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与近代上海

　　律宗与近代上海

　　吴平

　　近代上海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是自秦漠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激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过渡和转变的时期，也是外敌的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之下经受了猛烈的冲击和严峻的考验，通过对自身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终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废除了度牒制度，出家的经济因素减少了，思想因素的作用上升了。为了提高佛教徒的素质，唐宋以后一直沉寂的律宗相对活跃，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律师，建坛受戒，故有“以戒牒代度牒”之说。近代上海佛教律宗就是承其法脉而有所发展。

　　最早在近代上海弘传律宗的寺院有报德庵。报德庵位于闸北区严家合路571号。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比丘尼道源创建。道源俗名徐阿宝，是富商徐国林的长女，她自幼吃素，立志奉佛，其父出资万金，在海宁路四川路口为她建静室，取名报德庵。道源即从宝华山圣性和尚出家为尼。光绪十五年(1889)春，道源至北京请藏经，得钦赐《龙藏》回沪，曾举行盛大入藏仪式。光绪三十二年(1906)，纯和任住持。次年，海宁路庵基所在将开辟马路，纯和在道源胞弟徐秋畦的资助下，将庵址迁至严家阁路，重建大佛殿、韦驮殿、藏经楼，塑丈六金身大佛像。1913年，纯和请宝华山浩净和尚至庵，悬挂钟板，改名报德律院，成为律宗的尼众丛林。此后五年之间，纯和惨淡经营，先后建东山门、五观堂、念佛堂、祖堂等，有房舍三十三间，建筑面积2．67亩，鼎盛时有比丘尼五十余人。1928年，纯和以报德律院粗具规模，特订立万年簿，以垂永远。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报德律院的大殿等主要建筑被毁，仅存藏经楼、祖堂及念佛堂。纯和传进贤、达祥、妙德，妙德传戒严。-1945年，该院住持为戒严，有比丘尼四人。1960年，该庵因建设需要被拆除，众尼由政府安置。

　　弘传律宗的寺院还有寿安寺和趟普庵。寿安寺位于崇明县东门外五里，建于宋淳佑年间(1241—1252)，原为天台宗道场，后转奉禅寺，民国初年又归净土宗。古若和尚禀承师命，率其徒众日夜操劳，经多年苦行，修缮佛殿、使寿安寺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46年，古若和尚在该寺开讲律宗。赵普庵位于虹口区欧阳路450弄5号，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1956年庵中的比丘尼转业，该庵关闭。

　　在近代高僧中，弘一法师最早在上海弘扬律宗。1924年，弘一法师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完稿后，由穆藕初出资，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影印一千部，分赠各寺院。1926年8月，弘一法师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作了《初发心者在家律要》的开示：

　　凡初发心人，既受三皈依，也应续受五戒，倘自审一时不能全受者，即先受四戒、三戒、乃至仅受一、二戒都可。在家居士既闻法有素，知自行检点，严自约束，不蹈非礼，不敢轻率妄行，则杀生、邪淫、大妄语、饮酒之四戒，或可不犯。

　　惟有在社会上办事之人，欲不破盗戒，为最不容易事。例如与人合买地皮房屋，与人合做生意，报税纳捐时，未免有以多数报少数之事。因数人合伙，欲实报，则人以为愚，或为股东反对者有之。又不知而犯与明知违背法律而故犯之事，如信中夹寄钞票，与手写函件取巧掩藏，当印刷物寄，均犯盗税之罪。

　　凡非与而取，及法律所不许而取巧不纳，皆有盗取之心迹及盗取之行为，皆结盗罪。

　　非但银钱出入上，当严净其心；即微而至于一草一木、寸纸尺绕，必须先向物主明白请求，得彼允许，而后可以使用；不待许可而取用，不曾问明而擅动，皆有不与而取之心迹，皆犯盗取盗用之行为，皆结盗罪。

