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简略概述

　　长安佛教简略概述——弘学

　　长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位于陕西省黄河流域，即今之西安市。然就佛教的概念而言，有小长安、中长安、大长安之说。所谓大、中、小之分，小长安指长安县及终南山脉；中长安指过去之西安府，泛指今天西安市所辖区域；大长安，实际上即现在之陕西省之全部。自汉至唐一千年之间，长安为西汉、西魏、北周、隋、唐等朝代之首都，在其他朝代，则为重要城市。在隋、唐朝代之佛教，系于国家强力庇护之下而兴盛，故长安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极重要之地位；且我国佛教多传自西域，长安乃我国与西域最为接近之区域，具有文化交流之功。

　　我国初期佛教经由西域外来僧与北方民族相继传入，而于交流点之长安发展弘布，传教者亦多通过此地并作逗留。主要有道安之传道与鸠摩罗什时期之翻译，玄奘、不空等翻译大家及其后之译经家，多于此译经。隋、唐两代于南方广泛流传之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密宗、三階教，皆以长安为中心而兴盛。净土宗之善导、禅宗之神秀，亦在此弘法。又以长安为根据地之寺院，有译场大兴善寺、弘福寺、大荐福寺，吉藏之日严寺，道宣、圆测之西明寺，玄奘、窥基之大慈恩寺，杜顺之至相寺，法藏之太原寺，及密宗之青龙寺，三階教之化度寺，其间不乏来访之日本僧人，佛教则随彼等更为远传。此外，其他诸州所建立之官寺，如大云寺、中兴寺、开元寺等亦以长安为中心。惟宋代以后，长安已非政治中心，佛教以普遍流布各地，长安遂渐失佛教之中心。至现代，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佛指舍利重光，以法门寺为中心而建成世界朝拜之中心；同时开展以恢复唐密工程。以大慈恩寺、铜川玉华宫等为中心，掀起了对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高潮。本次首屈长安国际学术讨论，更将促进长安佛教的发展。笔者不才，受金科先生和利安先生之委托，草拟《长安佛教简略概述》一文，功掘非所计也。

　　一、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没有怨色。几年之后，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其后北方大乱，与其师转避于诸方，他在邺都住了十三、四年，在佛图澄死才离开邺都，后在襄阳弘法，在那生活了十五年。道安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了“漆道人，惊四鄰”的美誉。

　　前秦苻坚闻其名，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遗苻丕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个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事以师礼，时年六十七。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道安当劝苻坚招请西域之鸠摩罗什，并着于整理汉译经论，编成《综理众经目录》一书。此目录虽不存于今，然《出三藏记集》系根据其著作而编成者。道安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含暮抄》，昙鞞摩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他将经典解释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等三科，此法沿用至今世。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另于僧团仪式、行规、礼忏等，多所制立，迈开印度佛教僧团制度向中国僧团制度转轨的步伐。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道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例如：“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料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附，亦勤以为意。……《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关于道安的学说，大约可以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为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祥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平常说的“举足下足皆道扬”，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末，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着他。道安手上有肉瘤隆起，世人每称呼于为印手菩萨。

　　二、鸠摩罗什与僧肇

　　经长安高僧道安劝苻坚邀请，鸠摩罗什在长安开创我国空前的译经事业。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意译作童寿。东晋龟兹国（新疆疏勒）人。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父母俱奉佛教出家，素有德行。罗什自幼聪敏，七岁从母从道，游学天竺，遍参名宿，博闻强记，誉满五天竺。后归故国，王奉为师。当时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回到长安，称赞龟兹佛教盛况，盛赞龟兹王新寺的青年比丘鸠摩罗什，才智过人，弘扬大乘佛法。当时道安极力奖励译经比丘，非常重视译经事业，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么高的声誉，就一再请苻坚邀请他来华。前秦苻坚闻其德，遣将吕光率兵迎之。吕光西征既利，遂迎罗什，然于途中闻苻坚败没，遂于河西自立为王，罗什乃羁留凉州十六、七年之久。直至后秦姚兴攻破吕氏，罗什始东至长安，时为东晋隆安五年（401）。姚兴礼为国师，居消遥园（即草堂等），与僧肇、僧严等从事译经工作。

　　逍遥园位于陕西今户县北，在圭峰北麓，又称圭峰寺。据明代赵函《石墨镌华》卷七《游城南记》所载，高观谷之西即为草堂寺，后秦鸠摩罗什在此译经，时称逍遥园。唐代天宝初年，飞锡禅师住此弘法撰述。其后华严五祖圭峰宗密居之，称为草堂寺。寺西有葬鸠摩罗什之舍利塔。鸠摩罗什在逍遥园译经，自后秦弘始五年（403）四月，先后译出《中论》、《百论》、《十二论》、（以上合称“三论”）、《般若》、《法华》、《大智度论》、《阿弥陀佛经》、《维摩经》、《十论律》、等经论，有系统地介绍龙树菩萨中观学派之学说。其译经之总数说法不一，《出三藏集记》称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开元释教录》则谓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自佛教入传，汉译佛经日多，但所译都滞文格义，不与原本相应，罗什通达多种外国语言，所译经论内容卓拔，文体简法晓畅，至后世颇受重视。其时，四方贤俊风从，罗什悉心作育，皆得玄悟。罗什一生致力弘通之法门，当为般若系之大乘经典，与龙树、提婆系之中观部论书之翻译。所译之经典，对我国佛教之发展有巨大之影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道生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之吉藏而集三论宗之大成；再加上《大智度论》，而成四论学派。因此，中观学派认为鸠摩罗什为第六代祖，并确认其为中国三论宗之开祖。此外，罗什所译之《法华经》，肇启天台宗之端绪；《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之根本要典；《阿弥陀佛》及《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之经论；《弥勒成佛经》促成了弥勒信仰之发达；《坐禅三昧经》之译出，促成了“菩萨禅”之流行；《梵网经》一出，中土得传大乘戒法；《十诵律》则提供了研究律学之重要资料。

　　罗什门下有僧肇、道生、道融、僧叡、昙影、僧导等。名僧辈出，蔚成三论、成实两大学派。传罗什的一生，颇具侍奇色彩，居长安十二年而入寂，时为晋义熙九年（或谓义熙五年），世寿七十。据说昆荼后其舌不烂墓中有莲花，从舌根上生出之记载。出据《梁高僧传》载，姚兴为罗什聪明超凡之辈，不欲其无嗣，遂以十女逼令受之。元魏孝文帝曾至洛阳，遣使觅罗什之后嗣，委以官爵。迨至隋世，关中鸠摩氏犹颇有显者，或即罗什之后人。鸠摩罗什寺方丈世空法师对此记载甚为不满，一九九八年第一法门寺唐文化国际研讨会时，佛教组偶尔提及此事，世空法师毅然要求考证罗什是否有与此十女上床，与会者哑然。我笑着对世空法师引用永嘉证道歌中“在欲行禅精进力”一句，并请他去检阅古德对此句中有关鸠摩罗什此事的解释，方使以释世空法师之怀。

　　罗什门下的弟子，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而僧肇（384—414）则是其佼佼者，他是地道的长安人，东晋时期的著名佛学大师。少年帮人守书店，所以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佛教的典籍和《老子》、《庄子》等。他认为，《道德经》中阐述的玄义还不完善，后来看到旧译的《维摩经》，仔细玩味，才知道应归于此，因此发心出家，不久即以“善解方等、兼通三藏”而闻名于世。鸠摩罗什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县）时，他不远千里去拜他为师，是罗什最初的弟子，被称为“法中龙象”。他跟随罗什到长安，和僧睿等协助罗什翻译佛典，所悟更多。罗什译出《大品般若经》后，他著《般若无知论》，罗什大加赞赏，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当时他大约23岁。罗什译出《百论》后，他又作了一篇序文，阐明《百论》的宗旨。他后来他又写了《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著作。佛陀耶舍译出《长阿含经》，他也列席译场，并作序。他在罗什门下十多年，被称为什门“四圣”或“十哲”之一，又被称为“解空第一”。罗什圆寂后，他“追悼永往，翘思弥厉，”更博采众经，著《涅般无名论》。

　　僧肇虽然生于玄学盛行之后，早年又曾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他的学问实际上得自于鸠摩罗什，他的思想以《维摩经》、《般若经》、“三论”为宗，他以缘生无性（实相）立处皆真为中心思想来谈体用动静有无等问题，颇为学术界所赞赏。关于体用问题，当时学者有两种不同的主张：王弼、法太、道安等谈《般若》本无论，都贵无贱有；何秀、郭象、支道林谈《般若轻》（即色义），又崇有贱无，都不免有所偏执。僧肇破斥这些偏执，主张体用如一、非无非有、即静即动之说，对于《般若经》、“三论”的中道思想可以说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在他现有的几种论文中，依《宗本义》从缘生无性谈实相，《不真空论》从立处皆真谈本体，《物不迁论》依即动即静谈体用一如，《般若无知论》谈体用的关系，都是有所发挥而互相联系之作。首先《宗本义》中说：“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等的涵义是一种的。宇宙万有都是由因缘会合而生，未生就无有。又因离散万法就坏灭，可知万法并非真正实有。因此推论，万法虽然表现为有而本性自空，所以称为“性空”，本性自空即是“法性”，法性真实如是即为“实相”，称为“本无”。本无是缘生实相，超一切名言分别，故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其次，《不真空论》中以《放光般若经》所说“诸法假号不真”作依据建立“不真空”义。当时的佛教学者，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各说不一，纷纭难辨。僧肇在这篇论文中归纳作“心无”、“即色”、“本无”三家，并且加以破斥，然后再陈述他自己的不真空义。他认为宇宙万法都属于虚假，依因缘而生，即是不真，也就是空。既然不是真正的生，就不是真正的实有。但万事万物又呈现在眼前，也不能说是无。非有非无，所以称为不真空。但森罗万象虽然不是真实的，却是由真体发起的作用，即用即体，所以说“立处即真也”。《物不迁论》中更从即动即静来论证体用如一的道理。论文首先引用《放光般若经》所说的“法无去来、无动转者”而解释说并非舍动而另求静，而是在静中求动，动中求静，虽静但不离动。由于动静的始末不同，而知道宇宙万法的不迁徙变易。他又说一般人所认为的动，是因为以前的事物已经迁徙而去，并不是静止不动，所以说是动而非静。但是从前的事物就停止不动，所以说是动而非静，但是从前的事物就停止在从前，并没有到现在，所以论中说是静而不是动。如此现在、过去的事物不相住来，“若动而静，似去而留”，“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从而“如来功流万世而常驻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意思就是说法身体，无去无来，所以常恒不变。而绝对的本体不可与相对的动静等现象截然划分，即动即静，也正是在辨明即体即用的道理。最后在《般若无知论》中，依《放光般若经》所说的“般若无所知、无所见”，而说有所知就有所不知，因为圣心无知，所以无所不知，不知之知才叫作一切知，所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虚不失照，照不失虚”；“用即寂，寂即用”；这也是说明体用一如、动静相即，与缘生实相立处皆真的理论一致，从而贯穿了他的的般若、三论空的中道思想。

