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

　　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杨富学

　　内容提要 西夏统治时期，文殊信仰流行，尤其是文殊信仰所具有的护国、护王功能，对西夏统治者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成为包括西夏在内东亚地区佛教信徒所崇拜的对象。五台山信仰在西夏建国之前即已流行，德明、元昊都曾遣使朝拜五台山。1038年，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建立大夏国。此后，夏宋对峙，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西夏统治者无法再朝拜五台山，即使西夏僧徒前往五台山朝拜也会困难重重。于是，西夏统治者效法辽朝及朝鲜、日本将五台山移入本境的做法，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新建北五台山寺。该寺具体地址史无记载，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其地大致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一带，建成时间当在元昊统治时期。作为西夏皇家寺院，该寺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名僧，编集并翻译了多种佛教典籍。其中，北五台山寺高僧杨智幢被称作“国师”，体现了该寺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 西夏 五台山 北五台山寺 佛教 文殊菩萨

　　一、五台山信仰初传西夏

　　五台山地处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部，由东、南、西、北、中五座山峰环绕而成，五峰耸峙，高出云表，顶无林木，平坦宽阔，犹如垒土之台，故名五台山。盛夏时节，绿草红花与台顶千年不化的坚冰为伴，景色秀美，气候凉爽。然该山与文殊菩萨之结合，则肇源于佛教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的流行。《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载：

　　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

　　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1]

　　《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更进一步言称文殊师利所居住之山曰“五顶”，从而以法宝形式肯定“清凉山”就是五台山：

　　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

　　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2]

　　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五台山“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被称为“清凉山”，以其“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3]五台山位处印度东北方、气候凉爽、五峰耸立，均符合佛经所述文殊菩萨居地之条件，遂被中土僧徒附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清凉山”。[4]五台山由是而得以名扬天下，逐步形成了以五台山崇拜和文殊信仰结合为核心的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影响所及，流被东亚，成为诸多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信仰。地处西北，而宗教、文化却深受中原影响的西夏亦概莫能外。

　　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所建立的政权，自元吴于1038年称帝立国至1227年亡于蒙古，传10帝，存国190年，几与宋、辽、金诸王朝共始终。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5]的拓拔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前后存在达347年之久。

　　西夏立国时期佛教兴盛，而佛教在党项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其实早在德明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史书记载，德明白幼通晓佛书，在位期间大力倡导佛教。景德四年(1007)，当时身为夏州节度使、西平王的党项族首领德明之母罔氏死，“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阁门只侯袁瑀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山”。[6]这次对中原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朝觐活动，表明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的重要信仰了，而五台山已成为西夏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山了。

　　德明死后，元昊继位，绳武其祖，不遗余力倡导佛教。据载，元吴通晓“浮图学”，又精通蕃汉文字，而且善“创制物始”。[7]在位期间，一面倡导创制西夏文字，一面仿效其父德明之法，于宋景佑元年(1034)十二月，向宋朝献马五十匹，再次求赐佛经一藏，为正式译经做准备。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又向宋朝提出要求，希望派使臣前往五台山供佛，“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路”。[8]其父李德明曾派人到五台山修供十寺，元吴为了表明自己提倡佛教的诚心，请求派人到五台山礼佛供养。然而，元吴还有另外的居心，那就是利用礼佛的机会，窥探宋朝河东地区的有关情报。

　　二、北五台山寺的形成及其地位

　　五台山地处山西，有意思的是，在今天宁夏境内，历史上也曾有五台山存在。清人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卷首附有《西夏地形图》一幅，在贺兰山中赫然标有“北五台山寺”。[9]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品中，也有一幅与上图基本雷同的《西夏地形图》，其中同样标有“五台山寺”，只是缺少了“北”字而已。[10]通过仔细比勘，可以看出，二图基本一致，显然出自同一个底本。至于其来源，学界一般多采纳清人沈垚的说法，认为二者都是张鉴根据旧本《范文正公集》临摹出来的。[11]然据今人研究，这两幅图不可能出自宋人范仲淹之手，而应“是宋代以后、可能是清代学者绘制的，但必有宋、元时期的详细资料或地图做依据”。[12]此说可信，有可能均为张鉴所绘。除这二幅地图外，传世史书几乎再无有关该寺的任何记载，唯佛教典籍与考古资料可为该寺的存在提供佐证。

