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的敦煌情缘

　　段文杰的敦煌情缘

　　□ 　《世纪》 2008年第03期

　　举世瞩目的敦煌莫高窟,自百年前藏经洞被发现,四万余件稀世珍宝便震动了世界。随之而来的,是这批珍物多次被劫掠。所以敦煌的发现史,同时又是文物的流失史,中国的耻辱史。于是,痛心不已的大批有志之士,纷纷奔赴敦煌,打响了一场持久的保卫战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便是这场战役中一位杰出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是国内外公认的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功臣及资深艺术家。

　　带着恩师的嘱托远赴敦煌

　　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7岁时就随在盐务局当小职员的父亲离开家乡,辗转蓬溪、遂宁等地,生活虽不稳定,但具有中学学历的父亲,深知知识的重要,每到一地,都要设法让段文杰上学。段文杰自幼就喜欢美术和音乐,小小年纪就能画一笔人人称赞的人物山水,唱几曲动人心弦的歌曲。当时蓬溪、遂宁一带是抗日救亡活动区,素怀报国之志的段文杰在勤奋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同学写诗文、唱歌曲、演话剧、画宣传画、募捐资金。特别是他画的宣传画,立意新颖,气韵生动,清新自然,柔美鲜活,深得人们的喜爱。不久,年仅21岁的段文杰被聘为美术教师,先后在蓬溪县常乐小学和遂宁县永兴小学执教。

　　1941年,段文杰被迫离开了学校,酷爱艺术的他便报考了国立艺术专科国画系。段文杰学识画艺蒸蒸日上,他笔下的人物山水既有博采众师的画风,又有自己意趣高远的神韵,常令同窗砚兄刮目相看,赞赏推崇。

　　1942年至1944年,王子云和张大千先后在重庆举办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张大千临摹壁画展”。段文杰一连数天徘徊在画厅里,对展出的画作看了又看,读了又读,敦煌艺术的绚丽多彩、博大精深,深深震撼了段文杰,于是,画境和心境融合,产生了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吕凤子、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恩师的支持。陈之佛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已有不少画家和学者到敦煌去,常书鸿、董希文、史岩、李浴、苏莹辉、乌密风、潘絜茲都在那里,你去正是时候。对敦煌艺术深入研究,学以致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林风眠也高兴地说:“我看过几幅敦煌早期壁画的照片,虽然很古老,却很有现代感,以后有机会我也要到敦煌看一看。你立志到敦煌去这是很正确的选择,我在国外多年研究西方绘画,觉得仍然不能把中国的优秀传统丢掉,所以始终做中西方艺术融合的尝试。”潘天寿先生兴奋地铺纸提笔,书写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八个大字,赠予段文杰,以示鼓励。

　　1945年夏天,段文杰从国立艺专毕业,带着恩师的嘱托和重望,激情澎湃地踏上了奔赴敦煌的征途。到兰州后,段文杰正准备奔赴敦煌,碰见了刚从敦煌回来的常书鸿、董希文等人,他们告诉段文杰,国民党教育部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准备到教育部疏通,力争将敦煌艺术研究所继续办下去。看到衣服破旧、疲倦不堪、心急如焚的段文杰,常书鸿非常感动,他叮嘱段文杰在兰州等候,待他回来后一起到敦煌。

　　在等候常书鸿的过程中,为求生计,他四处打工,当过文秘,办过壁报,画过插图,住大通铺,吃饭自己做,用水河边挑。每当夜深人静,段文杰挑灯夜绘,画一些宣传画,这样,既夯实了基础,又磨练了意志,还解决了生计。这一段生活的历练,为段文杰在敦煌施展才干作了坚实的铺垫。

　　一年后,段文杰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办的消息,他和常书鸿一起搭乘一辆破旧的大卡车,经过七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那时,段文杰刚刚29岁,正是人生的最好年华,从此,他在敦煌一干就是60多年,为敦煌贡献了毕生。

　　沉溺于创新之中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大泉沟西岸,介于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它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后经唐、五代、宋、西夏、元不断建造和修建,保留了各代石窟94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多身,是世界上历史最久、内容最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文化艺术宝库。

　　当时的莫高窟树木繁盛,河水清澈,但建筑破败,窟前杂草丛生。由于没有办公和生活用房,段文杰被安排到寺院去住。所谓寺院也不过是用土坯垒起的几院平房而已。粮食和蔬菜也很少,购买都要到县城,来回最少要用两天的时间,还有随时遇到野狼的危险。夜晚没电,看书做画只有靠油灯。然而,敦煌艺术的魅力使段文杰进入了禅境,净化了灵魂,忽略了生活的艰辛。他整天穿行于各个洞窟之中,那绚丽多彩的壁画,精美绝伦的雕塑,价值连城的文物,令他陶醉,使他神迷,给他激情,催他奋进。

