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佛教与其周边

　　辽朝佛教与其周边

　　日本花园大学 吉田睿礼

　　一、辽朝佛教的研究意义

　　辽朝(907—1125)佛教对宋、高丽、西夏、日本等周边地区影响不少。说起辽朝佛教，需特别提及契丹大藏经(辽藏)，它总共为579帙，其雕印工作一直进行到辽朝末期，成为房山石经、高丽续藏经的底本。辽藏曾几次流人高丽，而高丽义天僧统(1055—1101；自元丰八年至元佑元年人宋)发愿雕印高丽续藏。被称“华严中兴教主”的晋水净源(1011—1088)在与义天交往中，从义天处得到了许多华严文献，并依此复兴了曾一度灭绝的华严传统，建立了华严教团。这些文献版本被保管在净源所住的杭州慧因教院直至后世。虽然宋朝禁止本国典籍对外流出，但史实证明宋辽之间通过高丽互有佛书的往来，而且通过“辽—，高丽—)日本”或“辽——高丽——宋——日本”等途径，佛教文物被传到日本，并给予思想方面的影响。

　　如此看来，查明这一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华北佛教的动向，不仅对了解整个中国的佛教史，对掌握高丽、日本等东亚佛教的整体发展也极为重要。因此辽朝佛教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领域。本文将围绕着佛教发展最为兴盛、其特征表现最为突出的道宗期而加以论述。

　　二、辽朝佛教的历史及其发展倾向

　　以下就佛教发展最为兴盛的圣宗、兴宗、道宗时期的佛教倾向逐时代的演变而加以研讨，从而了解辽朝佛教与其外围地区佛教的相关性。

　　(一)圣宗期(982—1031)

　　圣宗期，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以下略称《演义钞》)被刊录，希麟、行均、诠明等学僧辈出。

　　希麟(生卒年不详)，燕京崇仁寺僧。约统和五年(987)撰写《续一切经音义》十卷。该书作为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续编，是圆照《续开元释教录》中所收藏的佛书音义的释本。

　　行均(主要活动于10世纪末)，燕京人。于小五台山金河寺经五年岁月编集佛教字典《龙龛手鉴》，统和十五年(997)撰写完。希麟、行均之音韵字义的研究被视为辽藏编辑雕印研究的先驱。

　　诠明(主要活动于10世纪末)，住于燕京悯忠寺(现法源寺)，主要研究唯识法相学(慈恩宗)，并留有许多著作。该时期的唯识法相学继承了唐末五代传于河北方面的思想内容。

　　(二)兴宗期(1031—1055)

　　兴宗代起，辽藏的雕印工作被大力推行，据此房山石经被续刻。当时澄渊、非浊、思孝等主要学僧引人注目。

　　澄渊(生卒年不详)，是在燕京活动的律僧。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存)、《科》三卷(逸)，该作总集南山道宣《四分律行事钞》十二卷之末释。从其职衔“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可推知澄渊是深蒙帝室恩宠的律僧。

　　非浊(?—1063)，澄渊的弟子。以律闻名，是参与辽藏雕造的僧人之一。其著书有《首楞严经玄赞科》三卷、《三宝感应要略录》三卷、《随愿往生集》二十卷等。其中《随愿往生集》深得道宗嘉赞，被编人辽藏。《三宝感应要略录》对日本说话文学影响(u颇大。

　　思孝(生卒年不详)是兴宗期的代表学僧。据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略称《义天录》)，思孝的著作有关十诵律的最多，其次是有关澄观《演义钞》为首的华严方面的书。辽朝研究华严的学僧中，就目前所知思孝是最早的。

　　此外，律学研究者中还有志智(1023—1103)等学僧，兴宗期人才辈出。这一时期，既是律学研究的全盛期，也可谓华严研究的开始阶段。

　　(三)道宗期(1055—1101)