　　对于在家居士的受戒，弘一法师主张分受，如五戒可先受几种，然后全受。这次开示后刊登在1927年4月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上，对律宗在上海乃至在全国的复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佛教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实践的一宗。弘一法师以自己严格的持戒行为，给上海的居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子恺回忆道：“昔年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我连忙写回信去说，余多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以后寄纸，我就预先说明这一点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于是以后我寄邮票也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襄坐。他把藤椅轻轻摇动一下，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裹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这三件事，前两件是预防犯偷盗戒，所作所为与他在《初发心者在家律要》的开示中所说的完全一致；后一件是预防犯杀生戒。弘一法师这样做，正说明了他的持戒行为是极其认真的。

　　1927年秋，弘一法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中，他俩遂商定了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弘一法师多次致信丰子恺、李圆净，不仅对《护生画集》的编绘原则作了指导，而且对一些细节也作了具体指点。《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了二十四幅画，就要准备出版。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法师觉得：“若欲赠送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页，从新编辑不可。”或许正因为此，又逢1929年是弘一法师五十岁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法师为每幅画逐一题诗并书写。弘一法师的题诗有的是自己创作，有的选自古人诗作。全书诗书画合一，提倡护生，反对杀生，《护生画集》第一册于1929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辑者为李圆净。(《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1928年2月，实际应是1929年2月出版。)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寇内地。1939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寿辰，开始着手编绘《护生画集》的续集，共六十幅。丰子恺将续集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弘一法师配上文字。弘一法师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回信道：“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转引自丰子恺《护生画集自序》)丰子恺后来果然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弘一法师的嘱托。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11月出版，夏丐尊先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法师书写。由于这些画与诗的主题是戒杀、护生和善行等，故《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对这些弘扬佛教戒律的画与诗更是深受欢迎，广泛流传。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出版机构，都相继印行。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1933年8月出版了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

　　在近代上海的居士中，提倡戒杀护生的还有吕碧城。1920年，吕碧城赴美国留学，并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信稿。一年之后，转赴欧洲，漫游英、法、意、瑞等国。此时的吕碧城对佛教钻研很深，她见欧美人士崇尚物质文明，食必甘肥，不识因果轮回，于是以东方儒家与佛教的精神，提倡仁爱、戒杀、素食。她曾应国际动物保护会的邀请，至维也纳等地宣讲戒杀主义，感化了不少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美人士虽然提倡保护动物，但仅限于禁止虐待动物，而不及于保护动物的生命。吕碧城以佛教慈悲的精神，在各地宣讲除了使动物不受虐待外，还应更进一步戒杀，以保护动物的生命。吕碧城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名之为《欧美之光》，于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该书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由于吕碧城在欧美的时间较长，所至之处甚多，故搜集的资料十分丰富，并且还有许多珍贵的插图。

　　在近代上海，也成立了一些以戒杀护生为宗旨的居士团体：

　　1．功德林佛学会。1922年4月，简照南、简玉阶、赵云韶为持斋戒杀而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路)开办了“功德林蔬食处”。1932年，迁至派克路(今黄河路)、白克路(今凤阳路)口，当时二楼设有佛堂，成立了“星期念佛会”，后称“功德林佛学会”，参加者多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郑颂英、余伯贤为该会负责人。该会经常邀请圆瑛、印光、兴慈等高僧前来讲经说法。

