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王朝的石头记

　　南诏王朝的石头记

　　□ 段兆顺　《西部论丛》 2009年第02期

　　石窟从来都是神祗的天下,无论敦煌莫高窟还是云冈石窟,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的统治者,敢于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形象雕进石窟,与诸神们端坐在一起接受世人的顶礼膜拜,但南诏国的国王们是个例外。在石宝山石窟,崇尚佛教的南诏国国王们,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雕像与神祗排列在一起,标榜着文治武功的同时,也为后人保留着一段没有史书的王国记忆。

　　凝结深山的文明路标

　　“北有敦煌,南有剑川”,透过地名与敦煌莫高窟相提并论的,是云南省剑川县境内的石宝山石窟。石宝山是云岭山系老君山脉的余脉,山中森林茂密,佳木成荫,兰谷幽深,石钟寺、宝相寺、金顶寺、海云居、灵泉庵等古刹名寺点缀其间,自唐以来就是滇西北地区的名山胜景。山既名“石宝”,自然与石头有些关联。山上的石头都是石质松软、渗水力极强的红砂石,雨天时这些石头吸足了水分,天晴时经过太阳的暴晒后,晚上石头内热外凉,于是内部的水汽便蒸腾而出,使得表面石层不堪其苦,只好绽开道道裂纹以泻其气。历经千年万载的天造地化后,这些石头的表面便纹理交织,形成了如狮、如象、如龟,又仿若花朵般绽放的遍山奇石,“石宝山”因此而得名。这些表面龟裂的红色砂石其实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但“石宝山的石头会开花”,与其他地方的丹霞地貌又有所不同。

　　当然山上最珍贵的“宝”,还是被金庸先生誉为“南天瑰宝”的石窟艺术。石窟位于石钟山,系石宝山之南峰,因紫红的丹岩形如石钟倒扣而得名。山上有座名叫石钟寺的古老寺庙,云南最早的石窟便藏匿在石钟寺四周的松林奇石中。

　　与莫高窟、云冈、龙门等石窟相比,至少在规模和造像的数量上,这里的石窟并没有可比之处。整个石窟分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片区,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6窟200多躯造像,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其在中国石窟艺术领域所占据的地位。因为石宝山石窟与其他散落在我国大江南北的其他石窟一起,构筑出了佛教传播的路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本是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石窟,具有现实主义的工匠们在造神的同时,也将南诏国的那些国王和臣子们一一雕凿了进去,甚至还在本应是神祗的位置上,胆大妄为地雕了一个偌大的女性生殖器。于是,一座本是神圣的石窟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一段没有史书的王国历史被工匠们凝固在石头里,已经被边缘化的白族阿吒力佛教还在这里闪烁光芒,并在千年之后活生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上,一逶迤而过的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令剑川自古便是大理进出滇西北的丽江、迪庆、及至西藏、四川的交通要冲,唐朝时剑川又刚好处于南诏与吐蕃对峙的最前沿。这种地理上的特殊位置,让剑川成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佛教直接从印度传入大理后形成的白族阿吒力教的碰撞点。三种佛教在这里交融、碰撞、沉淀,最终经过众多能工巧匠的双手,全部融进了古道旁的一座大山里,嵌刻进大山里不朽的石头上。

　　至少在唐朝初期,佛教就已沿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直接传入到大理,并很快成为南诏国境内的主流教派。早期传道者自称“阿嵯耶”,传入大理后逐渐与当地的白族文化交会融合,最终在南诏国境内形成了独特的白族阿吒力佛教,后人将其称为“白密”或“滇密”。

　　“阿嵯耶”或“阿吒力”都是梵语“Acarya”的音译,意指有修养、有道德的导帅,白族称之为“阿吒力轰”,直译为汉语就是阿吒力教的意思。阿吒力教派的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流传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佛教,后来因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的打压而走向消亡的边缘。

　　几乎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格局,让佛教在南诏、大理国境内上下普及,深入到文化的若干层面,甚至引导着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在王朝中,王室子弟以及国王本身出家为僧的现象并不鲜见。在如此崇仰佛教的气氛下,造像运动的勃兴就是一种无须任何其他理由的具体的虔诚信仰。于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到来了,在石宝山这样一个融会了各种佛教支派,有着崇信佛教的良好环境,又有着庞大商路带来经济支撑的地方。在与晚唐相对应的南诏王劝丰佑在位的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有据可查的第一尊石雕像在石宝山上敲下了响彻山谷的第一锤。这一声响,直到300年后大理国王段智兴在位的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才在山岭间渐渐沉寂下来。

