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核心理念与民族融合——三燕至辽之龙城佛教鸟瞰

　　佛教核心理念与民族融合——三燕至辽之龙城佛教鸟瞰

　　邓子美 孙群安

　　内容提要：佛教的众生平等理念中蕴含着民族平等，而民族平等是民族融合的基础。进而，众生平等的依据之一就在佛教的大慈悲理念，即众生在值得怜悯上一般无二。同时，民族融合进而获得佛教社会观的核心理念——众缘和合的支持。因此，特别在多民族地区，佛教三大核心理念——众生平等、大慈悲、众缘和合对民族融合而言，更有重大意义。这些具体体现在以龙城为中心的古代辽西，就是统治者与各族人民都在平等地朝拜佛、菩萨之余，在接触中增进了交往了解；就是通过“千人邑”集资而展开的慈善活动，使各族人民能相互帮助；就是以共同的信仰增强了边地多民族社会的亲和力、凝聚力。而且，这些都能由定期、不定期举行的仪式得到反复强化。今朝阳地区之遗迹，留下了其珍贵的雪泥鸿爪。

　　关键词：佛教与民族 朝阳佛教 民族融合 民族平等

　　作者：邓子荚，1951年生，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孙群安，1982年生，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研究成员。

　　一、佛教倡导民族融合的三大理念

　　佛教是在反对古印度正统文化婆罗门教的沙门(出家)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佛教坚决反对以“婆罗门”阶层(即祭司)为顶端的印度种姓社会的等级制度，提倡众生平等。当然，众生平等包含着社会平等，但并不限于社会平等，还体现着民族平等的要求。众生平等是佛教在历史上总是成为民族融合推动者的核心理念之一。

　　从文化史看，由于印度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亚欧多民族文化汇合的中心。属于白色人种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及其文化固然早居主流地位。较早定居古印度的原始人种委得人在生存竞争中也不可能被斩尽杀绝，依然生活于南方。据传，来自土耳其斯坦的达罗维茶人则生存于北印与中印度的广袤土地上。伊朗人与土耳其人混血的后裔占据着北部，属于蒙古人种的多个民族也有早在今缅印交界定居的，也有后来的。“印度种族约有数百，堪称世界人种的博览场。”各民族为了争夺土地与财富，相互征战不休。当然，根据考古发掘，“在雅利安人尚未到来之前”，古印度的文化已“比同时的埃及、巴比伦远高”。各具相当高度的众多民族文化冲撞，其思想火花也格外灿烂夺目。当时，部族与部族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社会阶层间主要是婆罗门阶层与刹帝利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社会阶层的内部关系都正依据着各自的实力，通过暴力或机谋进行着重新整合。原来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几十个小国已被兼并成十六国，十六国中以非纯雅利安人种的摩羯陀国与居萨罗国最为强大。随后，摩羯陀国又继续征战。当时国王以城市为中心控制周边，富商与各行会首领也拥有很大的权势，王权往往与之联合，挑战婆罗门的特权。丧失权威的摩奴法典既然已无法化解重重积累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这些矛盾在无序中的爆发与解决就只能诉之于暴力。在战乱中，弱者与弱小民族固然哀苦无告，“积尸如莽，流血成池”。；强者中也还有更强者，因此，尊贵的婆罗门教义被弃如敝屣，曾经不可一世的国王们也照样一个个人头落地。在这一背景下，包含着民族平等要求的佛教“众生平等”主张获得普遍拥护就并非偶然了。

　　平等观念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属于稀缺的思想资源。儒家主张亲亲、尊尊，爱有等差。法家主张君主专权的官僚等级统治。道家主张遗世独立，发展个性，因而容忍社会差异。唯有墨家提出兼爱，但这一普世平等思想在以亲属(或准亲属)关系为网络的宗法社会中没有容身之地，两千年一直被斥为“异端”，即所谓“无君无父，乃禽兽也”。杂家对国人习性可能看得最清楚，即“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只是儒家认准了前一点，而法家站在君主立场上对后一点大加利用而已。佛教初传中国时，为避免与儒表法里的统治思想发生冲突，其社会平等、民族平等理念也是隐而不彰。直到北魏(386—534)时，释昙鸾才阐明了从印度引进的“众生平等”观念。即对众生应平等视之，无高低、亲怨之区别，在值得怜悯和具有佛性上，平等无二。就值得怜悯看，这本身又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核心理念的体现。

