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藏传佛教大藏经 ---《甘珠尔》和《丹珠尔》

　　简述藏传佛教大藏经 ---《甘珠尔》和《丹珠尔》

　　华锐·丹贝坚赞

　　原载《慧眼》佛学杂志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日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印刷佛经流通事业是藏传佛教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的典籍大都是木刻版长条经文。所以佛教经典、语言文学、医药典籍、高僧大德传、甚至佛本生传系列绘画等都以木刻成板，以圣物留世。按需付印。

　　雪域藏传佛教的佛经印刷流通事业始于元、明，兴盛于清，历史悠久，不仅在国内颇有盛名，而且在国际上也极有影响，以《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为代表的各种木刻版本经典、佛学作品，成为日益繁荣的国际藏学研究中的珍贵资料，不仅国内著名图书馆收藏，而且在国际上研究藏传佛教的机构或国家图书馆中多有收藏，美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蒙古乌兰巴托、不丹、拉达克、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藏区各寺院等国家和宗教团体都收藏有不同版本的《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但由于战乱，刊刻和出版不同版本的大藏经等珍贵佛教经典的纳唐印经院和卓尼印经院等，屡遭战火和历史原因的破坏，浩如烟海的经卷同大量珍贵印板均被焚毁一空，广大有识之士及佛门信众为此疾首痛心，印刷佛经流通事业曾繁荣辉煌的各寺院，曾刊刻、出版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和藏文各种典籍，为普传法轮，流通法宝，为发展雪域民族文化有过巨大的贡献，史册记载，世代铭颂，应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里介绍的《甘珠尔》大藏经，乃佛陀释迦牟尼因恒顺有情、随缘宣示的教法很多，由译成藏文的佛说三藏四续之八万四千法门的典籍汇编而成的一部大型罕见丛书，全书有一百零八部（函），世人称之为《甘珠尔》大藏经。

　　佛陀释迦牟尼在世时，佛陀所宣示的教义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国王、大臣、居士等信众弟子们学习，但是这些很有限的佛经还没有统一整理。佛陀示寂四百年后，由古印度迦腻色迦王任施主，召集菩萨、阿罗汉、班智达等一万七千人集会，调解十八部弟子关于佛经的争论，把留传在世间的佛经统一搜集编成卷帙，这些佛经大部分在三次灭佛中失传，剩余下来的经典中有一部分翻译成西藏文字，称为“甘珠尔大藏经”（Buddha’s Teachiing、Translation of Commandmrnts）。翻译的译师在“前弘期”（吐蕃国王松赞甘布到国王郎达玛灭佛前的二百年中）从译师陀弥·桑波札至大学者南喀炯间总共有五十一位译师，从“后弘期”到蒙古准噶尔部统治西藏前的七百一十八年中从著名佛学大师、大译师仁钦桑波（958—1055）至著名佛学家洛钦·达摩室利（1654—1718）之间，总共有一百七十一位佛经翻译大师，他们把很多佛经和古印度佛学大师的论著从梵文、汉文、象雄文等中译成藏文，然后进行校订、汇编，这就是藏文大藏经的初期形成过程。

