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俗讲与佛教神变月斋戒

　　唐代俗讲与佛教神变月斋戒
　　刘正平
　　唐代寺院盛行俗讲，俗讲是佛教僧人出于弘法的需要，将深奥难懂的佛经改写为韵散相间通俗易懂的讲经文，以讲唱结合的形式向信众宣讲的活动。关于俗讲的内容、体制、地点、听众、俗讲师等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很丰富，兹不赘述。俗讲的时间以及俗讲与佛教“神变月”(即三长斋月)的关系问题，相关论述很少，本文结合有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
　　要阐述这一问题，先得从佛教斋戒谈起。佛教规定，在家居士应持五戒和八戒。所谓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八戒又叫八斋戒、八关斋、八支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非梵行(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涂饰香鬘、歌舞观听，七不眠坐高广严丽床座，八不食非时食。八戒的内容也有其他说法，兹不赘述，详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八戒实际是对五戒的扩充，其前七条为戒，最后一条“非时食”不是戒而是斋，故又称八关斋戒。五戒须终生奉持，八戒是六斋日和三长月所持的斋戒。六斋日，即“六日”，据《大智度论》卷一三云，诸神皆有日分，摩醯首罗神是诸神之主，一月有四日分，即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五日和三十日属于一切神，一共六日，每月此六日持斋，故称六斋。六斋日即《中阿含经》卷十四、《杂阿含经》卷四十、《增一阿含经》卷一六以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四一所说的白月和黑月各自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共六。若持斋一年，则在一年之中每月的此六日斋戒，如果一年之中不能持六日斋，则持三长月斋。印度历法将一年十二个月按四个月一组分为三时，每时四个月，每时的首月分别是：正月，为春分；五月，为夏分；九月，为冬分。此三个月即三长月。三长月又叫神变月、神足月、神通月，玄奘之后“神变月”成为通行名称。据《杂阿含经》卷四十、卷四十一，佛陀说法时，明确要求在家居士要在六斋日和神变月受持斋戒，勤修功德。佛教认为，六斋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神变月三月是万物萌生、成长与蛰藏的关键时期，所以信众应当避禁持斋。神变月修持的具体时间在正月、五月、九月的白月一日至十五日，也就是三长月每月前十五天。
　　六斋日和神变月斋戒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时期是诸天帝释、鬼神运用神通变化，巡行四天下，视察善恶的时间。神变月即由此得名，“神变”是“神通变化”之意。为了避害远祸，必须持八斋戒，过中不食，而且要念经，修善作福。《大智度论》卷一三云：
　　问：何以故，六斋日受八戒，修
　　福德?答日：是日恶鬼逐人，欲夺人
　　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是故劫初
　　圣人，教人持斋修善作福，以避凶
　　衰。是时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
　　不食为斋。后佛出世，教语之言：汝
　　当一日一夜，如诸佛持八戒，过中不
　　食，是功德将人至涅盘。……复次，
　　此六斋日恶鬼害人，恼乱一切，若所
　　在丘聚郡县国邑，有持斋、受戒、行
　　善人者，以此因缘，恶鬼远去。《法苑珠林》卷八八引《提谓经》云：
　　诸天帝释、太子使者、日月鬼
　　神、地狱阎罗、百万神众等，俱用正
　　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
　　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飞鸟、走兽、
　　鬼龙行之善恶，知与四天王月八日、
　　十五日、尽三十日所奏同不，平均天
　　下使无枉错，覆校三界众生，罪福多
　　少所属，福多即生天。上即敕四镇
　　五罗大王司命，增寿益算，下阎罗王
　　摄五官，除罪名定福禄故，使持是三
　　长斋。
　　六斋日鬼神害人，如果一个佛教居士在这个时期严格受持八戒，乐善好施，就可以远离恶鬼，避祸得福，这也是帮助信众获得涅盘境界的重要途径。神变月天帝及一切神灵巡行天下，按验众生善恶，行善多者，多福多禄，增长寿命，超生天界；作恶多者，寿命减少，甚至有可能下地狱。如果在这个时期诚心持戒，就会减轻罪孽，获得无量功德，也是重要的解脱之道。
　　为了求福避祸，修善积德，六日斋戒和神变月斋戒受到了佛教居士的重视。佛教宣扬“若无大心，虽复终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持戒”，也就是说，只要在斋戒日诚心斋戒，要比一个没有诚心的人终身奉持五戒更有益于修持，增长善法，这样就大大简化了一般信徒的修行难度，缩短了修行时间，所以受到很大欢迎。神变月三月都是初月，在这三月斋戒，蕴含了“一年常修善”的意义；用三个月共四十五天的斋戒取得一年的修为，这就比终身持戒更加简便易行，而且符合实际。所以神变月斋戒在隋唐五代具有很大影响。
