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中庸》说要第六讲

　　冯学成：《中庸》说要第六讲

　　第十九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孔子在这里说武王和周公都是通达孝道的人，那什么是孝？它并不只是落在形式上，孔子自己也说过，尽管有三年之丧，有这样丧礼那样祭礼，但这些都还只是流于形式上，孝的关键在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孔子之所以是孔子，但是如果没有这句，那也就没有什么好大的意义了，他把形式向精神做了转换。孝，孝心，孝道，都要放在善继先人之志、善述先人之事上面。《易经?蛊卦》初六爻有云：“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很多人看到这句爻辞都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借助《中庸》这段文字就可以把这句爻辞读懂了。上一辈有什么没有完成的遗愿，做为我们这一辈人就要继承先人的遗志，一定要想办法去完成。做为武王、周公，他们就继承了太王、王季、文王一脉传承下来的遗志，但仅仅是继承遗志还不够，还要“善述人之事”，就是对先人要善于歌功颂德。我们不要小看歌功颂德，这是向社会提倡宣扬光明面，抑恶扬善，把光明的一面，把值得大家效仿的一面，把值得大家学修的、智慧的、道德的东西都宣扬出来。谁做了大功德，对国家、对民族、对地方做了大贡献，有善举，有义举，上面一级的对下面一级出现这样的人应该加以表彰，做为社会，做为媒体也同样对这些应该表彰。当然这里主要还是针对自己家里面，自己祖辈有大功、有大德，如果采取隐瞒的做法那也叫不孝。

　　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孝道的深层含意，当然亲情之间的这种孝，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都不能离开这一点。孔子这里认为真正的孝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易经?蛊卦》初六爻也有云：“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一个事业的延续，一个文化的延续，都离不开温故知新、前赴后继的这么一种战略上的连续性，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有保持几千年的延续性，可能也与于孔子这里所说的“父作之，子述之”等等这样一种传统分不开。就拿这一百年来说，从清末变革到民国这样政府那样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抗战再到成立新中国，乃至建设新中国的这么几十年，尽管在政策上、政体上有种种的变化，但是其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对于这一点，相信各位都能感觉到，也能意识到这个根本目标从来就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在面对和学习古代圣贤之作的时候，不要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那和井底之蛙没什么区别，应该将自己的眼光放大，放远，要有历史的感觉，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圣贤之道进行理会。“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和我们这个时代贴得很紧，我们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目标，不论是身居上位还是身居下位，对此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为了“善继先人之志，善述先人之事”，因此“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这是对春秋时代周礼的介绍，尤其是对宗庙祭祀的介绍。

　　“修其祖庙”，我们应该缅怀先人，慎终追远，需要我们在文化上、宗族上进行继承和发扬。古时在春秋两季要在自己的祖庙向祖先进行拜祭，祖庙就是供奉了自己祖先灵位的殿堂，这和陵墓可是两回事。现在到陕西还能看到汉唐两代帝王的陵墓，但是他们的宗庙早就已经毁了，毕竟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王朝以后，肯定不会要前朝的宗庙，而是要新修自己的宗庙。在北京，我们所看到的东陵西陵这些都不是清朝的宗庙，它有着自己的所在地，看过电视剧或相关的历史文章就知道，当年清朝顺治要出家，孝庄太后就让其到宗庙里面，在供奉着祖宗的灵位、画像前跪着，那里才是宗庙，总不成春秋两季让皇帝玩分身术，然后到分处两地的皇陵祭奠，那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已经不像封建时代那样了，以前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要修宗庙，但是做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这么一种延续，不管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历史知识的普及，我个人认为应该把中国历代圣贤的纪念堂搞起来，当然也不必非要到黄帝陵、孔庙、汉陵等地方去隆重地祭祀一番，毕竟这也受到很多条件的局限，如果谁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要去组织或参加这样的祭祀也是好事情。总之对于那些为中华民族做了杰出贡献的帝王们，对中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素王们。什么是素王？就是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在思想文化上有建树的人，孔夫子就是其中一位，还有如孟子、老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等各朝各代对思想文化有杰出贡献的人都可以列进去，另外还有那些宗教上的大师们，甚至如鲁班、张仲景等在专长上有深远影响的人等等，都可以尊称为素王。通过对这些帝王、素王们的大型纪念馆，使其成为现代宗庙予以祭奠起来，继承起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设想，但是这样做肯定会有好处，否则一说起中华民族文化，那它在什么地方？是怎么一回事？说起来，呵！那自豪得很，什么华夏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但是真正说到具体的，除了那些教授、学者们，不过他们说得太专业了，一般人都听不懂，而其他大多数人之中没几个人可以说得清楚，但是通过前面所说的这种宗庙兼博物馆的形式，这不是具体地祭奠哪一位帝王，而是通过祭奠这些众多的帝王、素王们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以此来真正了解、加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在凝聚民心、民力上肯定大有益处。

