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等作品，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上大学之前，我们能读到的所有书，都是当时挑选出来的。像托尔斯泰的，莱蒙托夫的，《斯巴达克思》已经算出格了，甚至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文革”期间都属于修正主义，不让读了。这些本来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格儿”所能容忍的作品。实际上，我们上大学前读的所有书，都没有超过五六十年代划定的框框。所有正宗的“资本主义”读物（即马克思列宁没有夸奖过的），中国古典的儒释道学说，基本都没读过。这就是我们文科的知识背景。

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放开读书了
1978年上了大学之后，第一轮读书恰好就是冲开这个框框。读什么书呢？先读以前看不到的，例如传说中的“灰皮书”。像德热à?斯的《新阶级》，当年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印给少数人看。我不记得那本书是不是“灰皮”，那时也尚未解禁，但在学校阅览室可以读到。因此上大学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就意味着——可以放开来读书了。

这一大类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不过向左右拓展了，我们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条主线之外的新学说。上学不久，人大名教授吴大琨就推荐了《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谈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详细介绍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前我们熟悉的都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现在看到了这个体系外的异端说法。

再往下走，就开始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早年马克思主义著作。青年马克思最热门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点谈“异化”理论。人是怎么异化的，劳动是怎么异化的，这又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个分析框架。读起来非常吃力，但还是啃了一遍。然后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学说，像法兰克福学派，读了一些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文章。

寻找“什么是对的”

第二大类是以前完全被封锁的所谓“资产阶级”学科，比如社会学和心理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听说“心理学”这个词，觉得特别神往，当时想是不是有一门学科，学了之后就能洞悉人们的内心世界。我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图书管理员不借，说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我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着批判的旗号，才有可能借出来。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取消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学科的阶级性有问题。1978年以后，我开始带着神秘感读这些书。读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正是一本苏联人写的《普通心理学》。很快，大学里又开始流传弗洛伊德、马斯洛等学派的心理学观点了。

此外就是社会学，建国以后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书。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社会学原理》，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教科书。隔了一两年，中国开始引进苏联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和现时代》上下两本给我印象很好。

第三大类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补课。那时市面上还很难见到《论语》，我从图书馆借出一本，看了一遍。《庄子》也是借了几个版本对着读，还有《六祖坛经》等等，儒释道的基本功开始补了一点。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我们的专业课，就不用说了。

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以前的社会实践，比如我们开门办学，上山下乡，整个生活经历好像都失败了。那什么是对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列宁斯大林如果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追马克思，实际上是清理自己的疑问；读西方和中国古典，则是为了寻找“什么是对的”，是为了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引起强烈怀疑之后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

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

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农民日报》，当了记者，之前的三条阅读线索还在延续：深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西方学术继续浏览，中国古典继续补课。在西方学术方面，“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很多新学科新著作，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系统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的综合》等等，都是以前从未接触的西方各种流派的简介。紧接着，国内又出了好几套介绍西方学术流派的丛书，如“20世纪文库”、“西方学术文库”、“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作家参考丛书”，我买了很多来读。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本书，有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健全的社会》，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译丛，是心理学色彩较重的一套译丛，包括《反抗死亡》、《存在的勇气》、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等。

这时，我的阅读又开辟了一个经济学的新系列。以前对经济学毫无兴趣，觉得那是像帐房先生一样，一门很俗的学科。可是当了记者，不读经济不行。于是开始读农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最初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但很快就转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显学，加上我1996年开始炒股，于是，经济学的阅读量越来越大。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都有简明的介绍。经济学里让我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最早我从盛洪那儿听说“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最初读的是卢现祥写的一本小册子，后来德国人柯武刚的《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已广为流传了。“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经济学中的结构与变迁》，也是这个学派的必读书。微观经济学方面，比较流行的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后来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最近我看的一本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等一套三本书也很有新意。经济学史方面，我读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三卷，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形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新的世界观渐渐浮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阅读线索已经断了，之后，心理学、社会学的书也不读了。当我试图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社会、解释我们看到的历史时，总是感觉其解释力不足，力量不够。它们不能提供一种世界观，不能代替我们经过试错，已经被证伪、已经崩溃的世界观。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我粗粗浏览了西方各种理论，再回过头补上中国古代经典。做完这一切之后，还是不能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完整的、说服力很强的、有系统的看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尽管还是不知道那个世界观在哪儿。

怎么办？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转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学大寨运动为什么失败，比如从炒股票到理解公司和经济形势，再如朱元璋大力反腐败，为何还是垮台。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做具体的利害计算，又读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随后才有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想再靠在别人身上，借别人的框架去解释问题。最近十几年，我的见解随着这些具体问题一寸一寸地生长，一寸一寸地建构，不理睬别的什么主义，只是去解决问题，从经济学、博弈论、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之中寻找启发。

直到前年，忽然意识到我有一种世界观了。在我寻找它20多年未果、已经放弃寻找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世界观正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中，渐渐浮现出来。

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我的工作是编《炎黄春秋》，当了十几年编辑，也读了大量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东西。它们不断加深我对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发现，一个人生活在10年前、100年前或是500年前，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行为非常一致，历史在不断重复。

1996年以后，我的阅读重点是中国历史。以明史为核心，把重中之重放在明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战争史上。同时也读些世界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封建社会》、《十五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是印象深刻的好书。

五六年前，我又开始读生态学的书。人类总是神圣化自己，从生物学和生态学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结构，会有让人眼亮的收获。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必读书，还有《生态学》、《生态行为学》，更具体的，如《野生短尾猴的社会》、劳伦兹的《所罗门的指环——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话》和《狗的家世》、《与狼共度》、《黑猩猩生活探秘》、《细胞生命的礼赞》、《蚂蚁帝国》等各个物种的书，都是我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人类学的书，也有几本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的解析》。还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当作社会学来读。《江村经济》则是正宗社会人类学的路数。现在书桌上还摆着一本《地球上的人们》，也是这一类的。

除此以外，知识界流行的书也会涉及。上大学时一度流行“美学”，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是个时髦。还有些大名鼎鼎的小说，像《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日瓦戈医生》、《癌病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江健三郎和博尔赫斯的书。阿瑟?黑利的《航空港》、《钱商》、《汽车城》那一系列，都当作“闲书”看着玩儿。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是种好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