　　在佛教僧人和一些信佛的皇室成员、官员、文人的推动下，神变月斋戒在隋唐五代成为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受到上自皇室、下至普通民众的重视奉行。神变月期间停止处决犯人，禁止屠钓，皇室和一些官府有时要举行斋僧和布施活动，寺院一般要组织僧俗信众吃斋、礼佛、颂经、布萨等。《佛祖统纪》卷三九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韶天下正、五、九并六斋日不得杀生命”；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诏依佛制，正、五、九月及十斋日，不得行刑屠钓，永为国式”；卷四二载，宣宗大中三年(849)正月斋日，“四明道俗八千人，于阿育王寺供养佛舍利塔，感天花纷坠，有如雪色，至手即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众喜跃”。敦煌文献中也有正、五、九月三神变月法事活动的记载。如P．2704《长兴五年(934)曹议金施舍回向疏》有“长兴伍年五月十四日河西归义等军节度使检校令公大王曹议金谨疏”，P·2679为《清泰三年(935)九月比丘绍宗为亡母转念设斋放良施舍疏》，P．3187有《戊辰年九月八日转藏诸杂经论数目》，这说明神变月要结坛转经，设斋供僧。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敦煌地方政权也要举行官斋施僧，P．3231保存的几件《平康乡官斋历》记载，癸酉年(973)九月卅日、甲戌年(974)五月廿九日、乙亥年(975)五月十五日和九月廿九日、丙子年(976)五月十五日分别举行了官斋[，引。当然．，神变月断屠等活动并非受到所有帝王的崇奉和支持，唐武宗就曾明确表示反对，《佛祖统纪》卷四二记载，会昌四年(844)正月，“上以斋月断层，出自释教，嫌之。敕今後唯禁岁旦、三元日、国忌日”。又《旧唐书》卷一八：
　　会昌四年(844)春正月乙酉
　　朔……敕：“斋月断屠，出於释氏，国
　　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
　　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
　　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
　　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
　　二十二(734)年敕，三元日各断三
　　日，余月不禁。”
　　可见，神变月断屠，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之前就是一个惯例，玄宗时期曾一度中断，後又恢复，唐武宗排斥佛教，藉口断屠滋生腐败，又加以限制。神变月的法事活动也见於唐人笔记小说记载，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云：
　　光宅坊光宅寺……建中初，有
　　僧竭造曼殊堂，将版基於水际，虑伤
　　生命，乃建三月道场，祝一足至多
　　足、无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
　　遇虫蚁。
　　三月道场就是神变月道场，这并不是一项正式常修的法事活动，但从中可见唐人对神变月的重视。
　　二
　　配合神变月斋戒的另外一项重要法事活动就是寺院讲经。佛教讲唱经文，可分为转经、讲经、俗讲三类。转经就是运用转读和梵呗之法诵经，是僧人修行的常课，有时也用於某些仪式当中，如求福、乞雨等。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三《经师》云：“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於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可见，转经是将从印度传过来的梵声加以改造，咏唱漠译佛典的方法。讲经，顾名思义，就是讲解佛经，由高僧大德主讲，可以分为由僧人举行的僧讲和比丘尼举行的尼讲，主要针对出家五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也有一些佛学造诣较高的居士，向他们讲解佛经要义，灌输无常苦空和修身持戒的道理。讲经由唱导发展而来，慧皎说得明白：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
　　心也。昔佛法初传，於时齐集，止宣
　　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
　　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
　　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夫唱
　　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
　　声则无以警束，非辩则无以适时，非
　　才则言无可采，非博语无依据。至
　　若响韵钟鼓，则四泉惊心，声之为用
　　也；辞吐後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
　　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
　　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
　　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
　　为出家五来，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
　　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
　　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
　　造形，直谈辟见；若为山民野处，则
　　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
