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名山 净土道场

　　梵净名山 净土道场

　　作者：赵幼立 共计： 10389 字

　　内容提要：梵净山，作为佛教名山，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据金顶弥勒至上的特殊殿寺建置和金顶摩崖、《敕赐碑》等碑碣资料介绍，梵净山属弥勒净土道场，在明朝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梵净山虽屡遭劫难，但亦劫后中兴，盛况空前。

　　贵州梵净山，是连接黔湘渝鄂的武陵山脉的主峰，其中心区域处在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梵净山最高峰2572米，次高峰2494米。据地质学家考证，在地球造山运动中，梵净山是我国黄河以南最先露出海面的古老台地，至今约14亿年。（有富含海底沙砾的万宝岩、金子石为证）该山海拔高，绝对高度更为明显，从东坡山脚顶的到山顶的绝对度近2000米，所以被地质学界称为从湘西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大斜坡的“巨人”。梵净山生态原始，生物多样生保留完好，是西南物种发源中心之一，为地球同纬度上唯一的绿洲，1986年分别被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成员。梵净山作为名山，作为佛教名山，则有更深更厚的文化底蕴。

　　梵净名山，声名远播

　　早在汉代，梵净山被称为“三山谷”，《汉书·地理志》、北魏《水经注·沅水》、唐《元和郡县志》都有记载。梵净山呈西南东北向走势，是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在贵州的分水岭，其西坡之水汇入邛江进乌江，东坡之水汇入锦江、松江进沅江酉水。尤其东坡之水，是辰水之沅，故又有辰山之名，历史上梵净山还有九龙山、思王山、思邛山、月镜山等称谓。梵净山之名，早在明朝的书籍碑刻中广为应用。撰于明万历46年（1618年）的梵净山《敕赐碑》（全称《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直呼梵净山名。称梵净山为“黔中间之胜地”，“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他的《黔记》（1606年印行）中则称“若论贵州山，梵净山为第一”。郭子章撰《黔记》非1606年当年动笔当年成书，前面又还有一个采访过程。这就是说，梵净山之名早大郭子章写《黔记》之前就已存在。其时，郭子章还坐镇思南、印江、护国寺（护国行营），指挥对遵义（播州）退守梵净山的杨应龙残部的弹压。《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称梵净山“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一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刻碑序文如果由铜仁人作，可能有自我饰之嫌，而作者李芝彦官居是明廷户部郎中，是北京人。查阅《铜仁府志》《思南府志》以及《贵州通志》，均不见此人的介绍文字，可见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也未到铜仁或思南做官，自吹自擂的因素可以完全排除，当属于可信的事实描写。刻于明万历初年（1575年）的金顶摩崖“委系古迹名山”的记载，梵净山早在430年前就已名声远播。历史上不少文人，都将梵净山同泰山、华山、恒山、衡山相比较。明李芝彦“而请曰肆今宇内提衡方岳者，佥谓两间之巨镇，所以立正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清朝鸿则言“崔巍不减五岳，灵异足播千秋。”张简臣则说：“浮生浪迹半天下，宇宙壮观无此雄。何时攀跻临绝顶，藐尔嵩华泰岱万千重。”（《铜仁府志》第390页）“山突兀云表，巍然伯仲于南衡、东岱，其他五台、九华、罗浮、雁宕，直将视若仆从。”（清徐《铜仁府志》351页）清末民初，题写“颐和园”匾牌的严寅亮称梵净山为“黔山第一”。当代书法家、史学家启功也直言“众山眼底小，南国此峰尊。”对梵净山的赞美，此只举一二，足见名山之影响。

　　佛教名山 历史悠久

　　梵净山这个山名，本身就是具有浓重的佛味。至于佛教何时传入梵净山，也有一个由周边地区逐步深入，最后至山顶的过程。梵净山地区不是指与凤凰山相对立的一个山峰，也不是包含最高峰和次高峰在内的主峰区，同时也不是指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的567平方公里，而是指比这些都广达的有梵净山共同文化特征或受影响的更大区域。民间有梵净山方圆800里的说法，应概指此范围。

