时, 应慧远的邀请, 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十诵律》翻译完整, 使之成为善本。

　　诠释佛教义理, 使佛教中国本土化慧远精通《诗》、《书》、《礼》、《乐》、《春秋》、《易》等儒家经典学说, 并擅长《老》、《庄》道学。二十一岁, 皈依佛门, 二十四岁时就讲说佛法, 为了使客人听懂难实相义, 慧远引用《庄子》中的理论来解释, 使听者恍然大悟, 以后道安允许慧远可以看佛经以外的书籍。东晋时期, 玄学盛行, 慧远虽然尊崇佛理, 但在谈佛理的时候, 往往依据玄学的理论来阐述, 他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苟会之有宗, 则百家同致”。所以慧远时时有融合佛教与道教、儒教的旨趣, 在他的《法性论》、《大智度论抄序》、《佛影铭序》以及《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著作中, 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学和儒学的精神, 使外来的佛教中国本土化, 耕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 加速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为佛教作辩护, 为僧伽争人格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 经过三百余年的缓慢发展, 到东晋孝武帝在位时期(373 以后), 已在中国占绝大势力, 上流社会帝王公卿文人学士大都崇奉佛法。随着佛教的兴盛, 出家佛徒鱼龙混杂, 有不务佛业, 专事营求竞利者, 有的佛徒奔走于权贵之门, 甚至干乱朝政, 腐败朝纲, 引起了社会上普遍对佛教信徒的怀疑和责难, 反佛思想和言论兴起。

　　义熙时期( 405- 418) , 镇南将军何无忌作论, 斥责沙门为五横之一, 认为佛法报应之说是在鼓动愚俗, 指责沙门袒服是蔑弃常礼, 因此慧远作了《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等论文回复何无忌。晋安帝元兴初, 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桓玄当政, 桓玄主张沙门应拜敬王者, 致书信给慧远, 征求慧远的意见, 慧远作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桓玄后来许令沙门不敬王者, 同时桓玄曾下教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 慧远作了《与桓论求沙门名籍书》, 文中作了沙汰沙门条例, 桓玄听从了慧远的意见, 在桓玄教令末曰:“唯庐山道德所居, 不在搜简之例”。在严酷的政治局势中, 慧远凭重个人高尚品德和庐山僧团严密的戒律制度, 保全了僧团, 维护了佛教的合法地位, 也为僧人争得了人格, 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对佛教徒的尊重与敬仰, 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 为佛教在南朝进一步繁盛奠定了基础。

　　提倡阿弥陀净土信仰慧远主张灵魂不灭, 笃信因果报应, 常感人生在世, 不能摆脱生死之苦、累劫轮转之痛, 故下决心信仰阿弥陀。晋安帝元兴元年( 402) , 慧远与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 建斋立誓:“众等齐心潜修净土法门, 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并相互约定:“因众人根器不同, 福德有别, 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 需帮助提携后进者, 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此次集会, 被后世认为是净土宗信仰之始, 慧远也被尊为净土宗的初祖慧远之学慧远学问兼综儒学、佛学, 并且擅长道学, 正因如此, 慧远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地协调中国传统儒学、道学与外来佛教在思想上的冲突, 使佛学容纳于中国传统儒学与道学之中, 有利于佛教被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接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 ,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百卷巨著《大智度论》, 当时后秦国主姚兴特意遣使往庐山东林寺请慧远为论作序。慧远认为次论卷数众多, 文繁义隐, 不易研习,经过深入探研后, 将之加以删节, 成《大智论钞》二十卷, 并撰序文。此外, 慧远还作了《法性论》二卷, 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 送到长安征求鸠摩罗什意见, 鸠摩罗什看后, 给予高度评价, 赞叹说:“边方未见大经, 便暗与理合”。在《沙门袒服论》中, 慧远解释沙门所以右袒, 是从形象上方便于将沙门与俗人相区别, 并有利于沙门脱离世俗名教礼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从外相上来说, 佛家与名教儒家是有差别, 但最终目的二者是一体的。所以佛教与儒教的礼制虽然不同, 但是“内外之道可合”。这一理论将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论, 佛家的济世思想, 以及道家的出世学说作了相互协调。

　　慧远青少年时代便“博综六经、兼擅老庄”, 所以文学功底深厚。在庐山居住三十余年间, 也常咏诗作偈以遣闲。他的诗集《庐山东林杂诗》及《报罗什法师偈》、《佛影名序》等文, 不但文笔空灵, 辞藻也很精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妙法莲花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经序》、《念佛三昧诗集序》和《辩心识论》等佛学著作中, 也处处显露出美妙的文笔底蕴与高深的文学修养。在《明报应论》与《三报论》两篇文章中,他主张“灵魂不灭”、“善恶有报”等观点, 具有鲜明的中国佛教特色。此外, 慧远的学说还反映在一些序、赞、论、诗、铭、记、书信之中, 其文章大多收集在《出三藏记集》、《弘铭集》、《广弘铭集》、《大唐内典录》和《高僧传》等书中。

　　慧远一生, 孜孜求道、弘法不倦, 他的思想学识、品格情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去敬仰、追忆。

　　( 本文主要参考了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