　　民族平等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同时，民族融合进而获得佛教社会观的核心理念——众缘和合的支持。《摩诃般若经》云：“诸法因缘和合生，法中无自性。”。《人楞伽经》云：“因缘即世间，如干闼婆城。”社会就由如个人、家庭、社会组织、不同民族等种种因缘和合组成。其中任何一因缘不合，社会就会不和，甚至被瓦解。

　　因此，特别在多民族地区，佛教三大核心理念——众生平等、大慈悲、众缘和合对民族融合而言，更有重大意义。

　　二、三燕、北魏佛教与民族融合

　　自佛教传人中国以来，特别是在战乱时期与战乱频繁的地区，华夏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大都信仰佛教，虽然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在占领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后也提倡儒家思想，但只是利用其在家族势力中的影响以加强统治的社会基础而已。在作为在个人自愿信仰的宗教中，佛教显然在这些民族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而且不论在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中间。其原因之一乃由于“仅仅依靠儒家理性主义的思想是难以成功地迎接来自巨大的不可知世界的挑战，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社会与自然的各种非常态现象，处理由包括死亡在内的生活悲剧带来的失望和恐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之脱离(笔者按：更准确地讲是超越，因为完全脱离是几乎不可能的)凡俗世界的自私与功利，给人以更高的目标，使之与周围的入团结并和睦相处”。的确，战乱本身就是社会的非常态，社会失范即“人祸”也会使“天灾”即自然的非常态变得突出起来，这些天灾人祸又造成了大量的个人生活悲剧，使社会对超越性信仰的需求大增，而佛教在中国当时属于超越性境界最高的信仰。当个人由于解释各种非常态现象与人生悲剧的需要而信仰了佛教以后，佛教上述三大超越性理念就会逐渐进入个人内心，给人以指引，最终导向了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和睦相处。当然，这一历程由于佛教教义的庞杂性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交织，呈现出非常曲折而复杂的轨迹。但从三燕至辽之龙城佛教看，似乎又存在着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这一现象与那时该地区文化主流乃汉传佛教，主体居民乃鲜卑、契丹与汉族人民密切相关。

　　史载东晋永和元年(348)四月，前燕慕容鱿以祭龙求雨，立龙翔佛寺于(今朝阳)东凤凰山。至少，这是佛教在那时已初传辽宁，赢得鲜卑统治者信奉的可靠记录，在所谓“五胡十六国”的乱世，少数民族统治者前秦苻坚、后赵石虎与前燕慕容鱿同样都信奉僧人，借助他们祭龙求雨，就不能纯以偶然巧合来解释了。只能说由于战乱，粮食等军需民用都十分紧缺，无法再经受“天灾”的情况下，那些统治者不得不求助于超越性信仰。至后燕，慕容宝、慕容德等“鲜卑贵族都基本崇信佛法，敬重沙门，并建佛寺……”。由于乱世中无穷无尽的人生悲剧切身感受与佛教视人生为“苦”的出发点契合，使后燕时佛教信仰已相当流行。如《乐府诗集》所载《慕容垂》云：“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慕容熙之妃苻氏死“制百僚于宫内哭临，令沙门素服”。宗教学研究早已表明，对不识字的民众而言，仪式的影响最大。所以，《晋书·石季龙载记》与刘新民《白狼山与白狼城考》以及不少造像与文物都证明，后燕时佛教信仰在民众中已相当流行。其实前燕时，受佛图澄影响，佛教已开始在民间传播。因为在邻近的后赵地区，“百姓因(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而佛图澄一向关注燕地，甚至随后赵军队来过辽西，劝谏石虎：“燕福德之地，未可加兵。”。佛图澄是第一位来到辽西的高僧。及至北燕，辽西更是多高僧。如幽州黄龙(即龙城，今辽宁朝阳)人昙无竭自幼苦修选诵经。宋永初元年(420)，他邀集25人一起西行求法。辽西海阳人释僧诠弱冠出家，游历燕齐，遍学外典，复精三藏。这些高僧出于辽西，本身就证明了该地区佛教之盛。

