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得三昧 鸿篇传世——黄龙三世高僧惠洪禅师

　　深得三昧 鸿篇传世——黄龙三世高僧惠洪禅师

　　禅宗在中国弘传历史有数千年之久。在此之中，南宗门下“一花五叶七枝”竞放，历代高僧辈出。他们大多数始终奉守“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旨，各显所长，课徒诲众。然而，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也有深得禅修三昧，却对“不立文字”有深解，认为禅与文字不可对立，更不能执著，而应是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正是这样，以文字见长的禅门高僧也是大有人在，宋代黄龙宗三世传人惠洪禅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惠洪禅师（1071—1128），亦作慧洪，号德洪，字觉范，又号冷斋，后署寂音尊者。俗姓喻，筠州新昌（今江西省宜丰县）人。14岁时，父母于一月中先后去世。为谋生计，惠洪到县内三峰山宝云禅院，投青色禅师座下出家为童子，后随师攻读内外典藉，博涉方史，知识大进，能日记千言，得到恩师赏识。元祐四年（1089）惠洪赴东京（今河南开封）天王寺参加度牒经试，假天王寺亡僧“惠洪”名得度为僧，后即留下师从宣秘禅师研读《成实论》、《唯实论》等，长达四年之久。期间，穷究内外经籍，显现异才，以诗鸣京华缙绅间。元祐八年（1093）惠洪禅师南归，投庐山归宗寺方丈、黄龙宗二世真净克文和尚座下参学，承受“黄龙三关”钳锤，面命耳提，道业日隆，慧悟俱增。绍圣三年（1096），惠洪禅师随真净克文和尚迁锡建昌石门山宝峰禅寺（在今江西省靖安县），在此参禅习定数年。期间，克文和尚每每举玄沙未辙之语发其疑，以破其深闻固思执著之弊。每遇于此，惠洪禅师俱能对答释解。一次，克文和尚谓其“汝又言道理耶？”惠洪禅师当下豁然大悟，顿脱所疑，即呈偈云：“灵云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著华。叵耐钓鱼船上客，却来平地摝鱼虾。”获克文和尚“契空旨，明心见性”之嘉许，而得印可。惠洪禅师即受黄龙法脉，成为第三世传人，并受请为寺中书记。

　　元符三年（1100），惠洪禅师奉师命到江浙一带参访云游。次年，转至南岳衡山。崇宁元年（1102），获悉恩师克文和尚圆寂的消息，惠洪禅师自湘归拜，遵师嘱为之建塔于义宁州黄龙山上黄龙寺侧（今在江西省修水县境）。同年秋，应江西抚州太守朱彦之请，惠洪禅师晋院为抚州北郊景德寺方丈，二年后退居。后经饶州（州治在今江西省上饶）往金陵（今江苏南京）参游。在饶州逗留期间，应当地信众之请，在城东肇建“报恩光孝禅院”。抵金陵后，游参于诸寺院，广结法缘，弘传黄龙宗风。金陵运使学士吴开见惠洪禅师于禅修正知正见，威仪出众，谈吐不凡，即礼为清凉寺住持。晋院不久，却被人以“冒惠洪名”获牒及曾与释法和等讪议朝政等罪名举报，而入狱一年。获释后，惠江禅师即入京师，先后接识丞相张商英、节度使郭天信等，并得他们奏报朝庭再次得度为僧。大观元年（1107）冬，惠洪禅师回义宁祭扫恩师塔后，在抚州临川肇建明白庵。政和元年（1111），张商英、郭天信等因故而获罪，惠洪禅师也因与之交往密切而受牵连，遭流放海南琼崖之处罚。政和三年（1113），遇大赦，惠洪禅师得北归。次年4月，回到江西，入住明白庵。参禅之余，感慨万分，撰《明白庵铭》以示自悔。在此铭中，惠洪禅师检讨自己的经历，忏悔未能诚纳挚友忠言，“滚滚多言”，“竟坐此罪，出九死而仅生”，“恨识不知微，道不胜习”，今后要“一庵收身，以时卧起。语默不昧，丝毫弗差”。此后，也果真如此，惠洪禅师只是在明白庵修行，有时偶尔往返于九峰、洞山、黄檗等到处，过化于建昌宝峰禅寺、湘州岳麓山（在今湖南省长沙市境）、新吴百丈山（在今江西省奉新县）等处，谈禅说定，吟诗作对，写意作画。后拟入湘依法眷以终老，却又遭一道士诬为“张怀素党人”，而陷入豫章（今江西南昌）狱中达百余日之久。出狱后，惠洪禅师回到新昌，入住石台寺。建炎二年（1128），惠洪禅师应请赴建昌同安寺（今在江西省永修县境）主持法会。期间，示疾而圆寂，世寿五十有八。荼毗后，徒众为之建塔，塔曰“寂音塔”，韩驹之为其撰塔铭。经太尉郭天民奏报，惠洪禅师获赐“宝觉圆明禅师”之号。