　　独特瑰丽的石窟艺术

　　与那些声名显赫的石窟相比,石宝山石窟显然要冷清许多,甚至当我到来的时候,空寂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或许石宝山石窟生来就注定是寂寞的,自开凿后就隐藏在滇两北的漫漫群山间,鲜为外界知晓。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即使是在地方史志上也很难看到有关石宝山石窟的记载,更不要说是中原王朝的正史文献以至稗官野史了。只有一批批虔诚的佛教徒、香客、村夫野老来此朝山进香,然后在石壁上留下一些备受专家学者关注的“涂鸦之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石宝山石窟才开始进入到更多人的视界。

　　我有意放慢脚步,用心细细去品尝,一窟一窟地看过去。柔和的心情,恬淡的意境,虽然经过千百年的风雨,依然清晰地从那些生动传神的雕刻艺术中,一点一滴地穿越千年时空传递给我们,用艺术的魅力安静地弘扬佛法的境界。而那些细节处的花纹斗拱,却又分明处处渗透出当地白族的文化元素。

　　由于深受汉传佛教密宗和藏传佛教密宗的影响,石社山石窟体现出浓郁的佛教密宗艺术的风格,雕工精巧、保存完好的石钟寺第六窟的“八大明王堂”就是其典型代表。这是云南所有石窟中最大的一窟,高3米,长11米,雕有完备的八大明王造像,在全国所有石窟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佛教密宗艺术里的一块瑰宝。

　　有趣的是,在明王堂中还出现了“象首人身像”,它位于大圣北方步掷明王脚下。象首人身像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神仙,在东南亚佛教艺术中颇为流行,这表明南诏、大理国通过南方丝绸这路和茶马古道,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已经十分频繁了。其他窟中还有“梵僧选像”、“波斯国人像”、阴线刻“梵僧像”等,其中人物大都具有深目、高鼻、卷发等特征,一望便知不是中国人氏,为石窟平添了一缕来自异域的神秘风情,呈现给我们一幅文化纵横交融的全景画卷。

　　对我而言,最具风采最为迷人的,当属石钟寺第七窟里的甘露观音,完伞称得卜足“剑川的微笑”:其实“甘露观音”只是学者们比较文雅的称呼,佛典中也没有这种叫法,当地人一般将其更形象直观地称为“挖心观音”,因为她胸前有个方形深孔。据传甘露观音在南诏境内讲经传法、普度众生时,遭到莫名的嘲讽与毁谤,于是她从胸口挖出自己的赤诚之心置于钵中,以示佛法和诚心。

　　面容丰腴,慈祥大方,眼角眉梢透露出淡淡微笑的甘露观音,是 最早应用光学原理的造像之,她的面部实际上是扁平的,并没有突出的鼻梁,但从不同的角度都能欣赏到甘露观音那迷人的美感。而且从艺术风格看,甘露观音造像线条细腻流畅,衣饰飘逸,颇有“衣袋当风”的大庸风韵。尤其是她的微笑,祥和安然、意味深长,故有好事者将其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与什露观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石钟山第五窟中“愁而观音”,满脸的愁眉苦脸,满脸的抑郁神情,反倒让我们这些儿夫俗子禁不住对其生出几分怜悯之情。实际上这尊造像并非观音,而是《维摩诘经变》中的“问疾品”造像。在常见的“问疾品”造像中,维摩洁高床华帐,神情优雅,颌有美髯,侃侃而谈。南诏、大理国的工匠们却在“愁”宁上做足了文章:维摩诘容颜清癯瘦削,面目凄楚,蹙眉俯视人间,似有无限忧愁。这分明是人而不是神,仿佛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白族老者……

　　沙登箐第二窟中的阿嵯耶观音为云南独有,是白族阿吒力教派最为重要的神祗,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在国外有着“云南福星”的美誉。面作男相、下着长裙的阿嵯耶造像,因其外形宽肩细腰,所以谷称“细腰观音”。这尊造像不仅是白族阿吒力教遗存下来的稀有文化遗产,而且还是观音造像从男性向女性转变的见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