　　贵州佛教的传入，主要受影响于四川。“四川佛教寺庙兴建始于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呈兴盛气象。”（王路平《贵州佛教史》）今重庆酉阳县万木乡城子头镇仍存有一座晋代古寺——永和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万木乡离我区沿河县城才二三十里路。贵州在建省之前，分属楚蜀，今铜仁地区以梵净山界分为东五县和西五县，东五县属荆楚较多，西五县属巴楚时间较长。就在紧邻重庆酉阳的沿河县唐朝就建有永佛寺，这在《贵州通志》、《思南府志》、《贵州古代史》等史书都有记载。另据清嘉靖十五年成书的《思南府志》（1536年）记载，梵净山西部地区宋时建的寺庙就有西岩寺、沿丰寺，明时建的有：圆通寺、瓮溪寺、龙泉寺、金华寺、华严寺、金仙寺、观音寺。道光《思南府志》记载则明朝又建有尧光寺、朝阳寺、凤凰寺、桂林寺、观音寺、九龙寺、铜佛寺、石牛寺、永兴寺、老林寺、永盛寺、雪峰寺、涌泉寺、宽容寺、报恩寺、考慈寺、云门寺、重华寺、双江寺、佛崇寺、白云寺、长庆寺、天庆寺、金山寺、迎恩寺等30多座寺院。这并不包括《敕赐碑》和《铜仁府志》、《松桃厅志》所记寺庙。乔松研究认为，”南宋可能是梵净山道场开山的最适宜时机。“开山可能只是一些草庵石堂，泥塑木雕。”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佑恭墓志铭》，称田氏“慨然处于施惠，专勤于向善。”“共施惠类如名山、胜地、琳官、梵宇，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该墓志铭由朝请郎知重府行夔州路提刑提举事黔州别驾于观撰，其时间在宋绍兴二十六年即公元1165年，距今约840年。此时佛教由梵净山周边逐步向纵深发展传递，这较为符合实际。

　　元朝，梵净山地区佛教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一是朝延只重视藏传佛教，二是汉地佛教只重几座名山大寺，三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元）起，朝庭几次下令禁止白莲会、明教、弥勒教等民间教派，所以梵净山佛教也不会中兴弘扬。倒是“铜仁”的来历颇费思量。《旧志》“府城”西南隅当大小江汇流处，有石，名铜岩。元时有渔者没水底得铜人三，挽而出之，府之名以此。原名“铜人”，明才改为“铜仁”。铜人三，有说是道、儒、释，有说是佛教三像，有说此失于贵阳，有说是思南铜佛嘴的铜佛寺。不管是什么，来于何处，倒是铜仁专门修了一个寺——正觉寺，专门供奉此三铜人。若非佛像，时人何以为寺供？

　　关于梵净山佛教名山，明朝户部郎中李芝彦曾大加赞赏。“梵净山璧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仙洞灵台，咸棋布而月户列，奇峰古刹，俱凤翥而鸾翔。”“是山也者，上之穹隆接天，而三十三天不为玄渺；下之厚重住地，而九土九京不为幽？。”“四时有不谢之花，缡缡然蓬莱三岛；八节有长生之景，炳炳兮阆苑瑶池。”“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至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霞光万道笼金鼎，普天圣真如云集；紫辉千丈照玉门，率土明神似雨临。”“他如仙迹所遗，标题所载，种种灿著（难）以殚述。”山顶《茶殿碑》也盛赞梵净佛山“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三郡朝谒，岁如蚁聚；邻省如西蜀、湖南，亦络绎弗绝，有祷辄应不爽。”（徐《梵净山记》）懒云居笔记述说更详：“佞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扶老携幼，……或百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导之以旗，每人身背黄袱，乌乌唱佛歌，前呼后应，举国若狂。”甚至倡仪地方禁止。这些记载，可见梵净山曾经盛况之一斑。

　　古佛道场，净土宗风

　　“金顶摩崖”称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敕赐碑序》称梵净山是天下众名岳之宗的“古佛道场”。“古佛道场”并非燃灯古佛道场，而是说道场由来已久。古佛道场，何也？梵净山的“净”字似乎已经言明。