　　2．中国保护动物会。1933年5月，由叶恭绰、王一亭、施省之、关纲之、黄涵之、朱石僧、李经纬、吕碧城等二十三人发起，并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内设筹备处，同时发表《中国保护动物会宣言》，指出当时国家多故，农村破产，都市萧条，经济垂竭，弥补为难。如果能保护动物，各戢贪饕，不仅有益卫生，对国家、社会、经济三方面都有好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34年2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出理事及各组负责人，会址设在云南中路35号仁济堂内。当时会员达三百多人。同年10月，中国保护动物会举行动物节宣传大会。当时决定要广征会员，广设分会，同时成立放生部，举办放生事宜。后在西安成立了中国保护动物会分会，在北京、长沙、苏州、如皋、束台等地先后成立了分会的筹备处。为了广泛宣传其宗旨，该会先后在《佛学半月刊》发行《特刊》，在《新闻日报》上刊行《护生专刊》，出版了张用实编的《动物福音》，该书宣扬戒杀，保护动物。同时还设立了动物治疗所及组织动物掩埋队。为了使放生活动有充足的经费，圆瑛、兴慈、王一亭、丁福保、黄涵之、趟朴初等人发起成立劝募放生宏法基金会，以募足十万元经费为满额。经费由上海佛学书局代收和保管。由于经费充足，该会的放生活动越办越兴旺。1937年秋，曾在吴淞杨行镇建成放生园一座，占地二十余亩，作为中国保护动物会放生的专门场所。中国保护动物会，以佛教众生平等的精神，宣传保护动物，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佛教戒律在近代发挥了新的作用。

　　3．世界提倡素食会。1935年，上海功德林创立十号聚餐会，每月10日聚餐一次。1942年，扩大范围，改名世界提倡素食会，以提倡素食、戒杀护生、敷扬佛化为宗旨，推选丁福保为会长。会址设在上海功德林内。会内有教经、阅经、修持、演讲、问答、聚餐六部。

　　4．金山县佛学会。该会由徐学村、周启新、翁启贤等十一人于1945年发起成立，彭古硕为临时主席。该会订有“德行策进组规约”六类：戒杀类、戒偷盗类、戒邪淫类、戒口过类、戒酒类、其他类，共四十八条。会员随意认守若干条，于佛像前默受之，也可随时增加，乃至全受。

　　5．世界素食同志联合会。以戒杀、在全世界普及素食主义为目的，以自由联合为形式。何时成立不详。

　　1942年月10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上海掀起了一股纪念弘一法师及弘传律宗的热潮，各报刊杂志经常发表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1943年9月，震华、白圣、夏丐尊等人发起成立了弘一大师纪念会，会址设在位于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内。一些名流学者常在那裹集会，探讨弘一法师所弘传的律宗。弘一大师纪念会同时还征集到弘一法师书写的佛经等手稿，特设立弘一大师纪念会图书馆收藏，供爱好者摩挲研究，以为永久纪念。当时有丁福保、王少湖、宝存我等居士捐赠了不少佛教图书给该馆。每逢弘一法师的诞辰和圆寂之日，玉佛寺都要集会纪念，由住持或寺内大德讲述弘一法师严持戒律、弘扬律宗的事迹，号召全体僧众以弘一法师为楷模。

　　上海还编辑出版了弘一法师的著述和纪念、研究弘一法师的著作。1943年，大雄书店出版了《弘一大师永怀录》，收录了姜丹书等人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八十余篇，以及挽联、挽诗等。夏丐尊以弘一大师纪念会的名义，向社会各界征集弘一法师的书信。他将这些书信整理之后，定名为《晚晴山房书简》，于1944年10月由弘一大师纪念会出版。该会还编辑了《晚晴老人讲演录》，收录了弘一法师的讲演录十二篇，由大雄书店1944年出版。1944年9月，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出版了林子青编纂的《弘一大师年谱》，此书后又由杂华精舍于1945年10月再版。1946年12月，李芳远编选了《弘一大师文钞》，辑录弘一法师的遣文，由北风书屋出版。1948年2月，大雄书局出版了《永恒的追思》，收录了丰子恺、叶圣陶、施垫存等人的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九篇。

　　1947年2月7日，通过弘一法师的几位弟子和上海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展厅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弘一法师书法展览会”。这次展览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展”而不“卖”。据王文辉先生统计，这次展出的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共一百二十四幅，其中《华严经》集句八十五幅，弘一法师自撰联句三幅，格言三十五幅，歌颂南山律的词句一幅。