　　石窟里的南诏国记忆

　　石宝山石窟的价值不仅在于佛教,更在于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的能工巧匠们,用写实主义的手法为我们记录下了当时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这也是与敦煌、龙门、云冈等著名石窟相比,石宝山石窟的最大价值所在,几乎与唐宋两朝并生并存的南诏、大理国,历史上曾是屹立于我国西南力,的强大的地方王国,但这两个先后承接且文明昌盛的古国却不知是何缘故,都未能如中原王朝般书写下自己的史书,留下来的大多是传说,或者是唐宋史书里的只言片语。数百年的盛衰兴亡,无数人的悲欢离合,竟是寥寥数语就带过了。

　　我对这样的史实感到有些困惑,无论南诏国还是大理国,都不是文化的荒芜之地。早在一千多年前,南诏人就写下了文词典雅、脉络清晰的洋洋洒洒3800余字的德化碑碑文,修筑起蜚声海内外的崇圣寺三塔,雕凿出石宝山石窟这样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南诏王及臣子们的诗甚至还被收录进《全唐诗》,为何就没能给后人留下一部哪怕是文辞拙劣的史书呢?幸好还有石宝山石窟,可以让我们还原那段历史,即便还原出来的只是一些碎片,一些与博大的历史相比微小足道的片段。

　　似乎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的统治者,敢于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形象凿进石窟这方神的居所,与神们端坐在一起接受世人的顶礼膜拜,惟南诏国的国王们是个例外。在石宝山石窟,崇尚佛教的南诏国国王们,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形象搬上高绝缥缈的佛山吊地。这种颇有些离经叛道意味的举止,恐怕也只有这大山中走出的地方王朝,才具备如此的勇气与情怀。

　　我们无法揣测这是来自统治者的旨意,还是工匠们的异想天开,但被凿进石窟的三位极具代表性的财诏国王,以及与之相符的宫廷生活场景,还是通过工匠的手在石宝山上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段碎片,向我们展示当年一个连接中原与南亚次大陆的王国的威猛气势。

　　细奴逻是南诏国的创业始仙,在他耕牧于石宅山时,南诏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王国,或者说是部落。所以在狮子关第九窟“细奴逻及后妃、从者造像”,也即俗称为“细奴逻全家福”中,我们看到饱尝创业艰辛的细奴逻虽是南诏第一代国王,却仍有几分农夫的样子,怀抱着幼了面带笑容的他,没有太多王者应有的威严。由于细奴逻本身所具有的神秘宗教色彩及开国之君的地位,身后被南诏、大理国各民族奉为本主。至今在大理的许多地方,仍可以看到供奉细奴逻的本主庙。

　　最能标榜南诏文治武功的是第五代国王阁罗风,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他曾不得不叛唐,联合吐蕃先后两次在洱海之滨大败前来进攻的唐军,让二十多万大唐将士魂断大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宦战争,后来他在都城太和城内,立下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南诏德化碑”,表达了重新回归大唐怀抱的愿望。南诏的版图,也在他的金戈铁马下不断得到扩充。石钟寺第二窟“阁罗风出巡图”中,阁罗风的面容充满了威严和杀气,红色的砂石仿佛浸透着战士们的鲜血,左右簇拥着披虎皮衣,插牦牛尾的武士战将,见证了这位伟大国王的强大力最和伟业丰功。这是石宝山石窟中人数最多的一窟,宏大的场面、华丽的装饰、威仪的皇家气度,无一不是当时南诏兴盛的写照。

　　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重新归唐后,南诏国进入到崭新的全盛时期,对外经济、文化往来交流频繁。石钟寺第一窟就是“异牟寻泌政罔”,就展示了“颇知书,有才智,善扶众”,倾力使南诏与唐王朝重新修好的第六代南诏下异牟寻。他曾大量遣送南诏子弟到中原学习汉族的技术与文化,使南诏历史进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与阁罗凤相比,石窟里的异牟寻面容安详,而且周围都是文官,丝毫没有萧杀之气,天才般的工匠们,还在他面前的云座上雕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孩童,宛若天使。