　　北魏(386—534)中后期统治者也崇信佛法。出生于北燕冯氏的冯太后，“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地方官迎合上层统治者的需要，也在辽西大造佛寺，开凿石窟。著名的义县万佛堂就是在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的代表作。汤用彤称，北魏“冯跋与弟弘相继为王。弘有子朗，朗为魏臣，坐事诛。有女人宫掖，后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皇后也。”“其兄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水经注》言平城有皇舅寺，即为熙所建)。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资亦不赀。而在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熙有二女，并曾为孝文皇后。姊即幽皇后。尝出家为尼。妹被废，为练行尼，终于瑶光寺。魏世宫闱佛法之盛，盖必得力于燕之冯氏也。”

　　从魏文成帝始至魏孝文帝，鲜卑王室贵族都逐渐信奉了佛教，这时的北魏王朝开始推行了许多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措施，这不仅出于统治汉族人民的需要，也应与佛教众生平等、大慈悲、众缘和合理念的浸润有关。在三燕及北魏已广泛流传的地论、三论、四分律、成实、涅槃诸学与止观禅法、净土等修行方式无不贯穿着这些义理，可称为辽西佛学。前述佛图澄劝谏石季龙，还有著名高僧道安劝谏少数民族统治者苻坚，以及沙门支昙猛劝谏后燕慕容宝用兵，而这些以残暴闻名的统治者都因不接受僧人劝谏而遭致大败，则可为侧面证明。这些高僧虽开头以所谓“神通”慑服统治者，但其内心如无深厚的义理支撑，不可能敢直谏；而且，如不能以佛教超越性的义理说服，所谓“神通”是维持不了多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据对《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所载统计，曾在黄龙(今朝阳)活动的这类高僧有七人之多，“成为东北交通走廊上之一大佛教中心也，咽。魏晋南北朝各民族之所以大融合，决不能排除佛教的良性影响。至隋，包括朝阳地区在内的华夏及其周边终于重归一统。

　　三、隋唐营州佛教、辽代佛教与民族融合

　　隋朝开皇三年(583)，初设营州总管府，下辖龙山县(今朝阳)。后这一汉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区划屡经变革。唐初设营州都督府。万岁通天二年(697)，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攻占了该地，其后契丹又表示归附。开元(713—741)末，营州都督府演为平卢军，节度使治所仍在今辽宁朝阳旧城区。

　　前文已述，龙城及辽西佛教隆盛已久。至隋唐，更成为佛教传布辽东的枢纽。隋唐营州及后来的平卢军“不仅治理辽东地区的汉族，而且管辖整个东北地区的所有少数民族，。该地区的汉族人民固然早已受佛教的浸润。时而归附，时而又侵扰汉地的契丹族“居潢水之南，黄龙(即龙城)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契丹处在这一地域，且随着本族的逐渐强盛而南扩，占领黄龙，曾一度迫使营州府治迁渔阳。但移居黄龙的契丹人民当然也受到了佛教的熏染。

　　唐末，契丹族一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扩大经略，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更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汉传佛教随之扩大传播到辽国各地。据说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始置龙化州(西拉木伦河上流今内蒙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即已有开教寺的创建。

