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为何成了难懂的天书

中国经典中的《中庸》一书，因其哲理思辨性和严谨体系性，成为《四书》中最难理解而争议最多的一部书。阅读理解《中庸》之不易，不妨听听朱熹怎么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篇，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即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中庸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是很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一方面《中庸》难读难懂，孔子说：“中庸其难哉。”孔子一生都很难做到几次，可见其精神境界的高度和践行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到不断的误读，在20世纪西方现代性思潮进入中国之初，更是名声不佳、命途多劫。“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成为被批判、检讨、嘲笑的对象。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朱自清认为：以往曾作为启蒙教材的《四书》，到了今天却成为很难读懂的“天书”，“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实在是令人痛心。

伴随着中国进入思想开放的时代，尤其是21世纪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文物文献的发现和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于是，人们意识到数典忘祖、文化断根的危险，更进一步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典的历久弥新的生命。本文希望通过细读具有重大启迪价值的名篇佳著，从中寻绎古代先贤的睿智，从而在传承经典、守正创新中，把握未来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

研读《中庸》，为的是在反思中阐明并发扬其积极维度，在拓展东方思想中对当代世界生发出新意义。在新世纪讨论《中庸》意味着，“中庸”精神不只具有局部性个体性的意义。我们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以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传统思想的积极价值。无疑，站在新世纪文化地基来细读《中庸》，弄清历史公案中所隐藏的意义和价值，确定《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厘定《中庸》在汉字语境中的意义及其在历史话语中的价值，首先需要弄清《中庸》的作者和成书经过，以及文本细读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维度。

（一）关于《中庸》的作者

关于《中庸》的作者，历史上的说法可谓林林总总，已然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值得分梳。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司马迁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而汉代孔鲋《孔丛子》的记载可以作为《史记》补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表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南北朝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和南朝梁武帝萧衍《中庸讲疏》一卷，大抵用佛家的观点阐释《中庸》。唐代李翱在《复性书》中发挥《中庸》的思想，力求去建立儒家的心性理论体系。宋代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应该是子思及其弟子：“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这些说法大多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可以说，从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而形成儒家知识基本谱系，子思上承曾参而下启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具有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中庸》也成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理论纲领。

宋代以后学术界怀疑思潮兴起，《中庸》作者为子思的说法受到质疑。欧阳修对《中庸》出自子思提出疑义，认为子思之说与孔子思想不符——《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在孔子尚必须学，则《中庸》之所谓自诚而明，不待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乎？”所以，《中庸》“所传之谬也”。南宋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表示怀疑。清袁枚、叶酉、俞樾等因《中庸》中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认为《中庸》必然晚出。宋代王柏认为，《中庸》的前20章，以及21章以下均为子思所作，而其余部分则非子思所作。清人崔述认为“《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冯友兰则认为：“《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皆较《孟子》为鲜明，似就孟子之学说，加以发挥者。则此篇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所作。”这些说法，几乎剥夺了子思的著作权。

其实，从近年来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十四篇中，可以看到属于子思的作品起码有《缁衣》、《五行》两篇，而《缁衣》出于《子思子》。对先秦文献思想影响史加以考订，也可以发现今本《中庸》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大抵包括原初独立的两篇即《中庸》和《诚明》。在其后的发展中，这二篇才被编在一起形成今本《中庸》。宋代王柏在《古中庸·跋》中说：“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

从学术阐释的历史看，子思之后，孟子最先引用过今本《中庸》多处。如《孟子·离娄上》：“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段话可与《中庸》第20章17～18条相比照：“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者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可见，两篇文字和内容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中庸》引用《孟子》，恰恰相反，是孟子引用子思《中庸》。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论证《孟子》这段文字晚于《中庸》，证明了是《孟子》引用《中庸》。

另外，孟子之后，荀子所作《不苟》篇与今本《中庸》也有密切关系，但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不仅说到“中庸”而且说到“诚”，表现出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倾向。这已然说明《中庸》成书早于孟子荀子时代，使得那些所谓《中庸》晚出与秦汉说不能成立。至于冯友兰认为《中庸》有“书同文，车同轨”之言，必然晚于秦代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管子》也说过这样的话：“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文，车同轨，此至正也。”可见战国时期已经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据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左右，子思过世的时候孟子还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孟子一生没有见到过子思，而只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弟子，只能说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具有承前启后性而已。受到子思影响的孟子发挥其学说，而逐渐形成“思孟学派”。应该说，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曾子，这倒不仅因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相传，而且因子思曾经从曾子或子游问学，在精神取向上具有思想的一致性。所以《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这一记述，当基本符合事实。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后世被尊为“述圣”。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个学派，从师承关系上可以如是观。子思学于孔子高足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门人，从《中庸》的基本观点和孟子的思想比较来看，源流亦当如此。二者只有思想详略的不同，而没有精神本质的区别。因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为历代注疏家所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宋清以降“伪书”案的怀疑说法大多相当武断。正如钱大昕所说：宋后之儒者，“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那些怀疑论者大多拈出只言片语或一枝半节而大做文章，方法论上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法，但得出的结论却往往空疏无当十分片面，被证明是根本靠不住的。但是，这种怀疑论和疑古论长期存在，形成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使得古典经典的重要意义在有色眼镜中被不断边缘化和空洞化，这实在应引以为戒。

经过考订得到的结论是：《中庸》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他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他与其弟子经过扩大、浓缩、精炼而修成《中庸》一书，日益成为儒家心性理论重要文献。

（二）《中庸》成书的大体过程

《中庸》一书最初并非独立成篇，而是作为《礼记》中的第31篇，一直未引起历代注疏家注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宣帝时，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礼记》49篇。《礼记》问世后，虽有人整理注释，但因主要是典章制度书籍，亦未能引人重视。直到唐代韩愈、李翱强调《大学》、《中庸》是与《孟子》同样重要的“经书”，《中庸》才得到重视。

到了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大为尊崇《中庸》，看成“孔门传授心法”。理学家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重新校定章句并作注释，殚精竭虑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强调《中庸》“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历选前圣之书，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这是对《中庸》的极高的评价。可以说，四书并行实在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元朝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经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与五经共同列为经书，从此，《四书》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而理学则成为官方哲学。源自于《礼记》的《中庸》和《大学》在历史文化中不断调整的位置，终于被最终确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文本。

一般认为，《中庸》的价值远远超过《大学》。朱熹上承程颐之说而发挥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中庸》全书33章，共3545字，其旨不仅关涉思维论，德行论，还关涉天地人生本体论，是孔子门生传授心得体会和关键方法的重要著作。从方法论上看，《中庸》最初只强调“中庸”原理，并且把这一原理分开阐释，最后又回归到“诚”这一根本道理上来。孔子的中庸思想强调“尚中”的“无过无不及”；注重“时中”的“无可无不可”；坚持“中正”的正当“礼义”，追求“中和”和谐之美。这使得“中庸”学说的思想核心指向“诚”。这意味着，人们如果违背了诚之性，变成了伪善者，那么社会就将大乱。这个道理充满天地之间，而又深藏于人心之中。只有善于细读的人在玩味探索后，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深刻地洞悉中庸之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庸之道所标举的“诚”，对一个人来说，是一辈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对一个社会而言，同样是保持和谐共生的重要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