　　惊世骇俗的生殖崇拜

　　有时我想,在石宝山在石宝山石窟,我们大可不必怀揣一颗敬畏的心。不错,这里是“妙香佛国”之地,但石窟里的那些雕像,却分明是活生生的世俗人物。南诏王们就是如此。古代的工匠并没有把自己的国王塑造成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祗,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南诏当时洱海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民俗生活。就连那手持净瓶的侍女,紧握铎鞘的侍卫,也是宽嘴扁鼻,神态憨厚,恰似淳朴的白族少年男女。他们是存活于所史的有着鲜活个性的人物,从来就不足让我们顶礼膜拜的神。

　　即便是那些端坐在石窟上的神,工匠们也是在不违背佛教仪轨的前提下,力求基于人的形象来营造自己所婴创造的对象,将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人间形象附加到了众神身上,让这些不食人间炯火的神仙们,也具有强烈的人情世态。我不知道这是否与白族人信仰的阿吒力教有关,但石宝山石窳显然充满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信仰崇拜特色。

　　在外人眼里,最离经叛道,也是最惊世骇俗的,其实还不止是将自己的形象雕进石窟里的国王们。与石钟寺第八窟中的“阿央白”相比,或许国王们的离经叛道只能说是微不足道。当我真正站在阿央白的面前时,心里生出的惊愕、震撼难以言表。

　　是的,石宝…是世俗的,正如深藏其中的石窟那样,作为滇西北的一座名山,从来就没有像其他名山那样威仪过。这里是佛门圣地,但石宝山的爱情会唱歌,历史悠久的石宝山歌会,让这里成为周边白族群众谈情说爱的重要场所。对很多人来说,之所以知晓石宝山,还要拜歌会所赐

　　按当地白族群众的传统说法,只有到石宝山歌会上对歌,以歌为媒找到的知音,才能情投意合、白头偕老。于是每年农历七月末八月初的石宝山歌会期间,来自大理、丽江、兰坪、鹅庆、洱海等地的白族群众,就从叫面八方汇聚到此,亮开嗓子无拘无束地唱曲对歌。方圆十多里的山间小道上,游人如织,如怨如诉的三弦声,悠扬婉转的调子此起彼伏,此呼彼应,夜以继日地飘荡在山间林莽。对歌者男女老少都有,只要上得山来便尽情舒展歌喉。年轻人热情洋溢,对歌寻情,对歌寻偶,用歌声与舞蹈来表达自己对炽热爱情的追求。但歌会并非只是未婚青年的天下,结了婚的人们也会借歌会抒发情怀,表现自己的心智和才能。年长者的对歌内容,则多了几分生活经历:

　　歌会期间,一些青年妇女会神秘地结伴相约,离开歌场来到石窟里的“阿央白”而前顶礼膜拜。“阿央白”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造像?竟然会让当地白族青年妇女视南诏王不在,视等萨不在,却偏偏对其宠爱有加呢?“阿央白”在汉语中的意思是女性生殖器,将其雕凿在本应是神的位置上供人膜拜,的确是够惊世骇俗的了,或许可以用石雕两侧后人手书的对联“广集生化路,大开方便门”作注解。

　　酷似女性外阴的阿央白,在白族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国王,超越了菩萨,超越了佛陀,甚至四周还有众多庄严神圣的佛像在守卫着它,只因阿央白代表着生殖。这是还存活的上古遗风,那些关于生殖的信仰,那些关于生殖的崇拜。已婚的青年妇女们来到这里,虔诚地跪在“阿央白”面前焚香祈祷,然后将香油涂抹在阿央白上,据说这样就可以保佑已婚未孕的妇女早日怀孕,使有孕的妇女顺利分娩。由于前来顶礼膜拜的信者众多,阿央白座前的石板上,竟被信徒们的双膝磨出了浅浅的跪痕。

　　这也是石宝山石窟有别于其他石窟的地方之一,这种区别,源自于石宝山石窟是世俗化的,所以还与周边白族群众的民间信仰、生活习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再看看那些威严的石窟,虽然还以艺术的形态存活,却已与当地人的现实生活扯不上什么关系了。所以石宝山石窟不仅是过去的,更是现在的,它以艺术的形式,更以生活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