　　后世的三论宗人非常推崇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说，以他的学说为三论宗的正系。

　　三、唐代诸帝与佛教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在长安建立了唐王朝。唐朝从李渊起，直至其灭亡为止，前后共二十个皇帝，历时二百九十年（618—907）。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用的政策，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是更多的利用佛教。

　　唐高祖李渊亦崇信佛教，然太史令博奕在隋为道士，是唐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佛教的人，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据说，他曾把魏晋以来反佛者的事迹编集成书，题为《高识传》十卷，用以宣传反佛思想。据两《唐书》记载，武德七年（624），前后上疏七次，请除罢佛教，词皆激切。高祖颇惑之，而“诏百官议其事”。“唯太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尚书右仆射萧瑀表示反对，但却说不出多少道理。同时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与傅奕相辅，排斥佛教。高祖以傅奕疏颁示诸僧，问出家于国家何益，时有法琳等，出面答辩。

　　法琳（572—640），俗姓陈，颍川（河南许昌）人。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四载，其自幼出家，博研儒释百家之学，特精《三论》。曾于是 隋仁寿元年（601）入长安习道术，义宁元年（617）改着道服，住于道馆。以其素通老庄，谈吐清奇，故道俗皆佩服而从其游。唐高朝武德元年（618）再归释门。四年住京师济法寺，针对傅奕奏策十一条请罢佛法，乃上书辩其非，以《破邪论》一卷与之辩难，傅奕理屈而无以对，高祖始稍息废佛之事。贞观年中，奉敕住龙用寺，并参任译经之笔授。十三年（639）冬，受道士秦世英之谗而下狱，后敕徙益部僧寺，行至百牢关菩提寺时，因疾而终，享年六十九。法琳在济法寺时之弟子李师政亦撰《内德论》一卷，以《辩惑》、《通命》、《空有》三篇，阐论佛法利于国政，以驳斥傅奕之论说。时绵州（四川绵阳）振响寺僧明概作《对决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将道家与道教加以区别，且认为儒家优于道家，而将儒家、道家列入九流十家之中。明概对道教之批判，偏重于对傅奕所属之天师道，故为研究唐天师道之重要资料。

　　由于傅奕等誉道毁佛，高祖遂兼汰二教，下诏以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酤，非所以为垂教，其僧亏缺者，并令罢道。精勤练行者，并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然未几以秦王为皇太子，付以军国政事，大赦天下，停“沙汰僧道诏”。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627—649在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三年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出现了史书上所说的“贞观之治”，国家出现安定的局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秦王等身份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的时候，曾给少林寺写信，表示要“护持正谛”、“化阐缁林”，“开八正之途，复九寓之迹”。当了皇帝以后，表现出对佛教异常的热心。

　　贞观三年（629），就舍通义宫为尼舍。还诚心发愿，皈依三宝，自称是“皇帝菩萨戒弟子”。由于唐初僧尼减少，不仅下诏新度人出家，而且以前被沙汰还俗和私度的人，都可以再当僧尼。当时，“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为了追荐已故的礼部尚书虞世南，下《斋僧诏》：“宣资冥佛，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斋僧五百，造佛像一躯。”对大臣亦常用经像作为赏赐，如对萧瑀，曾赏赐“绣佛像一躯。并绣瑀形状于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并赐袈裟，以充讲诵之服。”。他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京官、州官人手一册，凭以监督、检查僧尼的“行业”；如果发现其有与“经文不同”之处，就“公私劝勉”，务必使他们都能遵行《佛遗教经》的规定。连买卖佛像，唐太宗也认为是对佛法的不敬和亵渎。他认为“佛、道形象，事极尊严，会巧之家，多有铸造。供养之人，竞来买赎，品藻工巧，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高价”。因此禁止工匠不得自造佛出卖，凡已造成之像不得销售，应分送寺庙，令寺高僧人依其价值付钱，并由州、县监督。

　　唐太宗不仅自己崇信佛教，还鼓励周围的人也信仰佛教，甚至鼓励大臣出家。如刑部尚书张亮信佛虔诚，他就鼓励说：“卿既事佛，何不出家！”萧瑀想出家，他便支持，后来萧瑀不想出家了，他便贬斥萧瑀。贞观三年闰十一月，唐太宗在战地建佛寺，下了一道《为战阵处立寺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处修建寺庙，以超度那些在战争中的敌我双方死者。

　　唐太宗十分崇信玄奘。玄奘西行求法，本属偷渡越禁。玄奘归国，太宗非但未加追问，反更优礼有加，敕令驻锡西京弘福寺，寺内置翻经院，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并亲赐《瑜伽师地论》之序，即今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勒石于碑，不仅成就玄奘大师之译经事业，亦奠定了唐宋以降千百年来佛教弘化之基础。

　　唐高宗李治（650—683在位），是太宗的第九个儿子。这位平庸的皇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大唐内典录》有“今上之嗣位也，信重逾隆，先皇别宫，咸舍为寺，传度法本更甚由来”的记载。当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为了给他的母亲文德皇后（即长孙后）荐福，即下令修建大慈恩寺，并度僧三百人。寺建成后，请玄奘纲维寺任。为了使玄奘译经，还在寺内别造翻经院，据说“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花铺，并加殊丽。”可见十分豪丽。他效法太宗，撰写经《序》，对佛教竭力支持。玄奘译经，他大力支持，并指派大臣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去帮助玄奘进行译经工作，要他们“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还可“量迁三两人”。仪凤四年间（676—679），在某些佛经翻译中，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曾把“世尊”翻译为“圣尊”。高宗知道后，便说：“佛经之言，岂当避讳！”乃敕令改正。此外，他还颁发过《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诏》。关于后一条招令，由于道宣等人联络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扬氏，进行抵制，未能施行。

　　唐中宗李显是高宗的第七子，先后两次为帝，第一次是684年的一月至二月，第二次是705—710年。他出生时难产，高宗、武氏向玄奘许愿，如平安分娩，是男孩就跟玄奘出家。李显出生后，玄奘就给他取法号“佛光王”，并受三皈依，“被袈裟服”。可以说中宗一生下来就“与佛有缘”。他在第二次做皇帝时，亲自参加义净的译经工作，但任笔受。还写有关于佛教敕书和碑铭。据《旧唐书》记载，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贷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中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很不辛的，先是遭受他的母亲武氏的虐待，几经贬责，九死一生。最后又被老婆韦氏和女儿毒死。他的不辛，更促使他向佛教觅求解脱。

　　睿宗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也是两次当皇帝。第一次不到一个月，第二次不到三年（710—712）。他也虔诚信仰佛教，在他第二次当皇帝的时候（景云元年，即710），就度僧、道达三万人。他本人也从法藏受菩萨戒。撰写过经序，如《大宝积经序》。他不但信佛，还崇信道教，他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出家为道姑。

　　武则天（624—705），唐代许州（河南许昌）人，名曌。十四岁被选入宫，为太宗才人，以黠慧获宠。太宗崩，依制削发为尼。高宗即位，召入宫为昭仪，未久立为后。于高宗晚年，专决政事。高宗崩，先后废中宗、睿宗。天授元年（690），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金轮皇帝，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之前的吕后和以后的慈禧，虽也都执掌过政权，但都不曾正式做过皇帝。武则天富于权略、善于用人，执政达四十余年。与比丘昙慈造《大云经》，以为符谶；师事高僧神秀、法藏、义净等，晚年屈已尽礼，又度僧造寺、塑像、写经，历年为之，从不厌倦。晚年恣肆专横，朝政日坏。神龙元年十一月薨，世寿八十二。这里只将她与佛教有关的事略述于后。

　　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载初元年（689）……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武则天收到这部《大云经》之后，立即“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

　　关于《大云经》，据说为薛怀义（？—695）所伪撰，谓则天武后为佛再来，应符命而君临天下。然亦有以为《大云经》，亦称《无想经》。为北凉昙无谶译，凡六卷。内容依大云菩萨之请问，开示通达陀罗尼门、大海三昧、诸佛实悟、如来常住、如来宝藏等修行，凡三十七品。本经之译者亦有争论，有认为是前秦竺佛念所译。敦煌发现有《大云无想经》卷九，其文不载于今六卷经中，而专门说陀罗门。本经之别生经又极多，如《大云密藏菩萨问大海三昧经》一卷、《人弘法经》一卷、《善德婆罗门求舍利经》一卷、《善德婆罗门问提婆达多经》一卷、《大云密藏菩萨请雨经》一卷、《四百三昧名经》一卷。故而本经历来有伪造、重译二说。主张伪造者，其经中谈到了女人做国王的事，武则天把其与自己联系起来，在敦煌残卷《大云经疏》（《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里，就有这样一段疏文：“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经曰：‘女既承正，威服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此明当经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经这么一疏释注解，当今的神皇武氏不正符合经文了吗！于是对撰《疏》的僧人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赐紫”之始。

　　继颁布《大云经》之后，到长寿二年（693），又同印度僧人菩提流志（562—727）译《宝雨经》十卷。经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所。……佛告天曰：‘……天子，以是缘故，我是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武则天看到这段经文，十分喜悦，立即把菩提流志的汉文名字由“法希”改为“觉爱”。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作女人是很难的，要做女能人、女强人那就更难了。要想当女皇帝，必须要有“天意”，有了《大云经》和《宝雨经》的“佛意”，当女皇帝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按照佛经的说法，菩萨应世的转轮圣王分为金、银、铜、铁四等，金轮王乘驾金轮，王四天下；银、铜、铁轮王分驾银、铜、铁轮，依次王三、二、一天下。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一月，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以巩固自己的武周王朝。

　　武则天主持了《八十华严》的翻译。武则天听说晋译六十卷《华严经》不全，于阗又有这部经的梵文全本，乃派人到于阗寻觅。实叉难陀应其请，从于阗携《华严经》入我国。自证圣元年三月，于遍空寺内始译，则天亲临译场，挥毫首题品名，至圣历二年（699）十月功毕。新译之《八十华严》比旧译之《六十华严》文辞流畅，义理更周。其中有三十九品，第一品《世主妙严品》至第三十八品《离世间品》，最后一品《入法界品》，中间的三十六品是讲佛教的各种教义和各级菩萨修行的过程。这部《华严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华严经》才译出，她就立刻御制《序》文，以表尊崇。据《宋高僧传》卷五记载，法藏曾参与《八十华严经》之翻译，圣历二年（699）法藏奉诏为武则天讲《华严经》，讲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六相和合之时，武则天茫然不知其旨，法藏乃指殿前之金狮子为喻，解说法藏构造，遂成《华严全师子章》一书。

