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地区佛教与道教的融合

　　梵净山地区佛教与道教的融合

　　作者：赵平略 共计： 4481 字

　　摘要：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使双方都得到了发展，佛教在梵净山地区的传播中，同样是这样一个融合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寺院文化中，还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佛道交融而发展的事实，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梵净山 佛道 融合

　　一

　　佛教传入中国，曾与儒家和道教有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但当各方认识到这种争论无益于双方的发展后，三教又走向融合，尤其是佛教和道教。慧远说：“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北周道安的观点亦是这样：“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激烈的排佛者顾欢也承认：“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相符，其迹相反。”

　　三教融合论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心，三教兼修或二教兼修的人也越来越多，道士寇谦之在改革北天师道时就吸收了佛教的不少内容，在宗教礼仪、神谱系列、服装、神符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著名道士陶弘景吸收了佛教和儒家的观点，主张三教合流。司马承祯著《坐忘论》、《天隐子》等著作，吸收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融合而成道教的修道理论。将修仙过程分为“五渐门”、“七阶次”，提倡简缘、无欲、静心三戒，以达到“与道冥一，万虑皆遗”的境界。金代道士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并以一本三枝为喻，认为“三教者不离真道”。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第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内丹修炼，不重符箓和黄白之术；主张修道者应当出家，依照佛教建立出家和丛林制度。

　　慧远讲《般若经》，以便于听者领会，“乃引《庄子》义为连类。”这种作法还得到了道安的赞许。华严宗则干脆把儒道都纳入为佛教的诸流派之中，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天台宗则把道教的内丹法纳入止观学说之中。禅宗否定语言文字的作用，主张顿悟，便与道家“得意忘言”、“坐忘”等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

　　佛教与道教融合的结果，不是某一方受到了损失，而是双方都得到了发展，通过这种融合，佛教完成了其中国化过程。而道教则通过吸收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制度建立了自己的道戒、教规和科醮制度。

　　二

　　佛教传入梵净山地区的确切时间现在尚无法确定。现在所知道的这一地区最早的寺院是天庆寺，“天庆寺，位于木黄区建厂乡金厂村，始建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24年）。” 如果这就是梵净山地区最早的寺院，那么，佛教传入这一地区时，正是与道教互相融通的时期。天庆寺本身就是二教融合的明证。

　　李敦礼《梵净山佛教源流概述》：“据不完全统计梵净山县境有资料记载和解放前后有一定规模的寺庙，建于唐代的有木黄天庆寺，建于宋代的有梵净山城郊的西岩寺、三清观，永义乡张家坝的护国寺（原名“天池院”），梵净山老山顶的寺庙群。”这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梵天佛地》一书的序言之一，是考证梵净山佛教情况的文章。《梵天佛地》一书由文志高先生撰写，在文志高先生撰写的正文中有专章写到天庆寺等寺庙。写天庆寺时，重点介绍了殿宇设置：

　　一进殿，供纠察灵官；

　　二进殿，供桓侯大帝；

　　三进殿，供文昌帝君；

　　四进殿，供关圣帝君；

　　五进殿，供夏禹王及江西佛祖（许真）、川主大帝（李冰）；

　　六进殿，供天官、地官、水官；

　　七进殿，供孔圣，旁供四配、十哲；

　　八进殿，供观音菩萨及九皇娘；

　　九进殿，供燃灯古佛、释迦佛和弥勒佛。

　　左右两边，供二十四诸天神及十八罗汉。

　　大佛殿的对厅廊下，供韦陀尊者坐像一座；楼上的玉皇阁内，供玉皇大帝像一座。山门外左侧神龛，供山门土地菩萨；右侧神龛，供传奏功曹像。

　　灵官即王灵官，也称“灵官王元帅”是道教的护法尊神，纠察就是护法。关帝在佛教和道教中都是神，观音也是如此。文昌帝君是道教的神祗，儒家也供，许真被称为佛祖，但他实际上是净明道所奉的祖师。天地水三官源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张陵创立五斗米道时尊奉为主管人间祸福的大神。则此九重殿中，纯粹的道教殿宇有四重，一、三、五、六都是。另有一儒家的殿宇。第九进殿宇是佛教殿宇，但二楼又是玉皇，也是道教中的最高尊神之一。

　　土地虽称菩萨，也是道教的神。功曹也是道教神名，是年月日时的值班天神，专门记录天界真神的功劳，向玉帝禀报。人间上奏天庭的表文，焚烧后也由他们呈报。这样，天庆寺山门外的神也是道教的。

　　由此可见，天庆寺其实是三教合一的寺院。

　　西岩寺和护国寺也是与道教有联系的。

　　西岩寺，“西岩寺在县西五里，宋时建，后废，嘉靖七年重建。”（郭子章《黔记·方外列传·梵净山县》）西岩寺所供神像已不清楚，但西岩寺石壁上刻有“山水奇观”四字，传说是张三丰运气于手指，写在石壁上的，则西岩寺也当与道教有一定的联系。

　　护国寺，“寺庙大殿三进，前面有玉皇殿（五间敞殿），正中供玉皇像，两旁配金童玉女及金甲神像。两侧各两间空殿，门通正殿。中进为正殿，房七间，中间一间为佛堂，供如来佛像，其两侧供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观音等……后进系关帝庙，为五块巨石垫修而成，正中供关帝像，两旁配有周仓、关平站像。”（《梵天佛地》第四章）则护国寺也是佛道兼容的寺院。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佛教传入梵净山地区之初，就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

