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中庸》说要第五讲

　　冯学成：《中庸》说要第五讲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这其中的道理很通，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会运用这些话，如千里之行必始于足下；做事情要从我做起，要从小事做起，要从现在做起；万丈高楼平地起；离开了这些，哪里还谈得上要成大事成大人呢？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当下、现在这么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永远是最近的，走远路必须一步一步地走，而且要从最近的这一步开始，第一部一直到最后一步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没有第一步，哪里还会有后面的呢？要登高，既然是高处，那么现在你肯定就要处于低处，不能说我要登高，要登峨嵋山，而此时你所处的地方比峨嵋山还高，那能行吗？那还叫登高吗？既然要登峨嵋山，必然就要从峨嵋山脚下一步一步登上山顶，这才叫登高。人的知识，人的道德也是如此，都是建立在最低、最日常、最平庸之处，这也是对中庸的庸字很贴切、很生动的比喻，而且非常实在。

　　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喜欢好高骛远、谈玄弄虚，好高骛远未必不对，谈玄弄虚也未必就错，但是一定要明白不管是高远还是玄虚，都离不开平庸！都在平庸之中！《菜根谭》就有云：“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都只是平常而已。“文章写到极处，只是恰好；”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标点符号也不会多一个或少一个。楚国文人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曾如此描写美女：“夫，女子之貌，着粉则太白，抹朱则太赤；女子之身，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无法再对其进行添加或减少。总之一切都要恰到好处，要使自己回归于平常，回归于平淡，回归于自然。下面孔子举了一些例子，也都是取自于日常生活之中。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这句从《诗经》节选出来的话就在在讲齐家，借用如此美好的语言，把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氛围勾画出来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现在凡是碰上亲友结婚收到大红请帖，再送红包时大都会在上面写上“百年好合”这么几个字。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就如同在弹奏琴瑟一样，夫唱妇和，只要彼此同心协力，夫妻之间的乐章就会弹得很美妙。“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彼此都要友爱、团结、和睦，而且要沉浸在这种和乐里面，并享受这种和乐。如果父母、夫妇、兄弟、姐妹、父子等都能处于和乐的状态之中，都沉浸在这样一种氛围里面，那么这个家庭肯定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什么才是幸福？我们大家都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付出的是辛苦、汗水。什么是天伦之乐？没有经历过、或者曾经拥有但失去了天伦之乐的人，才会倍加渴望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天伦之乐，如果时时都泡在天伦之乐里面，可能反而还看得淡了，觉得天伦之乐也没什么，有些人就开始有些熟视无睹，一旦失去，又开始后悔莫及。所以下面又说“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要把这种家庭的和谐、家庭的愉悦、天伦之乐稳定下来，并传承下来，要把这种福音弥散开来，不仅自己享受，也要让整个大家庭都能享受到这种和谐所带来的快乐，让大家都能沉浸在这种愉悦之中，这就是幸福，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儒家非常讲究孝道，并认为是天下第一大事。如果前面所说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都能实现，那么老一辈看在眼里，就会感觉很舒服。

　　刚才这一切都是中庸，而且是齐家的最好典范，只有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人才会有真正健康的心理，才能充满喜气祥和，再将这种喜气祥和带到社会之中，带到工作之中，不管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是一片喜气祥和。如果一个人家里面天天都在扯筋打架，那个心情能好得起来吗？肯定是别扭的，阴暗的，带着这种心情到社会上，工作中，恐怕满脑子都被家里种种烦心事填得满满的，转都转不起来了，那还能将事情处理得好吗？那其它种种麻烦还能不闻风而动吗？

　　儒家之道，基本上都蕴藏在四书五经里面，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另外还有一部《乐》经，因种种原因已经失传了。对于《诗》、《书》、《易》、《春秋》这四经，大家可能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礼》，恍兮惚兮，自以为比较熟悉，然而真正儒家所说的礼，特别是周礼，往往大家并不太清楚。下面这几章就集中对什么是“礼”、它的本质是什么等等进行了一番介绍和阐述。

　　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孔子这里主要是谈到了关于祭祀方面的问题。祭祀，在中国古代社会被尊为礼之大、礼之首、礼之端。近一段时间，海内外华人共同组织并参与了几次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如祭黄帝陵、祭炎帝陵、祭孔等，似乎勾起了我们遥远的回忆，实际上在民国以前，像这些大典，特别是祭天地、祭祖先等在重视程度上、在礼节细节上都不亚于古代皇帝的登基大典，其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古代皇帝的大婚。

　　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以儒家为主的社会，而儒家思想对鬼神总的来说是比较淡漠的，既不像欧洲将上帝、真主，也不像印度将造物的神主、四梵天等，也不像佛教中对释迦牟尼佛等那样绝对的、将其人格化的做为一种神明的存在。在中国古代，首先供奉的是天地，对自然及其力量的崇拜和敬畏，然后是鬼神，而这个鬼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祖宗，也就是说对祖先、对祖宗的崇拜。祖宗崇拜，在民族性、在民族文化历史上是有感召力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同感，那么这个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就不足，反之如果有强有力的这么一种亲情、亲族、民族文化历史上的认同感，那么这个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也就强盛，那就打不散、弄不垮、拖不烂，当然中国在这个方面在世界上也是别出一格、独树一帜的，而其他如古希腊、古巴比伦，甚至包括古印度、古罗马等等历史上的诸多文化，为什么他们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会血脉断绝？民族虽然有其变迁性的存在，但由于种道统、法统的中断才使得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而没有被沿续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繁衍下来，虽然经历了上世纪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种种大灾大难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特别是海外华人更能深深地感受到这点，就是因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非常强盛，就是因为大家对炎黄子孙、对孔夫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心力非常绵韧。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仅仅依靠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珠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不只我们中国人是黄种人，世界上和我们一样的黄种人还有不少，如东南亚地区、日本、朝鲜半岛等等。