　　武则天与僧人交往甚至有机缘，特别是禅僧神秀，深为其所慕仰。长安中（701—704），她把据说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的神秀迎请到京，神秀肩舆上殿，女皇帝亲加跪礼，时时问道。为了表示对神秀的深切敬意，敕令在神秀以前曾经住过的湖北当阳山，修建一所度门寺，以表其德。神秀推荐六祖慧能，于是派人去迎请慧能大师，六祖慧能托病不出，把传法袈裟呈献则天女皇。“则天见传法袈裟来，甚喜悦，于内道场供养。”据《历代法宝纪》载，万岁通天二年（697）七月，武则天将五祖弘忍的另一个弟子智诜召入宫内，传闻女皇在大殿上问智诜，下世能否转男身？智诜不答，在殿前翻跟斗，并将男根露出，卫士及群臣认为不恭，大声呵责。女皇含笑点头，；连忙止群臣呵责，并将慧能呈奉的达摩袈裟转赠给了智诜，由智诜带回了四川。

　　长安四年（704）四月，武则天决定在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陂，铸造一尊特大佛像。因为预计耗费太大，光靠朝廷出钱有困难，她就决定向僧尼们摊派，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出一文，这样很快就积累到了一十七万缗。这件事遭受到内史狄仁杰和监察御史张廷珪的反对，僧侣亦不痛快，但都没有阻止女皇的决心，当年的冬天，大像造成，武则天亲率百僚礼祀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在位）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开创了唐代的“开元之治”，被史学家称为唐朝中兴的皇帝，然而他宠信宦官和藩镇割据，造成“安史之乱”，所以他又是一位致祸的皇帝。

　　玄宗在位时期，三论宗、天台宗、唯识法相宗、禅宗等大乘佛教宗派已经相继建立。开元四年（716），善无畏来到长安，玄宗请他住内道场，并尊之为“教主”；开元八年（720），金刚智也来到长安，玄宗召见，敕住慈恩寺；印度僧不空自幼来华，住慈恩寺，传密法佛教史称之为“开元三大士”。天宝五年（746），玄宗请不空住进鸿胪寺，又把他接进宫里，为自己灌顶。

　　唐肃宗李享（756—761在位）是玄宗的第三子，“安史之乱”玄宗辛蜀，他便登基当了皇帝。在灵武时，因为军用不足，宰相奏请售卖僧度牒，以充军费，名之为“香水钱”。朝廷鬻牒，自此而始，至德二年（757），诏令诸州僧道可以纳钱买官，不愿还俗做官的，可以购置田产、庄园、畜养奴婢。并规定凡能将十分之三的资产输纳“助国”的，其余的十分之七，“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后，亦任回与近亲”。按照佛教规定，这都与《佛遗教经》和戒律是不相符合的。乾元元年（758），肃宗把不空迎请进宫，为他传法灌顶，密宗得到空前的发展。

　　代宗李豫（762—779在位）是以长子继位，用佛教徒王载、王缙、杜鸿渐三人为相，在五台山造金阁寺，为了方便五台山的僧人化缘方便，给数十名僧人开出朝廷所发符牒，让他们分行郡县，聚众讲经。德宗李适（780—804在位）是代宗的长子，主要注重于寺庙的保护。到宪宗的时候，终于发生了迎佛骨与谏迎佛骨的事件。

　　唐宪宗李纯（806—820在位）是顺宗（805-806在位）的长子，在信奉佛教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凤翔（扶风）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以寺中藏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指骨）的“护国真身宝塔”闻名于世。从唐太宗开始，每三十年开塔一次，“开则岁丰、人泰”。功德使把这件事上奏，宪宗决定迎奉“佛指舍利”。元和十三年（818），他派遣太监率领众僧，前往凤翔法门寺奉迎；元和十四年正月，将佛指舍利迎至京师长安。先在宫里供奉三天，然后“历送诸寺”礼敬供养。在这期间，据两《唐书·宪宗纪》等正史记载：“王公、士庶，竞相舍施，惟恐弗及！百姓有破产充施者，有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时为刑部尚书的韩愈，对于宪宗迎佛指舍利，很不以为然，乃上表切切谏，非常生气，即欲处韩愈极刑，经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的请奏，乃从宽处理，贬为潮州刺史。

　　唐穆宗李恒（821—824在位）是宪宗的第三子。长庆元年（821），穆宗亲制《南山律师赞》，对道宣表示颂扬，并表示要稽首归依肇律宗祖。还派遣使者到五台山，斋僧万人。唐敬宗（825—826），是穆宗长子，他在宝历元年（825），敕两街建立方等戒坛，左街安国寺，右街兴福寺。以中护军刘规为两街功德使。二年六月，敬宗亲临兴福寺。听僧人文举文溆的俗讲，是为唐宋俗讲变文之源头。唐文宗李昂（827—840在位）是穆宗次子。太和四年（830），祠部奏请：天下僧尼非正度者，允许申请给牒。于是申请者达七十万人，可见当时私度者人数之多。开成三年（838）三月，华严宗澄观圆寂，文宗为辍朝三日，重臣缟素，文宗撰写《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像赞》，宰相裴休奉敕撰碑，极力颂扬澄观。

　　唐武宗李炎（841—846在位）是穆宗第五子，他是唐代二十个皇帝中唯一的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皇帝。武宗由于幻想长生不老而偏信道教，加之唐以来佛教得至朝廷的大力扶持，有了很大的发展，寺院经济膨胀，已经威胁到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世俗地主阶段利益，因此武宗采取了灭佛措施，佛教史称之为“会昌法难”。

　　这是“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三武之厄。会昌元年（841）九月，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于三殿修金箓道修。十月，武宗辛临三殿，登九仙坛，亲受法箓。二年六月，召衡山道士刘元静入内，任银青光录大夫，崇玄馆学士，与赵归真共居宫中修法箓。三年三月，任命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武宗有废佛之志，敕令两街查录有佛以来兴废之际，有何征应事以进之，令僧、道于麟德殿对论。沙门知玄登论座，陈理道教之根本，极辩贬道，武宗不悦。五年正月，于南郊建望仙楼，召集道教咨禀仙事。时赵归真特蒙殊宠，昵近武宗，谏官数度上疏论之。归真既知涉物论，乃荐罗浮山道士邓元超、刘元静等共图毁释，频进折寺之议，丞相李德裕怂勇之。四月有诏，祠部检括天下之寺院和僧尼。寺凡四万四千六百所，僧共二十六万五千余人。五月下诏，上都、东都各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又天下之州郡各留寺一所，上寺住二十人、中寺住十人、下寺住五人，余者悉令还俗。又毁天下诸寺，其钟、馨、铜像悉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农具，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士庶所有之金、银等像限一月纳官。八月又下诏，以昭废佛之意。六年三月，武宗因病崩，宣宗即位，捕归真、元静、元超等十二人。大中元年（847）三月，复天下之佛寺。

　　唐宣宗李忱（847—858在位）是宪宗第十三子。登位之后，即敕上京两街，除旧留两寺外，更各增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便，不隶主客。规定留下的僧尼不再隶祠部，而隶属于鸿胪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大中五年（851）正月，又下诏，京畿各郡、县、士庶有愿意修建寺院的，不要禁止；并允许他们招度僧尼，以便住持管理。宣宗还特意下敕重建总持寺，并在灵感寺和会善寺设置两所戒坛，僧尼要受戒的，都应给予“公凭”，让他们到戒坛去受戒。故王夫之说：“宣宗忌武宗君、相（相，指李德裕），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缘以复进。”

　　唐懿宗李（859—872在位）是宣宗的长子，在咸通三年（862）四月，敕左街的慈恩、荐福及右街的西明、庄严四所寺院里，各设戒坛一所，连续度人二十一天。他还在宫中筑设戒坛，为宫内的僧尼们授戒，在宫内斋僧，亲自唱经。咸通十二年五月，他幸安国寺，赐僧人重谦、僧彻高达两丈的沉、檀香木讲座各一个，并设万人斋。懿宗于咸通十四年三月，派遣使者和两街僧往法门寺迎佛指舍利，据《资治通鉴》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锈、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题，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效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安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旧唐书·懿宗纪》也说：“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元门达福安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

　　唐僖宗李儇（873—888在位）也是信佛，他和父亲懿宗在惠果大阿阇梨和智慧轮的指导下，以数千件绝代珍宝供养，在法门寺地宫完成了佛教供养的最后结集，即佛指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法门寺地宫以绘画、雕塑结合儒家礼制结坛，供养佛舍利，聚集金、胎两部曼荼罗，以幅射遍照，成为汉地密宗的大千世界。唐王朝先后迎奉佛舍利“结坛塔下”，就是想在这无上法界中护国佑民、弘法利生，使万世太平。然而十分遗憾，黄巢的农民起义大军将僖宗驱赶到了成都；当中国汉地密宗之大法由惠果、一行的日本弟子空海、最澄接承，创立日本东密、台密、发扬光大迄今传承不绝，而中国汉地密宗及其发展到金、胎合曼的阶段时，随着唐王朝的衰亡使法门寺的地宫封闭，这座无比庄严辉湟、重重无尽的大千世界一千余年不被人知，至1987年4月3日，沉睡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唐代地宫才得重见日天。

　　以后的昭宗、衰帝遭遇坎坷，他们对佛教没有什么建树。

　　四、玄奘大师和他的弟子

　　在长安的佛教史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唐代玄奘、窥基创建的法相唯识宗，把印度的瑜珈行学派的全部理论，传播中国，关于法相唯识宗及唯识的义理，可参阅拙著《唯识学概论》这里就只介绍玄奘大师和他的弟子。

　　玄奘大师出家于洛阳，具足于成都，学业成就于印度，而他事业的成就却是在长安。为我国四大译师之一。玄奘法师在印度学业完成，并誉满五天竺，并决定回国。贞观十六年腊月，恰逢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会期，戒日王借此机会欲使全印度的学者一决这一场是非，戒日王敕诸义解之徒，集会曲女城，举行无遮辩论大会。与会有十八国王（一说为十国王）及各国大小乘比丘三千余人，那烂陀寺学僧一千人，婆罗门、耆那教徒及尼乾子学派等外道二千余人，共计七千余人。在这会场上，将玄奘的《破恶见论》悬挂，征求辨难。但据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四记载，玄奘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提的是《真唯识量》（或者此一比量，就出于《破恶见论》之内），全文只有五句二十三字：