　　“陈其宗器”，在历史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商周汉以来的诸如鼎一类用于祭祀的器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宋以后，这样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在这方面要相对简化了，不像商周两汉搞得那么隆重，其实宋明清也还是很隆重，但是对礼器的要求上就不如商周两汉了。当年宋代王安石任宰相时，有一次到庙里面观礼，看到庙里的礼仪如此隆重，曾感叹地说：“三代礼乐之制竟在当今佛门中盛行呀!”认为三代礼乐都跑到庙子里面去了，在佛教庙子里面还有这样那样的规矩，然而政府机构以及民间对这些活动都不会了，从王安石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商周两汉以来的礼仪到了北宋以后，从政府到社会都已经逐渐淡化了。

　　“设其裳衣”，除了宗器以外，还把祖先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器具也要供起来。当我们进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用过的这样或那样东西在博物馆里予以保存并展示出来。在古代春秋二时，都要在宗庙内以缅怀先人、缅怀先王、缅怀先圣这种崇高的礼节来进行祭奠。在古代本身还有鬼神崇拜的习俗，因此还要“荐其时食”，要三牲供养，还有时令的瓜果、米饭、馒头、酒水等等，借这些事物来表示礼敬。前面这些都是祭拜上的一些仪式。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古代祭祀的时候，以开山祖师即始祖的牌位摆放在正中间，而左昭右穆则做为继始祖以后历代先人牌位的摆放秩序，第二、四、六、八世之祖以此类推为昭，第三、五、七、九世之祖以此类推为穆，按照这样的尊卑先后次第之序，对先人进行祭拜，供奉。

　　“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宗庙的礼仪，是用来排列父子、长幼、亲疏的顺序的；助祭的人按照官爵高低排列，用以区别贵贱；进献祭品的人按在祭祀中担任职事主次来排列，用以区别才能的高低。现在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存在顺序的问题，而且每个人在面对不同的顺序时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比如开会就很讲究顺序，领导们的座次该如何安排，其中的变化和技巧非常的微妙，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之一，某些研究中国的西方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经常通过媒体的报道去品味其中的含义。任何地方开会都是如此，不管是省上、市上，还是机关、部门，甚至是一个企业，在开会时对座位的安排大都会按照尊卑、贵贱、长幼等一系列因素来予以衡量和确定。

　　“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在行祭祀之礼的过程中，先由地位卑下的人饮酒，以表示对他们的恩惠。现在每逢大的节假日时，各地的领导们都要到一些贫困家庭中访寒问苦，并在物质上予以一定的资助，这种行为可以说古已有之。先秦且不说，就说西汉，那时就明文规定，身为一县之长，对各自辖下所有年龄在六十岁上的老人要特别予以关照，每逢节日要送米，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送肉。其实只要国家政治良好，社会比较安定，都会实施这样的政策。说实在的，在我们中国，这种习俗从古至今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即使在社会纷乱的时期对于这一点都还是有一定的保留，就是那些贪官污吏时不时还是要做一下这种表面工夫，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要到民间嘘寒问暖，再所谓的与民同乐一番。这些可以说是爱民、施仁政所必需的，也是身为父母官所应做的事情。