　　其一见于西藏萨迦派重要密典《大乘要道密集》(又称《萨迦道果新编》)。《大乘要道密集》相传为元朝帝师八思巴所传授、集译，原秘藏于宫中，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发现而为世人所知。内收《道果延晖集》、《密里斡巴道果卷》、《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道果逐难记》、《道果引上中下三机仪》等，共计80篇，其中载有部分西夏时期译传的佛教典籍。如第6篇为《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曰：“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13]在俄国收藏的黑水城出土文献中保存有西夏文译《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的两个抄本，但未见相应题记的西夏译文。[14]

　　其二见于天庆二年(1200)西夏僧人智广、慧真等集录的《密咒圆因往生集》(1卷)。该文献后来被收入汉文大藏经，是西夏人著述中极少见者。其中有题记曰：“甘泉师子峰诱生寺出家承旨沙门智广编集，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出家提点沙门慧真编集，兰山崇法禅师沙门金刚幢译定。”[15]

　　其三见于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窟门北柱。其上有汉文墨书题记曰：“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门口光寺主。”[16]

　　显然，《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北山”与《密咒圆因往生集》与莫高窟题记中的“北五台山”为一码事，同指西夏境内之北五台山寺。至于“大清凉寺”，学界一般均将其视作北五台山寺群中的寺院之一。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似有可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三处题记均将“大清凉寺”列于北五台山之后，除此之外再未见其它寺院，自然给人一种北五台山除“大清凉寺”外别无他寺之感。咀嚼再三，笔者认为，与其将“大清凉寺”解释为北五台山的某寺，毋宁将其视作贺兰山北五台山寺的概称显得更合理一些，因为五台山就是因其凉爽而被唤作“清凉山”的，从而使五台山得到了“大清凉寺”之名，故而以“大清凉寺”指代“北五台山”便成为情理中事。

　　北五台山寺作为西夏佛教圣地，享有崇高的地位。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HHB．No．143、144、145、684、2614)第二章第四品“山之名义”条曰：

　　五台净宫，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神禅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17]

　　该“五台净宫”，应指西夏境内的五台山寺。该寺人才辈出，将《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译为西夏文的慧忠、集录《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慧真等，都出自北五台山寺。另外，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写卷Hns．No．5130之题跋中有如下记载：

　　西天大巧健钵弥怛毗陀迦罗波罗讹所传译，

　　比丘吉卓执梵本勘定羌译，

　　复大钵弥怛吉祥果名无死与勒兀路赞讹谋多智众师执梵本再勘正译。

　　五明现生寺院讲经律论辨番羌语比丘李慧明、五台山寺知解三藏国师沙门杨智幢

　　新译番文，出家功德司正禅师沙门宠智满证义。[18]

　　说明来自五台山寺的杨智幢曾与他人合力将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译为西夏文，其时在西夏光定六年(1216)六月。这里的五台山寺无疑当指贺兰山中的北五台山寺。值得注意的是，杨智幢被称作“知解三藏国师沙门”。“国师”是西夏国王授予僧人的封号。据黑水城西夏文文献《官阶封号表》(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HI,IB．No。4170a、4170b、4170B、5921)，“国师”的地位在诸王位和中书位、枢密位之间，并在国师下注明“上等品位”。[19]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HnB．No．786、787、2558、5937等)第十章明确规定：国师的地位与朝廷诸司中的上品位，即中书枢密位相等。[20]可见国师在西夏是具有很高地位的。北五台山寺高僧杨智幢获封“国师”称号，体现了该寺的崇高地位，应为皇家寺院。

