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译经事业的法尊法师

　　献身译经事业的法尊法师\

　　◎梅静轩

　　壹、前 言

　　由太虚大师所推动的佛教现代化运动，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设立于四川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更有助中国、西藏两地的佛教交流；奉命主持汉藏教理院的法尊法师在时代的洪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东初老人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指出：“法尊，不特精通佛学，而于藏文造诣颇深，其于沟通汉藏文化，用力最多，论贡献也最大。”【注一】台湾佛教界泰斗印顺导师在其《平凡的一生》中也说：“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而外，就是法尊法师，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注二】以上两则评语，引发笔者的研究动机，想探索法尊法师对沟通汉藏文化与佛教的贡献及影响。

　　一九八八年，文殊出版社曾编印一套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丛书，其中收有《法尊文集》一册，在该丛书的总序中对法尊法师的评价是“沟通汉藏文化，开创中国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佛学大师。”然而，这种“一代大师”的评价似乎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学术界尚无研究法尊法师的专著出现，笔者只收集到几篇相关的文章，分别为释惠敏着A Brief History of the Ven.Fa-zun: A Modern Chinese Translator of Tibetan Buddhism、王尧着〈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观〉【注三】及释传德着〈法尊法师的生平与贡献〉【注四】。

　　综观以上三篇文章，两位僧侣同样遭遇到资料收集的困难，故其内容多仅就普遍性的资料作一些归纳与整理工作，学者王尧因为地利的优势，文中披露了一段珍贵的史料，因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国内几家佛教期刊也有少数几篇相关的报导，例如一九八六年的〈法尊对沟通汉藏文化的贡献〉【注五】，一九九四年的〈沟通汉藏佛教的释法尊〉【注六】及一九九五年的〈近代汉藏佛教的交流〉【注七】；这三篇共同的特色是对法尊法师的译著予以相当高的评价，其中〈法尊对沟通汉藏文化的贡献〉一文，将法尊法师的所有作品分为汉译藏典、藏译汉典及个人著作三类来介绍，文中并涉及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一些史实，这是另两篇文章所不及的。

　　笔者因旅游之便，于一九九六年七月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以及北京居士林林长胡继欧女士，净慧法师曾在文革后于广济寺照顾法尊法师，而胡氏为胡子笏（当年支助汉藏教理院的大护法）之女，从两位大德之处，得到相当宝贵的口述资料，或许稍微可以补充目前史料贫乏的遗憾。

　　贰、生平简介

　　一、入藏前的背景

　　据法尊法师作于一九七九年的自述显示【注八】，其俗姓温，一九○二年生于河北深县，教育程度并不高，仅读过小学三年，后因家境困难而改当鞋匠学徒，又因长期患病所以并未学成，一九二○年春末，因厌世而逃往五台山，于玉皇庙依瑞普和尚落发出家，法名妙贵，字法尊。

　　该年秋天，大勇法师等人路经玉皇庙，受请讲《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等，引发了法尊法师听经的兴趣，更触动他反省究竟出家人的本分是什么？除了念佛求往生和出离生死之外，出家人还能做什么呢？在这关键的时刻，大勇法师就成了影响法尊法师甚巨的人物；“当听过勇法师讲些过去高僧的故事，我便知道出家人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离生死，就在生死之中，也还有翻译经论、住持正法等很多应当做的事情。”【注九】大勇法师在法尊出家的前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法尊法师的这段叙述可以得知，其日后之所以立定志向翻译经典，实与大勇法师的启发有密切的关系。

　　在五台山听经学习之后，法尊法师随大勇法师到北京礼谒太虚大师，得到口头的承诺，可往武昌佛学院就读；于是在法源寺受具足戒及往南京宝华山研习戒法后，便于一九二二年转往刚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学习；在该佛学院期间，法尊法师自觉“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的认识”。【注一○】