　　兴慈法师非常敬仰弘一法师，将兴慈中学新建可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大礼堂，改名为弘一纪念堂。据《兴慈图书馆、弘一纪念堂征募图书法物缘起》称：“于兴慈中学之东西两院有附设兴慈图书馆及弘一纪念堂之议，一则以辅助教育，广我佛化导之悲怀；一则以楷模群伦，留大师久长之芳泽。”海内外人士得知后，纷纷将弘一法师的书画、手迹及其他有关文物数百件赠给弘一纪念堂陈列展览。弘一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时，诸山长老、护法居士皆前来参加。丰子恺当场挥毫绘成弘一法师丈六巨像，悬挂堂前，以供瞻仰。

　　清末以来，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四川、湖南、广东等省都有佛经流通之所，出版的佛教经书皆为雕版印刷，成本高，印数少，不便流通。如果用铅字排版，同样的字数，铅字排出的版面篇幅，要比木刻版面的小，而且简洁、明了。进入二十世纪后，上海的印刷业发展较快。佛教界人士认为必须广印佛书以弘扬佛法，于是作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的上海，出版印刷的佛学书籍居全国之冠，其中也有不少弘传律宗及佛教戒律方面的书籍：

　　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律学书籍有：《佛说梵纲经》二卷，鸠摩罗什译，卷上末附校讹；《优婆塞戒经》七卷，昙无谶译；《梵网经菩萨戒本汇解》，李圆净编，收有智者大师的《梵网经义疏》、莲池大师的《戒疏发隐》，蒲益大师的《梵网合注》；《菩提心戒释义》，黄书云着，分杀生、偷盗、邪淫、妄言、贪欲、愚痴等十戒；《戒杀名理》，聂其杰着，劝人戒杀素食；《护生痛言》，李圆净着，宣扬护生戒杀，配有丰子恺创作的多幅护生画；《恤牛犬录》，黄觉云编，劝人戒杀牛犬；《五戒心法》，周秉清编着，论述居士修行时所持五戒的意义及其方法；《律宗》，慈忍室主人编辑，太虚法师审定，收录《律仪之原理》、《劝请全国僧伽文》等九篇文章；《佛教信徒报恩弘法要从寻常的十善道做起》，此书是戴季陶在桂林莲社的演讲，宣扬佛教徒要守持戒律，加强道德修养；《持戒波罗蜜》，佛学书局编辑部编，共分四部分：总说、戒之种别、持戒福利、持戒事证。

　　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的律学书籍有：《传授居家菩萨戒正范》，世界佛教居士林皈戒处编；《戒杀放生集》，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辑处编纂，论述戒杀放生为学修者的修行要素；《戒杀百事》，唐振绪辑，收录戒杀生的故事一百则；《乐生集》，清人卧松子编，通过一些由于放生而得到善报的故事，劝人放生戒杀；《慈护编》，孙奏庭编，宣扬护生戒杀，共分三部分：经教部、古今贤哲诗文论说劝诫、古今善恶报应征事；《善因福果录》，有戒杀放生偈、劝过年吃素说等内容。

　　此外，道德书局出版了《杀生弭劫编》，清人徐谦编，劝人戒杀吃素；《寒世子屠场参观记》，寒世子编着，作者通过参观屠宰场的所见所闻，劝人护生戒杀吃素。印心精舍出版了《杀的问题如何是迷信》，为王骧陆的演讲录，劝人戒杀。大法轮书局出版了《勿食众生肉》，百链编，上编辑录有关论文，下编辑录因果报应的故事。济公印书馆出版了《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要》，此书是太虚法师在汉口佛教正信会关于《佛说十善业道经》的讲演录。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在上海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佛教的发展与其他各地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弘扬佛教各宗派的高僧云集上海，所以中国佛教的各宗派几乎全汇集于此，这与上海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局面因租界的存在而相对安定是分不开的。这种佛教各宗派并兴同振的格局成为上海近代佛教的一个显着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并不局限于各自传承的宗派，他们或禅净双修，或台贤并弘，或教演华严、行在禅宗，至于律宗，则是每位高僧都必须修行和弘扬的。这种高僧云集上海及各宗派相互融通的特点，再加上一批大居士在弘扬佛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为律宗在上海乃至在全国的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吴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