　　因此从先周开始，当然也包括周之前的夏商两代，就如文中后面所说的舜都存在“鬼神之为德”的现象。对于“鬼神之为德”，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鬼神有什么德。什么是鬼？这就涉及到古代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在古代中国，生命现象先是两世说，即“生而为人，死而为鬼”，到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有了三世说，即“ 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循环不已。在欧洲，基督学说认为人的生命只有到了临终之时来接受上帝的审判，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也算是两世的一种说法。

　　在古代中国，对于鬼神的认识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像农村中常说的什么人死了就变成鬼了，也不完全像佛教所说的六道轮回，中国的鬼神有着严格意义上的界定。鬼，就是鬼，每个人死了以后都要变成鬼，这种生命现象结束了以后就进入另外一种生命现象。神，并不是说另外还有什么神的存在，借用孟夫子的话来说“聪明正直之谓神”，神其实是我们人的那种精神、那种光明，人死了以后变成鬼，鬼也有这种光明的存在，但这种光明只有圣贤才能保持，如果不是圣贤就不能保持。这种精神实际上又和天地造化融为一体，和道融为一体。《易经》有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如果要说鬼有德，首先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即“聪、明、正、直”。我经常说，聪是耳朵的功能，明是眼睛的功能，正是心，直是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如果自己能保持“聪、明、正、直”而不失，那么就是神！那么就生而为人，死而就为神！另外只有“聪、明、正、直”，才能体察阴阳不测的这么一种天地造化。

　　没有这样的功夫，“德”就无从谈起。道不私于人，如果有私心，有私意，有私志，那就无法体会什么是道。德也不私于人，有私心，有私意，有私智，也就谈不上德。所以必须要无私无己，乃可言道言德。因此这里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它是与造化、道德同体，同功，只有在这样的角度上才能谈鬼神之德。否则随便哪家打丧火，有鬼出来了，那这鬼有没有德呢？另外从对自己祖先的崇拜，对家族的兴盛引起一种崇高的心理，在以前，家族荣誉感是非常重的，谁做了有辱家门的事情，那可是要家法处置，并且有生杀的大权，比如家中出了忤逆不孝之子，不必报官，家法就可以处死，古时的家法、门规还是很严格的，对家族的荣誉看得很高，不能有辱先人，不能愧对列祖列宗。

　　这里的德并非我们日常所说的那种低层次的德，既然是“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而且又是通过孔夫子赞叹出来的，于是下面就谈到了德的作用和力量：“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通过这几句话，我们再联系《道德经》中说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提出“夷、希、微”，可以说是和孔子一个鼻孔出气，老子这里说的是道，孔子这里虽是以“鬼神之德”引之而来，但实际上同样还是在说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和道是相通的，道家有很多精华的思想，在儒家也同样具有，儒家和道家之间并不是是壁垒森严、互不相干，在圣贤的学问之中，在他们的高处往往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鬼神的确是如此。娃儿家的时候，有些胆子大，听说哪闹鬼就兴奋地要去看个热闹，而有些胆子小，立马躲得远远的。以前有个比我年长的朋友，说自己家里面闹鬼，喊我去看一下，我倒是很想看看鬼长什么样，可惜没有看到，最后那个朋友干脆换了个地方住。究竟有没有鬼神且不多说，西方科技如此发达，在这方面也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然而搞了这么久仍然似是而非，既说不清也道不明，比较和我们还是隔了一层，又是非物质形态，就是有我们也不可得而闻。实际上孔子在这里是将鬼神之德与道相结合而言的，对此不可不弄清楚。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大道的运行怎么可能仅仅只是凭借我们自身的主观的这么一种粗糙的感觉就可以见闻到呢？但是“体物而不可遗”，大道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就如《易经》所说的“曲成万物而不遗”那样，天地万物无不因道而成，无不体阴阳而成，正是因为道的这种神圣的、不可捉摸的、超人的、超然的、超验的作用，才使我们感到一种敬畏，不像现在西方科学技术所宣扬的什么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与天斗、与地斗那样，古人在天地面前、在大自然面前是很恭敬的，对鬼神也是恭敬的，对祖先还是恭敬的。

　　正是因为这种超然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敬畏的心情，所以才能“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前段时间汉网在成都地区的朋友邀请我们书院一起到德阳文庙祭孔，还穿上事先准备好的汉服，尽管人数不多，而且对礼仪也不是很熟，但是大家都还是很认真地操练了一番，领略了一下什么才是祭祀，当然这不是祭祀先祖、也不是祭祀鬼神，而是祭祀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本人虽然读孔夫子的书已有数十年，还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参拜过，所以那天怀着非常虔诚的心前去祭祀，感觉还不错，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适当地再组织一些，唤起和提高大家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