　　三、北五台III寺的地理位置

　　北五台山寺地处贺兰山中，殆无疑义。然而，具体位置何在，学界却一直没有定论。

　　贺兰山又名阿拉善山，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部，海拔2000至2500米不等，“阳屏西夏，阴阻北蕃，延亘五百余里”，[21]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占据贺兰山，颇多经营。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定都兴庆府，以贺兰山为固，遣五万人镇守之。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五月，元吴为太子宁令哥娶妻没移氏，因见儿妻美貌，便自纳为新皇后，于是“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22]据近几年考古调查，不仅拜寺口有西夏遗址，在大武口、大水口、西峰口、插旗口、贺兰口、镇木关口和滚钟口等近10条山沟中，均有西夏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这些遗址，面积大小不等，残破砖瓦、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数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被当地人称作“皇城台子”，应指贺兰山元吴离宫之所在。近经宁夏博物馆考古认定，该离宫应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城西南45公里的大水沟沟口两侧，南北长约4公里。北五台山寺的出现，很可能就出现于离宫兴建之时。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北五台山寺即应为西夏的皇家寺院，该寺沙门杨智幢被封为“国师”也可为证。

　　贺兰山被视为西夏的“神山”、“圣山”，应与五台山寺的存在不无关系。《圣立义海》第二章第四品“山之名义”条对贺兰山有如下描述：

　　贺兰山尊，冬夏降雪。有种种林丛、树、果、芜荑及药苹。藏有虎、豹、鹿、獐，挡风

　　蔽众。[23]

　　贺兰山后冠以“尊”字，体现了贺兰山的神圣地位，其“冬夏降雪”之景象，与山西五台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的状况几无二致。贺兰山峰峦叠嶂，莫说五峰(五台)耸立，即使更多的山峰也不难列出，加上其山清凉，且在印度东北方，地理条件与佛经所谓文殊菩萨居住印度东北方清凉山之说完全符合，故而西夏在贺兰山建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大可谓于经有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载：

　　贺兰山在城西六十里。峰峦苍翠，崖壁险削，延亘五百余里，边防倚以为固。上有

　　颓寺百余所，并元昊故宫遗址，自来为居人畋猎樵牧之场。[24]

　　其中所谓“有颓寺百余所”，其中自然亦应包含北五台山寺在内。至于北五台山寺的具体位置，因史书未见记载，不得而知。据当代有关学者考证，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及寺庙很可能就是当年五台山寺的组成部分。[25]明初安塞王朱秩炅撰《拜寺口》诗咏赞拜寺口双塔：

　　风前临眺豁吟眸，万马腾骧势转悠。

　　戈甲气销山色在，绮罗人去笔痕留。

　　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

　　紫塞正怜同罨画，可堪回首暮云稠。[26]

　　其中提到的文殊殿遗存，即应指西夏“北五台山大清凉寺”遗址。拜寺口双塔东西对立，高峻挺拔，相隔百米，塔中间原建有寺院，明初已废。二塔外型近似，均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度近似，约45米。塔身通体涂抹白灰，施以彩绘，装饰华丽，体现出西夏佛塔建筑极高的艺术水平。[27]双塔建筑精美，世所罕见，非民间所可为，当与西夏皇家有关，故而将其视作北五台山寺的组成部分，当大致不误。只是自修建时间较晚，应为仁宗及仁宗以后之物，[28]比元吴建北五台山寺要晚百余年。1999年，在拜寺口双塔西侧不足百米远的山坡上，人们又意外地发现了62座(可能更多)被土石掩埋的塔基，同时出土的还有近百个精制塔模、小佛像、少量骨灰及部分尚未烧透的人骨，塔基外包上的白灰及灰面上残存的彩绘至今仍色彩鲜艳。[29]这些墓塔非为同一时间所建，由于遗址中出土有西夏文文字的青砖，同时有两枚西夏文钱币，故而人们推定这处塔群的修建年代可能在西夏立国时期，下限可延至元代，晚于北五台山寺的兴建，系后世为瘗埋北五台山寺的僧人或充作其它用途而陆续营建的。这次西夏塔群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专家的判断，也就是说，这些塔群，如同拜寺口双塔一样，亦当为北五台山寺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言之，北五台山寺位处贺兰山拜寺口一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主寺院区、双塔及塔间寺院区、塔群区。寺院规模宏大，人才辈出，属于西夏皇家寺院。