　　佛教与道教的融合更体现在其影响上，老百姓对这两种宗教往往是同时信奉的。

　　神兵部队曾经遍布这一地区。

　　“黔东北神兵源于咸丰黑洞，1920年，正安县王怀真、黄国安两豪绅相仇杀，王怀真死，其弟王怀庆逃往四川，回归途中遇一回乡军官自称是“黑洞得道老师”，王遂请回正安组织神兵……1933年，梵净山县大旱，鹿井溪等地颗粒无收，而政府派出的催粮逼款差役，登门催逼不已，鹿井土家族等人民年轻者都逃往他乡谋求生路。有逃往四川酉阳龙潭镇者，遇一晏姓画符治神水医生，宣称：‘喝了神水，有神护体，不怕刀枪，不怕官差。’于是将晏姓医生接来鹿井，拜他为师。晏姓医生来到鹿井溪，开始设神坛，广招徒弟，画符炼水，入坛者日渐增多。鹿井山梁上有3个大寨，每寨都设有神坛，各有佛主和信众，上鹿井佛主宁国学，中鹿井神主李天保，下鹿井神主刘代禄，晏姓医生自称‘祖师’”。

　　“老师”是土家族对本族宗教人士的称呼，祖师则多用于道教，画符治神水也主要是道教的作法。在神兵中，老师、祖师、佛主等称呼并存，说明影响当地老百姓的不仅是佛教，还有道教和当地的原始宗教。

　　梵净山的武圣宫有群众自发组织的宗教活动，我在2002年参观了武圣宫。武圣宫在梵净山县城南部，阁楼前有清朝嘉庆二十年的建宫碑文，记载了修建武圣宫的缘由。此前的武圣宫在戴氏宗祠旁边，因年代久远，垣墙瓦解，武圣帝君的金像受到了毁损，戴家人就把金像移到了戴氏宗祠之内。但他们认为，祖宗卑，帝君尊，尊卑相处，两不相安，于是重建武圣宫。这是一间三层的阁楼，底层供关圣帝君，第二层供梓潼帝君，第三层供魁星。魁星乃道教与民间崇奉的掌文人命运的神，梓潼帝君即是文昌帝君，是文昌星神与四川地方守护神梓潼神相结合而产生的神。关帝则是佛教和道教所共同信奉的神，可见，武圣宫应属于道教的范畴。但也不尽然，经常参与武圣宫宗教活动的是二十几位退休老人，他们每逢初一、十五来此打扫卫生，念经烧纸。有时也请僧人或道士做坛。

　　做坛的可以是僧人，也可以是道士，则说明老百姓并无意于区分这是一处道教场所还是佛教场所，这两种宗教是融合在他们的信仰中而不分彼此的。

　　这种情况不仅在梵净山是如此，周围地区也是这样。

　　在松桃，有一处道教活动场所迴澜宫，迴澜宫正面有三间殿堂，中间的殿是玉皇殿，供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神像，两旁是四大天王。左侧有两间殿堂，一间是观音殿，一间是佛殿，供释迦牟尼、弥勒和燃灯古佛。与回澜宫遥遥相对，有一个佛教寺院，观音寺。寺院不大，正殿全是佛教的神祗，但正殿后有一规模较大的殿，正中供的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两侧有三清等若干道教尊神。

　　我曾在梵净山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他家的神龛吸引了我，我特地抄了下来。

　　左边依次是：

　　药王天子位，送子天仙位。

　　五谷尊神、梓潼菩萨、五行神灵位。

　　普天得道圣贤、诸般佑人神灵位。

　　陈氏堂上历代高曾远祖昭穆位。

　　右边依次是：

　　灶王府君位，四官财神位。

　　起始文字富国强民文武人祖位。

　　伏羲轩辕神农皇帝忠烈圣位。

　　三教香火囗囗雨感福德尊神位。

　　神位中，梓潼被称为菩萨，还特地强调是“三教”，生怕怠慢了什么神灵，可见三教融合的现象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之深。

　　四

　　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有十字军东征，有异端裁判所，血腥的斗争更多，佛教和道教则明确地走向了相互融合的道路，应该说，这种融合是需要一种博大胸怀的。对于佛教，我常常为其心胸的宽广所折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弥勒，应该是这种宽广胸怀最形象、最突出的代表。

　　在贵阳黔灵山宏福寺，首重殿的南北两侧的外墙上，是澳大利亚著名版画家白如诗女士绘制的壁画，每幅画均题有一幅对联，南侧的对联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北侧的对联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度尽众生的誓愿也让我深深感动，而最触动我心灵的是北侧的对联和画面。画上，不仅人在佛前虔心听法，飞禽走兽都来了，鱼儿也跃出了水面，佛的“众生”，远不是我们狭隘心胸所理解的“众生”，多少年来，我们狭隘的心胸已经只把人类当做值得珍重的“众生”了，甚至，还常常把一些特定的人群排除在“众生”之外，日本战犯就曾认为中国人是“支那猪”，希特勒也以犹太人为劣等民族，必欲除之而后快。战犯们就不必说了，就是那些自命为以天下苍生为己念，而又只把人类当作“众生”的人，在佛教精神面前应该是有所醒悟的。实际上，狭隘的以人为中心的作法已经在不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在当今的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国与国的交往都日益频繁，由对立走向融合当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种交往与融合中，更需要一种博大的胸怀，如果总是抱着不是怕被人吃掉，就是想吃掉别人的心态，是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的。从佛教和道教交融而发展的事实，人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