　　至辽太祖天显二年(927)，耶律阿保机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50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自治区林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扬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由此看来，佛教信仰早就流行于契丹宫廷贵族中。到了太宗会同元年(937)，耶律德光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早有佛教，得到统治者提倡后，佛教更加盛行，而辽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之功效也益见显著。辽世宗耶律阮于大同元年(947)在龙城凤凰山敕建了华严寺及凌霄塔。其后圣宗、兴宗、道宗诸帝(983—1100)，都对佛教特加保护，辽代佛教臻于极盛。圣宗耶律隆绪除增建佛寺，施给寺院以土地和民户以外，还注意加强统治，禁止私度僧尼以及当时盛行的燃指供佛的习俗，这就使辽地佛教能够持续地发展。他又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并派僧监督。兴宗耶律宗真继位，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常诏名僧到宫廷说法，优遇以高官，竟使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20人。这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道宗耶律洪基甚至通梵文，可见其信仰之深。在义理方面，他于华严学颇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他还爱好建佛塔，使辽塔在建筑艺术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今朝阳地区尚存辽塔15座。他重视戒律，于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又以国家的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解，刻行流通，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经典的刻印，对于佛典的校订作出了贡献。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无疑对民间有重大影响。

　　辽代民间对于寺院佛事，也时常发起团体性的支持。那时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居民，分别量力储资于寺库，以供寺用；并依兴办的佛事而有种种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组织；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则为镌刻石经和修葺寺院而组织；放生、济贫、疗治病残等慈善活动也由邑社承担。此外，更有永久性的供塔邓邑、弥陀邑、兜率邑，以及每年一度纪念佛诞的太子诞邑等组织。寺院印置大藏经，也多组织邑社来举办。这样，寺院由于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佛事愈盛，并且通过邑社的群众支持并使群众受益，这令佛教信仰更加深入民间。当时民间最流行的信仰为期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其次为炽盛光如来信仰(辽东宝严寺阁上有炽圣佛坛)，药师如来信仰(燕国长公主舍宅建药师院，民间通称她为药师公主)，以及白衣观音信仰(相传太宗移幽州大悲阁观音像于契丹族发祥地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民族的守护神)等。其他如舍利和佛牙的信仰亦盛，且于释迦佛舍利外，更有锭光佛舍利的流传。至于由佛教影响而成的习俗，突出的为妇人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人名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等为小字等。这些都是那时民间佛教兴盛留下的不可磨灭痕迹。