　　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
　　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城动
　　物，此其上也。
　　可见，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僧人集会时，法事非常简单，只是一起念佛、礼佛，久之会身心疲倦，为消除疲劳，活跃气氛，就有高僧发明了讲经说法。从上引资料看，讲经的对象很宽泛，有僧有俗，要针对根器的不同施以不同的讲法，针对出家五众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经，针对君王长者、凡庶山民的就是俗讲。转经、讲经的具体情形，在日本求法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有记载。俗讲的目的是宣讲佛经经义和佛教故事，一般在寺院由法师举行，其听众上自王公大臣，下为庶民百姓；所谓的“俗”，主要针对“僧”而言，不仅听众为俗，而且要语言通俗、形式生动，这样有利於佛法的传布。俗讲其实也是讲经的一种，只是听讲对象是俗众而已。
　　今天能见的唐代俗讲资料很贫乏，俗讲最早起於何时难以确定。“俗讲”一词，最早见於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善伏传》： ；
　　释善伏，一名等照，姓蒋，常州
　　义兴人。生即白首，性知迷离。五
　　岁於安国寺兄才法师边出家，布衣
　　蔬食，日颂经卷，目睹七行，一闻不
　　忘。贞观三年，窦刺史闻其聪敏，追
　　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
　　博士责之。
　　释善伏以僧人充官学，仍不舍弃听俗讲，所以受到指责，这说明，太宗贞观年间寺院就流行俗讲。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曾下《诫励僧尼敕》，禁断俗讲：
　　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
　　玄，渺同河汉。……近日僧道，此风
　　犹盛。因依讲说，煽惑闾阎；溪壑无
　　厌，惟财是敛。津梁自壤，其教安
　　施；无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州
　　县，假托威权；或巡历村乡，恣行教
　　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宥；左道不
　　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讲
　　律以外，一切禁断；六时祀忏，须依
　　律仪，午夜不行，宜守俗制。
　　诏令裹提到的“讲说”完全符合俗讲的特点，所以就是俗讲。禁断俗讲的原因，是因为它宣扬果报，蛊惑民众，聚敛财物，类似於邪教，这只是官方的托词而已，实际情况是俗讲在民间的影响实在太大，聚众讲说，恐生民变以威胁到王朝统治，这也是唐代历史上数次禁断俗讲的主要原因。“眩惑间阎”、“出入州县”、“巡历乡村”说明俗讲已不再局限於寺院，而是走向民间，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此後唐代的俗讲时禁时开。宪宗元和十年(815)五月，再下诏书，整顿全国俗讲：
　　京城寺观(俗)讲，宜准兴元元
　　年九月一日敕处分；诸畿县(俗)讲，
　　宜勒停；其观察使节度州，每三长斋
　　月，任一寺一观置(俗)讲，余州系
　　停，恶其聚众，且虞变也。
　　这则诏令表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九月一日曾颁布诏令，允许京城寺观开俗讲，至宪宗登基，又对州县的俗讲进行限制，只允许有观察使节度的州保留一寺一观，在每年的神变月开讲。这是明确提到神变月俗讲的官方文件，有趣的是，德宗和宪宗的诏令分别颁布於属於神变月之一的九月、五月，这说明每到神变月开讲，都要引起官方重视，颁布文件，加以规范。
　　唐文宗太和年间，神变月俗讲更成为一种风气，直至太和九年(835)废讲。废讲的原因，是因为佛教的壮大，与王朝的现实统治发生了冲突，丁壮借剃度逃避征徭，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一些俗讲师有聚众讲说、傲视权贵之嫌，俗讲内容也引起了正统观念的不满。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云：
　　有文溆(按：原文误作“淑”)僧
　　者，公为聚象谭说，假托经论所言，
　　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
　　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辟其说，
　　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
　　尚。……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
　　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
　　视衣冠过於仇雠，而溆僧最甚，前後
　　杖背，流在边地者数矣。
　　文溆是当时有名的俗讲僧，因在俗讲中讲一些“淫秽鄙亵之事”而获罪流放。《唐大诏令集》收有文宗太和某年颁布的《条流僧尼敕》，云：“比来京城及诸州府，三长斋月置讲，集众兼戒忏；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後，巡门家提，刑割生人，妄称度脱，并宜禁断。”说明神变月俗讲引起了朝廷的不满。此诏疑为太和九年颁发，可能就是禁断俗讲的直接原因。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卷三中也提到了太和九年废讲之事，但文字非常简略。这次废讲，只是由朝廷规定的原在两京寺院举行的俗讲废止，地方寺院实际上并没有停止俗讲。这在《行记》中可以找到相关资料，文宗开成三年(838)，圆仁到达扬州，住开元寺，记载了扬州寺院的情况：