　　为了对敦煌壁画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段文杰又风尘仆仆地奔赴安西榆林窟和敦煌东、西千佛洞进行考察观摩。三座石窟距莫高窟较远,当时又没有汽车,窟区也没有住房,段文杰到三个窟区全靠搭乘马车或徒步跋涉,饥啃干粮,渴饮溪水,倦宿洞窟。考察结束时,生龙活虎的段文杰变成了又黑又瘦的“木乃伊”。条件虽艰苦,但收获甚丰。

　　考察观摩,开阔了段文杰审视敦煌的视野;对比分析,升华了段文杰认识敦煌的思维。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喷涌而出,一个将石窟编号、内容调查、石窟测量和壁画临摹结合在一起的想法油然而生。这个想法得到了常书鸿的支持,先后任命段文杰为考古组代组长、美术组组长。从此,一身豪气的段文杰便带领他的同仁们沉溺于一种创新的状态。

　　在石窟内容调查中,段文杰将壁画内容分为七类,即佛像画、故事画、传统神话、经变画、供养人画、装饰画。其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即两魏、隋唐、晚唐至宋。因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神话世界,所以表现手法,面貌风格也各异。两魏壁画以佛、菩萨为主,题材大多是佛祖释加牟尼的一生故事。隋代壁画除佛、菩萨与佛传故事外,已出现以佛经为依据的经变图。唐代壁画大多是极乐世界佛国景象,即“净土变”。晚唐至宋的壁画,天人已完全合一,神(菩萨)的形象小了,人(供养人)的形象大了。这个分类科学、准确、完整,至今还被同仁们认可。

　　莫高窟石窟编号,始于20世纪初,是法国人伯希和为拍摄照片的需要而编的号,共计171号,杂乱无序。30年代甘肃官厅为莫高窟编了一次号,共353号,但标记大多脱落。40年代张大千到莫高窟又编了一次号,共309号,后来史岩、李浴又在张大千的基础上编号,共编437号。经段文杰和他同仁们的查验,这些编号标准不一,差异较大,遗漏较多。段文杰提议根据年代、内容等依序编号,将莫高窟编为492窟,这个编号科学、完整,得到了同仁的公认,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在壁画临摹中,为了保护壁画,忠于原作,突出特点,表现神韵,段文杰创造了“写生法”、“借光法”、“参透法”等新方法。至今,段文杰创造的“三法”,还在敦煌广泛应用,成为后学临摹壁画的必学之法。

　　据不完全统计,段文杰和他的同仁临摹壁画千余幅,仅段文杰临摹的巨幅研究性复原壁画就有百余幅,其中《尸毗王本生》、《各国王子举哀图》等复原临摹巨图,都是公认的精品,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国及北京、上海、西安、新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展出。期间,段文杰还写生创作了上百幅人物山水画,其中水粉山水画《莫高窟下寺》、《九层楼大殿》、《大泉河畔》等,均以造型优美,神情毕肖,笔墨精到,意趣高雅而被人推崇,读他的敦煌摹品,如同读敦煌的历史;读他的山水作品,宛若身临其境;读他的人物作品,能深悟到人生的真谛。

　　汗溉沃壤,春华秋实,蓄之既厚,其发也速。如今,打着段氏印记的敦煌摹画和人物山水,不仅大行神州,且已飘洋过海,远赴世界,有些画作还被各级领导人作为礼品馈赠贵宾。段文杰也荣获中国文联“造型艺术研究成就奖”。

　　实施振兴敦煌大业计划

　　段文杰于1946年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考古组代组长、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1980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1982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浩劫中又被下放到敦煌农村劳动。不论是人生的疾风苦雨,还是春江花月,段文杰都能理智对待,泰然处之,挚爱敦煌的意志不移,爱国爱民之心不灭。特别在他主持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以后,他的鸿鹄之志得以充分展示。

　　早在百年前,敦煌珍物多次被劫掠后,世界各国就出现了敦煌研究热潮。先是日本成立了众多的敦煌学学术团体,进行集团式研究,出版了《敦煌佛教资料》、《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讲座敦煌》等重要著述。继而法国又相继出版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马伯乐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等著作,此外,俄、英、美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中国除台湾潘重规、香港饶宗颐等学者开展一些敦煌研究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大陆著述甚少,所以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个断言多年来一直深深剌痛着段文杰的心,于是,一个振兴敦煌大业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成熟。

　　为了实施振兴计划,身为敦煌学专家、资深画家的段文杰,又成了出色的指挥员,稳健的外交家,热情的活动家,他重点抓了三项工程,即敦煌环境改善工程、敦煌保护研究工程、整合海内外力量工程。