　　这一时期，辽藏雕印基本完成，同时也迎来了辽朝佛教的最盛期。律学研究一如既往，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华严的研究亦十分盛行，有关密教的著作大量出现，唐朝、宋朝几乎未被重视的《释摩诃衍论》奉勅命被翻译注释。道宗是位不问政治，热衷佛教的皇帝，对佛学造诣匪浅。据《辽史》本纪记载，道宗自身精通华严和密教，据说撰有《华严赞》、《华严经五颂》。《义天录》中收有御制《随品赞》十卷(义天《圆宗文类》卷二十二所收)和《发菩提心戒本》二卷(逸)，可认为《辽史》中的《华严随品赞》即是指《随品赞》。义天是高丽的第四个王子，与道宗亦有交往，为表示敬意特为御制。

　　这一时期，志延、觉苑、鲜演、道弼、思积、道（厄+殳）等众多学僧辈出，他们对宋和日本的华严思想影响颇多。

　　1．志延

　　志延，《义天录》中载有他的著作《四分律尼戒略释科》一卷(逸)、《般若心经科》一卷(逸)。此外，他还参与了大藏经的雕印工作，校订《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等。

　　2．觉苑

　　觉苑(1034—?)，为西天竺摩尼三藏的弟子，住于燕京圆福寺，兴宗代于辽藏校场，参与校合诸经论的工作，太康三年(1077)，于圆福寺奉旨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十卷和《科》五卷。该书在华严思想的基础上，注释了一行(673—727)《大日经义释》，其中多依据澄观的《华严经疏》或《演义钞》，丝毫未触及智俨的思想内容。就法藏的著作在说明阿字时，只在一处引用了《起信论义记》，论述五教判时，亦完全脱开《五教章》，采用了澄观的解释。在说明三性说，针对分立“三性各别”和“三性无碍”的立场时，与唯识法相学(慈恩宗)不同，禀承了华严的三性同异义。

　　觉苑的思想基础无疑源于澄观的华严思想，但在论述成佛论时却引用了宗密的说法。而且，在《演密钞》中说明《大日经义释》的作者一行禅师时，依据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示意五祖弘忍门下有南宗的惠能和北宗的神秀，北宗神秀之资普寂是一行的师父，且为二京法主、三帝门师，这一阐述与当时江南地区只称赞南宗的正统性的倾向呈现异色。

　　3．鲜演

　　圆通悟理大师鲜演(?—1118，享年70余岁)，是代表道宗期的华严学第一人，居于上京(临汉府)海龙寺。其著作《华严经谈玄决择》(正确名称为《华严经玄谈决择》)传到日本，保存至今，文中将澄观《华严经疏》玄谈的主要部分抽出，在融人《演义钞》的同时附加了自己的解释。该书在《义天录》中没有记载，但在《大觉国师外集》卷八耶律思齐书中可见，故义天得到此书的可能性很高，该书经由高丽流人宋和日本。

　　鲜演的思想基础源于澄观、宗密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加深而创出新的教理，他认为澄观所述的“总该万有的一心”与《智度论》的法性、《楞伽经》的如来藏识、《涅槃经》的佛性、《梵网经》的心地同义，并立“一心”的观点解释说明华严五教。

　　同时，他还就澄观主张的四法界说，强调理事无碍而非事事无碍，且始终贯彻这一观点，用图示论证理和事的非一非异的关系，以此表明其诸教一体的立场。

　　鲜演的融合诸教思想从对待法相、天台、禅学等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鲜演年轻时学习法相，之后又学习华严。因此将法相学运用到自己的思想中。例如，说明“习气”时准确地引用法相唯识观点的解释，与澄观将法相唯识与华严相分开的观点(性相决判)不同。澄观承认难陀为圣人而不承认护法，而鲜演则承认护法。