　　四、五台山北移夏境的历史原由

　　如前所述，山西五台山被认为是《华严经》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中所指称的“清凉山”，故而受到西夏统治者的崇敬。宋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吴脱离北宋自立，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元昊遣使向宋上表，请求承认合法帝位，遭到拒绝，而且被宋削夺官爵，悬赏捉拿。此后夏宋关系紧张，时常处于战争状态。在此情况下，西夏统治者是很难再朝拜五台山的，即使西夏僧徒前往五台山朝拜也会困难重重。于是，西夏统治者遂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新建五台山寺，称为“北五台山寺”。这是五台山北移的直接原因。

　　五台山北移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那就是文殊信仰在西夏时期的流行，尤其是文殊信仰所具有的护国、护王功能，对西夏统治者无疑会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按照印度的说法，佛有八大护卫菩萨，即金刚手、文殊、虚空藏、弥勒、观音、地藏、除盖障和普贤。但佛教在传人中国后，八大菩萨的地位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金刚手、虚空藏、除盖障三位菩萨几乎被中国人所遗忘，弥勒菩萨被尊为未来佛。文殊、观音、普贤、地藏成了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的四大菩萨，分别居住在中国的四大圣地：文殊菩萨居五台山、观音菩萨居普陀山、普贤菩萨居峨眉山、地藏菩萨居九华山。文殊师利，梵文作masjusit，意为“妙德”，谓具有不可思议的微妙功德。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人法界品》中，弥勒菩萨曾对善财童子言：

　　文殊师利，所有大愿，非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其行广大，其愿无

　　边，出生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师，教化成就一切众

　　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

　　在佛教典籍中，文殊菩萨被称作三世诸佛之母，同时又是释迦牟尼佛的九世祖师，是般若智慧的化身，号称“智慧第一”。华严宗于唐代形成以后，尊《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文殊菩萨在《华严经》中居众菩萨之首，具有代佛宣言的身份，地位举足轻重。故而自唐以后，文殊菩萨更受佛教徒的顶礼膜拜。

　　唐朝时期，文殊类密教经典始传，为博取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类经典逐步衍生出护国、护王的功能。菩提流志奉诏译经六部，其中四部即属于文殊密典，《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不仅以法宝形式肯定“清凉山”就是五台山，而且极力宣扬如果君主奉行文殊密法，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

　　此文殊师利法藏中有真实法、最殊胜法、无有比法，能为众生作如意宝，能令所在

　　国土十善勤化。若国王行十善者，国王所作悉皆圆满。此八字大威德陀罗尼者，乃往

　　过去无量百千恒河沙诸佛所说，为拥护一切行十善国王，令得如意，寿命长远，福德果

　　报，无比逾胜，诸方兵甲，悉皆休息，国土安宁，王之所有，常得增长。

　　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西夏长期与辽、金、宋对峙，在以上诸势力中，就国力论，以西夏最为弱小，而且周边的回鹘、吐蕃也一直与西夏为敌，生存与扩张是西夏统治者长期面临的任务。尊奉文殊菩萨，不仅可使“国王所作悉皆圆满”，而且还能使国王“寿命长远”，使“国土安宁”。这些密典中的护国、护王理论，对于长期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来说，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刚刚脱离宋朝而独立的元吴来说，文殊密典的护国、护王功能，更是梦寐以求的。这大概就是元昊立国之初，不惜成本，大力兴建北五台山寺的根本原因。

　　关于文殊菩萨之微妙功德，可见于多种文献，除上述《大方广佛华严经》外，尚有《文殊师利成就法》、《文殊师利行愿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文殊般涅槃经》、《文殊师利问地经》、《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盛用总持》、《妙法莲华经》、《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宝箧经》、《央掘魔罗经》、《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大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大宝集经》、《佛说大净法门经》、《菩萨璎珞经》、《菩萨处胎经》、《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和《悲华经》等。这些经典当有相当数量被译成西夏文流传。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印本之末尾，附有撰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的发愿文，记述了汉文《开宝藏》被翻译人西夏文的大致情况：

　　夏国风帝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

　　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

　　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30]

