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载禅”文化现象之我观

　　诗以载禅”文化现象之我观

　　内容摘要：在意境上的极为相似，使得诗歌走俏于禅门，成为禅家重要的法器，也由此形成了一种“诗以载禅”的风气。而诗学对于禅学的作用不但体现在形式上的支撑，还有在意蕴意境上的灵犀之通与进一步发展，即在载道的同时更是丰富了禅学的喻象使之避免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尴尬局面。诗歌逐渐走俏于禅门，“诗以载禅”逐渐成风于拈花门下，而禅宗也逐渐由“不立文字”发展到“不离文字”。喻象丰富的禅诗便渐渐蓬勃发展起来，诗和诗样的文字给禅门带来了表现的自如，为纪录、传达禅家妙道提供了巨大空间。禅宗诗歌是禅宗思想的载体，更是禅宗思维见之于世的客体。

　　如果说隋唐以前佛学在中国的生存尚是被动的寄宿于中原文化的浩浩家族中，那么当佛家成熟于唐代即其中国化的雏形已成之时，佛学非但已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渊博大地上而且更是形成了儒释道筑中国文化的局面，成了东方大道的一支强力，“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⑴。

　　而最足以能体证佛学中国化特点的莫过于禅宗的形成与最终确立，可以如是说，禅宗本身不仅是一个鲜明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还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产物，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原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构和建构的基础上。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不但原始佛教与中土文化有着双向的深刻地影响，禅宗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作用更是闪烁在中华历史的荡荡汪洋中。其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诗学与禅学的相互作用上，如今人们在研究禅学的道路上，诗学已是人们不可绕经的驿馆；而在探讨诗学的时候，禅学亦是已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成了其间的必需话题之一。

　　㈠ “诗禅结缘”下单向分析

　　对诗学与禅学双向作用抑或单向作用的探讨，早已为学界人士津津然广为涉猎。但是，虽有各大方之家或深或浅地咀嚼，个中的余味仍是醇厚芳郁。

　　“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⑵其实是一种不甚明究其里的话，或许是因为作者的浅尝辄止使然。“诗赋予禅的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⑶就是作者对自说的自圆,只浅尝于表面上禅对诗体的借鉴，却没有触及这泓春江水，难知个中冷暖。

　　“在文学家族所有成员中，惟诗歌与佛禅结缘深长，尤其是在佛教的中国化完成之后，诗歌益发走俏禅门，乃至成为禅家传达佛理、表现悟理、证悟生命不可或缺的‘法器’”⑷，诗歌得以走俏禅门难道仅仅是诗歌这种形式在起作用？某种形式的作用竟然能达到为禅家传达佛理、表现悟理、证悟生命？实质上并非如此。

　　较之于其他艺术形式，诗歌能得到禅门青睐主要得益于二者在意境上的不谋而合，“禅化和诗化成为一种双向的过程，互相渗透，互为因果。它们的汇聚点是境”⑸。正是因为在意境上的极为相似，诗歌才能走俏于禅门，成为禅家重要的法器，也由此形成了一种“诗以载禅”的风气。而诗学对于禅学的作用不但体现在形式上的支撑，还有在意蕴意境上的灵犀之通与进一步发展，即在载道的同时更是丰富了禅学的喻象使之避免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尴尬局面。

　　对“诗以载禅”中诗学对禅学作用的进一步分析，有必要建立在禅宗思想发展过程的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禅宗何以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

　　㈡ 由“不立文字”到“诗俏禅门”

　　“昔日在灵山法会上，大梵天王向释迦牟尼献上了一枝金色波罗花，释迦即‘拈华示众’。众不解其意，皆默然无语。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释迦便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微妙法门传给了摩诃迦叶”⑹，可以看出，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从一开始便是印度禅的立教宗旨，至其二十八代祖达摩将其传至中土，逐渐发展成为结合中土文化的祖师禅及继续发展而来的传灯禅。在祖师禅那里，“不立文字”更是得到进一步发展。强调“见性成佛”的禅宗极为强调自我本性的“悟”，强调不拘于文字而“直指人心”，不识文字的慧能仅是在别人赏读《金刚经》之时顿悟性空，了却万物，更是成为中国禅宗六祖。

　　从禅宗的发生发展来看，禅祖师否定文字的功用，是看穿了文字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用一种形象符号来描述事物，任何语言文字的描述，都不可能道出一个人独特、具体的感觉，任何文字的传达，都是一种抽象地概括。由此，使得禅宗的祖师们在开悟人们之时的方法五花八门，棒喝、默语…