　　吐蕃王朝国王赤松德赞在位时，译师噶瓦贝泽和昆·鲁益旺波松把丹噶宫所有的经论统一整理，汇编为《丹噶目录》，这是藏区编订《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系列的开端。此后在国王赤德松赞在位时噶瓦贝泽和却杰宁波德瓦纳札、贝吉伦布等译师把青浦宫所有的经典统一整理，汇编成《青浦目录》。此后又把旁唐宫的一部分佛经校订、整理汇编成《旁唐目录》。这些极为重要的目录对以后的大藏经的完整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藏历第五绕炯水鸡年（公元1312年）到元仁宗爱育黎拔达普颜笃在位的九年期间，邀请拉萨纳唐寺堪布、格西坚喀巴（又名群·坚贝央1222—1298）大师到朝廷为国师。他在中原收集了大量墨和很多纸张、笔类献给他的上师炯丹·柔贝热智，因此柔贝热智、卫巴罗赛香曲益希、译师索南奥色和江若·相曲本等大德得以把卫藏、阿里等地所有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底本收集、校对、编订。炯丹·柔贝热智编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的目录，其中的《甘珠尔》部分称为《甘珠尔目录太阳的光辉》。炯丹·柔贝热智和国师坚喀拨希（群·坚贝央）二人的弟子卫巴·罗赛香曲益希编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目录概要》。国师坚喀拨希又从蒙古地方寄来大批墨和纸张，要求按编订的目录抄写整套《甘珠尔》和《丹珠尔》，在雪域藏区这是第一次抄写整套藏文大藏经。后来用这套大藏经为蓝本，而由著名佛教大师布敦仁波切（1290—1362）校订，写成蔡贡唐寺的《甘珠尔》和夏鲁寺的《甘珠尔》及《丹珠尔》大藏经。又由它们转抄成仁蚌、泽当、贡嘎、丹萨替等地的手抄本，江孜第斯·热丹贡桑帕巴以纳唐的《甘珠尔》为底本，由洛钦·图杰贝校订，抄写成江孜本《甘珠尔》。直到十五世纪初，藏文大藏经只有抄写本，没有木刻本。藏历第七绕炯土鸡年（公元1408年），明朝永乐帝召请宗喀巴大师入京城，宗喀巴大师派弟子大慈法王·释迦益希（1354—1435）为代表到北京，住了较长时间，永乐帝下令在南京刊刻藏文版大藏经《甘珠尔》，这是藏文版大藏经《甘珠尔》的首次刻板印刷，到藏历第十一绕炯水马年（公元1642年），固始汗消灭当时西藏的统治者德斯藏巴，建立了新的统治政权，楚布寺第十世噶玛巴曲央多杰（1604—1674）经过康区逃至云南，他和噶玛·夏玛巴·确吉旺秀（1584—1635）、第五世司徒活佛确吉坚赞（1574—1657）联合提倡和主持下，由云南丽江纳西族第十三任木土司索南热旦出资刊刻了一套完整的《甘珠尔》大藏经印板。雕刻印版于公元1614年开工，1623年竣工。索南热旦（又名木增 1597年 – 1646年在位）用九年时间在丽江雕刻了《甘珠尔》大藏经印板。固始汗（1582—1654）死后，木土司看着反对西藏政权的战乱被平息，把这套《甘珠尔》大藏经印板迎请到甘孜理唐寺保存，俗称“理唐珠印版”。理唐寺在丽江木土司木旺的鼎力赞助下，由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主持修建于公元1580年。

　　藏历第十二绕炯铁牛年（公元1721年），由安多卓尼军事首领玛索贡保（1684—？）出资倡导，以理唐版、南京版和卫藏手抄《甘珠尔》大藏经三种为底本，又重新雕刻了一整套《甘珠尔》大藏经印板，保存在卓尼禅定寺印刷流通，俗称“卓尼版大藏经”。

　　卓尼版大藏经雕刻工作于公元1724年6月初4（康熙十六年）动工，公元1731年4月11日（雍正九年）圆满竣工，历时十一年，耗银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正式刊刻出版的“卓尼大藏经”共一百零八卷（函），三万五千四百六十二页，制作的印板亦是三万五千四百六十二块。其目录由当时安多著名高僧、佛学家觉乃·智华夏智（1675—1748）所编写，藏历第十二绕炯铁狗年（公元1730年），由西藏摄政颇拉瓦·索南多杰（1689—1747）捐资出力，以蔡巴《甘珠尔》大藏经为底本，再次雕刻了一整套《甘珠尔》大藏经的印板，存放在修建于公元1153年的拉萨纳唐寺，以便印刷流通，因此世称“纳唐版大藏经”。与此同时，在康区德格土司丹巴次仁（？—1738）捐资主持下，又雕刻了一套《甘珠尔》大藏经的印板，保存在德格印经院印刷流通，俗称“德格大藏经。”