　　祭祀可不是小朋友过家家那么随便，那是非常庄重的事情，《易经?系辞》有云“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这个斋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衣食住行上，都是有规矩的。在以前，要焚香、沐浴、更衣，独处一般要七天，这样才有资格进入庙堂参加祭祀活动，绝不可能嘻嘻哈哈地、打打闹闹地、随随便便地就入庙堂了。这个庙可不是佛教寺庙，在古代，这个庙称之为宗庙，宗庙是社稷之所在，岂能任意开玩笑，是非常神圣庄严的地方。参加祭祀的服装都有其严格的要求，说实在，以我们现在这样的服装去搞祭祀活动可以说是不伦不类，真要是参加祭祀大典，换上汉服、唐装那倒还似模似样，当然具体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那是专家们的事，本人对此也是个外行，也就不过多置评。总之祭祀要“齐明盛服”，这是对祖先、对神明的一种礼敬，如果服饰不对，就会乱了纲法。

　　古时中国称之为华夏民族，《尚书正义》如此注解“华夏”二字：“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中也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于是后来历史上将五胡乱华、晋室南迁称之为衣冠南渡，这是因为汉民族的礼仪、汉民族的衣冠代表了汉民族的文化。后来满清入关为什么要下 “剃发易服令”，不准汉人穿汉服，其目的就是要在服装上、在形象上彻底击碎汉民族做为中国民族的老大思想，进而才能稳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在早期，这激起了大部份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宁愿“头可断，发不可薙”，而清廷所采取的惟一手段，就是四处疯狂屠杀，这样满清的辫子、衣冠才就此在血泊中被固定了下来。这种衣冠上、发式上的变化，在以前士大夫的眼中可是视为奇耻大辱。随着剃头令的血迹逐渐在历史中、在人们的记忆中消亡，一批批汉族士人参加满清政府的科举考场，然后四处为官，于是汉人对满清的认同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形成了，汉族原有的衣冠文化也就此淡化了，以至于到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孙中山下“剪辫令 ”之后，又有不少遗老遗少们一个二个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当年满清所强加的这根辫子了，认为马褂、辫子才是正统的华夏衣冠。

　　衣冠究竟将如何演变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关键在于我们自身要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自己民族文化要有最崇高的礼敬，要能“齐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管是鬼神，还是祖先，或是大道，这一切是很盛大的，它无处不在，如在其上，如在左右，时时都在关注着我们。前面说过“ 莫见乎微，莫显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使在隐、微之处，仍然也有那么一种东西在观照着我们的一切，大道依然在守候着我们，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也在守着我们，使我们有一种束约的感觉，处在这样一种束约的精神状态下，才能使我们在修养上远离散漫心。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这里又再次引用了《诗经》的原文。对于鬼神，确实是不可思议，要想说出他在什么地方，确实又说不清楚，但他实际上又存在。既然鬼神、祖先、大道无处不在，那我们就应该心存恭敬，岂敢懈怠不敬？这一切在阴暗之处、细微之处存在，在光明之处、显要之处也还是存在，从小到大、从远到近，无处不在，要想把这一切抹杀，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或者从自己的心里排除，这都是不行的。

　　《中庸》的这些语言看上去、读起来，感觉上和我们的距离很遥远。前几天在和朋友聊天时在曾说到，以前在讲《中庸》时，对于像今天这段还有其他类似的语言一般都避而不谈，而在这里，为了讲述上的完整性，所以才讲一讲，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感觉一下。反过来让我们再看看这段章节，认真体会其中的重要性。这一段讲的是“礼”，作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一，是礼的大端，有了这么一种对鬼神、对天地、对祖先、对大道的祭祀，然后才会有君臣、父子、夫妇之礼从中派生出来。

　　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在《中庸》里面，这已是第二次对舜大加赞叹。前面我们已经对舜的情况做了一番介绍，知道舜首先就表现在“孝”，他的瞽父一直虐待他，并数次教唆舜的兄弟一起谋害他的性命，舜都默默忍受了，依然一如既往地守住自己身为人子、身为兄长的本份，以博大的胸怀化解了父亲和兄弟对他的种种不仁行为。在孔子看来，舜这就是大孝，当时的天子帝尧也认为舜的这些行为是大孝，正是因为这样的孝无私无己，才能够“德为圣人”。