　　《敕赐碑序》还是关于道场的最早记载。该序大处落笔，先言东西南北四大名山，再言几座出名寺宇，在从一般意义上列举佛教著名的“水上阁香”、“空中飞锡”典故后再详细阐述梵净山之佛教寺庙景观。在这具体阐述中有三句话尤为重要。一是“独红云顶为最奇，宜白莲社之茂建。”二是“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三是“所谓大地乾坤，无边法界，极乐天宫乎！”红云顶就是红云金顶。“白莲社”是净土宗的别称。晋朝高僧慧远曾在庐山东林寺弘法“阿弥陀三经”，集结僧众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发誓专修念佛法门，往生西方净土，称为净土宗。因为寺内多植白莲，故又称净土宗为“白莲社”，称修净土宗者为“白莲社友”或“莲友”。慧远开创的是阿弥陀净土信仰，其师道安开创的弥勒净土信仰。因慧远在后，故“白莲社”代指包含阿弥陀和弥勒净土信仰的净土宗。如果说这一句说明净土道场，而来说明是什么净土道场的话，那么第二句就再明白不过了。作者把弥勒放在释迦之前，这并不是常识错误。因为佛典中有关于弥勒先于释迦出家修练，释迦又是向弥勒请教后的启发下修炼而先于弥勒成佛的记载。即是说，释迦曾拜弥勒为师，向其请教，而后释迦又先成正果成佛，弥勒又将是释迦的继承人。此句是关于弥勒道场的定位。这也与民间的传说契合，只不过民间传说变了调，传讹了。第三句，仍然说的是净土宗，“极乐天宫”，就是弥勒净土的向往境界。佛典有三世佛的说法，过去佛为燃灯古佛，现在佛为释迦苦佛，未来佛为弥勒乐佛。“弥勒出世，脱离苦海”，普遍受到广大的信众认同信仰。净土宗属易行法门，只要心中有佛，口念佛号，就能修持得法，往生净土。这也容易被大多数基层信众所接受。

　　弥勒道场，红云金顶的建置更能说明问题。在梵净山奇绝的金顶峰巅，建有两座同样大小同样向背的金瓦石殿，一为释迦殿，一为弥勒殿。人们上山朝拜，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攀援后上得指峰，先临释迦殿拜释迦佛，再过天桥进弥勒殿拜弥勒佛。这种先与后的顺序既有从现在到未来的深刻哲理，又给予了弥勒至上的地位。这种建置，在金顶摩崖（1573年）以前就有的“古迹”。弥勒至尊，历史的选择与愿定。新金顶是这样，老金顶也是这样。地处老金顶半山腰的通明殿，两间相连，在一个平台上，两间殿堂分别供奉释迦与弥勒。人们前往朝谒，仍然是先入前殿拜释迦，再入后殿拜弥勒。弥勒仍然处在至上的位置。还有通明殿、通明寺、月镜山的称谓，都与弥勒有关。佛典中关于弥勒佛透体通明，其为月光佛等等记载。弥陀寨、接引佛等这些地名，也可表现出古人对梵净山净土宗风的敬仰。