　　德格版大藏经的总目录是《佛说藏译原本全集·智者愉悦·睡莲盛开新藤》。公元1733年，由当时著名高僧、佛学家噶玛司徒·确吉囊瓦（1700—1774）所著。全书共分佛陀普传法轮及结集过程、印藏佛教概况、刻板经过、正式目录、缘起功德回向等五章。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由于直贡廓觉活佛奉献助缘和提出要求，原西藏地方政府出面雕刻了一整套《甘珠尔》大藏经的印板，保存在布达拉宫的‘雪’印经院，以便印刷流通，因此叫“布达拉版大藏经”。此外还有元朝和清朝的汉文和满文的《甘珠尔》大藏经。关于这些《甘珠尔》大藏经的手抄本和刻印版的内容、部数、刻板人员数、工时和校订程序等相见各自的前引目录，不在这细述。

　　历代佛学家们为解释佛陀所宣示的教义而写的专著通称为“论”，（佛所言为“经”）。其中印度和中原等地的高僧大德写的论著译成藏文的总称为“丹珠尔”（Translated Elucidating Treatises. Trannaslation of Commentaries）,但是在《丹珠尔》的后半部分也收有藏地的佛学家们的一些论著，除“前弘期”西藏大德写的外，没有收入“后弘期”的论著，为不使藏地学者所造的一些假论著掺杂在《丹珠尔》大藏经中，以前西藏的译师、大德们曾进行了严格厘定。当初印度并没有“丹珠尔”这一词语概念，最初是中原和藏地开始使用。在西藏汇订、编著《甘珠尔目录》和《丹珠尔目录》的情形已在上面简述过。

　　最初汇编藏文《甘珠尔》与《丹珠尔》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即在藏历第六绕炯木狗年（公元1334年），由夏鲁·固相·贡噶东珠捐资出力，邀请当时著名佛学家布敦·仁钦珠大师校订整理了全套《丹珠尔》大藏经，正套印板保存在夏鲁寺大金殿内，以便印刷流通。这套《丹珠尔》大藏经的目录也是布敦大师亲自撰写，即《丹珠尔目录·如意宝环》，收藏在布敦文集的[13]函中。此后大部分《丹珠尔》大藏经都是以纳唐寺和夏鲁寺的《丹珠尔》版本为底本刊刻、印刷的。

　　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加措（1617—1682）圆寂后，德斯·桑杰加措（1640—1705）召集卫藏所有的学者抄写了一次整套的《丹珠尔》大藏经。供放在拉萨布达拉红宫措钦颇章大殿中。此后在藏历第十二饶迥火蛇年（公元1737年）德格土司旦巴次仁捐资倡导雕刻了一套丹珠尔大藏经印板，放在始建于1448年的德格印经院，后称之为“德格《丹珠尔》”。德格《丹珠尔》目录全名《藏译一切智者日亲教义论疏全集·永布法施奇源·普蔽盛世福云·精彩史话·涨潮新目》，公元1743年，由当时著名佛学家谢钦·慈成仁青所著（1697—1741）。全书共分佛教起源、护教诸贤概况、正法总述、论疏总述、刻板缘起、刻板经历、佛典名目、回向菩提等八章。此后又在藏历第十二饶迥饶铁鸡年（公元1741年），颇罗鼎·索南多杰（1697—1741）出资倡导刻印了一套《丹珠尔》大藏经印板，供放在纳塘寺内，后称为“纳塘版《丹珠尔》”，共有226卷（函）。与此同时，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在北京会聚了藏、蒙、汉三个民族的高僧、学者共同汇编、刊印《丹珠尔》大藏经，并翻译成满文流通。此后，卓尼版丹珠尔大藏经雕刻是由第十四代卓尼土司丹松次仁（1743—？）主持下进行的。藏历十三饶迥水鸡年（公元1753年）开始动工，1772年圆满竣工。历时二十一年，共有二百零九卷（函），耗银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七两七钱七分。能够使《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两大工程的制版、印刷、出版得以顺利，离不开清朝敕封为二品夫人的土司木索贡布之妻冬巴曼香和卓尼土司第九任僧纲洛桑丹珠之妻三品夫人洛桑措的虔诚支持和鼓励。《丹珠尔》印版工程圆满竣工后，土司把所有《丹珠尔》印板供放在安多名刹卓尼禅定寺内，后称之为“卓尼《丹珠尔》版大藏经”。其详细目录在嘉木央第二世晋美旺波（1728—1791）所著《解释教义论著目录》（又作《卓尼丹珠尔目录》）之中。收入其全集第[5]函中。各版《丹珠尔》的部数、内容、页数等详见各部的总目录，在这里不必多述。