　　尽管如此，鲜演并不是不加任何批判地引入诸教，相互混同。他将澄观采用的天台性恶思想演绎运用分配于华严五教判，并将《摩诃止观》中详尽说明的三谛三止三观的思想组合到华严学体系等，在积极地利用天台学的同时，大力开创自己的思想。关于中道思想，他从行相方面详尽图解推出幻有中道、真空中道、真空成幻有中道、幻有成真空中道、俱融中道的五重中道思想。由此可见，鲜演的思想不只是澄观思想的祖述，还有其独自的思想内容。

　　对待禅学的态度，鲜演引用宗密的思想。他主张的南宗禅是荷泽禅，这一点秉承了宗密。澄观在《演义钞》中解释南北二宗时，长文引用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中的一节。其中依据荷泽宗的思想解释禅宗中“三大”(体相用)的关系。并主张“顿悟渐修”，从“教禅一致”的立场批判偏袒一方的观点，这些都是受了宗密思想的影响。

　　“这些特征给予后世的影响”这一课题今后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讨。其著作，南宋注释《五教章》的笑庵观复(12世纪中期)、武林希迪(13世纪初)、日本镰仓时代的湛睿等引用，特别是观复撰写《演义钞》玄谈部分的注释书《华严经大疏玄文随疏演义钞会解记》(以下略称为《会解》)时，屡屡引用该书，其思想受到了不少影响，以构筑自己的教理主张。元代普瑞注释《演义钞》撰写的《会玄记》、观复《会解》也多次引用了该书。

　　4．道弼

　　道弼(生卒年不详)和觉苑是同时代人，大康十年(1084)八月二十六日撰写的《重修古塔碑记碑文》中载有“兴中府和龙山花严寺崇禄大夫守司空悟玄通圆大师赐紫沙门道弼”。《义天录》中载有其注释《演义钞》所撰写的《演义集玄记》六卷(逸)、《演义逐机难科》一卷(逸)、《诸宗止观》三卷(逸)和《科》一卷(逸)。其中，《集玄记》被南宋的观复在《会解》多次引用，元代的普瑞《会元记》上也参照该书。

　　5．思积

　　思积(生卒年不详，从写本的缺笔可断定为道宗时人)注释《演义钞》，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玄镜记》。该书《义天录》中没有记载，亦未传到宋和日本，实属佚书，但元代普瑞在《会玄记》中有所引用。在应县木塔中被发现时，仅存第一页正面和第七页正反面，共三面。遗憾的是仅凭残卷无法明确其思想内容。

　　6．道殴

　　道殿(生卒年不详)深蒙道宗之恩宠，于法均撰《龙龛手鉴》之地——山西省大同市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撰写《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依卷末门人性嘉之后序，道殿参与禅学，拜访道教，博学多才，内精华严之教宗，外领百家之奥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传到日本，被收录在《大正藏》第三十六卷，估计很早也传人到宋，可是《义天录》中没有载录。该书将显教和密教相融合，密教中推崇《大日经》，显教中视《华严经》的价值最高。该书完全未触及智俨的著作，就法藏的著作只在两处引用了《般若心经略疏》，多依照的是澄观的《华严经疏》和《演义钞》。他同辽朝其它诸师一样深受澄观华严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也引用宗密《圆觉经疏》和《注法界观门》，长篇引用裴休撰写的《法界观序》，在关注宗密思想的同时，道殿和前文提到的鲜演一样将显教(华严)的先悟后修(顿悟顿渐)视为最高境界。道殴对禅学的学习亦令人注目，只是不知他学的是什么系统的禅。《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之后被著者不明的《华严普贤行愿修证仪》所引用。另外，黑水成出土文献发现了西夏刊本断片，我们能推测该书对外围诸国有所影响。