　　“燕毛所以序齿也。”在宴会上，按照头发的颜色就坐，从而使老少长幼秩序井然。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继承先人的事业，行先人传下来的礼仪，奏先人传下来的音乐，尊敬先人所尊敬的，亲爱先人所亲爱的，侍奉死者就如同侍奉生者一样，这就是孝的最高境界。前面说了对于孝，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正心诚意是孝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对父母都不好的人，怎么可能对外人好呢？当然也有例外，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在家里面经常和父母、兄弟姐妹吵架，可是对外人就特别好，如果说是家懒外勤还好说，但是像这样家疏外亲、家仇外友，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当年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向其咨询朝臣中谁可为相，当时齐桓公曾属意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然而管仲却说不行，齐桓公很是不理解。竖刁净身入宫，对齐桓公时时投其所好，使齐桓公觉得使唤他比使唤自己的手脚还要顺心畅意，以至于感觉到片刻都离不开他。易牙则精于烹调技术，一次齐桓公和易牙开玩笑，说自己吃遍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就是没有吃过人肉，不知滋味如何。易牙听了后便将自己三岁的儿子给杀了，精心烹调以后，敬奉给桓公。齐桓公知道后虽然觉得很恶心，但又认为易牙爱自己胜过爱儿子，是个大大的忠臣。开方本是卫懿公的儿子，一次出使齐国，看到齐国兵强马壮，国富民强，就要求留下来。齐桓公很奇怪，就问他“ 你是卫懿公的长子，将来很有可能做卫国的君主，为何要放弃呢？”开方说到：“您是天下的明君，能为您执鞭随蹬，追随左右，这种荣幸实在是胜过自己做君主的荣幸啊！”这大帽子一戴，齐桓公大喜，认为开方的确是崇拜自己，便给了个官做。而开方为了进一步讨好齐桓公，还将自己的两个妹妹进献给齐桓公。这三人如此爱我，为什么不能为相呢？管仲则说到：“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认为此三人对于父子之间、夫妇之间等这种至亲至爱之情都可以忍得下来，都可以弃之不顾，那是不近人情，这样的人不可信！齐桓公虽暂时听从了管仲的建议，疏远了这三人，然而当管仲病逝后不久，又重新将这三人重用，终于自食恶果，这三人把持朝政并作乱，并将齐桓公幽禁在宫中，堂堂一代霸主最后饿死于宫中。

　　因此当我们在观察别人可不可靠、可不可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以及家里人有没有人情，有没有孝道，如果这个人做出了非人情、非孝道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小心了，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无异于与魔鬼打交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孝，对于一个人的道德，对于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绝对是不能忽略的大事。所以在中国才有“百善孝为先”之说。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举行郊祭礼和社祭礼，是用来祭祀天神和地神的。大家都知道北京有天坛和地坛，这两处就是古代行郊社之礼的地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一直以农业为本，就是到了现在，党和国家政府都一再强调要以农业为纲，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毕竟在中国有十几亿人要吃饭，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古代也是如此，所以在举行郊社之礼，就是为了祭天地，希望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宗庙的礼仪，则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懂得了郊祭礼和社祭礼，通晓禘祭和尝祭的意义，那么治理国家就会像把自己手掌上的东西指给别人看那样容易了。

　　第二十章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哀公即鲁哀公，是孔子时代的鲁国国君，他本人对孔子还是比较尊敬，因为此时的孔子已经被春秋各诸侯尊之为圣人了，但也只是尊敬而已，并没有真正派上用场。有些人认为孔子是怀才不遇，周游列国，却没有哪一个诸侯肯真正用他，但是我认为呢，这些对于孔子来说，说不定反而还是好事，如果他被重用了，当官了，那现在我们也就看不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了，就不会有后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华民族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其重心的重心、根本的根本，恰恰就是因为孔子一生没能当官从政，才有精力著书、讲学、治学，因此才得以树立和存在。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这对于孔子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就孔子的答话而言，可以看出当时为政者在政治上的无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孔子回答的第一句就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木版上刻字称之为方，竹简上刻字称之为策，周文王和武王，乃至周公他们制定的国家大政，都在木板和竹简上记载着，就如同现在的红头文件一样，在案头上摆着的，国家的政策法令一目了然，现现成成。既然文武、周公这些先圣、先王，他们制定的这些行之有效的、优秀的政策都明明白白的摆放在眼前，那还何须来问我呢？为什么天下会如此纷乱不已呢？

　　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人存，存什么？当然是文王、武王、周公这样的大圣，有像他们这样的大圣在世，那么他们所奉行的仁政就可以得到推行。任何时候都是道在得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政也是如此，人能弘政，非政弘人。如果有贤明的人在，那么文武、周公留下来的优秀政策就可以得到贯彻和实施，甚至发扬光大；反之，如果不得其人，朝堂之上没有贤明之士，多是昏庸之辈，先人留下来的优秀政策不能得到实施，那么国家的政治乃至各个方面还怎么能搞得好呢？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无贤仁之士主持朝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兴衰！