　　又有化俗法师，与本国道“飞教
　　化师”同也。说世间无常苦空之理，
　　化导男弟子、女弟子，呼道化俗法师
　　也。
　　“化俗法师”就是俗讲僧的另一称呼，其所讲的“无常苦空之理”，目的就是为了化导俗家弟子，这和俗讲并没有什麽本质不同。圆仁还记载了开成四年(839)正月和闰正月在扬州孝感寺举行的一次讲经活动，主要讲《金刚经》，目的是为修葺开元寺的梅檀瑞像阁而讲经募缘，其听众是僧俗大众和外国使团，所以，这也是一次俗讲。
　　文宗之後的武宗，即位之初曾数次颁布韶敕，令京城寺院开讲。敕开俗讲的记载，主要见於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赵璘《因话绿》、段安节《乐府杂绿》等书中。圆仁於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求法，至宣宗大中元年(847)返国，历时共计九年七个月左右，经历了唐武宗减法的全过程，他在《行记》中记载了这段时期的经历和见闻，其中神变月期间的佛事活动特别是俗讲值得注意。会昌元年(841)，武宗登基，下韶重开“俗讲”。《行记》卷三云：
　　(正月九日)敕於左、右街七寺
　　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
　　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
　　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
　　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盘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招太清官内供奉矩令费，於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大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
　　五月一日，敕开讲，两街十寺讲佛教，两观讲道教。当寺内供奉讲论大德嗣标法师，当寺讲《金刚经》；青龙寺圆镜法师，於菩提寺讲《涅盘经》。自外不能具书。
　　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
　　会昌二年岁次壬戌正月一日，
　　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期长命。
　　诸寺开俗讲。
　　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
　　座。
　　唐武宗是佛教史上有名“会昌法难”的总导演，他对佛教早就心存不满，登基之初却敕开俗讲，只不过是对传承不绝、已成风气的俗讲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也是他在刚刚即位、统治不稳的情况下，为取得势力强盛、拥有大批信徒的僧人的支持而采取的有效手段。圆仁记载的五次俗讲均在正、五、九三月举行，而这三月是佛教规定的神变月，这更加证明俗讲主要在神变月举行。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这项活动因为修善求福的目的，借助佛教的推动，早已成为唐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每到神变月，上自朝廷，下至普通民众，都要参与斋戒、俗讲活动。
　　在唐代，俗讲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全民娱乐活动。唐代的寺院不但是宗教场所，也是民众游赏娱乐之地。寺院有许多宗教活动，如讲经，筹办佛教节日，举行各种斋会、水陆道场，官方和普通民众都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京城长安寺院中还设有戏场。宋钱易《南部新书》戊云：
　　长安戏场多集於慈恩，小者在
　　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於保
　　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
　　尽在咸宜。
　　似乎民间技艺的表演都在寺院内外进行，寺院俨然成为当时的娱乐中心，不单是举行俗讲了。唐人的诗歌也反映了举行俗讲时，听众如潮、万人空巷的盛况：
　　街束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
　　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
　　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廖
　　落如明星。……观中人满坐观外，
　　後至无地无由听。
　　一住昆陵寺，师应只信缘。院
　　贫人施食，窗静鸟窥禅。古磬声难
　　尽，秋灯色更鲜。仍闻开讲日，湖上
　　少渔船。
　　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
　　其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
　　尽无人。
　　每逢两街寺院开讲，听众熙熙攘攘，日常的生产活动停下来了，连平时热热闹闹的酒坊、鱼市也空无一人，可见俗讲具有多麽大的吸引力。“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其真”是说佛经宣扬的“无生空苦”的道理深奥难明，只有在俗讲师的讲说下才能领略其中的奥秘；“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说明俗讲的内容就是宣扬罪福果报，听众是普通民众。