　　关于净山宗风，还可以在《梵净山天池院海阔慧惺禅师正觉塔铭》（以下称“海阔碑铭”）、《脉源宗谱碑记》《以下简称“宗谱碑记”读得一二。“海阔碑铭”曰：“梵净之始，辟于妙玄；玄嗣七世，海阔荣缘；香山授法，日月同全。”……海阔禅师是妙玄下第七世，后又投师于江口香山寺的圣符道越禅师。圣符禅师是破山和尚的第三世弟子，海阔就是破山第四世弟子。破山是禅宗临济宗第30世。上铭六句，意为梵净山妙玄来开辟的。其下第七世传人，乃海阔荣幸地与之有缘。后海阔又往江口香山寺求法，就使禅（日）净（月）双宗集于一身。该碑立于清康熙26年（1687年）。“宗谱碑记”是为海阔的师公明然而立。该碑不仅记述了明然和尚生平和高德，而且还标明妙玄下嗣徒分枝和法派，明然和尚早先受具于破山和尚，是受破山和尚的指派来梵净山当住持的。碑铭中对明然和尚生性朴素、以德立身和对佛教的执着进行了肯定。“铭”曰“梵净之始，鼎于妙玄，玄之五世，嗣传明然。”该碑立于康熙28年（1689年），同前碑一起，都是海阔的师弟海澄立的。海阔圆寂于康熙丙寅年（1686年），明然则寂于康熙丁巳年（1677年），海澄先给师史海阔立碑，而过十二年又才再给师公明然立碑。按说，明然的塔应由其徒见空立，见空未立，连住持海阔也未立。海澄在为师兄海阔建塔后，又为何要在二年后为本不该自己事的师公明然建塔竖碑呢？原来海澄在为师兄海阔建塔立碑时，本已写明师兄属妙玄下第七世，又拜圣符师，做到“日月同全”，但他写了“传临济正宗破山明祖下三世香山嗣法圆寂大师悟慧和尚觉灵塔”等主题。这种写法，明显突出了破山系，而薄待了妙玄系，容易造成“宗紊”的影响。自己的错误，只有自己来改，他就借给师公立碑的机会纠正上述失误。而且，塔碑之首大写“脉源宗谱碑”，既为明然和尚作铭，又理清传嗣枝蔓。其良苦用心在于说明妙玄传嗣与破山传嗣不同，妙玄法系而非临济正宗。海澄为了澄清此历史性失误，还特别去楚岳请“莲社友”寂昆为其撰文，以不致于后人骂他昏谔。“莲社友”三字，已表明海澄及上溯妙玄嗣传为净土传宗。还有，“宗谱碑记”清楚说明明然“受具于破旨和尚”，但在以后的文字不题“临济正宗”。一来避免牵扯下去，海阔属破山下三世、四世说不清楚，更主要是说明梵净山妙玄下净土的正宗。再有，“鼎于妙玄”和“辟于妙玄”的一字之改，也说明海澄法师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据有关资料介绍，妙玄是憨山德清的弟子。憨山德清是“明末四大高僧”中影响最大的高僧。他也是禅宗临济宗的传人，曾因“私创寺院”罪而被充军，后得李太后赦免，随之在江西等地说法，后在广东曹溪宝林寺弘法30多年，晚年闭关念佛，大修净土，昼夜念佛6万声。在他那里，禅归于净。其徒妙玄属净土宗无疑。由于妙玄的大力倡导，净土宗风在梵净山地区大力弘扬，修复通明殿，又建能明寺（又改为承恩寺），影响颇大。据“宗谱碑”记载，所列妙玄传嗣关系大概（因“宗谱碑”碑损严重，字迹较难辨认）如下：

　　一世 妙玄

　　二世 彻空圆通

　　三世 德悉明慧

　　四世 宝山真贵 真祥

　　五世 明然如泰 如海

　　六世 见空性晓 性亮 性空 性体

　　七世 慧惺海阔 海澄 海意 海潮 海润

　　八世 寂受 普王 普观 普圆 真一 寂超 寂琳

　　九世 觉洪 照琛 照泉 普祥 真洁

　　另据“九皇洞残碑”记载，梵净山住持僧圆定派还有圆清、圆慧、圆宗、圆霞等四人，其法徒10人，法孙17人，因碑残损，实际不止这些人。这与“宗谱碑”记圆字墓在九皇洞完全符合。王路平先生《贵州佛教史》称：“妙玄门下除彻空圆通外，还有海聪、法空、圆盟、圆松、圆成、明进等37人，其时四众僧俗云集，法坛极一时之盛。至五世明然如泰时，禅僧更多于前。至康熙时，梵净山僧尼不下400人。”其周边地区带“莲”字者的寺庙也不断增多。如：莲池庵、莲花庵、青莲寺等。明邓钟有“宝刹玲珑佛日悬，使君白雪映青莲”的诗句。清人王成路还有“青莲一朵云中挂，梵净曾开古道场”的赞叹。