　　前面说过舜面对父亲和兄弟对他的种种迫害无怨无怒，他这种孝行深受周围人的感动和赞叹，并远扬四方，所以当尧帝要求四方诸侯推荐贤明有德的人作为后补天子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推荐舜来接尧帝的班。尧帝为了考验他的德行能力，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并把地处山西的沩水交给他治理，看他是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还是励精图治、德操有度、不居骄。结果舜经住了种种考验，带头率领当地的百姓们搞生产、搞建设，经过十多年，将沩水这块地方治理得井井有序，这下更是深受各地诸侯和老百姓的赞叹，所以到了最后，尧帝也认可了这个接班人，禅位于舜。正是因为舜面对整个国家、对整个民族，他的种种作为都是建立在无私的基础之上，都是建立在奉献的基础之上，都是建立在爱民的基础之上，于是才能“德为圣人”，进而才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在所有我们能看到的儒家经典对尧舜功绩的记载中，尧舜不是使自己“富有四海”，而是要让“四海富有”，并不像以后的专制君主们是要富有四海，要将全天下的财富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些专制君主是家天下，以自己的小家来统治天下，而尧舜是以天下为家，而不是以自己的小家来统率天下，他们是要造福于民，而不是将社会财富、百姓的财富做为自己个人的私有财产。对于尧舜的使四海富有和后来专制君主们的富有四海这一点，对此大家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德，有了这样的功，才能谈得上“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尧舜的子孙，严格说来，到了春秋时期都还有，甚至夏禹商汤的后代到了周朝都还被封国。尽管到了夏启时，将天下为家变成了家天下，但是尧舜的后人同样也有自己封地，同样有他们自己的宗庙。所以一直到了孔夫子的时代，都还可以看到尧舜夏禹商汤的宗庙，子孙们还一如既往地供奉祭拜自己的祖先。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有“德”，其意义不仅重大而且影响也是很深远的。有句老话说“留官给子孙未必能做；留财给子孙未必能守；留书给子孙未必能读；只有留德说不定还能保子子孙孙的太平。”最近经常向大家推荐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先生所撰写的《保富法》，估计有些朋友可能也找出来看了看，在这本书里面，由于聂云台先生的身份的特殊性，他亲眼目睹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他的目的在于如何才能真正保住富贵名利，经过观察和总结，发现只有以“ 德”才能够真正保得住这些身外的事物。

　　只要有了“德”，才能“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从尧舜开始，一直到两汉，甚至到了明清，都有这样的规矩，只不过一代不如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化了。西汉时期，没有后来朝代通过科举为国家选拔干部的办法，那国家的干部从何而来呢？他们采取的是“举孝廉”的办法，其实就是看你这个人是否有德，孝不孝顺父母，和兄弟姐妹关系友不友好，邻里关系是否和睦，平常为人处事时是以争为主还是以让为主，面对名利、是非、得失怎么处理，如果处理得好，表现确实不错，那么就会被当地举为孝廉，即孝顺廉洁，由乡推荐到县，再由县推荐到郡，然后推荐到中央，通过一级一级地考核选拔，最后送入太学培养数年，再根据各人的能力分配到全国各地任职。这就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并不像我们现在一切都要通过市场经济这种竞争状态去加以衡量评估，古时整个华夏民族民风纯厚，所以在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时，更加看重的是“德”。

　　有了这样的“德”，才能够和谐四方，才能够安宁四方，所以有了德才能必得起位，才会被国家提拔起来管理一方，每一级管理人员的安置使用都是在“德”上予以监控，如果是个是非人，是个好勇、好斗、好争的人，那就是麻烦。因此历代皇帝或者说掌权者在选择继承人上都会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看那些有资格继承的人他们在“德”上的表现如何。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和曹植争位，曹植太聪明外露，而曹丕就要装得老实忠厚一些，于是曹操就觉得曹丕要更有德一些，于是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更属意于曹丕。清朝嘉庆时，一次嘉庆帝带着十几个阿哥贝勒打猎，大多数阿哥贝勒都满载而归，有打了鹿子、鸟儿，还有打了狼，甚至还打到了熊，然而其中有一个叫旻宁的贝勒却空手而回，嘉庆帝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没打到动物，而且有些动物如梅花鹿就近在咫尺，只需抬手放箭即可中的，为什么会一无所获呢？旻宁说现在正值动物们繁殖的季节，有些怀着孕，有些在孵蛋，或是在哺养幼崽，所以不忍心下手，这就给嘉庆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这位旻宁以皇次子的身份继承了大统，是为道光。

　　因此“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这都是顺着来的，只要有了德，功名利禄等等都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这其中的韵味，那可是妙不可言！而且还能“必得其寿”，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尧舜禹都活了一百多岁，周文王、周武王也都传说活了九十多岁，其中的真假我们无法去肯定，但《史记》上确实是如此记载的。这且不必多说，其实只要是一个有德的人，至少在心理上就会非常健康，他很少会陷入是非矛盾之中，他的心理卫生料理得很好，心宽体胖，心宽的人肯定就能睡得着，正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他就能睡得香、睡得沉、睡得踏实，阴阳自然就能谐和。有德的人肯定就会有大智慧，他对自己的心理、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内外关系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料理起来自然也就能比较到位，这样的人还可不可能会早夭呢？其寿自然就长了。

　　《易经》中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为什么会如此？孔子对此解释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只要你做事上顺天理，下应民情，合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那老天肯定要“助”你的。而且“人之所助者，信也。”别人凭什么要帮助你呢？那是因为你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能够讲信用，不是那种不仁不义不信之人。“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不仅仅在天道上要守住顺，在人道上守住要信，而且还要尚贤，要将有能力的人、有德有才的人聚集起来、提拔起来，这样自己也不累。一个真正会当领导的人肯定不会累，因为只要在自己手上形成一个优秀的团队，那自己基本上就可以当跷脚老板了。我们想一想尧帝为什么能活一百多岁，舜经过考验后代行天子之权就长达二十多年，而这时的尧帝和一个跷脚老板有啥区别，只需看看或偶尔点拨点拨就行了，基本上不用操什么心。舜也是如此，当确定大禹为继承人后，也是让其代行天子之权若干年，和尧帝一样当起了跷脚老板，此时只需修身养性，去修去养就行了。