　　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

　　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

　　如眼识。

　　这三段论式的《真唯识量》，完全是用理哲学形式写成。戒日王请那烂陀寺明贤论师读示大从，大师另写一分悬在会场门外宣示：“若期间有一字无理，能有人难破者，玄奘愿斩首相谢！”会议经过十八天，竟无一人敢与大师论难。于是，戒日王在大会场中，高举玄奘的袈裟衣角，对众宣布：“那支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说，经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会众亦感佩大师盛德，竟呼大师为“大成学者”，赠大师为“麻哈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小乘学者竟立为“木叉提婆”（意为“解脱天”）。玄奘的声誉，如日中天，轰动五天竺，许多学者、国王礼他为师，大师俨然成了印度宗教哲学的最高权威，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了印度。

　　在玄奘未曾返国之前，于贞观十五年（641），戒日王特派使臣到长安，向唐王朝拜，自是信使往来，不绝于途，前后凡十数次。以一个留学比丘的身分，不用一兵一卒，不花一文钱，竟替国家完成了中印史上最伟大的外交。所以，在唐朝庭上下，玄奘未归前已是声誉四布。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载誉归来，备受长安朝野各界欢迎，万人空巷，夹道欢呼，极一时之盛。那时，唐太宗住在洛阳，玄奘稍作休息，便东下晋谒太宗，陈述西行求法经过，深获唐太宗嘉许礼敬。他奉太宗之命撰述西行之所见闻，这便是后来写成的《大唐西域记》。

　　唐太宗因慕玄奘之才，曾数度要他还俗辅政，常随左右，均为玄奘所婉拒。他从洛阳回到长安，得到太宗的有力护持，支持他在弘福寺召集全国佛教学者，成立译经道场，自任译主，从事伟大艰巨的译经工作。据《续高僧传》说：“奘师于弘福寺创开翻译，召集沙门慧明、灵润等以为证义；沙门行发、玄颐等以为辍辑；沙门智证、辩机为录文；沙门玄摸以证梵语；沙门玄应以定伪学。”从这一个事安排上看可知玄奘翻译是如何认真而审慎了。后来唐高宗李治，为纪念其母，长孙皇后，在长安建造大慈恩寺，特请玄奘大师居住，译场迁移到大慈恩寺去了。玄奘归国以仅三个月的时间，自贞观十九年（645）四月三十日在弘福寺开始译经，直至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绝笔，他在这十九年中，共计译出经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卷帙之多，实为中国译经史上创举。

　　在玄奘之前，中国虽然已经译出不少经典，但大多采用意译法。意译的经典，在文字的表达上固然有其优点。可是，如果用真正的翻译标准来权衡，多多少少是与原著有出入的。玄奘为要改正这一弊端，乃改变古人的传统译法，另用一种新的译法，可与原著相对照，不失原义。他的这一创新改革，不特为中国译经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同时也将中国的译经史划成为二个时代：后世的佛教学者，将玄奘以前的翻译称为旧译，而将玄奘及其以后的翻译称为新译。玄奘在译经期间，一面自立功课，不费寸阴，每晨圈读预译的梵文经典，以作事前准备。白天译经之余，并为大众授课，讲解经论，诠释法义，致力于培埴后进，如窥基、普光、圆测、彦棕、辩机等，都是出自玄奘门下之一时俊杰。另一方面，他从事中印文化的交流工作，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流传印度；并将印度已经失传的佛典，如《大乘起信论》等，再译回印度。而他最伟大的工作，是将世亲论师的《唯识三十论》，将其十大师论著的诠释，撷取精要，以护法论师的注释为主，玄奘结合自己的见解，编著为《成唯识论》一书。由于玄奘之学根于护法，传至戒贤，而弘扬无著、世亲之法统，糅合唯识十大论师之精义以为唯识新学，乃瑜伽行学派所依据之重要论书。大约公元450年前后世亲作《唯识三十论颂》。至557年前后，护法、德慧、安慧、亲胜、欢喜、净月、火辩、胜友、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立义互有不同，于种子论，欢喜（难陀）等立新种说，非十大论师之护月等主本种说，护法则主本新种合生说。又于四分说，火辨与陈那共立三分说，亲胜、德慧等倡二分说，安慧取一分说，欢喜、净月等主二分说。这些论点，以护法、安慧之说最为有力。玄奘原准备将十大论师之著述各译一书，而其弟子窥基建议以护法观点为主，糅译诸师学说，集成此书。

　　《成唯识论》之内容，是说人类存在之根本依处即阿赖耶识，其中所藏之种子，由于缘起而形成现在，同时又造作未来，因而展开宇宙之一切，期以观万法唯心所现，体证诸法之真理。玄奘以此书和《瑜伽师地论》等弘传偷伽行学派之学说，故其门下注释者甚多，以窥基之《述记》、《掌中枢要》、《别抄》，慧沼之《了义灯》、智周之《演秘》为最著名。《成唯识论》成为法相唯识宗的重要典籍，唐代法相唯识宗的成立，主要便是依据此论而建立的。至今这部不朽的著作，唯识学者们仍然奉为宝典。

　　除《成唯识论》外，《大唐西域记》也是一部不朽之著述。《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于十七年间游历印度、西域等一百十余国与传闻中二十八国之见闻录。除有关佛教大小乘诸部传播之实情记载外，举凡地理、风俗、语言、传说、产业、政治等，皆有详细之记载。其中，有关都邑、堂塔等之标示，对于十九世纪以来勃兴之印度、西域等地佛教遗迹之考证，极具指南之价值；亦为考察、研究当时印度、西域之重要史料。该书因取材时出于梵典，所以经录家也将视为是译本一类。实际该书应是玄奘之著述。此书一出，当时的著述家莫不讶为奇制，竟相引用，如道宣的《释迦方志》、道世的《法苑珠林感通篇·圣迹部》、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都是依据此书来写的。

　　玄奘去印度的时候，路上备尝艰辛，六十岁后，身体就时有病痛。等到《般若》译完，自知精力不继，便不再准备翻译，专门做观行功夫。麟德元年（664）二月病逝。大师病逝，唐朝皇帝哀恸伤感，为之罢朝三日。谓左右曰：“朕失国宝”，凡五下御札，褒恤葬事，并令官给。玄奘大师葬日，京邑附近五州县来送葬者百万余人，是夜宿于墓者三万余人。

　　玄奘大师所传唯识，由于对先天物理生理分析精神生命的生成功能，以论证后天作用之变化，极著科学的原理与发现。就结构心理学而言，其贡献于后世心理学之研究者，诚非近代西方学说所能望其项背。在我国，唐代以前只有儒、道二家论心理，或言“良知”实体，或言“精露”功能，未得科学论据。玄奘承印度瑜伽学派之法统，精研唯识学于大成之世，将其精华移入中国，使我国学者始能因唯识学之论典而为对性相有进一步之议识。其影响所及，不但为大乘佛教性相二宗所必学，亦为研究儒、道心性的学者所必知。至宋明理学论心性发生函育者，虽多受中观学派之禅宗影响，然其得自唯识者如邵张、程朱之是质论，显然可见偏重科学论据，是玄奘唯识之一辙。

　　窥基（632—682），是玄奘大师的大弟子，俗姓尉迟，字洪道。又称灵基、乘基、大乘基。唐代长安人。他与玄奘大师共同谛建了法相唯识宗，故被尊为法相唯识宗初祖。因窥基大师居大慈恩寺，故又称为慈恩大师，法相唯识宗亦被称为慈恩宗。

　　窥基系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敬德的侄儿，父亲尉迟宗，也是一名武将，官至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窥基九岁丧父，由伯父抚养长大。自幼聪明过人，气度豪迈，举措疏略，不拘小节，有将门家风。贞观二十二年（648），他年十七岁，玄奘见他眉秀目朗，英气勃勃，心想：“将家之种，的确不凡，倘是有缘，度为弟子，则我的事业就后继有人了。”于是便去找尉迟敬德，劝他让侄儿出家。尉迟敬德将此事奏报太宗，太宗特降恩旨，令窥基舍家从释，亲从玄奘大师披度，初住长宏弘福寺，同年十二月，随师移住新建成的大慈恩寺翻经院。或谓窥基初拒玄奘之命而不欲，行驾三年相随，前年载经论，中车自乘，后车载家妓、女仆、食馔，遂有“三车法师”之称，然此说恐为讹传。

　　窥基出家后最初几年，主要是向玄奘学习五印度语，兼学佛学基本知识。他记忆力强，领会问题快，学习进步快，闻见者无不叹服。玄奘的译场，人才济济，译经时分工细密，玄奘亲自主译，助手分别担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工作。其中笔受一职最为重要，必须由兼通汉梵语文，而又有广博深厚的佛学修养，在翻译过程中能够随宜解决临时遇到的各种问题者担任。窥基二十五岁参与译事，直到二十八岁之前，尚未担任笔受工作，只是充当证义一类职务，负责核查已译出来的文字在文义上是否与原文符合。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窥基大师年二十八岁时，玄奘着手编译《成唯识论》时，此项工作在玄奘创立法相唯识宗的事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瑜伽行学派在我国创宗，其主要依据《解深密经》及《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等一经二论。玄奘原打算分别将十大论师的关于《唯识三十颂》的注释分别译出。安排神昉润文，嘉尚笔受，普光检勘，窥基证义。四人中，除了窥基大师是年轻新进，其余三人都是资深学者，神昉是最早参加玄奘译场的大德之一，素有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崇；普光在玄奘译场担任笔受已经二十五次，嘉尚也三次。玄奘选中年轻的窥基和这三位大德一起作为编译《成唯识论》的助手，已显示出他的窥基的信任和重视。然而窥基参加这一重要译事数日后，却向玄奘提出辞职。玄奘深感惊异，再三盘问原因，才知道窥基对玄奘的计划有意见。他反对分别翻译十家之言，要求将十家之论，择旨糅译为一部。他认为印度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颂》立论互有不同，如果不把他们的观点集中于一起反映于一书之中，中国学者便会觉得无所依禀；而人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亦不可能可一一探究各家殊义。因此最好错综采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权衡论定，作为中国学者的准则。玄奘经过反复考虑，接受了窥基大师的主张，并且说服神昉、普光、嘉尚三师，让他们退出一项译事，让窥基独自做自己的助手，终于编译出了如今见到的《成唯识论》，流传于后世。

　　《成唯识论》编译之后窥基著《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四卷，初叙《成唯识论》之成立、传来、糅编著等因缘；次释本论之及所被之根机；其次解释论文，于《成唯识论述记》之未详尽处世哲学，更详释之，特别是对《唯识三十颂》科段、五种性义、三类境等重要问题，、均解释其论意。但文中处处可见有“如疏”、“如唯识章”之语，因此学术界有人推论此书出于《成唯识论述记》及《大章法苑义林章》之后，然《成唯识论述记》中亦有“如枢要说”、“如别章”等语；故可推知本书与《述记》应于同时而作。《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与《成唯识论演秘》、《成唯识论了义灯》三书并称为“唯识三疏”。