　　“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敏，勤敏，敏捷。有贤人在朝，有贤人当政，那么在治道上，在制定并执行国家的方略上，就会做得很好，就会兴利去弊，这可是敏政的根本。任何时候，任何政策都会有利有弊，就看当事人如何取舍，如何存其利去其弊，在这点上，贤仁之士肯定会比一般的人做得好，而且也是他们应为之事，就如同“地道敏树”一样。地道敏树，一般泛指农业生产，耕作之道，我们种庄稼，就需要精耕细作，在杂草丛生的时候要把杂草去掉，天旱的时候要灌水，土贫的时候要施肥，而且还要按农时而作，错了农时，那随便任何人花再大的力气和心血，都很难有什么好结果，总之要把庄稼保护起来。现在社会中，不管是公务员，还是企业家，都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看看自己在工作中有没有做到“人道敏政”，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有没有做到“人道敏政”。

　　“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即芦苇，是一种不需要花费什么精力，就很容易生长的草木。对于政治来说，在古代圣贤的眼中，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为政者正大光明，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兴利除害，就肯定能搞好。那些政治搞不好，局面维持不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其实也就是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政者做不到正大光明，做不到廉洁奉公，做不到勤政爱民。自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执政以来，就一直在强调这点，他们也就是看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希望国家的政治能走在廉政清明的道路上。如果这点都做不到，那其它就纯属奢谈了。

　　“故为政在人”，因此为政之道在于人。《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什么《大学》要将修身提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庸》这里就提供了答案：为政在人！赵州老和尚说过这样一段话：“正人行邪法，邪法亦归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归邪！”只要是内心正派的人，他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虽然有时候有些主意看上去不怎么地道，有些邪门，但实际上，恰恰就把事情做成了，而且还是好事情，就如有些得了重病的人，使用了一切正统的医疗办法都不能使问题有所好转，这时，说不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办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病情得到了缓解，比如砒霜，常人看来是可以致人死地的毒药，但是在中医看来，用得好那就可活人性命，关键在于要对症，要在于得人。同样的如果是内心邪恶的人，虽然表面上采用的是正当手段，但所想达到的目的却是邪恶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就有不少这样的人吗，手拿红宝书，口中动不动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他人全是阶级敌人，结果呢，这些人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

　　为政在人的根本就在于修身，修身的目的则在于正心诚意，而正心诚意的目的就在于天下为公，就在于正大光明、无私无己，如果是这样的人坐在朝堂之上，那普通的老百姓们肯定心里面也就了然了，国家的各项政策方针肯定也就比较光明，也就比较容易为下面的人所接受，原先的期望也就比较容易得到实现。