　　另外，梵净山朝拜活动，以农历六月为最盛。过去是，现在也是。农历六月以六月十九日观音生日为最盛，善男信女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口念“阿弥陀佛”，在观音像前点香燃纸许愿，以求禳灾赐福。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和继承人，他（她）在梵净山地区的广大信众中威望很高，其牌位还上了普通人家的香案。净土宗风不仅在梵净山道场表现突出，而且在本地区影响也最为广阔深入。

　　禅净双修 香灯永续

　　梵净山弥勒佛净土道场，曾经香火旺盛、僧俗云集，净土宗风弘扬，仅妙玄下传承碑记就达九世。任何道场不仅兴本宗，就同其他四大名山道场一样，梵净山弥勒道场也广纳其他宗派甚至别的教派，如在“敕赐碑”上，还有三清殿等。梵净山妙玄下，从第七世海阔起，其山顶寺庙住持大多数由禅宗临济宗传人担任，由禅而入净，达到禅净兼修，禅净合一。查现存的碑记、塔铭，法徒们都将其师祖以临济正宗自诩，首先是他们对“临济正宗”的认同。护国寺的海阔慧惺，天庆寺的深持，坝梅寺的月盛、铭真、天恒、松青、月意，罗蒋寺的弘宗圆祖等，其墓塔碑记都说明是“临济正宗”，可见其对临济禅宗的笃信。是他们在这偏僻荒蛮、远离中心城市的梵净山，餐风沐雨，拓荒种地，执着修持，光大佛智、弘扬佛法，为梵净佛教名山奉献了毕生精力。如深持和尚，原本是朝廷翰林编修，精于书画、纺织、后在天庆寺凝神脱颖。在他住持期间，大力发展寺院经济，并将其与佛教文化有机结合，使梵净山佛教名声大大提高。又如坝梅寺的松青等和尚，苦心经营，成绩裴然。坝梅寺原名承恩寺常住，同山顶承恩寺本为一体，夏秋，他们上山礼佛，接待四众香客朝山，而冬春又在坝梅寺修持弘法，将山上山下拾捡得红红火火，寺产大增。当地有“坝梅寺的谷子、护国寺的银子（因常年有官军扎住）、天庆寺的树子、水源寺的竹子”之美誉。据老人传说，坝梅寺的房子有六七十间，省内以府分设，省外以省分设，香客或游僧来访，全都各住其殿。

　　应该说，梵净佛教名山的振兴，临济弟子功不可没，但我们要承认，梵净山过去是净土宗风，不仅妙玄传了近十世，就连来自铜仁东山的隆参和尚，也没有说自己是什么宗，朝阳寺的心常也没有说自己是什么宗。“下茶殿碑”称隆参为非常之人，是他救梵净山寺殿佛僧于水火，他不仅星夜赶到洪江，请岑毓英带兵清除“匪患”，而且冒死领路，与“土匪”作面对面的斗争，他还在“匪患”平息之后重振梵净山，创修庙宇，满塑金身佛像，使名山又如前之盛况。梵净山寺庙中，现存明清建筑的，唯有梵净山南坡的朝阳寺。当年修复朝阳寺的心常禅师也未曾言明自己的宗派。

　　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宏大的宗派，他们的区别主要是修持方式的不同。禅宗讲究“顿悟”，要顿悟就必须做到“定”，做到心不散乱而住于一境。这个“定”字很难做到，世俗之人，要他忘却待遇、恩怨、烦恼和七情六欲，何其难也。而净土法门则主张“念佛修持”，只要心想佛祖，口念佛号，就可凭借佛之愿力往生西方净土。故净土法门又称易行法门。其禅与净，难与易，完全可以结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事实上，妙玄的师父憨山德清原学禅宗，后修净土，禅净双修，终成一代宗师。妙玄及妙玄下，也存在禅净双修的问题，明然如泰原拜破山海明为师，后又来梵净山入净。海阔慧惺先从净土，后来又拜破山弟子圣符越为师。这都是禅净双修。特别是海澄，先是认同海阔“香山求法，日月同全”，并直书临济正宗34世，两年之后又清沅还本，力理宗脉，要求“孙枝眷属，蔓引蕃延，心宗月皎，禅脉渊源；永载法化，万古其传。”当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也主张禅净双修。如福建的圣严法师就是这样，他认为“念佛的法门有深浅，净土的层次也有高下。”“净土是一切法门共同的归宿，虽然历代各宗的大善知识，对净土的认识和说明，各有不同的层次，但毕竟不离净土。”他还列举“五祖弘忍及其弟子法如、大通（神秀）等，都用念佛法门普通接引群机”，因而盛赞禅宗的永明延寿著《万善同归集》，以伸张念佛法门是万善众行的总摄，权实双行，空有并收，普应一切根机，此为后来开出禅净一致的广大法门（《圣严法师介绍佛法》226页、227页、228页、229页）。