　　经过对《成唯识论》的编译工作，玄奘进一步看到了窥基大师的超凡出众的器识和才能，而予以重用。此后玄奘大师译典有十一部，其中《辩中边论颂》、《二十唯识论》、《异部宗轮论》、《阿毘达磨界身足论》等四部由窥基大师任笔受，窥基除《阿毘达磨界论》外，皆作述记。窥基受到老师特别的器重，他对老师的帮助也特别大。窥基记述玄奘之言语，至为勤勉尽心，一生撰写佛教经典疏注近百部，极力阐发玄奘大师之学说。他的著作特别知名的有四十八部。可以说，法相唯识宗的主要论述，差不多都出窥基大师之手，故后世称他为“百部疏主”或“百部论主”，历来的史学家都肯定窥在在法相唯识宗创宗过程的重要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奘专门为窥基阐说陈那之《因明正理门论》及《瑜伽师地论》等，故使其通达因明之学及五性之宗法，为窥基奠定了唯识学祖师地位的基石，并使因明学在中国扎根，成为其第二故乡。玄奘大师谢世之后，窥基游五台、登太行，随处化徒，为弘扬唯识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及努力。所以，历史学家共认玄奘是中国瑜伽学派的开祖，窥基为法相唯识宗的初祖。玄奘若无窥基，就无以祖张其说。永淳元年（682）十一月十三日，窥基大师病逝于大慈恩寺翻经院，享年五十一岁。附葬于樊川北原玄奘大师莹陇，弟子哀痛，参加葬礼之僧俗信众漫山盈谷。可以说，窥基大基的一生，为佛教事业而献身，是一位学识卓绝、贡献巨大、深受当时及后世敬仰的佛学大师。

　　法相唯识宗二祖慧沼（651—714），亦作惠沼。俗家姓氏不详，淄州淄川（山东临淄）人，故又称淄州大师。少即警慧，十五岁出家，如法修身不违戒律，时人以“沼阇梨”称之。初从玄奘受学，玄奘大师示寂后，西明寺圆测、道证等著《唯识论疏》反驳窥基之说。慧沼乃撰《成唯识轮了义灯》破斥其说，以显法相唯识之实义。《成唯识论了义灯》为“唯识三疏”之一，破斥有关解释《成唯识论》之异说者，并阐明原论正义。书中祖述窥基之说，责难圆测、圆义、普义、慧观等之异义，一一评斥诸家之异说，包括西明云、要集云、有说、有云、有释、有人云、有解、有云未详决等名目。其中，有说指窥基，有释指圆测，有人云指普光，有解指慧观，有云指玄范，未详决指义寂等之说。自古以来，本书为《成唯识论》注疏中最难解者。慧沼还于窥基大师之《因明大疏》之后，同样对照玄奘大师所译之《因明入正理论》，试作更为达意之注释书，即《因明入正理论篡要》。慧沼依法相唯识之宗旨，阐明一乘三乘、种性、佛性等，著《能显中边慧日论》，破斥玄奘门人法宝所立之《一乘佛性究竟论》，而总立三大章。他还著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疏》、《法华赞义决》及《因明入正理论义断》等。

　　智周（668—723）为法相唯识宗三祖，泗州（江苏）人，俗姓徐。十九岁受具足戒，二十三岁投慧沼门下，精研法相唯识要义，得法相唯识宗嫡传。后住濮阳报城寺，世称濮阳大师。唐武后长安三年（703），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入唐，就其学习法相唯识宗旨。玄宗开元五年（717），日僧玄昉入唐，亦参于会下，亲受宗旨。智周学在唯识，生平心系西方，据传曾于西方净土院内造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努至等五十二菩萨像，感得灵瑞。著述颇多，有《成唯识论演秘》、《梵网菩萨戒本疏》、《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后记》。其中，《成唯识论演秘》乃系注释《成唯识论》及《成唯识论枢要》，系“唯识三疏”之一，书中宣扬法相唯识深义，发挥《成唯识论》及《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定句易解，，为初学唯识者不可缺之要典。法相唯识宗自智周以后，逐渐衰微，传承不明。

　　玄奘会下之精英，能与窥基并肩齐辔者，有圆测、普光。

　　圆测（613-696），俗姓金，本名文雅，以字行世。是新罗（今朝鲜东南部）国王之孙，比窥基长二十岁。十二岁游学我国，历事京师法常、僧辩等。博学《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贞观年间，敕住京邑西明寺，世称“西明圆测”。后值玄奘大师归国，开设译场，奉旨参与其事。圆测对唯识宗义的理解与窥其不同，其门徒为争正统，互相攻击之事或有发生。据《宋高僧传》卷四载，窥基助玄奘编译《成唯识论》，玄奘为其宣讲，圆测贿赂守门人，躲在暗处偷听其义，其后抢在窥基之前，造疏阐释论旨，并集众开讲。窥基感到遗憾。玄奘为窥基讲《瑜伽师地论》时，圆测复同前盗听，亦先于窥基讲之。玄奘为了安慰窥基，特地将因明学秘密传给窥基。其后唐武后礼之为师，信崇逾恒，新罗遣使请归，武后不允。历参日照、提云之译事，任证义。后于万岁通天元年入寂，世寿八十四岁。著有《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心经疏》、《因明正理门论疏》等。有弟子道证、胜庄、慈善等，均为当世著名学僧，蔚为慈恩宗之亚流。

　　普光，籍贯、世寿均不详。师事玄奘于大慈恩寺，资性明敏、精苦恪勤，闻少证多，玄奘大师默许之，人称“大乘光”。自贞观十九年（645），玄奘首创译场，至麟德元年（664）终于玉华宫，凡二十载，玄奘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百卷，大多为普光笔受。永徽五年（654），玄奘译出《俱舍论》，首先密付普光。普光因撰《俱舍论记》详解之，为《俱舍论》三大疏之一；后由弟子圆晖为之略作十卷，俱舍宗奉为要典。另著有《俱舍论法宗原》、《百法明门论疏》等。普光之《俱舍》学实总集玄奘所传，故后世公认普光为玄奘正传者。

　　在玄奘大师门下的精英，难以一一介绍。然其中一位功罪难以评述者，那就是辩机。辩机形貌伟皙，少怀高蹈之节，为长安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之弟子。是玄奘大师最早的一批译经助手中，以才高博识、译业丰富，又帮助玄奘大师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而名噪一时。此后却因与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私通，事发死于非命，而被讥于淫僧、恶僧，名列于正史，千百年来受到传统封建士大夫们的口诛笔伐。但亦有一些学者，十分赞赏辩机的才华，对其因一女子之累而被诛杀早死十分婉惜。所以他在中国历史及佛教史上，是一个功罪难评、聚讼纷坛的人物。

　　辩机十五岁出家，后因其师道岳被任为普光寺寺主，他便改住会昌寺。十余年中潜心钻研佛学，至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在弘福寺首开译场之时，便以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崇的资格，被选玄奘译场，成为九名缀文大德之一，是时辩机约当二十六岁。当时他的年轻风韵高朗，文采斐然，尤为玄奘会下之俊异。他在译场中缀文的经典有《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六门陀罗尼经》一卷、《佛地经》一卷、《天请问经》一卷；又参加了要典《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在百卷经文中，由他受旨证文者凡三十卷，足见他才能卓绝，深受玄奘大师器重。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唐太宗之诏命撰著的重要著作，中外交通史行业中之《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出版，并由季羡林先生等校注的刊本上，明确地标写着“[唐]玄奘辩机原著”。此书记述玄奘历西域和印度途中所经国家和城邑的见闻，范围广泛，材料丰富，除大量关于佛教圣迹和神话传说的记载，还有许多关于各地政治、历史、地理、物产、民族、风尚的资料。当时唐太宗怀着开拓疆土的大志，急需要了解西域及其以远各地的上述情况，所以初与玄奘见面，便着重地嘱他将亲睹亲闻，修成一书，以示未闻。玄奘见太宗如此重视，不敢怠慢，特选辩机作为自己的助手，将自己游历记下的资料，交给辩机排比整理，并口述补充，成此《大唐西域记》巨著。此书问世之后，影响极大，致使一些同类著作相形见绌。如隋代吏部侍郎裴矩所撰《西域图记》、唐初出使西域的王玄策所撰的《中天竺国行记》、唐高宗时史官奉诏撰成的《西域图志》等，今皆不传，唯独《大唐西域记》流传下来，备受中外学者的珍重。这固然由其书内容丰富所决定，也与它的文采优美有关。这份功劳中，辩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单季羡林先生将其列为“玄奘、辩机原著”，就是新修《大正大藏经》亦署名“唐玄奘译、辩机撰”，足以证明今学术界没有抹杀辩机的成绩。

　　辩机仪表堂堂，才华横溢，使他深受道岳、玄奘的尝识，同侪的爱戴，却因此招惹了是非，以致杀身之祸。事情的起因，在于他不辛遇见了风流放荡的高阳公主，被迫与她发生暖昧关系。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第十七女，年龄与辩机相仿，特受太宗钟爱，因此骄恣无忌。她下嫁给名相房玄龄的少子房遗爱，房遗爱地因高阳公主得宠之故，特受太宗的礼遇，远过于其他的女婿。有一次，高阳公主与房遗爱带着大批随从，到郊外打猎取乐，其时辩机所住的寺院恰巧在猎场附近。高阳公主驰猎之暇，进寺游览歇息，得见辩机，一下子就迷上了他的风采。交谈这中，又见这位伟岸倜傥年青僧侣吐辞高雅，见识广博，更增爱慕情愫。于是立即吩咐将自己的华贵卧具搬进寺中铺设，并具盛馔邀辩机对酌。另外派两个女子服侍房遗爱到别处歇宿。迫于公主的淫威，房遗爱敢怒而不敢言，辩机亦一时糊涂，也曲与公主周旋。移干柴以近烈火，焉有不燃哉之理。从此之后，一发难收，两个时相过从。公主私下赠给辩机的服玩、珍宝、财帛，价值巨亿。

　　但高阳公主的情欲，并非得一辩机就可满足。此后她又先后与僧人智勖、惠弘，道士李晃、高医私通。在物质上和权势上，她也是欲壑难填。房玄龄一死，她就怂恿房遗爱与哥哥房遗直分家析产，自立门户，返过来向太宗诬告房遗直不守礼法。太宗调查出事实真相，严厉责备高阳公主，从此对她的爱稍弛。高阳公主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心生怨望，并进一步恣行不法，由是引起了御史的注意，发现了高阳公主与辩机的暖昧关系，借口劾盗，搜查了辩机的住所，搜出了高阳公主赠给辩机的金宝神枕。在严刑面前，辩机供出了与高阳公主私通及接爱馈赠的实情。太宗十分震怒，下令腰斩辩机，同时杀戮 奴婢十余人。时为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房玄龄已卒之后，翌年五月唐太宗驾崩之前，辩机不过而立之年。