　　一九二三年，大勇法师自日本高野山回国，在杭州、北京、湖北、上海等地传播东密，同时，另有王弘愿、释曼殊、程宅安等人在弘传密教，据陈荣捷指出【注一一】，在一九二○︱三○年代初期，密教广泛盛行于中国。对于这种唯密是尚的风气，法尊法师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很冷静地理解到惟有从教理的深入才能了解其中的奥妙，所以并不盲从于表相上的修密【注一二】，以“老实”修行自居，这种态度可说是为现代密行者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事实上，这股学密风潮并没有持续太久，一方面由于中日关系逐渐恶化【注一三】，另一方面，大勇法师本人因接触西藏喇嘛白普仁，体会到藏密比东密完善【注一四】，发心入藏求法【注一五】；于是在一帮护法的筹画下，便在北京成立藏文学院，先学习基础藏文。法尊法师在得到大勇法师入藏的函召时，雀跃三尺，因为他在武昌听唯识课程时，深羡罗什、玄奘、义净等大德的译经事业，此时，有机会得以实现志业，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

　　法尊法师与同期毕业于武昌佛学院的超一、观空及法舫法师等人，一齐加入藏文学院，后于一九二五年，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虽然有人告诫西藏难行，然而法尊法师早有为法牺牲的决心，其心志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在取道嘉定入藏途中，法尊法师在乌尤寺阅读义净的《南海寄归传》，写下这段令人动容的文字：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典经论，皆是我先觉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和心血身汗，更受过无量的痛苦忧急、悲哀热泪才换来的代价。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些经书上一字一画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泪的混合品，那是我们先觉辈发大悲心和大无畏心，立大誓愿和不顾一切的牺牲所请来和译出来的。【注一六】

　　义净的两句诗“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可说对法尊法师做了极强的心理建设，就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法尊法师发了一大弘愿：“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注一七】这是他日后能咬紧牙根，度过一关又一关艰困考验的最大原因吧！

　　二、艰辛的求法过程

　　在历经了随时会遭土匪袭击的旅途后，一九二五年抵达打箭炉（位四川境内），隔年，法尊法师与朗禅法师继续前往跑马山，依止慈愿大师一年，除了学习藏文文法外，更接触了宗喀巴的《比丘戒释》、《菩萨戒释》及《菩提道次第略论》，法尊法师对这一年的学习十分满意，并对西藏佛法产生了特别不共的信仰，因为这几部书的组织和理论是他前所未见的，他甚至认为“哪怕就死在西康，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注一八】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一年的学习使法尊法师亲尝法味，更坚固了他西行求法的决心。

　　一九二七年，法尊法师原欲与普通商家的骡帮同行入藏，然而突遭意外，由于边事紧张，西藏政府不准汉人进入；只好暂时移往甘孜札迦寺，亲近札迦大师学经，不过实际上讲授的师父是札迦座下的上首弟子。在札迦寺的四年间，又研学《因明入门》、《现观庄严论》、《辨了不了义论》等，对修菩提心的教授及密宗的深义有进一步的体会。此外，法尊法师开始尝试翻译宗喀巴的《缘起赞》并略加注解，又摘译《宗喀巴大师传》及《阿底峡尊者传》，这些作品都曾在《海潮音》发表。【注一九】

　　一九二八年，得见安东大师，解决了许多累积已久的难题，对安东大师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想长期依止。一九二九年，札迦大师与大勇法师相继示寂，对法尊法师而言，犹如痛失父母般的悲恸。一九三一年，到昌都亲近安东格西，受了四十余部的灌顶；是年冬，终于抵达拉萨。尔后在拉萨的三年中，学了几部重要的大论，如《因明总义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现观庄严论金鬘释》、《密宗道次第广论》、《五次第论》及《入中论》等；此外，也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注二○】

　　法尊在康藏的九年留学过程中，努力地吸取西藏论典的精华，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及艰忍的毅力，累积了丰富的资粮，这是他日后能源源不断译出汉地所未见典籍的重要原因。

　　三、主持汉藏教理院

　　（一）回国的情况

　　当今中国的藏学权威学者王尧指出“汉藏教理院是中国藏学史上重要的一页”【注二一】，其设立“正是太虚大师为了实现人间佛教理想的一个具体步骤，是他创办世界佛学苑的组成部分”【注二二】；而该院开办的经过也与当时川军军长刘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注二三】一九三三年，汉藏教理院在满智法师等人的努力下，初步的建设已经完成，可说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注二四】