　　梵净山弥勒净土道场，兼容净禅两宗，禅净双修，禅净合流，正应了《敕赐碑》上的一句话：“霞光万道笼金鼎，普天圣真如云集；紫辉千丈照玉门，率土明神似雨临。”

　　佛老多厄 劫后中兴

　　梵净山弥勒道场自宋元开辟以来，厄运不断，劫数连连，先是遭忽必列禁断，以致杨再运具诉，上谕踏看回呈，“委前古迹名山”，而后才“承招善人开砍道路，通行朝睹，起竖庵殿。”（梵净山“院道”摩崖（1573年））是为第一次重修。重修后，“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巨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而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按安期。古来得道成真，又莫不于斯凝神，于斯蜕颖。”（梵净山《敕赐碑》）护国寺出土了明万历三年雕刻的石质罗汉，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栩栩如生，也证明了当时盛况。

　　至明万历17年（1599年），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起兵与明王朝分庭抗礼，官军进剿，杨之子杨朝栋退守梵净山，攻守双方争以寺庙为营，结果使寺宇被毁，“传闻四方往来朝睹人希，非复旧盛。”18年后，“天衰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妙玄领命“创修庙宇，满塑佛像，建立四大皇庵，凿开五方道路”，使梵净山弥勒净土道场发扬光大，盛况空前，“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

　　至咸丰五年（1855年），农民起义军躲进深山，官军进剿，“诸寺烧毁，遂致片瓦无存。从此香灯冷落，人烟寂寞。”后得非常之人隆参和尚“道剪荆棘，路开蛮从”，复修寺宇，“朝谒往来，虽不及从前之多，而渐渐推广”（梵净山《下茶殿碑》）。

　　光绪元年（1875年），红号军刘胜等又被逼进山，与官军周旋，达六年之久，僧众风流云散，寺宇无人清扫，逐步朽坏。又得隆参力挽狂澜，协官军剿杀，终得安定。隆参又“重新募化，依旧修造”，使“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从前尤甚；信善男妇，朝拜士民，比上年更多。”

　　30多年后又是兵荒马乱，连年战事不断，梵净山屡遭兵燹，寺庙香灯冷落，荒草蔓延。得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宗教信仰自由，梵净山朝拜之风曾起微澜，后又受极“左”思潮影响，朝拜活动被禁，甚至将自由宗教视为“四旧”加以清扫。

　　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宗教信仰自由得以伸张，尤其是近年来，梵净山列入保护，观光旅游渐成时尚，梵净山佛教文化得以复苏弘扬。连续几届的旅游节庆，梵净山佛教文化越来越被重视。山顶寺庙开始有晨钟暮鼓，香客也逐渐增多，梵净名山之灵气越扬越远。

　　梵净山数遭劫难，正如明季李芝彦所言：“倘亦佛老运数之厄使然”。但“劫后中兴，大劫后大兴”，似呈规律。随着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护国禅寺辉煌的重视和山顶正殿通明殿的重建，梵净山佛教文化将步入适应社会主义之轨道，迎来新的更大的弘扬与复兴！

　　2004年9月

　　参考书目：

　　1、《铜仁府志》

　　2、《思南府志》

　　3、《武陵仙境》

　　4、《贵州佛教史》王路平著

　　5、印江、松桃、江口《文史资料》

　　6、《圣严法师介绍佛法》

　　7、《原禅》

　　8、乔松、张明、龙云清等人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