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旸法主和尚中兴龙华寺纪实(二)
明旸法主和尚中兴龙华寺纪实(二)
◎王永平
二、古刹重光
一九六六年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破四旧,斗牛鬼,汹涌澎湃的红卫兵队伍,冲向寺庙。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内部通知,要力保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三座大庙,由所属区政府落实。普陀区长布置区体育学校红卫兵大军,浩浩荡荡进驻玉佛寺,封殿堂、贴标语,破除迷信,并在天井内烧佛像、焚经书。殿内佛像要保护,到仓库找出迎叶、阿难两尊站像来烧。这两尊像是解放初,苇舫方丈从大殿搬到仓库去的,他说迦叶、阿难是佛教第二代祖师,怎能让他们一天到晚站着呢?好心让他们休息,反而被烧掉了。但这两尊像烧掉的残骸一直放在天井内不动,后来的无数批红卫兵大军看到佛像巳毁,经书巳烧,也都走了。迦叶、阿难的牺牲,掩护了全堂佛像逃过大劫,功德无量。静安寺由市里一位干部去保护,红卫兵进人密坛,这位干部对红卫兵诱导:“你们看,这些法物很好啊!”红卫兵眼睛一横“他妈的,都是四旧!”一棍子狠狠打下去,法器、供品全碎了,这位干部见势不对,马上附和“打得好!”几个小时,佛像全被打烂了。龙华寺地处郊区,等到要保护的通知传到县政府后,干部赶到龙华寺,巳经被红卫兵砸烂了,他们还要千方百计把古塔拉倒,但塔周围的住家居民们不答应,要保护塔的居民人数很多,红卫兵既敌不过,也不能破坏居民房屋。最终是老百姓保下了这座千年古塔。上海三大寺,领导要全保,结果是“一保二毁”。其中经验值得回味,玉佛寺由于普陀区干部重视,调动全体校的红卫兵,力量壮大。他们夯着造反大旗,喊着破四旧口号,进入玉佛寺,既封存大批佛像,又在天井内毁佛像、烧经书,后来的红卫兵见到这种情形,认为体校红卫兵巳在玉佛寺大破四旧了,这种明破四旧,暗保寺院的方式,证明是成功的。而静安寺那一两位干部,想说服红卫兵手下留情,是失败了。龙华寺地处郊区,来不及反应,更说不上保护。总之,玉佛寺保成功,是力量大,方法对,顺之则昌。静安寺不成功,是无力量,做法上,逆之则败。龙华寺无力量,无时间,当然失败。龙华寺千年古刹,字画、经书、佛像,很有价值的文物,全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座破烂殿堂的空庙,造反精神足的单位,抢占龙华寺做仓库。到一九七八年,秩序稍上轨道,抢占单位退出,政府部门就把它送给园林局,成为“龙华公园”的一部份。园林局拨款一百五十二万元,修理龙华寺房屋,塑了弥勒、韦驮、华严三圣等佛像,大部份办成文物陈列室,重在体现历史文化。成为龙华公园的组成部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宗教政策重新落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海市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代表会议,在三百多位代表中,有二百多人,提出了一个共同提案,就是要求恢复上海最古老的丛林龙华古寺。当时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阁下,接到市佛协的报告,立即批复:“塔庙回宗教,园圃归园林,陆政主持会,界限划分明”。这段批文韵味清新,驾驭矛盾,政策性强。一举理顺了园林与寺庙的矛盾,龙华寺历史上曾有过一百六十多亩土地,其中有数十亩的桃花园,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把桃园辟为血华公园向社会开放。市长批文的第一句:宝塔和庙回归佛教,花园归园林局,由市府陆政副秘书长主持会议,把两个单位的界限划分清楚。根据市长批示,上海市佛教协会,在市宗教局领导指示下,成立“龙华寺接管小组”,有王永平、吴企尧、应国钧、广兴、余百中(干部)等五人组成,由王永平任组长。
文革结束后,在落政恢复寺院中,第一批全国性恢复的寺院共有一百四十二座,其中很多名山古寺,在文革期间处于山区园林中的寺院,都被园林部门接管了,属于文物保护的古刹,都被文化厅或文管会直接管理了,现在要落实宗教政策,要还给和尚管理,他们不愿意了。所以佛教寺院在落政工作中,带有全国普遍性的难题,不是与文管部门的矛盾,就是与园林部门的矛盾。而龙华寺原是上海市文保单位,它既有与文管会的关系,又有与龙华公园的矛盾。当我们开始进行接管谈判时,我向明旸方丈请示我们在谈判中的原则和态度。他当时对我讲:“要明确自己,理解对方。所谓明确自己,和尚要回来管庙,不能简单地看成主人回家了,要把占用者赶走,这是不妥的。