　　辽代帝室优遇僧人，同时又通常以经律论三门考选僧才，其学业优秀的授以法师称号。更于各州府选有德望的沙门为纲首，指导后进，就讲(讲解)、业(修持)、诵(讽诵)三方面选习专攻，一代名僧即多出于其中。由于有这些培养考选制度，就促进了佛教教学研究的发展。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原为华严教学的中心，这对辽境各地佛学有很大的影响。如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即以专攻《华严》著名，撰《华严经谈玄决择》六卷以阐扬澄观之说。辽帝道宗对华严学也有理解，撰《大方广华严经随品赞》十卷等。辽代密教学的代表人物有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和小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殿。觉苑曾师事印度摩尼三藏，究瑜伽奥旨，有盛名，撰《大日经义释科文》五卷(已佚)、《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十卷，发挥一行学说。道殿通内外学，兼究禅、律，后专弘密教，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两人都据《华严》的圆教思想以融会密义，他们虽祖述善无畏、一行所传的胎藏系，而按其内容，由于会通于《华严》，反而和不空所传的金刚系密教为近。另外，有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陀尼集》三十卷。又关于密典的传译，有中印摩羯陀国慈贤三藏所译《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摧碎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如意轮莲华心观门仪》一卷。其时民间风行的密法还有《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大宁故城白塔第二层各棱即雕有八大菩萨像)。和《华严》思想及密教义学有关的，为中京报恩传教寺诠圆通法大师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通赞疏》十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已佚)。医巫闾山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撰《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形成《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这些都是密法中国化的结晶。可惜辽以后，汉密在华失传，反而依赖日本保存着部分包括辽僧撰写的论疏。辽代弘扬净土的名僧有上京管内都僧录纯慧大师非浊(? —1063)，撰《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已佚，他还著有《三宝感应要略录》)，他的活动历兴宗、道宗两朝，影响极大。又某师著《汉家类聚往生传》二卷。沙门诠晓撰有《上生经疏会古通今新钞》、《随新钞科文》(现存残卷)。诠晓兼通唯识学，撰《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科文》四卷，《大科》一卷及其他著作六种(都已佚)。辽代治俱舍学的有燕京左街僧录演法大师琼煦，他校了赵州开州开元寺常真所撰《俱舍论颂疏钞》八卷。治律学的有守道，曾应道宗诏于内廷建置戒坛。又有志远，应诏主持内廷戒坛。非觉(1006—1077)住蓟州盘山普济寺，以律行闻，任右街僧录判官。其弟子等伟(1051—1107)于寿昌三年(1096)在慧济寺讲律，为三学殿主，名重一时。又有法均，清宁年间(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其他律学撰述，有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大师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思孝撰《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都已佚)。思孝博通诸经，据高丽《义天录》所载，他对《华严》、《涅槃》、《法华》、《宝积》、《般若理趣分》、《报恩奉盆》、《八大菩萨曼陀罗》诸经都有注疏和科文，并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近世还发现有《法华经普门晶三玄圆赞蕴义》一卷。此外，在燕京一带，原来有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和五代石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总结性的巨著在流行，影响及于辽代学僧，他们也醉心于从事音释的工作。著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门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幽州沙门行均于小五台山金河寺所撰《龙龛手镜》(鉴)四卷，这些至今仍是研究佛经典的重要工具书。这些众多高僧论述之义理，刊刻的经典，浸润着佛教三大理念，也散布在龙城周围地区，表明那时佛教比南北朝时期更为深人人心。它们在民间的流传，为辽西乃至辽东的民族融合也应有贡献。

　　体现辽代佛教艺术的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渚省都保存有遗迹。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天井和勾栏多保留唐代的建筑法式。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河北易县开元寺的毗卢殿，天祚干统五年(1109)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360尺，为现存木塔之年代最古者。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河北涿县的云居寺塔等，其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o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佛教艺术中的精晶，实为那时虔诚的佛教徒寄托着自己的精神需求，其中也包括对佛教三大理念有了真实体会后发心发大愿的结晶。同时，这些凝结着心血的艺术作品，才会激发观赏者的形象思维，对人们产生感召力，发挥艺术手段的特点，跨越时空地传播着佛教理念。今朝阳双塔与千佛洞等，莫不由此而来，也由此才有恒久的魅力。

　　历史上华夏边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为什么都共同地自发尊崇佛教?这是极值得探讨的课题。自唐至辽(金)代的佛教传布，尽管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没北魏时期那么显著，但我们看到元代重归一统，而且佛教被奉为元朝国教。佛教的作用无疑不能抹煞。

　　佛教众生平等、大慈悲、众缘和合三大核心理念的具体体现在古代辽西，就是统治者与各族人民都在平等地朝拜佛、菩萨之余，在接触中增进了交往了解；就是通过“千人邑”集资而展开的慈善活动中，使各族人民能相互帮助；就是以共同的信仰增强了边地多民族社会的亲和力、凝聚力。而且，这些都能由定期、不定期举行的仪式中得到反复强化。今之遗迹，只不过其雪泥鸿爪而已。

　　迄今对古代朝阳地区以及辽西佛教的研究都大多止步于资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并未深入到这些材料所反映的那时的社会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及其满足等深层次问题。如佛教为当时人们解脱了心中哪些困苦?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什么方向?发挥了哪些有利于社会的功能等等，以至于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之奉献，留下了灿烂的文化结晶。笔者不揣愚陋，大跨度地就该地区遗存史料出发，就佛教之于民族融合功能的发挥略作论述，只是希冀把朝阳地区的佛教研究引向纵深。正因其大跨度，疏漏之处在所多有，谨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