　　辩机被腰斩，时人莫不为人暗暗婉惜。碍于皇家体面和尊严，当然无人敢于公开为他吊唁哀悼，只有他的生前好友，在有关记载中委婉曲折的笔致，提到他当年译经撰文的功绩，稍稍寄托对他的哀思。例如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和《续高僧传·玄奘传》中，一再提到辩机参与玄奘译场，担任执笔、录文。这两书成书于辩机被戮之后十多年，本可避而不提辩机名字，但道宣提之至再，显见其追怀往事，耿耿思念之情难以抑制。

　　五、开元三大士及惠果时期的密宗

　　密宗在中国是在唐代兴盛弘传的，故有唐密之称，在开元三大士之前，长安延兴寺的玄婉法师及弘法寺静林法师等人建道场于别院，开始弘扬密教。早期传入中国的密教，多为杂部密教的经典。印度中期的纯密，是由善无畏、金刚智从印度移植于中国的，开拓了中国汉地密教的基础。由于善无畏、金刚智及弟子不空他们三人是在唐开元年间先后来华，将密教与中国文化素质相结合，从而建立起来被后世称为的密宗，并且独树一帜，与唐代佛教的其他宗派抗衡，极盛一时。因此，历史上称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637—735年）为东印度乌荼国人，属刹帝利种，系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之后裔。13岁嗣乌荼王位，兄弟不服，起兵相争。善无畏统戎亲征，“接刃中体，捍轮伤顶”，终于取得胜利。平定内乱后，善无畏即向其母表明心迹，并宣告群臣：“向者亲征，义断恩也。今以让国，行其志也。”表示愿意出家，并让位其兄。母后允其请，赐以传国宝珠。他即到南方海滨，遇殊胜招堤，得悟法华三昧。复至中印度摩揭陀国入那烂陀寺，投达摩鞠多座下，学习瑜伽三密之法。善无畏以传国宝珠，莹于大佛之顶，使之光彩夺目。

　　善无畏从达摩鞠多修习密法，得其尝识，授予《总持瑜伽三密》及诸契印，尽得其传并受诸灌顶，号曰三藏。鞠多以其与中土有缘，便遣他东来弘法。善无畏经北印度迦湿弥罗、乌苌等国到达突厥，沿途宣讲《大毗卢那经》，声誉日隆，随后又经吐蕃到唐西州（今亲疆吐鲁番地区）。唐睿宗久闻其名，便派沙门苦那与将军史献出玉门关迎候。开元四年（716）善无畏到达长安。传说开元初唐玄宗曾梦与一僧相见，此僧姿状非凡，玄宗便亲绘图像于殿璧，及善无畏至，果如梦中所见。玄宗礼为国师，诏住兴福寺南塔院，后移西明寺。

　　开元五年（717）善无畏奉诏于西明寺菩提院译经，译了《虚空藏菩萨参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经》1卷，沙门悉达担任译语，无著缀文笔受。译毕进呈，深爱玄宗赞赏，致令将带来的所有梵本佛经悉送内廷保藏，善无畏译经工作亦为此一度暂停。在此之前，沙门无行经南海到印度大学寺、那烂陀寺求法，学成回国途中，不幸病逝于北印度，同行者便将其所到梵本带回中土，藏于长安华藏寺。善无畏便僭同一行从中挑选了几种前所未译的密教典籍，准备翻译。开元十二年善无畏随驾入洛，奉诏于洛阳福先寺译《大毗遮那经》，该经原文十万颂，善无畏摄其大要，成《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7卷，沙门宝月语译，一行笔受，删缀辞理。宋僧赞宁称赞该经译本“文质相伴，妙谐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缘，利益要门，斯文为最。”此《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是《大日经》。

　　善无畏将密教传至中国之先河，与金刚智共同奠定密教之基础。但亦有记载谓《大日经》即由善无畏口述，一行记录而成。后由一行编纂，并加以注解，称《大日经疏》，凡20卷。此外，善无畏尚译有《苏婆呼童子经》3卷、《苏悉地羯罗经》3卷等密教经典，并介绍灌顶之修行方法。又将《大日经》内之密咒，皆写出梵字，逐字与汉音对译。此系因密教重视文字，为求念诵、观想精确，故创此例。由此可知他当时传授密教，已同时教授梵文拼法，开始讲授《悉昙》之学，此为我国佛教史上值得重视之事。善无畏所译经典28部53卷，亦全部系密教经典。他还擅长工巧艺术，相传自制模型，铸造全铜灵塔，备极庄严；所画曼荼罗尤为精妙。

　　善无畏于开元二十年表请回国，未得准许。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示寂于禅室，世寿99岁，法腊80。付法弟子有宝思、一行、玄超、义林、智严、喜无畏、不可思议（新罗僧）、道兹（日本僧）等。

　　金刚智（617？——741）比善无畏来华晚四年，即开元八年（720）金刚智才来到中国，与善无畏并肩弘扬密教。金刚智是中印度国王伊舍那靺摩的第三子，当他来唐时，南天竺国王派遗将军米准那，将其推荐于唐朝，因之人称他为南天竺人。金刚智10岁时，出家于那烂陀寺，就寂静智学声明论，15岁去西印度，留学4年，然后回地烂陀寺，20岁受具足戒。从此，他学习大小乘律、《般若灯论》、《百论》及《十二门论》，研究大乘空宗教义达八年之久；28岁往迦毗罗城，就胜贤论师学习《瑜伽论》、《唯识论》及《辨中边论》，研究大乘有宗教义又达3年；31岁往南天竺，就龙智阿阇梨学习密教7年，研究《金刚顶瑜伽经》、《大日总持陀罗尼经》等经典，而达其奥义。于是，他告辞龙智阿阇梨，回到中印度。

　　当时，南天竺的摩赖耶国气候不顺而大旱，国王捺罗僧伽补多靺摩迎请金刚智至宫中，请他祈雨。金刚智虔诚法事，天降大雨，旱情得以缓解。于是君臣皆尊信金刚智，为他建立一新寺，令住于彼。他在此住了3年，此间登印度南端摩耶山脉之一的补陀洛山，参诣观音菩萨之道场，不图而蒙灵告，故决定前往中国开教之志。次得摩赖耶国王的敕许，与弟子僧俗六人，共渡锡兰（今斯里兰卡）岛，入其首都阿奴罗陀城。国王待他们甚厚，住于无畏山寺半年，更登楞伽山，礼山顶佛足石，又巡历岛内诸寺，前后住于锡兰一年，然后回南天竺摩赖耶国，奏国王以中国开教之大愿，不久即得允准。

　　金刚智东行时，捺罗僧伽补多靺摩王乃派遣摩都耶那将军与他同行，携带《大般若经》梵本，七宝器具及很多礼物，贡献于唐朝。他们一行人搭船，一日一夜而抵锡兰，受室里室逻国王的厚遇，住王宫一月，然后渡航一月而达佛逝国，时为恶风所住，那里流连了五个月，才北进而入中国海。那里又被暴风所袭，同行的商船皆为大风所破，独有金刚智所乘之船得免其难。据云那时金刚智所带之《金刚顶经》梵本，竟被水手投弃于海中。经过三年的光景，于开元七年（716）才抵达广州，建立大曼荼灌顶道场，化度四众。八年，才到东都洛阳，亲自谒见玄宗皇帝。

　　从此，他为大唐国师，随驾而往来于洛阳、长安之间，从开元十一年起，开始翻译他带来的梵本经典，并传授灌顶之密法。他先于长安资圣寺，与沙门一行、弟子不空共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4卷，尔后继续翻译，宣扬密教，精进不怠。在他所住的寺院，必建金刚界大曼荼罗的灌顶道场，为四众灌顶；或依敕令，为国祈雨；或为公主加持疾病等等，施诸教化。他还译有《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念诵法》等8部11卷密教经典。开元二十九年，他奏请欲回其国，而于七月二十六日得到允准。可是，旅至洛阳广福寺时，竟罹疾病，于八月二十五日奄然迁化，世寿71岁，法腊51。他的正传弟子除不空之外，还有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

　　金刚智由海路来华，善无畏由陆路来华，他二人把纯密移植于中国，开拓、建立中国汉地密宗的基础。然而继承其草创的密宗，使其发扬光大，乃是金刚智的弟子不空。为玄宗、肃宗、代宗三代之帝师，集宫廷百官之归仰。他不惟宣扬密教于洛阳、长安人士之间，而南自广州，北至武威（甘肃武威县）、山西太原乃至五台山，广泛弘布密教，使中国出现密宗的黄金时代。同时，不空还是我国四大译师之一。

　　不空（705—774）为阿目去跋折罗，意译为不空金刚。法名智藏，所以又称不空智。他是南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天资聪明，幼从叔父游南海诸国，其后出家，14岁于阇婆国（今印尼爪畦）师事金刚智，学习悉昙章，诵持梵经。寻渡南海，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随师来华，时年16岁。一说系北天竺婆罗门之子，小孤，随叔父至武陵、太原后，师事金刚智。20岁时于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此后主要是研究律仪和唐梵经论与《新瑜伽五部三密法》等密教典籍，因他熟习汉梵与其他一此国家语言，故常随金刚智译语，并往返长安、洛阳之间。

　　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诏许金刚智和弟子回国，但金刚智刚到洛阳便一病不起，不久去世。不空承其衣钵，尊师遗命，前往印度（今印尼爪畦中部）求法，同时唐朝又要不空以唐使名义赍国书访师子国。于是偕同含光、慧辨等浮海西游，经广州、诃陵而达师子国，在该国受到甚为隆重之礼遇。从普贤阿阇梨（一说是龙智阿阇梨即，是龙智阿阇梨之尊称）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及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箧500余部，并蒙受诸尊密印，文义性相等。又遍游五印度，于天宝五年（746）还京，为玄宗灌顶，住净影寺。以祈雨灵验，赐号智藏，并赐紫袈裟等。安史之乱起，住长安在大兴善寺，行禳灾之法。及长安陷，玄宗于成都蒙尘，肃宗即位灵武，其时不空虽陷身乱军之中，乃屡次派遣人致书肃宗，传达日常起居与竭诚效忠之意，肃宗亦遣使密求大法。代宗时，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曾于太原五台山造密教道场，展开宣教活动。大历六年（771），进表开元以来所译77部101卷及目录2卷，并请入藏。大历九年，不空预知时至，上表辞别，谥号“大正辨”，于大兴善寺造塔安置舍利。