　　“取人以身”，只有通过修身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贤人。取人，就是取贤人；以身，就是通过观察他的行为、言语举止，来判断他的品德、修养够不够一个贤人的标准，如果够标准，就要把他提拔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来。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到“惟德方以召人”，一个人有了德，上面的人会看得到，身边的人也同样会看得到，就如前面所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有德的人才能真正的不吃亏，但是有德的人往往会先吃点亏，不吃亏不足以显其德，如果事事与人争强斗狠、时时为一些蝇头小利计较过来计较过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德呢？又怎么能被别人看得起呢？所以有德之人必然善于吃亏，善于奉献，这样才能团结周围的人，并被他们所拥戴，上面的人看到了，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就会将其提拔起来，也就是得其位，进而衣禄、名声等等好处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正可谓是吃点小亏占了大便宜。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真正修身之人，千万不能做如是想，如果整天都在想现在吃点亏，以后就可以如何如何，那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在自己心头拨打小算盘，那就“着相”了，那不能称之为有德了，而是虚伪！那是弄虚作假，是作来给别人看的。对此我的老师曾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个人有礼貌对不对？对；但是如果一个人‘以礼为貌’，那就要小心点了！”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要获得贤臣的辅助就要修养自身的品德，修养自身的品德就要遵循大道，遵循大道取决于人的仁义之心。我们总是在强调修身，但修身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准则来呢？是以道来修身！但是道的范围太广、太大，就是儒家也不可能把天下所有的大道都涵容进来，毕竟儒家的关注点、重心更多的是在于社会性，而道家的重心在于自然性，佛教的重心则在于精神性。因此在这里，孔夫子很快就将注意力提到社会性上来，即“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我们大多都是平常人，而非宗教之人，那么我们在社会中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既然要修身以道，那么这个道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即仁义礼智信、仁信忠恕、礼义廉耻，是以这些为核心的道。那什么是仁？孔子在下面就这个“仁”进行了一番阐述。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仁者，人也”，仁，就是做人的道理。那么做人的道理又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亲亲为大”！首先要看你的家庭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等等。因为儒家的仁爱观念，并不像宗教那样无条件的、宗教化的仁爱观念，比如佛教，面对世间万物、任何人、任何现象都平等看待，父母妻子和外面的乞讨者、亲人和仇人等等都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来看，但是儒家并不完全等同于宗教，它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大，它的重心在家庭，如“三纲”，在朝堂上就是“父子、夫妇、君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父子、夫妇、邻里”，这一切的中心点就是家庭。现在经常讲继承权，不也有次第的问题吗？第一继承权在亲情最深的人身上，第二继承权在亲情相对较深的人身上，依此类推，随着继承权次第的变化，亲情也就越来越相对淡薄一些，如果到了最外围，可能亲情也就很模糊了，这也是人的现实！要让每个人都像释迦牟尼佛、耶稣那样普渡众生，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众生，那不可能。一来是没有那样的本事，二来人的本性也非常不容易做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最基本的我们却可以做到，孝敬好自己的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处理好夫妇之间的关系，如果还有余力，就可以去支援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样都还有余力，那看到媒体报道某某地方出了大灾，某某小孩因家境贫困上不起学，或又是某某囊中羞涩看不起病等等，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给予一定的援助，这可不是让你倾家荡产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不少，那是帮不过来的，也没办法帮，这一切的前提是在自己有余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总之儒家的仁爱更多的是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实践，而宗教性的仁爱则相对更多的是由专业宗教人员即出家人去实践，而且他们身上的责任以及神圣的使命也要求如此去做，但我们都是俗家人，凡夫一个，首先就应该把自己的家务事料理好，不能自己家里面都是麻烦不断，还跑去别人那里调解矛盾，那肯定缺乏说服力，而且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夫子的学问现实性很强，实践性也很强，每一个凡夫俗子都可以做得到。

　　“义者，宜也”。《中庸》第一章就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节就是宜。义者，宜也，就是要合乎时宜，要恰到好处。见义勇为好不好？肯定好，但是也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做，否则说不定问题没解决，反而帮了不少倒忙、添了不少乱子，甚至还有可能被别人误认为神经有问题。义，还不仅仅只是合乎时宜，该自己做的事情要做，该自己尽的责任要尽。所以我经常对别人说，义是一种责任感，如果没有这样的责任感，一来是没有义了，二来根本就不配谈这个“义”字，同样没有爱心也不足以谈“仁”。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你承担了多少？自己家庭、自己单位上的责任又承担了多少？对社会的责任又承担了多少？孔夫子认为对于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家庭责任是第一位的，把自己的家料理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料理好，至于对社会的责任就放在第二位；但是对于为官者，对于身处朝堂之上的人，即为君为臣者来说，社会责任则是第一位的，他们应该对整个社会负责，否则他们干嘛当政，家庭责任相对就要摆在第二位了。这里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并弄清楚儒家学说中所蕴含的主次问题，当然如果到了民族、社会、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候，到了需要大众为了民族大义而放弃小我的时候，还是要将社会责任提到第一位，将家庭责任退而求其次。

　　不管是仁也，还是义也，都是“尊贤为大”。没有贤，哪里还找得到仁和义呢？谁来为仁义做表率？谁来倡导仁义？这就需要贤能之士来担当起这样的责任，来担当起这样的社会责任，因此就必需“尊贤为大”，就像前面所说的“为政在人”一样。总之，要把尊贤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政府就应该多多提拔一些有贤明的优秀人才，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真正的精英，将他们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亲亲之杀”。杀，这里有衰减之意。亲亲，也就是亲情，它有一级一级的亲疏之分。我们有三姑六婆、五亲六戚，但其中对自己而言肯定是有亲有疏，父亲的兄弟姐妹是伯叔姑妈，母亲这边的就是舅舅姨妈，父亲的父母称之为爷爷奶奶，母亲这边的称之为外公外婆，本家称为亲，外家称为戚，总之由内向外，都有所区分，在亲疏上随着向外扩展而逐渐衰减。正是有了这种亲疏差别，也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娘戚舅大，如果来了，肯定要将其请到上位就坐，如果是远房的亲戚来了，一是会不会上门都说不清楚，二是即使是来了，也不一定会请到上位就坐了。最近有个朋友因为搬新房，于是家里面三天两头都有亲友团来家里坐坐，有些很亲，有些要相对淡一些，但我们这位朋友都是一视同仁，本来大家之间相互走走也是好事情，可是在一段时间内太频繁了，而且都按同样的级别对待，也就有些疲惫不堪了。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孔夫子所说的“亲亲之杀”，至亲之人，当然应该好好相待，如果是太远的，那就保持该有的礼节就可以了。大家可能都知道阿凡提，关于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阿凡提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来到他家，他很高兴，杀了一只兔子来招待这位朋友，不停地招呼朋友吃肉。过了一会，来了个人，他朋友介绍说这个人是他的朋友，阿凡提想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自己的朋友，还是比较高兴，于是招呼刚来的这位多喝汤。然而后面接二连三的来人，介绍起来都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于是阿凡提也就不停地招呼说喝汤的汤的汤的汤的汤……这其实与孔夫子所说“亲亲之杀”这个道理非常符合。