　　所以大德必得其寿，只要能够善于料理自己就会得寿，就怕你耍小聪明或是犯糊涂，这个也想抓住，那个也想握在手里，结果反而得不偿失。诸葛亮为什么短命，为什么五十多岁就死了。当年诸葛亮率军与司马懿对峙于五丈原，诸葛亮百般挑战，司马懿就是不理，终日高挂免战牌，于是诸葛亮派使臣给司马懿送来女人的首饰服装，想借此羞辱并激怒司马懿，然而司马懿仍不为所动，也不借此了解诸葛亮军中的情况，反而问起诸葛亮寝食及事之烦简，这使臣也是老实，皆一一如实道来，他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意思是说诸葛亮五更天才睡，鸡一叫就起来了，这等于是没睡；罚军棍他要管，奖赏几两银子他也要管，总之事情不分大小都要亲自过问一番；吃得也很少。司马懿听到这些后，便对周围的将领们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意思是说诸葛亮命不久矣。诸葛亮身为丞相，却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再聪明也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运转，结果五十四岁便去世了，很是可惜。因此真正的大德一定会善用人，善保养，那些忙忙碌碌的工作狂，也许物质上能得到一时的满足，但却提前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力，那可是补都补不回来的，现在那些什么三高、糖尿病等大都是因为透支而惹来的麻烦。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上天生育万物，但是上天有着自己的眼力，它会根据万物各自的性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正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时让我们再回味一下《中庸》开篇里的这几句，你有什么样的特长，那么就要将自己这个特长好好地加以发挥，用其长避其短。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长短，本来自己不善于料理的非要强去料理，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现在人常说“隔行休贪利”，孩子不喜欢钢琴，非要强迫他去学，钢琴几万块一架，请个老师一两百块钱一堂课，呵！真是不计血本，我身边就有好些个朋友就是如此，结果小孩一听到说钢琴就浑身都不对劲，觉也睡不好，整个人变得特别烦躁。还有什么学英语、学画画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究竟喜欢什么都还没搞明白，总是凭自己的喜好和认识想当然的将一些东西强加给孩子，结果总是适得其反。就如同给老虎喂青菜，让兔子吃肉，或是让鸟儿潜入水中去游泳，只有根据对象的兴趣构成、性格构成等去开导他，才能得到相应的效果，也就是要“必因其材而笃焉”，也就是要量材施教，根据对象的特长予以重点培养，重点发挥。

　　“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老天爷就是有这样一种作用，对于有才能的人，老天爷就是要另眼相待，就如同银行给企业贷款一样，企业业绩良好，那在办理贷款时肯定在相关手续上就会有所倾斜，有所扶持。但是“倾者覆之”，你不成材，是一个朽木不可雕的人，那么对不起，那就要处处夹磨你，限制你的发展。这和西方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中国人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概念，但却忽视了它的真正作用，清朝光绪末年，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翻译了赫胥黎进化论的代表作《天演论》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通过此书人们才知晓自己所处的宇宙竟然是这个样子，却不知道在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典籍《中庸》中早就谈到了这个道理，只不过被后人们视而不见。真正有才干的人肯定会相对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肯定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而弱者，肯定相对就会很容易被抛弃，这点你说是因为老天爷也好，是历史规律也好，是社会规律也好，都可以。既然认识到这点，那我们就要努力使自己成才。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做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必定是身心愉悦，愉悦的原因就在于他有德，因此他心里平和，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尤其这样的人是奉献型的。我的老师就常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做了好事、帮助了别人以后的那种喜悦才是真乐！那些升了官或是发了财后的所谓喜悦，未必就是真乐！因为只有做了好事、帮助别人，身心才能通泰，道德和良心才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这种满足的感觉远远超过了利益名位上所得到的。有了这种德，它绝对不会一藏了之，绝对不会释放不出来。孟子说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知其迹之谓神”，这个充实是充实的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当仁义礼智信充实于身，那绝对是无法隐藏的，那种浩然之气、那种光辉之美自然而然地就释放了出来，左邻右舍上下的人都看得到。这种释放那就不可能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毕竟观照的半径扩大了，对环境的影响也就增强了，那时不仅仅只有你修炼在其中、享乐在其中，而且还能教化周围的人，改造周围的人，这可是圣人的功劳啊！如果人家都被你改造了，却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不知是因为你的言教身教而使自己发生了变化，周围的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造变化，却还不知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那么就可称之为神了！这里我们借用孟子的这段话将“宪宪令德”表现了出来。

　　“宜民宜人”。“宪宪令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修为，那都将是“嘉乐君子”，当然我们也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成为“嘉乐君子”，这样与人与己都是好事情。“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如果谁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嘉乐君子，那么老天肯定会保佑他，就如《易经》所说的那样，“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既然是个君子，前面也说了“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那么“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就会来的，不需要去操心劳神费力。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其最关键就在于你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德”！有没有这样的德修！有没有这样的德养！有没有这样的德行！平常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人德行如何如何”来评价他人，然而此处的德行就把真正的德行看得太低了，而且也太丑了。春秋《左传》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个“德”其实就是内修，就是对人生价值观念的提升，就是“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的这么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在社会生活之中释放出来，就有利于大众，有利于社会，同时反过来也有利于自己，五十年代不就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是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就是力量上的相互施予。