　　敦煌环境改造工程是段文杰首抓的工程。段文杰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了环境监测,开展了工程固沙、生物固沙、化学固沙等先进技术。为了建立最佳保护环境,他将敦煌莫高窟分为洞窟保护、公共活动、旅游接待、工作、生活等五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环境改善措施。为了有效地保护石窟,他扩大了窟区面积,新筑河沿防护堤,将窟前的防风林带向东推移,使窟区的视野更加开阔,窟前的明渠灌溉也改为滴灌或喷灌,这样既可节水也有利于窟前草地的培植。旅游接待区位于大泉河东岸,这是莫高窟的对外宣传窗口。段文杰采取增植防风林带,更新树种等措施,除种植果木之外,也间植一些针叶乔木、灌木及草木花卉。工作区、生活区、活动区均位于大泉河东西岸的中间地带,段文杰带领职工广植四时花卉,巧筑花坛甬道。如今,一进入莫高窟,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花红树绿,门楼高耸,石窟鲜亮,河水碧清,道路洁净,空气清新,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已成为沙漠中一块引人入胜的绿色宝石。与此同时,在中央和甘肃省的支持下,段文杰和班子成员们还带领全体职工,在风景如画的兰州滨河路建立了敦煌研究院兰州院,这座外观酷似敦煌九层楼的建筑,不仅是敦煌研究院在兰州的工作生活基地,来兰贵宾的接待站,还是滨河路上的一颗璀灿的明珠,凡来兰州观光的游客,都会在敦煌研究院门前驻足,或观赏或拍照,敦煌研究院兰州院已成为兰州黄河风情线上的一道亮丽景观。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重在研究”是段文杰推行敦煌保护研究工程的方针和原则。在这项工程的实施中,段文杰首先组织人力完成了莫高窟石窟的分期断代、壁画校勘、内容考证、文物清理、艺术分析、建筑研究、彩塑修复等工作,并以高科技手段研究了壁画酥碱、起甲、变色等机理,修复了病害壁画,加固了危崖,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保护机制。

　　在敦煌研究方面,段文杰组织撰写和编辑各种敦煌著述、画册、普及性小丛书等50余种。其中《敦煌艺术丛书》、《敦煌石窟全集》等著作,都是整合国内外研究力量完成的,是国内外公认的影响极大的巨著。《敦煌艺术丛书》被评为第二届“金钥匙”全国通俗读物畅销书。段文杰不但担任这些著作的主要编审,还亲自撰稿60余篇,近百万字,结集出版了两本文集。日本平凡出版社还将段文杰在日本的多篇讲演稿以《美丽的敦煌》为名编译出版,印度甘地国立艺术中心也将段文杰在印度的讲演稿编译出版了《段文杰眼中的敦煌艺术》,这两书至今还在世界广为传阅,成为敦煌迷的珍藏本。同时,段文杰还组织创办了《敦煌研究》学术刊物,至今已出版100期约2000万字。《敦煌研究》不仅是甘肃省的优秀学术期刊,也是国内外最具学术价值,最有权威的核心期刊。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有力的证明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鉴于段文杰和他的同仁们在敦煌保护和研究中的出色成绩,1998年,敦煌研究院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授予了“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先进单位”称号。当时,获此殊荣的全国只有五个单位,而敦煌研究院则名列榜首。

　　整合海内外力量,是段文杰用力最多的工程。他深知振兴敦煌必须要唤起世界民众的参与,于是他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投入到海外联络工作中去。他先后率团到日本、法国、印度、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开办各种讲座,举办各类展览,洽谈合作项目,成立基金会,团结和吸引了大批敦煌学专家和艺术家,这些文化精英的加盟,使振兴敦煌的计划真正成了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世界行为。

　　段文杰曾率团八到日本,足迹遍及日本的东京、大阪、奈良、福冈、长野、静冈等地。在频繁交往中,段文杰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著名作家井上靖、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首相也多次和段文杰会唔。这些日本政要和文化精英都对敦煌一往情深,在段文杰的多方奔走呼吁下,他们各尽所能,或援赠物资,或捐献资金,纷纷加盟。仅1988年,由平山郁夫发起的财团就为敦煌研究院援赠物资和资金价值近10亿日元。平山郁夫还将个人举办画展所得的2亿日元捐赠敦煌研究院作为研究基金。日本人民对振兴敦煌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一个名叫山口节子的日本老太太,不顾高龄专程来敦煌,亲自向敦煌研究院捐献了1000万日元。札幌市一位女大学生越智佳识,曾立志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留学,不幸遇车祸罹难,她的父母为圆其生前遗愿,将其积攒的200万日元留学费用尽数捐赠敦煌研究院……