　　惠洪禅师慧根早显，少年出家，即得高僧精心教导，痛加钳锤，自己又深入经藏，潜心参究，因而慧悟俱丰，尤其是在克文和尚下承嗣黄龙法脉之后，饱承“三关”法乳，自己更以“行与邪分途，居与正为邻。于中有取舍，此外无疏亲，此为朝市者言之。肥家以忍顺，全义以简恭。好学如不及，求名如傥来，此为山林者言之。大丈夫当期出生死。生死皆由心造，心灭生死乃坏，心灭则髑髅是水；心生则爪皮是罪渊。妙乎哉！一念不生，即入无垢三昧”为座右铭（《石门文字禅》卷20），严守戒律，潜心修持，深入经藏，诸宗融通。因而，智慧大启，诘辩无碍，应对如流。初登抚州景德寺法座时，有僧以“南有景德（指其南面的南城景德寺），北有景德，德即不问，如何是景？”相诘难，惠洪禅师应声答道：“颈在项上。”一语既出，以其深邃意境，启人思维而惊四座。晚年在石台寺，一日小参，惠洪以“究此闻尘，则合本妙，既登无生，又合本妙，毕竟是何境界”的反诘，圆满地回答了当时寺僧的“先识识五尘，然后意识识意识，不能识现五尘，唯误会过去未来五尘。若意识能现五尘土得，盲聋人亦应识声也。何以故？意识不破故”的疑难，并以“白猿已叫千岩晚，望缕初横万字炉”作结，成为禅林千古佳话。

　　在注重认真参禅问疑、究研公案的同时，惠洪禅师念及当初自初祖达摩禅师将禅宗东传中华，应病投剂，直指人心，提倡“不立文字，以心相印”，时悟者甚多，而后特别是到了宋以后，人们根基不同往昔。因此“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标帜也。”而且，惠洪禅师认为文字对禅修知见的弘传有时有其特别的作用。在谈到读《宗镜录》时，惠洪禅师就强调如能“熟读之，则当见不可传之妙，而省文字之中盖亦无非教外别传之意也”（《石门文字禅》卷25《题宗镜录》）。因而在数十年的参禅过程中，留心积累，融合文字与禅，到晚年完成《石门文字禅》三十卷的整理编著，由弟子信众捐资刊印流通。

　　《石门文字禅》凡30卷，当是惠洪禅师作品自选集。其中包括了诗、词、偈、记、序、疏、铭、赞、状、传诸类，所记述的范围广及赣、湘、粤、琼等省，时间跨度有数十年之久。从中展示出惠洪禅师对黄龙宗宗风的由浅入深的探索与光大，更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他自己四度入狱、九死一生的坎坷经历。同时记述了六祖惠能、百丈怀海、云居弘觉、豫章惠超等数十位高僧大德的行迹法语。《石门文字禅》面世之后，得到好评。明代真可和尚主持重刊之，并亲自为之撰序，指出宋以后，“有一部分僧俗两界名士于此偏执过端，视文字与禅为水火不相容之物，弃文字于禅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虚空。学禅者不务文字，学文字者不务了心，以致‘义不精则心了而不大。精义而不了心，则文字终不入禅。故宝觉欲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而无不尽收’”。强调“文字与禅"之间，“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全春是花”。真可和尚更誉此书的重刊流布，将“一拈似即今流布疏影，撩人暗香浮鼻…”不仅如此，《石门文字禅》仍然是我们习修禅定的好教材，同时对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研究中国禅宗发展史，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一方面在数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惠洪有感于自己“游方所历丛林几半天下，而师友之间通疏精美者尚多，至精深宗教者亦少矣”。特别是到了晚年，惠洪看到各地“丛林顿衰，所以通疏精美者又少，况精深宗教者乎？”所以，惠洪以自己数十年的参禅心得，撷取禅宗五宗之精华，奋于著述，编纂《五宗纲要旨诀》，“以授学者使育焉”（《五宗纲要旨诀序》）。在此前后，惠洪禅师融会诸宗，相继完成《临济宗旨》一卷，《语录、偈颂》一编，《法华合著》七卷，《楞严尊顶义》十卷，《圆觉皆证义》二卷，《金刚法源论》一卷，《起信论解义》等的撰著，且都刻印流通。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著作今天都很难看到了。