　　比如印刷一套《甘珠尔》大藏经，四、五十个技术娴熟的印刷员工，用时三个月才能完成；而印刷一套《丹珠尔》大藏经，七十名技术熟练的印刷僧人用时五个月才能完成。当然每次印刷数量愈多，则用工总时数会大为减少。因此，每次开印，都尽可能地有较多的征订数，这样不仅节时省工，印刷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卓尼版大藏经由于集北京、拉萨、德格、纳唐等大藏经版本的优点，内容更邹丰富全面，极少之笔误，加上设计精美、印刷清晰而历代高僧大德所青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被广泛研究，高度评价。

　　大藏经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佛学、文史、哲学、因明、医学、天文、历算、词藻、声明、心理、韵律、正字学等等，应有尽有。古人在利乐有情，普传法轮的号召下，汇编、刊刻、流通大藏经，真为佛教的整体发展和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语系大藏经流传在中国汉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971年）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年）共收3493部，13520卷。目前中国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卷。

　　汉文版大藏经成书时间比藏文版大藏经早。藏文大藏经的目录是在十四世纪中叶编成，但是藏文大藏经的基本内容在十四世纪中叶前就有了。藏文大藏经曾经在元世祖忽必烈时进行过一次互相校勘，校勘以后相互作了补充和修订，如汉文大藏经缺乏密宗的内容，便由藏文大藏经中译出加以补充。藏文大藏经也吸收了汉文大藏经的一些内容，共计七百四十部之多。

　　藏文大藏经翻译成蒙古文是在元朝（公元1294年到1307年）间开始的。到明朝末年，第四世达赖喇嘛永丹加措（1589—1616）是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出资鼎立相助把藏文《甘珠尔》大藏经全部翻译成蒙古文。清朝初年，由著名佛学家、国师章加呼图克图乳贝多杰（1717—1786）亲自主持，将《丹珠尔》大藏经藏文版全部译成蒙古文，并加以刻印、流通。章加呼图克图乃一代宗师，佛门龙象，通达藏、蒙汉诸文字，著书等身。其中有一部蒙古、藏、汉三种文字的对照字典，名为《贤者之源》，也是一部沟通蒙、藏、汉文化的重要著作。

　　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两部翻译成满文是（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晚年完成的。参加这项殊胜工作的藏地著名学者有《善说诸宗源流晶镜史》（即图观佛教史）一书作者图观·洛桑确吉尼玛（1737—1802）和著名高僧咱雅·班智达等大德。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内容分类中，按德格版《甘珠尔》大藏经分类为：1、律部；2、般若；3、华严；4、宝积；5、经部；6、续部；7、总目录。德格版《丹珠尔》大藏经的内容分类为：1、赞颂；2、续部（密宗经典恒特罗部）；3、、般若；4、中观；5、经疏；6、唯识；7、俱舍；8、律部；9、本生；10、书翰；11、因明；12、声明；13、医方明；14、工巧明；15、修身部；16、杂部；17、阿底夏小部集；18、总目录。

　　与其他版本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之间的内容分类和次序有所不同。据有关资料显示，藏文版大藏经从公元1313年～1939年之间，信奉藏传佛教区域内共刊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 （原载《慧眼》佛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