　　我们该如何料理自己周围的人事关系？这几天在整理东西时，找到了手上唯一一盘我的老师本光法师讲课的录音资料，约了几位朋友一起听了听，其中就讲在社会生活之中，应该要懂得世间法，现在不少学佛之人学得有些过于迂腐了，有些学孔夫子的也有不少成了迂夫子，不懂什么是世间法，不懂什么是社会之相，不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相处，不懂人与人之间麻烦多多，以致于闷着脑壳干了不少傻事情，实际上只要我们明白了亲亲之杀、贵贱亲疏这些道理，那在料理很多事情时都可以迎刃而解，根本就不需要花费好大的精力，正所谓纲举目张，可以说亲亲之杀、贵贱亲疏等等这些道理就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大纲。

　　“尊贤之等”，贤人之间的水平也不都是一样的，其中也有大贤、中贤、小贤之分，有非常能干的人，也有一等能干的人、二等能干的人、三等能干的人……，依次类推，对此也要有所区分，就像部队里面，有元帅、大将、中将、少将、大校……等等划分，这种划分并不是要人为的制造不平等，而是人本来就不平等，每个人天生上就有差别，之后的际遇上相互之间也有差别，这种个体上种种的差异必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哪怕是在彼此都是贤人的队伍中也同样存在这种差异性，因此也就应该在等级上有所区分，也就有相应的对待方式，如同下象棋一样，将仕像马車炮兵，各有各的用场，如果摆错了，那就要出问题的，如果是使用人，那就是识人不善，用人不当。

　　“礼所生也”。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亲亲之间由亲到疏、每个人由贤到愚、地位上由贵到贱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关系，才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礼数。我们怎样使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之中使用得合理，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恰到好处，那么就应该认真学习和理解古代圣贤所留下来的这些宝贵思想，尤其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应该要学习儒家的这一套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当然儒家这套礼毕竟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到了宋代身为宰相的王安石都曾感叹上古三代之礼在世俗社会之中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寺庙中还有一定的保存，到了如今这个社会，就更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感觉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谈礼了呢？不是，现代自然有现代之礼，我们为人处事上，以前那些着相之礼肯定是不需要的了，如长袍、蛾冠等等外观上的礼数等等都已经消失了，但是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等等这一套无相的、德行上的东西还是留传了下来。现在兴起祭黄帝陵、祭孔，但是在仪式上也只能勉强算是中规中矩，那与以前皇家行这些祭奠之礼根本不能相比，但那些毕竟是表面上的，真正的还是应该落实在德行上，而且要与时俱进，采取一种合适的方式在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中生存，在社会中进取。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一个有才干的人，一个贤明的人如果得不到上面领导的重视，不能被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那么社会、民众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前几年经常说什么孔雀东南飞，内地的优秀人才都留不住，都跑到沿海去了，国内名牌大学如清华、北大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都出国留学了，刚开始还信誓旦旦说学完后要回来报效祖国，结果大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这小的说是地区的人才流失，往大的说就是国家的人才流失。美国为什么能在政治、经济、科技、民生等各个方面如此强盛，就是因为它几乎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不仅中国有不少优秀人才跑到美国去了，就是印度这几年也是在大喊自己国家的人才有不少去了美国，而且其它如英国、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人才流失问题，为什么美国就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留不住？怎样才能使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能够各就各位、各尽其用，这也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孔夫子这句话很到位，虽是寥寥数字，但细细品味起来，意味及其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