　　不空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我国四大译经家，对确立梵语与汉字间严密的音韵对照组织之功甚巨。据《贞元释教录》统计，不空共组织释译经论、仪轨、陀罗尼以及其他著述共140部143卷，所译经典皆是密教典籍。不空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被尊为中国密宗之二祖，以其师金刚智为初祖，不空之弟子慧朗为三祖。

　　不空大师示寂之后，慧朗继承大兴善寺法席，检校释经院，同时担任教授后学之任务。慧朗得不空金刚界五部密法传授，在崇福寺和大兴善寺有弟子多人，其中传延法脉而最著名者是天竺，时称天竺阿阇梨，住崇福寺弘扬密宗。

　　继其后而登师位，统率唐代密宗，同时把密宗弘传于朝野者，则是惠果（746-805）大师。他俗姓马，唐京兆府昭应（陕西省新年、临潼之间）人。9岁入于不空的弟子昙贞之门，一日他与昙贞共见不空，于众中超迈特出，不空惊异说：“此儿乃系密藏之器，必兴我法。”于是不空爱护惠果，不异其父母，终于把大佛顶大随求之梵本、普贤行歌、文殊赞偈等，口授给他。因为昙贞常在“内道场”专心持念，惠果不易就他学习密法，因此而从不空学密。19岁时，入学法灌顶之坛，投华得佛，得了转法轮菩萨。于是不空预言说“我于南天竺国投花得此尊，如今无异，汝于吾后弘传总持大教，如我无异。”他深嘱望于惠果，由此可知。

　　大历元年，惠果满20岁，昙贞依敕聘出内，于慈恩寺置方等道场之际，奏请为惠果等二童子剃度授戒，代宗敕准并赐剃刀及袈沙衣钵，昙贞便于青龙寺大佛殿前为惠果授具足戒，并造籍隶名青龙寺。受戒后，更从不空学习二部大法，入于传法灌顶之坛，尽得三密法要。那时不空告惠果说：“吾百年之后，汝应持此三密法，护持佛法，拥护国家，利乐有情。此大法于五天竺国亦甚难得，一尊一部亦不易得，何况两部。所有弟子，其数虽多，亦不过或得一尊或得一部，今愍汝脱利精勤，许以两部，应努力精进，以报吾恩。”大历二年（767），惠果22岁而就善无畏弟子玄超再学胎藏界之大法及苏悉地诸法，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并学会二者，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惠果入佛门十余年来，出家受戒年，就被传授密教一切奥义，而成为秘密瑜伽之大导师。由此可知惠果非凡法器之程度。

　　大历五年，惠果25岁时，代宗闻及惠果法验之异于众，特别迎请于宫中以验之。惠果依法加持童子而白帝曰：“法已成，随圣意问。”帝下座问童子，童子乃说三世之事，而且详细以帝王历数说之。大历十一年，惠果为代宗及花阳公主祈祷病愈俱有灵验，十四年登山西五台山，于观音台持念时，观音菩萨现大身相于大月轮中，光明赫赫，恰如白日，集众数千人，遥共瞻礼。

　　建中元年（780），诃陵国（即爪哇）僧辨弘来华，投其门下。据传说，辨弘修如意轮观音瑜伽，忽闻大悲胎藏界曼荼罗大法在南天竺，前往导之。途中遇一人而告知：此法已由不空大师持去，传在大唐，并知道不空之传人惠果现今在青龙寺传授，告毕而不见其人。辨弘知神人指示，立即变更旅程，来到大唐长安青龙寺。翌年，惠果授金刚界之法给新罗僧人惠日、悟真及义明、义漏、义澄等人；于贞元六年（790），再授灌顶给后来为宰相的“杜黄裳”或“韦执谊”。自贞元九年至十三年间，建立金刚界大曼荼罗于长安醴泉寺，以拼布其尊位。当然，以印度来华僧般若三藏为首的诸硕学大德，均列入其法筵。惠果逐渐将尊位拼布完毕，手把香炉，口唱誓言：“我今如将所置尊位与法相应，请天即降雨。”诸弟子闻之，认为惠果的兴败尽在此时，同代之诸师都流了一身冷汗。然而，法力有效，惠果言毕，雷雨滂沱从天而降。

　　二十一年（一说为十九年），日本僧空海前来求法，奉献摩纳衣和国信物及钱五百余贯。惠果以此钱物修饰道场，授空海两部大法及诸瑜伽法。惠果付法之弟子涉及于国内外非常之多，其中的嫡正者，可以说是弘法大师空海了。因此，惠果常告门人曰：“对诃陵辨弘和新罗惠日乃授胎藏之法，对剑南惟上和河北义圆则授金刚大法，又对义明供奉乃授两部大法。今有日本沙门空海，来求圣教，梵汉无所善，两部秘奥无所遗漏，悉皆传之，犹如深瓶。”

　　惠果弘布密宗40余年，于顺宗永贞元年（805）示寂，世寿60岁，法腊40。俗弟子吴殷撰其行状，葬于长安东龙原不空塔侧，空海撰制碑文，而且亲书立于坟畔。后来，经过12年，敬宗宝历二年（826），弟子义一及法孙深远、义舟等，建塔于产川侧之表兰村，移葬于此。空海的《碑铭》中说：“（惠果常告门人）：人之贵者不过国王，法之最者不如密藏。策牛羊而超道，久而始到。驾神通而跋涉，不劳而至。诸乘与密藏，岂得同日而论乎？佛法心髓，要妙斯在乎？无畏三藏，脱屣王位。金刚亲教，浮怀来传，岂徒然哉？从金刚萨埵稽首叩寂，师师相传，于今七叶矣！非冒地之难得，遇此法之不易也。是故建胎藏之大坛，开灌顶之甘露。所期若天若鬼，睹尊仪而洗垢。或男或女，常法味而蕴珠。一尊一契，证道之经路。一字一句，入佛之父母也，汝等勉之，勉之！”表现了惠果以密教为优越的思想。

　　惠果的一生，廉恭无私，广授教法，威信很高。据吴殷的《行状》说：“大师唯一心于佛事，不留意于持生。所受赐施，不贮一钱，即建曼荼罗，愿之弘法利人。灌顶堂内，浮屠塔下，内外壁上，悉图绘金刚界及大悲胎藏两部大曼荼罗，及一一尊曼荼罗。众圣俨然，似华藏之新开；万德晖辉，连密严之旧容。一睹一礼，消罪积福。常谓门人曰：金刚界、大悲胎藏两部大教者，诸佛秘藏，即身成佛之路也。普愿流传法界，度脱有情。”空海《碑铭》亦说他“有受无贮，不屑资生。或建大曼荼，或修僧伽兰处。济贫以则，导愚以法。以不积财为心，以不吝法为性。故得若尊若卑，虚往实归。自近自远，寻光集会矣。”

　　惠果弘法授徒，弟子甚多，密宗更由此远播海外。其中不少创宗立派，广延法统。其中新罗僧慧日，受胎藏、金刚界及苏悉地等法。得30本，后来回国，广弘密宗；新罗僧悟真，从惠果受胎藏及诸尊持念教法。贞元五年往中印度求取《大日经》梵箧等诸经，取道吐蕃身亡；日本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回国，建立日本真言宗，广弘密宗教法；四川的惟上、河北的义圆均受金刚界法，后来在本地弘法；义明继承惠果法席，得两部大法；后来义操和法润广演法嗣，装大门庭。惠果的诸弟子中，得金刚界阿阇梨位者12人。

　　惠果示寂至唐末，中国的密宗经会昌法难而衰亡。义明继慧果之印玺而成为其嫡传者，但似乎义明不久又死去，而无一付法者。同门的义操，却有很多的付法者，其中义真、法全、文秘等，乃化甚广。其中圆仁、慧远、圆珍、宗睿、真如等诸家，法化甚广。其中圆仁、慧远、圆珍、宗睿与早他们来唐之最澄、空海、圆行、常晓合称入唐八大家，是日本真言宗之八大祖师。元和年间（806-820），义操还撰《胎藏金刚教法名号》，其学乃究尽三密，其智乃达五明，被称为佛家栋梁，法海舟楫。他付法给义英、法全，皆通达两部大法，令名远闻。海云于大和八年（834）亦作《两部大法师资付法记》，文秘乃记《两部曼荼罗诸尊名号座位》等，把这传于日本。此等诸大德虽然护持密教，但自不空以来已在习惯的密宗势力，由于宫庭内的道教势力逐渐增强，压倒了密宗，于是密宗亦渐次衰落。但在五台山的金阁寺，自大历十二年（777），惠晓代含光住持以来，密宗的高僧大德仍陆续住于此寺。日本延历末入唐的灵仙，元和五年（810）曾列席于般若三藏的译场。他学德兼备，住金阁寺二达，亲剥手皮，画佛像于长四寸宽的手皮之上，装容于金铜的塔里，安奉在此寺。灵仙住金阁寺期间，从梵僧受学大元师之法，当于太和二年（828）将寂灭时，遗言于弟子：“此法应传于日本”。承和五年（838）入唐的常晓，终于从其弟子受传此法。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僧慈觉巡礼五台山至金阁寺，其塔堂伽兰均保持创建时的状观。五台山的华严寺，亦这置有金刚界曼荼罗，由此可见当时密宗盛行之一斑。

　　文宗驾崩之后，武宗继位，他偏信道教，开始排佛，终成“会昌法难”。会昌二年（842）六月十一日，是武宗诞辰，乃依例将内供奉的佛教僧人与道士相对待而举行了御前的论战。此时，惟赐紫衣给道士而不赐给僧人。次乃以严格监督僧尼为由，令不守戒律的僧尼还俗，将其庄园没收充公，除了年老而戒行精进者，其他自愿还俗，或被官府强迫还俗者，仅长安一地就4500余人之多。对待外国来华留学的僧人，亦加以虐待，印度僧宝月、难陀等首当其冲，连当时在唐的日本僧圆仁，也遭到了此类之困惑。会昌五年，竟将安置于长生殿内道场的佛像予于毁拆，焚烧经典，将内道场之持念僧人全部赶出，令其回本寺，而将天尊、老君之像安奉于内道场。同时传出有“黑衣天子（即僧人）将夺唐天下”之诬言。于是唐室嫌恶僧人甚极，看管僧尼犹如囚犯，并敕今天下，废除一切僧尼，没收庄园，将寺院铜佛像、钟磐铸钱，以铁像造农具，以金银玉石而付度之。对于民间的金银铜像乃发出敕令，限一月之内缴纳官府，违者处以重刑。据文献资料记载，还俗的僧尼有26.05万人，所以毁寺院4600余所。就连宝月、难陀等印度僧人和圆仁、圆载等日本僧人均被勒令还俗。依存于宫廷的密宗，特别沉沦于殆似绝灭的悲运，就是远在山西的五台山诸僧，也多半奔亡。会昌六年，武宗驾崩，宣宗登位，破佛之禁才被解除。至大中二年（848），乃敕令于东都、荆、扬、汴、益等诸州建立寺庙，僧尼如欲再度，可以重新受戒法。破佛经过六年，大中七年日本智证大师圆珍入唐时，惟有法全、造玄等人仅保持着密宗之余息而已。