　　“故大德者必受命！”我们要留心此处的这个“必”，然而谁又是真正的“大德”呢？现在寺庙里面有些有成就的老和尚，被人称之为大德，但那些真正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有建树，对千秋百年有建树，对子子孙孙有建树的人，我们也可以同样称之为大德。两千多年前的李冰，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组织兴建了都江堰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才使川西平原能够沃野千里，才使四川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并且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子孙孙享受到了非常好的福报，所以他可称之为大德。孔子为后人留下了如此完善、如此高尚的思想文化，也应该称之为大德。在历史上，只要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都可称之为大德。

　　大德者必受命，必受天命。在上古，大德者就可以当天子。这里有人会问了，孔子那么大的德，为什么没能当成天子呢？对此又有这么一个说法，尊称孔子为“庶王 ”，即身着百姓衣服的天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精神领袖，而非政治领袖，但是“庶王”也不可小瞧，从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又有几个不去孔庙祭拜呢？祭孔在中国也已经延续了有两千多年，所以也可以说孔子是“故大德者必受命！”

　　第十八章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对于这一章，一般人也不容易看出个什么名堂来。这头一段是孔子在赞叹文王之德，他认为真正无忧无虑的人就是周文王了，有一个好父亲王季，也有一个好儿子周武王，一方面他的父亲王季开创了事业，另一方面他的儿子周武王又能继承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武王继承了曾祖太王、祖父王季、父亲文王三代的积累，最后统一天下，成为天子，富有四海，而且在孔夫子的时代，各诸侯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尊奉周室为天下共主，所以肯定也是“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这里孔子就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周朝开国几代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周朝是八百年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在有天子尊号的这么一种延续性上，没有比周朝更长的了，就是在西方也是很罕见的。

　　这一段我们该如何理解呢？其实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可能大家一下就能明白了。中国解放后这么五十多年，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 ”，其实以前也要讲传统，只不过不叫“革命传统”罢了，而讲的是“道统”、“法统”。什么是“道统”？就是要合乎道！什么是“法统”？就是要合法！如果不合道、不合法，那就传不下去。再换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应该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且这个战略目标还必须要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这样的语言，大家就应该比较熟悉了，当我们以这样的思路再反过来看看刚才《中庸》里面孔子的这段话，就应该大致有个头绪了。

　　文武之道，发端于王季，文王发扬光大，武王则完成了这个事业，以后还有周公等共八百年的天下，这是一以贯之的。周朝的历代君主中，除了周幽王把西周弄垮而被称为无道之外，其他君主很少受到后人的非议，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周之德盛！所以孔子就是到了晚年，都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外通过“礼记”、“仪礼”、“周礼”、“王制”等一系列文章，都可以看到周代教化之盛！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河南去看殷墟，其状还是很惨的，根据遗骸发现殉葬的奴隶有几百甚至上千，从甲骨文来说，可以看出殷商崇奉的是鬼谋，所谓天下有事不问人而问鬼，到了周文王，变鬼谋为人谋，废除了以人殉葬等一系列东西，从此有周代以来，大开了文化、文明之门，可以说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上起到了非凡的作用。翻开《尚书》，《尧典》和《舜典》只有短短的两篇，而且本身是一篇，后分成了两篇，夏代的稍好一点，商代的也不多，纵观《尚书》，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周文，用现在的话来说，周代政治开明，人文鼎盛，总之怎样歌颂都可以，都不会过份，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德”，《尚书》的周文中，有很多篇章都在讲“德”，而这个德的确是从太王开始，到文王集其大成，而武王以之一统天下。

　　人无忧，人岂能无忧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无远忧，必有近虑，人这一生总是处于忧患之中。现在有些人天天打点小麻将吃点串串香，这样就觉得很舒服了，但是长此以往，过个几年也就淡而无味了，今天来到这里来听四书五经的朋友们，估计没什么打麻将的兴趣，可能大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古代圣贤的言教来解决自身工作、生活乃至精神上的一系列问题，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周文王，孔子更是赞叹他“无忧”。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关于羑里，一关就是九年，这么长的日子他是如何打发的呢？演周易，将以前的单八卦两两相重变为八八六十四卦，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易经》，这可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支柱。

　　仔细读这一段文字，就应该可以感觉到这每一句之间前后都是连贯的，但连贯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周族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周朝的始祖名后稷，是帝喾的后裔，曾做过尧，舜的农师，到了商代，也不过是个西戎小邦而已，在商代上千诸侯之中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诸侯。《诗经》就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就是一个很小的部落。后稷的裔孙古公亶父(即周太王)率领族人迁徙至陕西岐山下周原，也不过巴掌大点的地方，人口也不多，不过他努力施行仁政，鼓励并推广农耕，尊老爱幼，逐渐地吸引了四方大量的民众汇集在他的周围，据载第一年还只有三千来户，到了第三年就有一万五千多户了，其规模与当时各诸侯相比就相当大了，到了周文王时期，就基本上统一了整个关东平原，经过这么几代人坚忍不拔地努力，使周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腾飞，整个周朝繁荣富强，在政策上、目标上维护了其连续性、稳定性，如果殷朝失德，那就可以取而代之。