　　道宗对密教和禅的态度

　　道宗时代有关密教的书籍被大量撰写的直接原因是道宗重视华严和密教。觉苑著《大日经义释演密钞》是奉圣旨，且之前的清宁八年(1062)道宗将《释摩诃衍论》人藏，该书从密教的立场解释《起信论》，道宗还下旨令志福、守臻、法悟注释该书。辽本《释摩诃衍论》传人宋，南宋的光严无际大师普观(1165—1173，居慧因教院)著《释摩诃衍论记》六卷时，核对高丽本和辽本。此外，普观还撰写了《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二卷、《法界无差别论疏领要钞》等，由此可预测其与辽朝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从他的著作上看不出密教方面的因素。

　　辽朝的密教可从西天竺摩尼三藏(觉苑的师父)推广咒典、中天竺摩羯陀国之僧慈贤翻译密教的经典、仪轨等史实中查寻其源，另外，或许与五台山地区的密教有所相关。总而言之，尽管宋朝时，天息灾、施护、法天、法护等许多印度僧纷纷来朝翻译密教经典，但在宋朝几乎未重视密教，相比之下，辽朝佛教在与华严融合的基础上给予密教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成为辽朝佛教，特别是道宗时期的特征。

　　关于对禅学的态度基本不明。但是应注意到道宗在焚毁《六祖坛经》、《宝林传》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印造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正如鲜演、道厌的著作所示，辽朝站在华严的立场重视荷泽禅的顿悟渐修是依据宗密的著作。由此可见，道宗时期不仅是澄观的著作，宗密的著作也被大量参阅。志福《通玄钞》中两处引用《景德传灯录》，从此可窥知当时取舍选择的禅学态度。着眼于顿悟渐修、教禅一致的思想并重视宗密的著作这一倾向在西夏佛学中也可以看到。

　　三、辽朝佛教与周边地区佛教的比较

　　前面章节的论述还远不够详尽，但从中可以了解辽朝佛教鼎盛阶段圣宗、兴宗、道宗期佛学发展的倾向。圣宗期研究字义音韵，雕印澄观《华严经疏》和《演义钞》。且在河北展开唯识法相学(慈恩宗)的诠明等人的存在令人瞩目。兴宗期从思孝的思想倾向中可以看出盛行研究律学，并且澄观《演义钞》被开始研究。道宗期在继承这些倾向的基础上，《演义钞》的研究更加盛行，许多著作依澄观的华严思想所撰，其中体现融合华严与密教的倾向为此时代的特色。辽朝佛教思想的倾向随时代而变化，但是其思想基础始终是华严学，特别是以澄观的华严思想为中心。澄观的华严思想对宋朝的佛教发展影响巨大，在高丽和西夏亦然，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大陆佛教发展的整体倾向。

　　五代以后，广泛盛行对被看做“华严初祖”的杜顺《法界观门》进行注释的活动。江南地区首先天台宗复兴。那时天台宗徒兼讲华严典籍，之后对于天台学的正统展开争论。大致此时，晋水净源尽力复兴华严，制定华严独自的忏仪与具体实践，并收集华严文献。从高丽义天处得到了许多在宋朝散佚的华严典籍，复兴华严的活动加速。他还确定五祖或七祖等华严祖谱，把它称呼为贤首教，各地盖建贤首教藏(又称华严教藏)。他晚年(1088)所住的杭州慧因院成为传播华严学的十方教院，在此华严传统被公定。至南宋代，围绕判教展开了论争，一时二祖智俨、三祖法藏的华严思想以慧因院为中心得到重新认识，努力看出从初祖杜顺到五祖宗密的统一见解，但四祖澄观、五祖宗密的思想是当时的思潮。这点同于辽朝佛教的情况，可在宋朝密教并没有被积极地采用到华严思想中。

　　视点转到高丽，均如(923—973)通过智俨的弟子一新罗义相(625—702)一宣扬智俨、法藏的思想，可看来义天主要重视澄观(未将宗密列入华严九祖估计是出于义天本人的思想立场)。之后确立朝鲜佛教发展方向的知讷(1158—1210)主要以李通玄和宗密思想为基础，对智俨的华严思想没有积极地宣扬，对法藏亦然。在高丽，《法界观门》是否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不清楚。密教基本上没有盛行，可是禅学发展兴盛。