　　在中国密宗衷颓的年代，以中印度般若恒罗为首，继续着密部经典的释译。达摩栖那译出了《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1卷，三昧苏缚罗译出了《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1卷，跋驮末河译出了《施饿鬼甘露大陀罗尼》1卷，西印度来的金俱吒撰述了《七曜攘灾法》2卷。此外，从西域和印度来的密教僧虽不少，但最著名者乃是智慧轮，圆珍和寂壑曾亲近过他。

　　智慧轮三藏历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在大兴寺传法，有大遍觉法师或遍觉大师的尊号。1978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兴善寺僧觉支所书《衣物账》末，记载智慧轮向真身舍利供施诸物，出土的实物证明，智慧轮的财力雄厚，亦表明他当时的地位尊高。日本入唐的圆珍与宗睿就师于他而受大法，尤其是圆珍，归国之后亦常寄信请他解种种疑问。当时青龙寺的阿闍梨法全，也很敬崇于他。智慧轮不但重新翻译《般若心经》，又撰《佛法根本》一书，而此书后来被刻于石碑，称为《明佛法根本碑》而传至于今日。据其思想看来，大毗卢遮即大日如来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根本，而一切诸佛菩萨实虽无边无量，但却无不是大日如来的变现。因此，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经律论三藏，均是将真言陀罗尼的趣旨随机应时，加以种种变化而宣说的，故此真言陀罗尼，正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智慧轮把这个思想，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出来。

　　惠果以后的密宗，随着佛教与儒道的圆融，及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融通，主要以修法持念为主的事相方面发展。智慧轮所著《佛法根本》一书，其用意就是在于应付如此之形势。虽然教相亦有研究的发展，但已无法将倾向于衰颓的密宗复兴起来，法金和智慧轮示寂以后，无人能继其后。惠果以后九十多年，唐朝灭亡，同时具有印度纯密特征的中国汉地密宗，也就完全颓废了。

　　六、道宣与南山律宗

　　在唐代除法相唯识宗之创立于长安，早于密宗之创立，还有道宣法师之南山宗的建立，此宗为唐朝四分律宗三派之一，又称行事防非止恶宗。

　　佛陀入灭后，弟子优波离尊者结集律法，分八十次诵出，其后将之传于五大尊者。其中，优婆多复有五弟子，各就其根性于八十诵律中采集相近者各成一部，此即五部律。五部律中之昙无德部以随说随止而为一分，前后四度说竞，故称“四分律”。一般所说之律宗，即指弘传《四分律》之四分律宗，以昙无德为开祖，由唐代道宣（596-667）集其大成。道宣是浙江吴兴人，一说是江苏丹陵人，俗姓钱，字法遍。十六岁出家，先后随日严寺慧、大禅定寺智首学律。后住长安之南的终南掌谷，营建白泉寺，研究四分律，其宗派称南山律宗。

　　道宣学习和创宗两个阶段的划分，大体上可以武德七年（624年）长安日严寺废毁，道宣随本师慧住进新造的崇义寺作为一个标志。就在这一年，他进终南山隐居于掌谷，一面在修习定慧，一面整理十余年来学律的心得，于武德九年（626年）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3卷（今作12卷），翌年又撰制《四分律拾毗尼义钞》3卷（今作6卷）。由此而一发不可收，二三十年间先后撰成《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1卷，《疏》2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1卷、《疏》3卷；《量处轻重仪》2卷、《尼注戒本》1卷；《比丘尼钞》3卷（今作6卷）。这五大部有关《四分律》的疏、抄，构成了道宣开启的律学新学派的基本理论。由于道宣长期居于终南山，人们把他开创的学派称为南山律宗，简称南山宗上述著作则称为南山宗义的五大部疏钞。

　　道宣对于这五大部疏钞极为重视，在长期的讲学弘化过程中，曾不断加以增订，此外还撰有《释门章服仪》、《释门归敬仪》、《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律相感通传》、《释门正行忏悔仪》、《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净心诫观法》等著作，被充和丰富自己的学说。

　　道宣律学学说的基本特点是综括诸部，会通大小。综括诸部，就是以《四分律》为基础，广采其他律典和《十诵律》、《僧祗律》、《五分律》、《毗尼母论》、《摩得勒伽论》、《善见论》、《萨婆多论》、《明了论》等的合理成分，补充《四分律》的不足。会通大小，就是以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的精神，如说《四分》戒本中有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的内容，合乎大乘的圆顿了义；《四分》舍堕求悔，先须舍财，如僧用不还，只犯突吉罗轻罪，和大乘戒以心意划分轻重相通；《四分》小妄戒，解释见闻解知，说眼识能见，耳识能闻等，以识为了义，也和大乘义理相通。经过这样的解释，遂使本属小乘教的《四分律》，成为圆融三学，并以大乘三聚净戒为归宿的大小乘共通的戒律。道宣对于《四分律》作的这种改造和发挥，合乎中国内地广大僧俗对大乘佛教的爱好，因而使他创导的南山宗律学受到当时佛教界的广泛推重，风靡全国。他的五大部疏抄问世后，中国内地的律学家，差不多都以他的著述为圭臬；对于《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解记之作，在唐宋两代就已多于60多家。

　　律学是道宣一生事业的基础，但他的致力范围很广，并不限于创宗弘律。他对于佛教史和佛教文献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译经事业上也有建树。贞观十九年（645年），撰成《续高僧传》30卷。此书继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故名《续高僧传》。在体例上，与慧皎之书大略相同，不过将经师、唱导两科合而为一，新增护法一科，总数仍为10科，每一科之后也有一段论述，与皎书相同。但慧皎著书于南北分裂之时，所述偏重于南方，对北方僧侣事迹多所遗漏；《续高僧传》则著于统一之时，搜罗广泛，材料慧富详赡，故能在佛教史上特负盛名。

　　同年，玄奘三藏游历五天竺归来，在长安弘福寺从事译经，道宣奉敕入弘福寺参加译事，任缀文大德。以此接触到大量印度和西域史地资料，受《大唐西域记》的影响，于永徽元年（651年）撰成《释迦方志》2卷。此书有不少资料为《大唐西域记》和其他书籍所无，在中国文化史、佛教史和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道宣的佛教文史著作还有《佛化东渐图赞》1卷；《集古今佛道论衡》3卷，后增为4卷；《大唐内典录》10卷；《广弘明集》30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3卷，《释迦氏谱》1卷，《圣迹现在图赞》1卷，《法门文记》若干卷。其中《集古今佛道论衡》是作者鉴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道教人士时有异议，为了明辨是非，特“商榷由来，铨衡叙列”而撰成，书中选录自东汉明帝至唐高宗麟德年间约600年中佛道争论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言论共30篇，从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史料。《广弘明集》是为了“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而作，其书继承并扩大梁僧祐的《弘明集》，体例却与《弘明集》稍有不同，《弘明集》不分篇，此则分为10篇即10个类别；《弘明集》皆选古今人之文，此则每篇常有作者的论述，故不称“续弘明集，”而称《广弘明集》。书选录僧俗作者130余人的重要论文，提供了中国思想史、宗教史上许多极为宝贵的资料。因此，上述两书与《续高僧传》、《释迦方志》、《大唐内典录》等同为佛教文史上的重要名著。

　　总计道宣的著述多达200余卷，其内容又都十分宝贵而重要，所以在佛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极为佛教史家推崇。唐玄宗时的佛教学者智升称他“外传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清，存护法城，著述无缀，尤工律藏……凡所修撰，并行于代”是很允当的。

　　关于道宣的“戒香芬洁、定水澄漪”和“存护法城”，也有丰富的事迹可资说明。他持戒非常严格，平生只穿纻麻粗衣，吃菽饭，行则杖策，坐不倚床；坚守不杀生的戒条，任凭蚤虱侵扰，决不加以扑杀，有时实在受不了，也只是小心地扪虱，用棉纸包裹投于地下。由是美名远播，连天竺僧都知道他持禁坚牢的事迹。唐玄宗时天竺名僧善无畏来到长安，就自请到道宣长期担任上座的西明寺居住，他向玄宗奏道：“在天竺时常闻西明寺宣律师，秉持第一，愿往依止焉。”

　　道宣在禅定方面也有很深的修养，他常在终南山中行般舟定，传说曾冥感神龙、天王前来护法，又曾感天人来谈律相。又与同隐于南山的著名道士、药王孙思邈交往，结下深厚友谊，留下了许多神奇动人的故事。在护法方面，唐高宗下令僧致敬父母时，道宣曾上表抗争，著有《白朝宰群公启》，坚决维护僧侣不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佛家原则，在佛教史上留下了节概高尚的美名。

　　道宣门下的受法弟子数万累千，持出者有大慈、文纲、名恪等。后来，文纲及弟子道岸相继阐扬宣室遗教，使朝野崇奉，并使奉持《十诵律》的东南一隅，改宗《四分律》，以此南山律宗通行于全国各僧团，并影响至后世，至今的中国僧徒，还多以道宣《四分律》学说为行持的楷模。

　　道宣以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十月三日卒于长安西明寺，春秋72岁。为了表彰他对佛教的巨大贡献，唐高宗诏令画出他的肖像，让天下寺院奉祀，又令雕塑大师韩伯通为他塑了像，以追念他的遗范。后人怀念他的高行，一再为他建塔、立碑；唐懿宗时还为他追谥法号曰澄照，塔号曰净光。

　　结束语

　　伊存授经，为佛教传入之标志，故佛法传入始于长安。汉明求法，白马驮经，佛教的传入，大约以洛阳为中心，将传道的沙门视为巫祝、神仙修行者。至魏晋时期，为方便理解佛教，常撷取儒、道二家精义与佛学互作训解，形成格义佛教。东晋道安则倡言，“须以佛教立场来理解佛学精义，其否定格义之广受瞩目，更促进中国式佛教之发展；因隋朝以前之佛教饱受儒、道之影响，至唐代始因政治安定、民生富足、培养出开阔之世界主义胸襟，从而迈开了佛教中国化的步伐，这是以长安佛教为中心的。长安佛教可以说是中国式佛教的起点，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到高峰。学术界一般认为，了解隋唐佛教，就了解了中国佛。隋朝时间很短，唐朝是以长安为都城，有250余年之久，所以，长安佛教可以说是中国的缩影。本论文写作时仓促，错误势所难免只想藉以达到掀砖引玉之用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