　　再就惠洪禅师于“禅”参究领悟境界而言，是很为高深的。同时，他对先师前贤公案的参悟应当说是有独到之处的。这既是得益于数十年间严师的面命耳提和广大同参道友的启迪帮助，更是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广泛收集，认真参悟分不开。正是这样，惠洪禅师对历代先师前贤生平行履资料的收集整理，下了不少功夫。以此为基础，宣和六年（1124）惠洪禅师编纂完成《禅林僧宝传》30卷。此书编纂由来已久，早年惠洪禅师在研读昙颖禅师所著《五家宗派》时，就感到其对中国禅宗发展历史的记述，所记载的各派祖师偏重于机缘语句，而对他们的行事状述则多嫌不足。惠洪禅师认为影由形生，响逐声起，要记述历代祖师的行履功德，应当既载其言，以合其事，更当述其行履以展其入道之由来与师传承嗣。特别是悟道之机缘，人尽不同，这对其本人、对后来者皆有很高的启迪意义。于是，惠洪禅师参照《五家宗派》之架构，“尽掇遗编别记，苴以诸方宿纳之传”（《禅林僧宝传引》），耗数年心血，访残简，寻断碣，问耆耄，笔耕爬梳，在湘西南台寺古灯之下将其完成，冠名曰《禅林僧宝传》。此书收载唐末到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的禅宗高僧大德81人，其中有曹洞宗二世曹山本寂、云门祖师文偃、黄龙派祖师慧南、杨岐派祖师方会等人。在编纂方法上，《禅林僧宝传》跳出赞宁编著《宋高僧传》中采用聚碑碣塔铭之文为传，记人物行事很细的旧辙，另辟熔铸众说而润之，述人物以言论见长的新径，以丰富详确的史料，生动活泼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彩来行文。就每一位传主的资料来说，比《宋高僧传》丰富多了，但总的入载人数仅81人，却比前者少多了。然而，尽管如此，《禅林僧宝传》面世之后，得到的评价却是很高，当时长沙侯延庆引即赞曰“其识达，其学诣，其言恢而正，其事简而完。其辞精微而华畅，其旨广大空寂然而深矣。”对惠洪禅师则誉之为“其才则宗门之迁固也”。到了清代，王夫俍仍称之为“觉范《僧宝》一编，与大川（即普济）《会元》（指《五灯会元》）同为梵林龟鉴也”（《南宋元明僧宝传序》）。

　　早在初始，跟随真净克文和尚迁锡建昌石门宝峰禅寺，即在绍圣三年（1096）以后，受请为寺中书记时起，惠洪禅师就留心收集丛林见闻，禅门轶事。每每与林间胜士抵掌清谈，无论尊宿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大夫之余论，每有所闻，惠洪禅师都随即录之。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之后，即到大观元年（1107），惠洪禅师便将随录笔记交本明禅师编次整理后，冠名曰“林间录”，刻版付印流通。此书内容广博，门类众多，虽仅三百余则，所记及的人物就数百人之多。他们之中有开一代宗风的禅宗祖师，也有官居显位却虔诚奉佛的护法檀越，诸如临济祖师义玄、香山居士白居易、南京永宁寺护法王安石等人。所记述的事迹则有偈语、法语、丛林典故、禅门规仪等，其中不少是秘闻轶事。正是这样，加上《林间录》行文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流畅，叙事状物绘人，娓娓道来，起伏跌宕，妙趣横生，令人读之，或得启迪，或是拍案叫绝。因而，《林间录》一直得到人们好评。直至今天，人们仍认为在众多的佛门笔记中，“《林间录》则是撰作较早，知名度高的一种”（陈士强《佛典精解》）。同时，《林间录》以其所收载的大量佛教人物传记、行状、方志、语录、灯集以及作者言行的许多片段，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人们常用的一本参考书。此外，在《续藏经》中，还有一部署名惠洪著、题名为《林间录后集》，则是文集体载，所收载的内容与〈石门文字禅〉卷17至20相同。对此，今人陈士强认为是：“很可能是后人抄录《石门文字禅》的部分内容，另取一个书名，而附于《林间录》之后一并流通产生的，未必是惠洪生时另撰的一部书”（陈士强《佛典精解》）。