　　对于语言文字的功用，使禅宗逐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应用解释上大费周章，生怕出现“言下误”“句中迷”以及对于语言文字的宣言，禅宗便不愿涉足于文字领域；另一方面，他们不但确实需要一种方式来解释自己宗教的教义与体证佛僧自己的“见性”，同时，还需要一种表达方式来将自己所悟之境之性证于他人，以求更多人借此舟车渡过迷津达彼悟境，也确实需要一种东西来将禅宗广而推之，求更多众人“见性成佛”。

　　发展至后来的传灯禅，便对于这一问题开始着手解决了。他们认识到，作为助人渡河之舟车的文字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只要利用得当，便是其用无穷。他们认识到，

　　“禅家需要这样一种表达：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路上行人半是僧’，问‘如何是人境两俱夺’？曰‘高空有月千门照，大道无人独自行’，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曰‘少妇棹孤舟，歌声逐水流’。”⑺

　　是的，当禅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歌之时，他们眼前为之一亮，这种文字的表达方式便是他们所苦苦寻觅的舟车。何以诗歌成了禅家的“座上宾”？这便关系到二者在“境”上的灵犀。“禅不在言表，而在境界”⑻，禅的境界又是怎样的呢？“所谓禅宗至境…需要的是通过多种方法来暗示和建构…禅机不可破，说破则意存而境界全无”⑼。这些正是诗歌可以做到的，诗歌不但在表达上有着空前的含蓄性，而且在意象上更是丰富多内蕴。

　　渐渐地，诗歌开始走俏于禅门，“诗以载禅”逐渐成风于拈华门下，而禅宗也逐渐由“不立文字”发展到“不离文字”。喻象丰富的禅诗便渐渐蓬勃发展起来，诗和诗样的文字给禅门带来了表现的自如，为纪录、传达禅家妙道提供了巨大空间。宋代诗僧惠洪为了调和“禅”与“文字”的矛盾，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石门文字禅》，其书共30卷，其中二十卷之多是诗、偈、词赋、铭。

　　㈢ 禅宗诗歌意义浅析

　　禅宗诗歌是禅宗思想的载体，更是禅宗思维见之于世的客体。其终极关怀依然是宗教性质的、禅宗的所谓的“明心见性”，截然不同于文学性质诗歌的是其着眼点在于内容中蕴含着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等对“本来面目”的见性，而非语言文字的华美以及艺术技巧的娴熟。

　　禅宗诗歌以晶莹澄明、玲珑剔透的境界描绘出了回归于本心的美好，以丰富的喻象生动的阐释本心迷失的困惑与之带来的虚空人生。

　　“诗语言使禅门种种‘个案’有了流传的可能，也可以认为，禅家的种种努力和努力达到的结果是最终的开悟，然而看到这种结果，使人能捉摸这种结果，就必须把这种‘不可言说’的直觉感悟转变为某种‘可说’‘可道’的诗性材料，从传灯史的角度审视，可视为禅的一项任务和义务。”⑽可以说，禅宗诗歌的产生与发展使得禅宗的思想不断由抽象得到了形象化，从而使得禅家教义更为广泛地推广于中土。即禅宗诗歌充分表现了见性成佛的不二法门以及斩断情尘意垢之道，其所起到的载体一用，使更多的后来之士能借彼之道悟本心之性。

　　禅宗一花五叶，叶叶不同，五家七宗，各有各的宗风，即纲宗。为了表达纲宗，禅宗各家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纲宗诗。对于各家纲宗诗的理解，方能理解个中的差异，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禅宗的思想得以系统的明晰。所以禅宗诗歌在禅宗思想的传承上起着纽带的作用，在这条纽带上传输着千年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想要深入理解历代禅师们的风范人格，有一条捷径，那就是直接从他们所作的‘禅诗’入手。我们依循禅诗的内容脉络，可以找出禅师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和态度” ⑾。

　　不仅如此，禅宗诗歌因为玄妙的内蕴以及雅秀的建构深得中国传统儒士及士大夫阶层的青睐。《楞严》受宠于宋代时期便足以见得文人雅士对于禅宗诗样文字的推崇，“《楞严》者，房融笔授，其文雅丽。与书生学佛者为宜”⑿。禅宗诗歌将禅宗思想更为广泛的影响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使得禅宗发展的血液中注入了更多营养分子。

　　另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只奇葩，禅宗诗歌也代表着一种文化，深厚的底蕴、绚烂的喻象、烁眼的智慧无不令今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