　　其中的“风帝”即西夏王元昊；[31]戊寅年为1038年(即元吴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说明元吴在称帝之初便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从是年至夏崇宗干顺天佑民安元年(1090)，历时53年，终于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其中含有大量与文殊菩萨相关的经典，是毋庸置疑的。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文献中，与文殊菩萨相关者也为数不少，现知者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文殊师利行愿经》、《文殊师利问地经》、《妙法莲华经》、《添品妙法莲华经》、《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盛用总持》、《大般若经》、《悲华经》等，尤其是将五台山与文殊菩萨联系在一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在西夏境内流传极广，不管写本、刻本，都有大量留存，应为西夏境内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经典之一。这些经典的流传，客观上促进了文殊信仰在西夏境内的盛行。西夏仁宗时期颁布的著名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一《为僧道修寺庙》条规定：

　　一等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

　　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

　　光》、《金刚般若与颂全》。[32]

　　也就是说，在西夏境内，要想出家成为僧人，需要熟练背诵上述十一种经典，并要当场考试。其中，《文殊真实名》应指宋人金总持等译《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至元代，该经由释智重译，命名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由于其时代晚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颁布(天盛年间，1149—1169)，故与《文殊真实名》无涉。

　　文殊信仰在西夏的流行，还体现在佛教艺术上。如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中，就可见到文殊菩萨的画像。[33]在甘肃武威亥母洞石窟发现的三件西夏唐卡中，有一件为文殊菩萨造像，高67厘米，宽46厘米，绢地彩绘。以文殊为主尊，周围设上下左右对称的三十四个方格，每个方格内分别安置佛像和世俗人物像。[34]在甘肃瓜州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也有文殊菩萨变相存在。《文殊变》见于榆林窟第3窟甬道北壁，宽3．44、高2．81米。文殊师利手持莲花，安详地乘坐于青狮之上，月轮般的身光和头光，衬托出文殊在画面上的中心地位。随侍文殊的有帝释天、天王、菩萨、罗汉等。文殊身后山峰耸峙，云蒸霞蔚，古刹隐藏于幽谷，彩虹横跨于山峦。一道灵光自山洞中射出，仙山琼阁，月神驭鸟巡空，神秘而寂静，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35]

　　文殊信仰的流行，为五台山信仰在西夏的发展与繁荣昌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夏统治者以崇奉五台山而该山却地处敌国宋朝境内，难以前往，遂在本国境内自建五台山寺。这一举措堪称非常，但并不能言之为首创。在此之前，辽朝统治者即已采用大致相同的手法了。《辽史》卷13《圣宗纪》载：“统和十年(982)，[圣宗]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同书卷68《游幸表》又载：道宗于清宁九年(1063)七月“幸金河寺”。此处所说圣宗、道宗亲幸的五台山金河寺，必在辽朝境内。清人厉鹗撰《辽史拾遗》卷15引《山西通志》言：“金河十寺在蔚州东南八十里五台山下，河中碎石为金，故名金河寺，俱辽统和间所建。”清顺治《蔚州志》卷4亦载：“五台山在城东一百里，其山五峰突起，俗称大五台，又曰东五台，以别于晋之清凉山。”说明辽之五台山地处蔚州(今河北省蔚县)城东一百里处，这里至今仍有“小五台山”之谓。有辽一代，蔚州属西京道所辖，境内的金河寺盛行华严宗，辽代最著名的华严宗僧人道殿即一直驻锡于该寺。五台山信仰借由《华严经》而流行东土，金河寺既为华严宗道场，尊奉五台山自是必然。辽于本国境内自命五台山并立寺之举措，以理度之，势必会对西夏北五台山的出现起到先导作用。

　　无独有偶，唐代时期，新罗(今朝鲜)也有五台山。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僧人一然撰写的《三国遗事》卷3《台山五万真身》载：

　　净神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昆弟，到河西府世献角干之家留一宿，翌日过大岭。各

　　岭千徒到省乌坪，游览累日。忽一夕，昆弟二人密约方外之志，不令人知，逃隐入五台

　　山。[36]