　　在西夏，以澄观、宗密为主的华严思想和藏传密教形成了佛教的主流，并且制作了以真义国师为初祖的华严祖谱。根据笔者的研究所知，第二祖智云国师(惠宗1067—1085)是参加译经场译经工作的一位高僧助译者。第三祖寂照帝师促成了《法界观门》的流行，第四祖真澄帝师印造了澄观的《华严大疏钞》(《华严经疏》和《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的合本)，第五祖华严国师、第六祖海因国师、第七祖觉国师时，华严已被讲义。天盛四年(1152)宗密的《注华严法界观门》被用汉文印制，而后又被翻译成西夏文。宋朝开封的本崇(活动于11世纪80年代)注释《注华严法界观门》所撰写的《法界观门通玄记》被译成西夏文，此外还有西夏文版的《华严法界观门》、《注华严法界观门深》等。俄藏西夏佛典中有《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的注释文书《禅源诸诠集都序之解》、《禅源诸诠集都序择炬记》、《禅源诸诠集都序纲文》，从中可窥知宗密的教禅一致思想的影响力之大。禅宗的思想体系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考虑到宗密的影响力，不难得出，他提倡教禅一致，顿悟渐修的禅思想极易于被接受。同时，智俨、法藏的华严思想几乎没有登台。西夏建国比辽朝晚，华严思想的发展也比辽朝晚，但大体的发展流程基本一致。

　　但是，在西夏惠宗期天赐礼盛国庆年(1071)，《六祖坛经》被译成西夏文，可辽朝的道宗却将《六祖坛经》和初期禅宗史书《宝林传》焚烧了。如果这是事实，作为辽和西夏的不同点应予以关注。

　　那时日本在院政期“显密体制”之下积极接受大陆文化，构筑新的佛教文化。景雅(1103—1185)、明惠(1173—1232)向宋、辽、高丽寻求文献，明惠建立了融会华严和密教的学说与实践体系。之后南都东大寺僧凝然(1240—1321)依照澄观的四法界说组建了日本独自的华严思想的传统。同一时期，金泽称名寺僧湛睿(1271—1346)也积极地利用通过宋朝得到的宋辽文献力图建立包容性的佛教思想。

　　四、结 语

　　以上以道宗期为中心概述了辽朝佛教鼎盛期的面貌，并和同时期的西夏、高丽、日本作了比较。其共同点是澄观的华严思想是佛教思想的中心，且在华严密教得以重视，受到国家的庇护等。可是，在以往的研究里只强调澄观的影响，宗密的教禅一致、顿悟顿修的思想——至少在文献上——被共同地论证了，宗密《圆觉经》的哲学却没有被表现于外，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华严思想是佛教教理的主流，将荷泽禅和华严思想结合起来的顿悟渐修论、教禅一致的思想得到了重视。禅思想的发展状况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

　　道宗和高丽的义天僧统有过交涉，义天主要以辽藏为基础雕印了高丽续藏，然后辽朝的佛教典籍经由高丽后流人宋朝、日本。当时的学僧们纷纷凭借这些佛教典籍来补充完善自己的学说。辽僧的著作和大藏经一起流出国外，其思想给周边的各种学潮也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比方说，南宋的华严学者观复、希迪、普观，元代的普瑞，日本镰仓时期的湛睿、江户时期的密教学者等都积极地参阅辽朝的典籍。净源的思想、南宋围绕判教解释的有特点的论争，虽为数不多，却可从中窥见辽朝澄观的华严学研究成果的影响。辽朝的佛教数据十分缺乏，因此有必要收集、研究各种记录。毋庸置疑，辽朝佛教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深深感到论证这一时代的中国佛教时，不能将辽、西夏、高丽、日本的佛教思想分开，而应放眼于整个东亚，力图捕捉时代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