　　像这样感人肺腑的事例在日本比比皆是,多不胜举,日本的《圣教新闻》和NHK电视台等众多新闻媒体对此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日本东京大学聘段文杰为名誉教授,创价大学授予段文杰为荣誉博士,东京富士美术馆授予段文杰最高荣誉奖,东洋哲学研究院授予段文杰研究奖。段文杰和他的振兴敦煌计划,已深入日本人心,载入中日友好的史册。

　　法国是世界著名的艺术之国。1983年2月,段文杰率团赴法国,在巴黎自然博物馆举办“敦煌艺术摹品展”。法国文化部和中国驻法大使馆等政界要员,各界名流参观者络绎不绝,观赏者达万余人次,仅与段文杰合影留念的就有千余人。法国《世界报》、《震旦报》等报刊均整版报道了这一盛况,认为这次展览是“墙上的图书馆,古代宗教生活的连环画”,“它代表中国十个世纪的文化和艺术”,“代表了中国艺术家三十年工作的成绩”,“是从沙漠中保全下来的博物馆”,“是毋庸置疑的艺术宝库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

　　1992年3月,段文杰率团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进行了为时40多天的学术研讨,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匹兹保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莱大学、史密斯学院等做了10多场讲演,每次讲演,会场座无虚席,听者如云,掌声不绝,盛况空前,他们深深为段文杰振兴敦煌的计划而感动。美国盖蒂基金会决定,投资50万美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防沙治沙工程。陪同的美国专家发现段文杰患有白内障眼疾,特意请资深专家为段文杰免费作了晶体移植手术,表达了对段文杰的崇敬之情。

　　为了用好这些凝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心血的资金,段文杰明确规定,外援资金全部用于振兴敦煌工程,每一笔开支,都公开帐目,向投资者有一个详细的交待,不得有丝毫苟且和疏忽。

　　在整合海内外力量的过程中,段文杰深深觉得,仅有走出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请进来,即将世界各国敦煌学专家请到敦煌来,共商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大事。于是,段文杰于1987、1990、1993、1994年在敦煌莫高窟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近千名专家学者云集敦煌,宣读了300多篇论文,提出了数百条建议,洽谈了一批合作项目。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还尽其所有,为敦煌研究院捐资赠物。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捐赠了1000万日元作为会议经费,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资1000万港币,用于敦煌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日本平山郁夫和中西善一与敦煌研究院签署了“募集敦煌艺术国际研修中心建设基金”和“中日双方人才培养计划”等协议。

　　早在50年代,段文杰就利用一切机会呼吁敦煌珍物回归,虽得到众多的国际友人支持,但成效甚微。1997年,日本的青山庆示,在段文杰的感召下,将他父亲——日本书法大师青山杉雨用重金购得并珍藏多年的8件敦煌写经捐赠敦煌研究院。

　　敦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兴衰都深深牵动着中国各级领导人的心。建国以来,我国众多的领导人都先后来过敦煌。

　　振兴敦煌的计划,一一得到实施,段文杰在收获计划成果的同时,又获得了许多殊荣,他先后被评为甘肃省优秀专家、全国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获“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品治众人心

　　“品治众人心”是段文杰的人品追求,也是他的人品特色。在段文杰高风亮节的人生历程中,他将工作与处世打成一片,散发出特有的光彩。

　　段文杰在敦煌长期担任领导,不论班子成员如何变动,他都能将一班人团结得很好,使班子成员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发挥特长。段文杰为人质朴谦和,平易近人,宽厚而不失精明,自信却不骄狂,言必行、行必果,他心中蓄满温暖的阳光,在下级特别是年轻人面前,温和善良得近乎敦煌壁画中的菩萨,所以全体职工尤其是年轻人对他特别敬重。

　　段文杰特别重视各种人才的培养,他每年都要挑选可造人才,送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美术学院、语言学院和一些综合大学学习研修或攻读学位。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今,段文杰已送出培训深造的人员达50多人次,其中有3人已获博士学位。学成回来的人员不但成了敦煌研究院的骨干,有些已成为名扬中外的敦煌学家和美术家。

　　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1998年,年事已高的段文杰辞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担任名誉院长和“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摆脱了诸多行政事务的段文杰,并不清闲,前来看望他的政界要员和国内外专家仍然不少,他既要为敦煌的发展建言献策,还要出席重要学术交流活动,还要关心派出留学人员的成长,还要回复各种信件,还要撰写回忆录……这一系列“还要”,让段文杰忙不及履,活得充实,也让段文杰返老还童,活得年轻。

　　(作者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