　　二
　　敦煌遗书中的讲经文和变文是俗讲的底本，讲经文跟变文实则是异名而同实，只不过变文的题材要广泛得多，除佛教故事外，还涉及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也可以说，变文是在讲经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今流传下来的讲经文、变文主要存在於敦煌遗书中。问题是，这些讲经文、变文是否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是神变月俗讲的底本呢?收录於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中的讲经文和变文，大都因残缺不全而佚失了写定年月，少数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作品也很难看出其与神变月俗讲的直接联系，现将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作品列举分析如下：
　　《破魔变文》(P．2187尾题)写就於“天福九年甲辰祀黄锺之月萁生十叶”，即後晋天福九年(944)十一月十日。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S．2614首题，又P．3107首题)写就於後梁贞明七年(921)四月十六日。
　　《频婆娑罗王後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991首题)写就於後周广顺三年(953)四月二十日。
　　脓将王陵变》(S．5437首题，又北大图书馆藏本封面题)写就於後晋天福四年(939)八月十六日。
　　《舜子变》(S．2654首题)写就於“天福十五年岁当己酉朱明蕤宾之日萁生拾肆叶”，即後晋天福十五年(950)五月十四日。
　　《长庆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P．3808)开讲於後唐长兴四年(933)九月九日[37)。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P．2133)写就於後梁贞明六年(920)正月。
　　《维摩诘经讲经文》(P．2292)写就於後蜀孟昶广政十年(947)八月九日。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写就於後唐天成二年(927)八月七日。
　　这些讲经文和变文大多写就於正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和《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可能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俗讲活动的底本，但也不排除神变月开讲的可能。我们知道，正月、五月、九月是佛教神变月(即三长斋月)，而四月和八月则恰好分别是五月和九月的前一月，也就是说，一部分作品是在神变月俗讲期间写定的，而另一部分写就於神变月的前一月。由於俗讲需要底本，持续时间较长，有时长达一月，正式讲经开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底本准备工作，提前一月则是最佳时机。所以写就於四月、八月的作品，是为即将到来的神变月俗讲作底本准备。P．2187号《破魔变文》是个例外，写就於十一月，但也可以作此理解，只不过较之来年正月的俗讲提前了两个月而已。《破魔变文》主要讲魔王率领众魔鬼与佛斗法以及佛化导三魔女的故事，以佛神力广大取得胜利而告终，这与神变月诸天鬼神巡行天下、恶鬼害人的说法是契合的；《破魔变文》卷首有大段为斋主祈福的话语，也与神变月俗讲祈福禳灾的目的吻合。类似的《降魔变文》虽然没有写定时间记载，但舍利弗和劳度叉斗法的描写也适合於神变月讲唱。《长庆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开讲於後唐长兴四年(933)九月九日应圣节，系後唐明宗生日，明宗被认为是菩萨、天帝、轮王的下凡，其名称很可能源於神变月天帝下界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敦煌变文和讲经文是佛教神变月俗讲的底本。(按：“神变月”举行变文讲唱，或许可以解释变文的称名问题，换句话说，因为变文讲唱在“神变月”举行，也许才被称为“变文”。)
　　当然，说俗讲在神变月举行，也并不是绝对的。唐人在一些临时的法事活动如祭奠亡人、庆祝盂兰盆会、佛诞日等佛教节日时也举行俗讲，在敦煌文献中就有相关资料。《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和《目连救母变文》就用於盂兰盆会俗讲。当俗讲由寺院走向民间，讲唱内容由佛教故事演变为世俗故事後，这种讲唱活动也演变成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就更不仅仅局限於在神变月举行了。经常为变文研究者所引用的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描述了一次变文讲唱活动，诗云：“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渍。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蜀女演唱的是王昭君故事，就与神变月俗讲没有多大关系。
　　(作者：刘正平，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