寺庙是属于十方的,财产是属于全体佛教徒的,方丈个人不能占有寺庙财产的,用现代语言讲,寺庙财产是佛教徒集体所有,方丈既不能损害它,又不能占有它,但要无私地爱护它。因为它是宏法利生的资粮。在文革动乱的情况下,占用寺庙的是社会单位,不是个人,他们是要用另外的方式报效人民,我们绝不能恨他们。诚恳商谈,心灵沟通,结果一定圆满。”我领会了这种精神,在谈判中,心平气和,首讲宗教政策,多讲对方的贡献。接管小组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廿四日进驻龙华寺,与龙华公园李淑惠主任商谈移交工作,第一次见面,李主任讲了想法:“报纸讲龙华寺在文革期中被龙华公园占用,讲我们‘文革占用’不合实际,我们没有占用,而是一九七八年,由当时市府决定送给我们的。我们接收后,市园林局拨款一百五十二万元进行房屋大修和室内装璜,家具添置,布置佛教文物展览室等。”我们实事求是讲了自己的看法,说文革占用我可没有讲过,龙华公园接管龙华寺,作为公园内的佛教历史文化展示,是当时发展园林事业的需要。现在佛教协会来收回龙华寺是当前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宗教政策是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的积极性和团结海内外广大信教人士,是国家的重要政策。不能简单地理解这仅仅是和尚们要收回。经过充分商谈,李主任表态:“进入龙华寺是执行园林政策;现在要退还龙华寺是执行宗教政策。”我们敬佩她的积极表态。在进入具体交接时,下面人员发生过摩擦,好在我们两人都是各自检查,我特别要求龙华寺的人员,要感谢公园为龙华寺已做的维修保养工作,他们是有功劳的。谈到具体移交房屋时,他们有人讲,照市长批示:“塔庙回宗教,园圃归园林”,宝塔,中轴线上的殿堂供有佛像叫庙,这两部份还给你们,两厢房无菩萨,归园林。我们说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我们通常讲的庙,包括正殿和厢房全部的,后经宗教局干部解释,他们也表示理解了。
在举行方丈升座,佛像开光盛典时,我们也请他们来吃素斋,发龙华寺工作人员的开光礼品时,公园全体一百五六十位工作人员也是每人壹份。公园上下人员均感明旸大师慈悲和霭,德高望重。到了过春节时,李主任送一盆红果子的盆景给明旸大师,她祝福公园和古寺之间的友谊,就像红果子一样火红,再送一盆水仙花,祝明旸大师万古长青,也送一盆水仙花给我,表达我们在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友谊长存。我深深感到明旸大师在处理古寺与公园的关系中,要我以友好、感激、尊重的态度,耐心处理好交接矛盾,千万不要责备人家占用寺庙。正是明老的指导思想,使我在谈判中赢得对方的好感,丝毫没有对立情绪。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市宗教局领导积极做工作,时刻关心,使交接工作十分顺当地完成了。市宗教局曾把龙华寺的交接好经验介绍给外地,外地有些寺庙与园林谈判交接限入僵局时,曾来龙华寺取经。龙华寺与市文管会的关系,处理也是顺当而成功的。我们认为龙华寺被列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光荣的,有千年古塔,明清殿堂建筑,精湛的的佛像雕塑艺术等等,是评为文物的条件。文物都是国有的,龙华寺被列人文物保护单位,所有权就是国家的,属于全民所有,龙华寺作为开放寺院,应该是和尚的,是佛教徒所有的。这是实际矛盾,怎么解决?一九八三年市文管会主任张承宗亲到龙华寺,宣布文物性质的龙华寺委托明旸大师代管,第二天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消息,许多佛教徒打电话到龙华寺来询问,为甚么明旸方丈要接受政府委任来管理龙华寺?我们回答:龙华寺作为寺庙,自然是和尚管,龙华寺作为文物应该国家管,即政府文管部门管,但为了支持宗教政策,文管会就把文物管理权委任明旸方丈代管,免除了矛盾。在解决好龙华公园移交工作之后,一方面计划恢复三圣殿佛像、千手观音像、钟楼地藏、鼓楼伽蓝、十六罗汉、二十诸天。一方面接待法师回寺。八月份,共来寺六十多位法师。九月一日上午明旸大师主法举行隆重的洒净净坛仪式。许多大居士都来参加,下午开了座谈会,群情激动,发言踊跃,有人吟诗,有人流泪。归集到一点,文革的苦难终于结束了,宗教政策的光辉又照耀我们了。龙华寺恢复了,信徒奔走相告,烧香的人越来越多。
