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作者：黄英哲

　　南传佛教是中国人对流行于东南亚的佛教主流形式的称呼。东南亚各国和南亚斯里兰卡称为上座部佛教，欧美也用这一名称。在中国曾被称为“小乘佛教”，但这一名称既不严密也有贬意，故已废除。在日本学术界，称为南方佛教。一

　　在我国，专门从事南传佛教研究的人员并不多，但涉及这一领域的不在少数，如佛教研究，中西交通研究，西南或云南的地方宗教，西南民族文化、历史、文学，东南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经济等学科都会涉及到南传佛教研究。相应地，国内（包括港台地区）的各东南亚研究所也都有人员涉及此题目。除我院宗教所、亚太所外，国内重要的大学和几个地方社会科学院都有东南亚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淡江大学（台湾）、暨南大学（台湾）和云南社科院等。但这些研究机构的目标大都集中在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合作、地区政治发展、国际政治关系及安全等方面，即令涉及佛教，也只视其为不甚重要的亚文化形态。因此多年来几乎没有一部经典性的南传佛教研究专著问世。

　　南传佛教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佛教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研究实力与成果同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研究的现状无法相权。中国近代以来，迄止1949年，这一领域几为空白。据笔者了解，国民政府曾有一个边疆工作委员会涉及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抗日战争期间，出于战略交通的考虑，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有过成果不大的调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及文化部都组织过民族文化调查，也有一些报告出版，但多半只是涉及或包含傣族等信奉的南传佛教形态而不是专门的宗教研究。当然50～60年代，在中国佛学院工作的叶均、李荣熙等人也都翻译或介绍过有关南传佛教的历史著作和经典。“文革”以后，这方面的工作虽有所恢复，但成果并不显著。改革开放以后，随西南经济的发展，尤其西部开发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之后，以傣族为主，包括景颇族、布朗族、佤族等在内的地方逐步加强同内地与境外的经济文化联系，汉地佛教的影响、民间信仰及仪式、商业主义文化都在渗入，原本相对孤立状态下的佛教形态正在改变。如不抓紧田野调查工作，我们将丧失不可替代的宗教文化资源。而有关国内南传佛教，我们掌握的文字资料并不多，深入研究又涉及巴利、泰、缅、傣等文字，因此，这种状态若继续下去，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的南传佛教，我们在将来恐怕都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来。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云南地方院校和科研部门的重视。例如，2000年1～2月，云南大学组成140多名师生参加的多个“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小组，对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在文字总量达500余万字的调查资料基础上，形成了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宗教等12个专题研究报告和1份综合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30万字。还拍摄了4000余幅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调查组运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100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此次调查的成果编辑成《云南民族调查与研究丛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与南传佛教相关的有《勐海县曼刚寨傣族调查》、《瑞丽市弄岛乡等嘎村景颇族调查》、《勐海县布朗山乡新曼峨村布朗族调查》等。二

　　1949年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这一领域已有不少填补空白的研究成绩。关于我国西南傣族地区的佛教传入的时期的研究几乎与新时期同步。1982年昆明召开了“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处在起步阶段的这个研讨会虽然水平不高，但却有开启性意义。会上对于南传佛教的传入时期及其现存形式的派别属性都有所争论。至少到80年代末，人们对此问题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以为，早在公元之初，佛教已传入云南的地区；有学者以为，南传佛教是14～15世纪间由泰国传入的。如果考虑由缅甸传入的上座部佛教，时间可以推到更早一些。佛教最早传入约为7世纪，因为无论其北方内地的汉传佛教，还是南方境外的骠掸诸国的佛教都可能影响到整个云南地区。这是可以由考古发掘和碑铭材料证实的。与此相关，也就涉及了佛教传入云南的路线，以及上座部佛教的分期问题的讨论。联系到传入路线也涉及了流传的佛教派别，它们各自所受到的上座部中城镇与林居两派的传统影响，自然也就涉及了它在各地形成的风俗和节日等的异同。

　　南传佛教教理与思想研究，是一个重要而显然有待深入研讨的领域。50年代，国内有少数文章涉及。对于云南上座部佛教僧伽的研究始于无忧的《我国傣族和布朗族僧阶名称语源》一文。60年代初，无忧系统地介绍了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典籍，也引起了相关问题的讨论。

　　总之，国内南传佛教研究看来还比较零散，也有随机性的特点，目前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规划。改革开放以来，直接在南传佛教领域内耕耘而有所成就的有已故的邓殿臣，还有赵桐和郭良鋆先生。当然近十年来南传佛教研究又有了一些成果，但尚称不上有突破性的成果，故在此不一一罗列。

　　关于南传佛教的经典，直到近代以来，才逐步引起了佛教学者的重视。例如，1944年由佛教居士蒋维乔、黄士复等人在上海法藏寺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其后十年间，尽其所能广收各藏中的佛典。与本文有关者，在其首次于汉语佛藏中收录了不少20世纪初年以来由巴利文系统中传译过来的长部、中部经典等，其译者为江百炼、芝峰、夏丏尊等。到20世纪最后十年中，随国内改革开放形势发展，南传佛教研究有不少新成果问世，但有些著作只是涉及南传佛教而非专著。着眼于整个南传佛教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界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尝试。除一般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研究，国内学者还有结合文化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政治学理论来观察研究南传佛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