　　在太虚大师的几次劝召下，法尊法师虽然觉得所学不足，但基于报恩的心理，依依不舍的离开西藏，回国为太虚大师培育僧才的事业尽力。【注二五】法尊法师自西藏归来后，即担任代理院长的职务，主管教学、院务，并负责藏文及西藏佛学的授课，并持续翻译校改《菩萨道次第广论》等书。【注二六】

　　法尊法师从事翻译工作以来，很清楚地体会到要作好翻译，必须同时兼备汉文与藏文佛学的基础，而他自觉学业未成，“若无一位显密圆通、学德兼优的大善知识随时指导，我想翻译事业是不会圆满的”。【注二七】此外，法尊法师在回国前，曾参访一位老格西，开示了这样的一段话【注二八】：

　　你在三大寺就算熬到第一名格西，渐次升到格登犀巴，像我这样的，头上打着一把黄伞，这也是个干枯假名，对于佛教并无多大的益处，你如今先回去把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翻译出来，在你们汉地建立起正法幢来，那才是对佛法和众生做了真实饶益，你若能将绛热仁波切（安东大师）迎接出去、把宗喀巴的显密教法建立起来，那比你考格西，升格登犀巴的功德大得多哩。

　　由上述二事，可以看出法尊法师极力想恭迎安东大师到中国宏法。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凑足了迎师来华的路费后，法尊法师将院务托交苇舫法师，启程再度入藏。

　　（二）再度入藏

　　这一次的行程是取道印度入藏，为避免英国人的阻碍，凡到关驿便隐居秘室，夜行偷遁；可说惊险万分；又逢冰雪连连，长期在雪地中步行的结果，使得法尊法师脚痛万分，已到了举步艰难的地步。此时，法尊法师这样观想着：往昔中被贪、瞋、痴所使，为追求五欲所吃的痛苦必大于这种痛苦的百倍；为了迎师宏法起见，这点苦是值得吃的……我应该在此痛苦上，代替有情受尽一切痛苦，惟愿没有一个有情再受痛苦。【注二九】就这样，靠着意志力、自我鼓舞的作用，勉强支撑到了拉萨。

　　或许是中土众生福薄，就在法尊法师抵达拉萨的五天后，安东大师却在绒波寺圆寂了！得知此消息的法尊法师，顿时“好像有一口热血，直往上冲”，其悲恸的心情可想而知。数日后，与众人转往该寺，法尊法师被推主修大威德护摩法以荼毗，又修供养法数日才返拉萨；途中又在大风雪里露地生活，人困马乏至极。【注三○】

　　虽然迎师计画成为泡影，但法尊法师仍然把握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在拉萨养病期间，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德光论师讲《比丘戒》、《俱舍论》等，又翻译《辨了不了义论》及释，秋后回国，请回《西藏大藏经》及《宗喀巴师徒全集》等【注三一】，所以事实上也并非全无收获。

　　（三）专注院务的领导

　　法尊法师自觉空跑了一趟西藏，耽误一年多时光，十分惭愧。尽管迎师未成，但责任还是要扛；在往后的日子里，法尊法师便安住于汉藏教理院的双柏精舍，每天除了固定对普通及专修两班的学生上课外，也为其他法师讲解戒律和密法，再者，便是不间断的从事翻译工作。【注三二】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时期，是汉藏教理院的极盛阶段，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僧都聚集在该院，如擅长《俱舍论》的法舫法师、长于般若空观的印顺法师等，在家众陈健民、虞愚等都在此授课；更有西藏著名的学者喜饶嘉措、东本格西等到该院讲学，由法尊法师口译。【注三三】在这阶段，该院汇集了许多优秀人才，或许大后方安定的情势本身就具备了吸引人才的要素，但汉藏教理院在法尊法师的领导下，平稳地发展，成为当时最具规模、师资最齐全的佛学院，也是无庸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