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在市宗教局领导关怀下,积极筹备方丈升座,佛像开光,传授皈依的三天盛会。领导希望办成解放后,全国第一胜会,充分体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实际性,纠正文革动乱中冲击宗教的错误性,是佛教界拨乱反正的展示。由于时间长,要三天,客人多,邀请全国各地的诸山,政府干部,佛教居士等,预计六百余人,估计自发来的信徒二千人。因此三天活动的招待工作绝不能疏忽。我私下问明旸大师,工作怎么做?他想了一下,对我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请示领导,原则要订下来,全部工作分成几块,明确分工,各负其责。我管法务,你管全面,你再分成几块,总务、秘书、招待等。总务组管吃饭请尹波,他是上海佛教有名的总务人材,订好规格,放权给他,采购东西,支配工作人员,有责有权,不要再问你。秘书组请邵钟,他学问好,政策稳,许多书面文字由他决定。招待组,请贾劲松,他方方面面都熟悉,招待组的经济支付也授权给他,这样会效率高。总之,各组都要充分准备,预想周密,凡事预则立。例如:总务组要供应两千多客的罗汉斋,在中午两小时内,要端出两千碗热饭、热菜,要用大锅烧,庙内无条件,就请解放军帮忙,解放军的几只大锅全部借用,烧出两千客饭,计算下来要凌晨三时就开始。由于精密计算,周密准备,三天当中,每天两小时内,供应两千多客饭。各地诸山纷纷赞扬,这样如法的千僧斋供应没有见过,菜也很好。当时菜场供应,比最困难时好多了,但品种还是单调。龙华寺属上海县管辖,县宗教科的干部亲自出动,帮龙华寺到蔬菜种植场,把那些试验品种全部收来,使每天招待诸山的六十多席素筵,菜式新鲜,赞不绝口,信众的罗汉斋也是精美的。在整个法会中,市局、县局、各方面的干部,全部投入,。张承宗先生代表市府、市统战部出席招待诸山的宴会,讲拨乱反正,讲宗教政策长期性,鼓舞人心。明旸大师升座的胜会规模宏大,前所未有。三天法会,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经过大法会的实践,我初步领会到明旸大师的智慧如海,心包太虚,他相信人,敢放权,规模大,不紊乱。
一九八三年,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香港永惺法师,首先来上海访问,正逢龙华寺落政,他特地拜访明旸大师,并参观龙华寺的恢复工作。他知道龙华寺将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廿一日举行方丈升座,佛像开光,传授三皈五戒的隆重法会,他说:“这样的盛典是政策的进步,佛教的复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应该把这样的活动形象地录制下来,到时我将购买一套录像机、放像机送到龙华寺来”。果然到一九八三年一月中旬,他把一套新的录像、放像机派两位居士专程送到龙华寺。三天大法会的全部活动,就用这套摄像机形象地纪录下来,取名《古刹重光》。几个月后,泰国政府宗教厅厅长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六人来到上海,首访龙华寺,我们在接待中、用摄影机把他们参访的全过程录下来,在方丈厅坐下简单介绍后,就请他们看录像,先看他们自己刚刚进寺参观的实地情况,他们很高兴。接着再看《古刹重光》,龙华寺的三天大法会盛况,仪式隆重,信众踊跃,规模空前,皆大欢喜。泰国贵宾也十分激动,团长告诉明旸方丈:“当我们开始组团时,有人来对我们讲: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不信宗教,寺庙没有了,和尚没有了,你们去看甚么?我们就准备取消访问计划,中国大使馆告诉我们,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百闻不如一见,你们还是去实地看看。今天是我们访问团到中国参观的第一个寺院,我们很兴奋,在泰国每年都要对寺院进行评比,道风严谨,讲经宏法,管理有序的寺院就评为模范寺院。你们这座龙华寺如果在泰国准会评上模范寺院。”团长情绪激动,又很欣慰地对明旸方丈说:“看了龙华寺,佛教在中国的兴旺,我再也没有甚么可担心的了。”团长还虔诚地把一尊释迦佛的铜像送给龙华寺。市府有关领导知道这样的接待效果后,曾表扬明旸方丈,说他接待工作做出了贡献,是干部代替不了的。明旸法师坦诚地讲:“这是领导的功劳,我现在的明旸还是过去的明旸,没有变。为甚么现在的接待效果好,从根本上讲,是中央的宗教政策好。党的十九号文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的长期性。过去那种认为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十九号文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唯一最讲实际的宗教政策,是深得民心的好政策,这是我们国家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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