　　该五台山位处新罗国之河西府，即今溟州一带。据《三国遗事》卷3《台山五万真身》条对五台山的描述可知，新罗的五台山由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组成，寺院建筑与命名有很多都类似于山西的五台山，显然是对中国五台山的模仿，堪称中国五台山的“翻版”。[37]此外，在朝鲜江原道平昌郡，也有建于新罗善德王时代(? —647)的五台山，山门建石塔、药王菩萨坐像，正中建寂光殿(七佛宝殿)，殿左为讲经堂，山顶建有寂灭宝宫，用以安奉佛舍利。

　　五台山还被移植到日本。在日本京都嵯峨野有一座著名的释迦堂，门上挂着“五台山清凉寺”的匾额。这座寺院，无疑是是对山西五台山的仿效。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日本僧人裔然在朝拜山西五台山后到达宋都汴京，见到从印度传来的释迦牟尼像，希望带回日本，未得宋朝允准，只许其仿造一尊。裔然为了在日本安置这尊佛像，决定把五台山移植于日本。裔然原计划先在京都爱宕山仿建五台山，然后再安置佛像。在右大臣实资的日记中对裔然的这一设想有如下记载：“永延元年(987)八月十日裔然奏请，将爱宕山改名为五台山，建一大伽蓝，名为清凉寺，安置白檀释迦像。”但裔然夙愿未遂，便于长河五年(1016)圆寂，其弟子盛算再奏，请求将原来栖霞寺内的释迦堂改称为清凉寺，获得允准，于是，京都的爱宕山上便诞生了五台山清凉寺。[38]

　　即使在中原王朝的辖区内，五台山也不一而足，如著名的陕西耀县药王山，另有一名即为五台山(北五台)。其南方的名山终南山，以有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个小台(小山峰)，且处耀县之南而被唤做南五台。此外，还有无数世所罕知的五台山，如坐落于今甘肃渭源县南部的莲峰镇的马麓山，有五峰分列而得“西五台”。今甘肃庄浪县主山镇之主林寺，虽规模甚小，但亦有“寺分中、东、南、西、北五台”之举。[39]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中可以看出，大凡山有五峰者，在佛教徒眼中皆可以“五台山”命名之。如是一来，信徒不必远足，自可就近朝拜中国第一佛教圣地——五台山了。西夏北五台山寺的出现，当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1]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0，《大正藏》卷9《华严部上》，No．278，第590页上。

　　[2] [唐]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大正藏》卷20《密教部三》，No．1185A，第791页下。

　　[3] [唐]释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47，《大正藏》卷35《经疏部三》，No．1735，第859页中。

　　[4] 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上)，第49—5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第1403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6]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0页。

　　[7]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3页。

　　[8]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5页。

　　[9] [清]张鉴撰，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校点：《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上，第12—13页之间附图，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0] [苏]E．H．克恰诺夫著，李步月译：《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39页。

　　[11] [清]沈垚：《落帆楼文稿》卷2《与徐星伯中书书》，嘉业堂丛书本。

　　[12]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446—44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 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页。

　　[14]

　　[15] 《大正藏》卷46《诸宗部三》，No．1956，第1007页中。

　　[16]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68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17] 参见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158—5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处引文依史金波先生所译。

　　[18] 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载《中~>>2002年第1期，第51页。

　　[19] 史金波：《西夏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第25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0]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6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1]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第213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2]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第213页。

　　[23]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第1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5]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18—11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史金波：《西夏社会》(下)，第6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宁夏总镇》，第16页。

　　[27] 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第76—101页。

　　[28] 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第99页。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北寺塔群遗址的清理”，载《考古》2002年第8

　　期，第4l—58页。

　　[30]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66页。

　　[31] 风帝，文献中多作“风角城皇帝”，指元昊。参见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第76—7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404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3]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第74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4] 梁继红：“武威亥母洞石窟出土西夏唐卡初探”，提交“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银川，2008年11月)。

　　[35] 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载《敦煌研究文集》，第32—32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172页，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版。

　　[36] 《大正藏》卷49《华严部上》，No．2039，第998页下。

　　[37] 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第1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8] 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第129—130页；[日1中原良辨：“日本与五台山佛教”，见崔正森主编《文殊智慧之光——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414—41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39] 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第62，84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