　　这种政策绝不能朝令夕改，好在他们几代人都是相当优秀的人物。如王季，所谓“伯、叔、季”，他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三儿子，周太王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虞仲，三子季历，即王季。如果按照长子继位的传统，应该由长子泰伯继承古公亶父的周国国君的地位，但是泰伯自认为德行能力都不如三弟季历，三让王位，后来干脆和二弟虞仲自动离开了周国，翻开《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就知道吴国的开山祖师就是那位自动离开的泰伯，当年泰伯和虞仲从黄河中下游一口气跑到了太湖，在古时那可是荒蛮之地，文身断发，过着半野蛮人式的生活，不过他们将周的先进文化、典章制度还有农耕等技术在这里推广开来，而且和光同尘、随乡入俗，慢慢的当地的民众就聚集在他们周围，并拥护泰伯为王，是为吴国，后来吴国在未被越国灭掉以前，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可见其还是了不得的。从周人祖先之间的礼让，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德”是很深厚的。而现在人呢？有点好处都巴不得全部弄到自己手里，哪里谈得上让呢？谁要让了，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他脑壳有病。真正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的人，肯定是举贤任能，自己不行就让能者上，甚至他们宁愿舍弃王位，让更有能力的兄弟继承大统，这种心胸，这种德行，这种智慧的确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值得赞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有这种品德的人都赋予浓彩重墨，大加赞扬。

　　“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说起来很简单，但就像前面第十七章所说的“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大德”。因此要看到《中庸》中所说的这些思想对我们现在工作生活精神上的启发性，我们现在的战略目标在什么地方？鸦片战争以后，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磨难，而此时正进入腾飞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怎样明确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的战略目标，而且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要在文化上等各个领域都要确立战略目标。

　　我个人认为，至少在民族文化上，还是应该向我们的尧舜、汤武、周公、孔孟老庄等古代圣贤及其他们的思想方面回归一些，不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忘得一干二净了，通过对这章的研读，应该调动我们重新认识和学习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性，所谓认识学习，并不是要简单地复古或复兴，那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关键还是在于通过正确地认识学习，能够启迪我们的智慧，能够给我们增添能量，能够给我们一个文化的实实在在的支撑，没有这些，那我们民族之魂在什么地方？即使实现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但如果离开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全盘西化，那将什么也不是，而且我们每个人也就不再是什么中国人了，所以我们应该像这一章中所说的“父作之，子述之”那样，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古代先贤的宝贵思想，另一方面还要将这一切在自己的思想中牢牢地树立起来，继承起来，并发扬光大，当然我们并没有说要排斥科学技术，也不排斥西方的优秀文化，该汲取的还是要汲取，该融合的还是要融合，正所谓有容乃大，与时俱进。但不能因为西方的好，西方的先进，就把自己的这一套全盘抹杀，这也不行，这等于从一个极端又掉入另一个极端。所以如何才能将东西方文化更好地调配在一起，还希望大家多用心，但不管怎样，要实现这一切，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基本做起，要熟悉祖先留下的这些文化，如果不熟悉、不了解，那如何谈得上继承，又如何谈得上担当、发挥并创造呢？

　　“宗庙飨之”，估计以后会重新把这个规矩兴起来，如祭黄帝陵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应该作的事情，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神圣的使命，另外祭孔也应该推广，如果孔夫子都忘记了，那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之魂也就不知该如何落脚了，因此我认为祭黄帝陵和祭孔应该作为我们现在的宗庙。以前宗庙主要是指皇帝的，而且历朝历代皇帝都还会派人去看护前朝的宗庙，毕竟这一代的政权还是从前一代接过来的，这也可称之为法统，否则其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最近网上有说不应该将元朝划入中华民族的朝代更迭，应该是外来的，对此有人说不应该这样认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修元史，而且对元朝历代皇陵甚至成吉思汗的陵墓都还加以保护，这就说明朱元璋和明朝政府都认为他们继承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并经过元朝手中传递下来的法统，虽然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才获得的这个法统，但是承认其合法性。因此对于“宗庙飨之”，我们不要只是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祭祀活动，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政治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节。

　　为什么在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下，日本人仍然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韩国人对他们民族的宗庙祭祀活动都要搞得非常隆重？与我们的邻居比一比，别人对自己的祖先大搞特搞祭奠活动，而我们呢？对于靖国神社中被我们称之为战犯的那些人，的确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甚至气愤，但是这些人在某些日本人眼里可能就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其中的争执由来已久，我们这里也没必要过多费神，总之反过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的呢？如果做到了，那自身的底蕴就会更加厚重。现在清明时节还要组织学生缅怀革命先烈，这是好事情，也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历朝历代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贤先圣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组织一些祭奠活动呢？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强有力的祭祀活动，才能真正从思想上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心凝聚起来。通过先圣先贤的品、先圣先贤的德，来检点我们现代每个人的品和德，说老实话，自己还是感到很惭愧。因此不要简单地看这一段，只有通过这种祭祀活动缅怀先贤先圣先烈，才能刺激我们奋发向上，才能刺激我们对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责任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对于这些我们每个炎黄子孙能不能保之。