　　惠洪禅师一生在奉佛习禅弘法的同时，以自己出众的聪慧，扎实的功底，在诗、词、赋及书法丹青诸多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成就。尤其是工于诗，享有盛名，至今仍被人们尊为“宋代著名的诗僧”（《江西文学艺术家大全》）。

　　惠洪禅师早在青年时期，诗名鹊起京华。成年之后，又与黄庭坚、超然等僧俗两界诗人骚客多有交往，相互唱和。惠洪禅师一生行脚参访所到之处，佳景胜色，多诗句记述。同时，在研读佛门经典、祖师遗训、丛林公案之时，一有心得，惠洪禅师也多以诗偈述之。还有一部分则是怀念师友、缅怀先贤之作。所以，后人对惠洪禅师一生的诗词作品无法准确统计。但仅在《石门文字禅》中就有诗集16卷，存诗千首。惠洪禅师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清新，“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秋迁》）。描绘清新，形象逼真，充满生气，收入《千家诗》，成为千年传颂之作。“能回箭锋射自己，方肯竿头进步行。道得未生前一句，始信虚空解讲经”（《示禅者》）。活用典故，点铁成金，充满禅意，启人遐思。惠洪禅师的诗写景状物则以细腻见长，“碧苇萧萧风淅淅，村巷沙光泼残日。隔篱炊黍香浮浮，对门登网恨戢戢。划舟渐近桃花店，破鼻香来觉醇醇。”寥寥数句，淡描几笔，一幅渔家夜归，夕照残阳之风景画卷展现眼前。功力之深，可谓入木三分。因此，惠洪禅师的诗作，历来获誉很高。黄庭称之为：“其胜韵不减秦小游，气爽绝类徐师川。”

　　惠洪禅师不仅写下了大量的诗作，而且对诗歌理论也多有见树，著有《冷斋夜话》10卷、《天厨禁脔》3卷等诗话作品。《冷斋夜话》主要记述了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人论诗的见解，以及当时不少诗坛趣闻轶事。同时，也记述了惠洪禅师自己对诗歌创作、评析的见解。其中，惠洪禅师的“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的观点，一直得到诗坛的好评，誉为是很有见地之说。大家认为惠洪禅师所强调的是诗作要含蓄，耐人咀嚼品味。而且其中的“含蓄”，应当包括句意或句意并兼的含蓄多种形式与区别。同时，此中又体现出惠洪禅师的诗趣之妙在于得“天趣”的主张，也就是法乎自然，顺其所缘。当然，此中固然有着明显的禅学成份可见，但作为一家之说，应当说是具有于观想之中出现灵感所得之句为佳妙。《冷斋夜话》中还保存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一直为后人所引用。如卷一详细记载了作诗中常用的“夺胎换骨”法的具体内容，并有实例。又如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所引用黄庭坚的：“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之语，在《冷斋夜话》卷三中早就有很为详细的记载。正是这样，《四库全书提要》中认为《冷斋夜话》“是书杂记见闻面论诗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赏识庭坚，故引以为重。”今天看来，这样的评价是很为中肯的。

　　此外，对于书画创作，惠洪禅师也有其见解。惠洪禅师对于丹青很为擅长，尤其工于梅竹。《图绘宝鉴》记载惠洪禅师，“每用皂子胶绘于生绢扇上，灯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对于书画理论，惠洪禅师也有阐述。他主张书画创作要出于内心，“山谷醉眼盖九洲而神于草圣，华光通价重丛林而以笔墨作佛事”（《跋行草墨梅》）。而且，惠洪禅师认为作书绘画于内心要有积学，方可自然，“……以积学所致，其纯美之韵如水成，文出于自然。”（《题照默墨迹》）这种“自然”在惠洪禅师看来应是水到渠成之举。“予于文字未尝有意遇事而作，多适然耳。譬如枯株无故蒸出菌芝，儿稚喜争攫取之而枯株无所损益”（《题珠上人所蓄诗卷》）。与此同时，惠洪禅师还强调字画创作的品味的高下，与其人的人品至关重要。“……此贴草略匆匆前所未见，开轴未暇熟，视灿然忠义之气横逆，点划所至处便自奇劲，”（《跋鲁公与郭仆射认位书》）。应当说这些的确是惠洪禅师自身体会的总结，是有其独创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