　　宗庙飨之，宗庙在以前无非主要就是指江山社稷，什么张家皇帝张家庙、李家皇帝李家庙，在现在，我认为一个是黄帝陵另一个就是孔庙，一个是血缘上的宗庙，另一个是精神上的宗庙，对此我们能不能经常去祭奠一番，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因为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能借此感受先圣先贤的伟大，使我们勇于承当先圣先贤的衣钵，勇于继承他们的事业，把华夏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使子孙保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这一段又在前一段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周武王灭掉殷商一统天下之时，传说已经近九十岁的高龄了，后在位三年因病去世，武王之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但是因年幼而不能执掌政事，于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摄理朝政。周公，严格说来他的功德不亚于武王，武王虽然统一了天下，革殷之命，但是革故还没有鼎新，周朝政权真正的建设和稳定都是在周公摄政时期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在武王驾崩，年幼的周成王登基后不久，于是有一些诸侯起兵叛乱，另外周文王之子管叔、蔡叔勾结殷纣王之子武庚也起兵叛周，在周公的努力下，数年内平定了这些叛乱，至此周王朝的统治才真正奠定了下来。

　　但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将文王、武王制定的政策真正地布行于天下，真正地秉承了文王、武王之志。在礼仪上，武王的父亲之前被称为西伯，后来在武王统一天下后才追谥他为文王，但是武王并没有将自己的爷爷、太爷爷加以追谥，这就有些不太合适。大家要知道世袭制度的尊贵性，当年刘邦统一天下时，将自己的父亲刘太公接近宫中来，并对他父亲说“当初您老人家经常骂我是无赖，不如哥哥那么会经营家业，现在我创立的家业与哥哥相比谁的多呢？”吓得刘太公心惊胆战，浑身打抖。一次刘邦看望刘太公，看见他老人家正拿着扫把在那里扫地，一下就楞了，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心想还是要给父亲一个名份，如果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和别的臣子一样向自己执君臣之礼，而自己身为九五之尊向身为臣子的父亲面前执父子之礼，好像都不妥当，只有使父亲尊贵起来，自己才能尊贵起来，不能说自己的父亲是个贱民，而贱民的儿子是皇帝，这肯定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刘邦在大臣叔孙通的建议下，尊刘太公为太上皇，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太上皇。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追王大王、王季”的意思了，就是说周公将自己的太爷爷追谥为太王，也追谥自己的爷爷为王，要知道周朝事业的基础可是由太王、王季这些先祖们打下来的，没有他们的努力，那以后周朝一统天下就不可能了，你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就抛开井冈山、延安的历史不说了，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北京，这都是有着前因后果、一脉传承的，因此要把自己的积累牢牢守住，要牢记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就说所对太王、王季、文王都要以天子之礼来祭奠他们。照理来说只有武王才是真正的天子，而太王、王季、文王以前并没有天子的身份，因此他们不应该享有天子之礼的待遇，但是周公就制定了这样的规矩，并且“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将这一套规矩推行于天下，使周王朝的金字塔社会，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把这种礼推行开来。礼，在周朝被看得很重要，诗、书、礼、易、乐、春秋，缺一不可，为什么礼会这么重？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等等，只要是人与人之间都要讲理，要讲做人的道理，在关系之中要讲做人的规矩，这一切就是礼！但这只是小礼，还非大礼。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族有一个根本的礼，这个根本的礼基本上都表现在祭祀上，如果没有祭祀，那我们就都世俗化了，只有通过祭祀，才能与天地、与道、与鬼神沟通，所以祭祀在古代极为隆重，而且是作为礼的根本。在古时，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去世了不守孝，春秋二时不给自己祖先的陵墓洒扫一下，祭奠一番，这种名声要是被传出去了，那就完了，肯定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这些都是因为周公追谥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礼祀之，并将这种礼仪从上到下推行开来的结果。

　　“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比如一个人的父亲是大夫，他自己的身份是士，如果父亲去世，就应该以大夫的规格安葬他，但是身为儿子的这个人只能按照士的规格祭祀。反过来，如果这个人的身份是大夫，他父亲是士，那么父亲去世就以士的规格安葬，而这个人只能按照大夫的礼节祭祀。这可能有些类似现在什么十级、十三级等对干部级别的划分，总之不能越轨，不能逾矩，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为旁亲服一周年的守丧期，这种制度实行到大夫；为父母服三年的守丧期，这种制度一直推行到天子。曾国藩那么能打仗，但是当其母亲去世时，那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仗是不率领打了，那元帅也不当了，老老实实的回家守孝，可是皇上看到那仗打得一塌糊涂，憋得没办法，只好下了一道圣旨免其守孝，曾国藩这才奉旨率军，如果没有皇上这道圣旨，曾国藩要是敢自己出来，那对不起，天下人的口水都能把他淹死。这种守孝也称之为守丁忧，我自己家里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当年我外公在光绪二十几年的时候中举，本来再过三年就可以考进士，哪晓得到考进士的时候外祖祖去世，我外公就必须在家里守丁忧，就只有等守完了再去考，然而当他老人家守完丁忧后，整个社会就开始废八股兴学堂了，结果他老人家这一辈子就为了这事情耿耿于怀，总觉得自己没有拿到功名，简直就是愧对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