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现今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而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我们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就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这令我想起 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王国维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冯至、汤用彤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

现代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为了更好地认清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以及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先在意大利兴起，而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从大学兴起到工业革命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其根本理念就是教化人。到了工业革命的火热时期，在德国，以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应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洪堡的信徒，所以，他把好的大学应该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带到了中国，并付诸实践，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本的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处于强势，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对大学新的理解：大学不仅是教育的机构、知识创新的场所，它还应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从教育机构到研究中心，从研究中心再到服务社会，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涵括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

大学理念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后者否认前者，相反，好的大学，总是强调这三者的统一，既要教化人，也要做研究，更需要服务于社会，不可偏废。蔡元培还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包括四点：第一是中国孔墨的精神，重视专门教育，也重视陶冶德性；第二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即人格养成之教育；第三是德国和法国的专深教育，培养研究的能力；第四是美国式的服务社会的教育。这就是一种全面教育的观点，既吸纳了欧美之长，也没有忘记中国自身的教育思想，提倡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这些见地和主张，至今依旧有借鉴意义。

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来，上述这种大学教育的精神传承出现了断裂和变异，遇见了危机。我把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用五句话来概括。

一、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 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完全采用苏联的大学体制，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分专业，以最节约、经济、迅速的方式，把人变成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投入到工作中去。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专业的过度细分，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也限制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和精神视野。而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又争相模仿美国大学的制度，注重科系，注重学科，重视研究，以及文章发表的篇数、注释的格式等，而英国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古典文化修养和道德品性的训练这些方面，我们却没有学到。

必须看到，有一些公共学科，是可以模仿的，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等，但文学、历史、哲学是有国情和国界的，必须遵照中国学生自身的现实来设计。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违背了中国人的心灵逻辑，人文教育就会失去情理的基础。

二、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今天的大学，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思想已渗透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你看现在学生报专业就知道，像国贸专业、经管专业，包括新闻专业，都是人满为患，以致再差的大学，都开设有这几个专业。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没过上几天安静的、清心读书的时光，大学搞得像商场、战场，每天都热火朝天。为什么要强调人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们知道，这个世界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这 个 世 界 的 本 质 是 有 无 相生的———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只重有而忽视无的世界观就是残缺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读书、上大学，并不仅仅是为了用，有时也需学一点无用之学。

大家都很熟悉《论语》里的一个故事。孔子让自己的学生各言其志，有学生说要去做官，有学生说要去管理军队和政府，对这些志向，孔子都没有做太多的评论。他问曾点，你有什么志向。曾点说，暮春来临的时候，我要穿上春天的衣服，邀上一些少年、儿童，去沂河里游泳，在岸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去。结果，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的志向里，洋溢着一种清远之气，并有怡然自得的情怀，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向度，就是在实用、功利之外，人还可以有一种无用、自在的追求。这就好比我们读唐诗宋词，那些美妙的诗句，你说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点心绪，一点念想而已。但正是因为生活多了这点心绪和念想，才有了梦想和诗意的品质。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说要振兴文化产业么，其实，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无中生有。罗琳女士在家里写《哈利·波特》，耗费的资源微乎其微，不过是死一些脑细胞，再加一台电脑而已，但她所创作的《哈利·波特》，从小说到电影，利润据说已经达到了16亿美元。16亿美元这个利润数字，在东莞要多少工人、多少工厂、耗费多少资源才能达到呢？因此，不要小看无的价值，无会生有，无用之用有时也会有大用。

三、科学主义使大学的人文传统长期受压。人文和科学，是现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两个知识领域。当年胡适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来到中国，可一个世纪来，民主的命运极为坎坷，科学的命运却风光无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是无所不能的，连我们做文科研究的人，都要求用科学的方法，但我至今不知，研究文学的科学方法是什么方法。文学是美的世界，是精神的呢喃，若不通过感受、体验，你怎么进入文学的世界？而感受和体验，是一种心灵叙事，它根本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我们以科学反对一种迷信时，正悄悄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迷信，就是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独大的局面，导致人文精神不断地退守，甚至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这未必是大学之幸。文学作为感情的刻写、想象的传奇，它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幻想未来，更可以设想无穷的生活可能性。它不受物质和理性的约束。“飞流直下三千尺 ”，“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诗句，若用科学主义的思想去理解的话，是夸张得离谱的；“人比黄花瘦”，就更像是作者的谎言了。但生活的丰富性，不正是因为感觉的多样和想象的无穷么？

四、庸俗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庸俗主义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缺乏超越指向、一切都以现实利益为旨归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了很多老师的心里，以致一些大学老师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可以干出许多荒唐事来。何以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如此严重？就在于这种价值的失范已经非常普遍。为了一个行政职位，几十上百个教授去竞争，为了争得一点利益或一个职称，匿名信、告状信满天飞，人的面目狰狞至此，情何以堪？师道不存，人道亦不存也。

五、滥情主义使大学的学生心理脆弱偏激。一种是父母对学生的滥情，要什么给什么，甚至超越家庭的能力，为其创造过于舒服的大学岁月。古人讲的家教、家风，是一种严格的教育，在今天却变成了一种纵容，一种无限度的溺爱。这样的滥情，使学生没有了应对困苦的能力，承受压力的指数大大地降低。另一种是老师对学生的滥情。为了在学生中有一种口碑，或者为了不让学生给你添麻烦，很多的老师，都宽纵学生逃课，打成绩也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高分要求，即便知道学生交来的作业有抄袭的嫌疑，也不再较真，这样的滥情，使得学生不再有读好书该有的荣誉感。还有一种是学生之间的滥情。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失去了争辩的兴趣，更缺少为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思想观点争得脸红耳赤的激情。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过于甜蜜，失度的感情不受控制，在这样的感情氛围中，学生的心理防线必然日益脆弱、偏激。

想象人文教育的未来

如何走出这种人文危机，我也提几点自己的意见。

一、储备两种知识。照着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观点，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关于世界的单纯知识，一种是关涉世界对于人必须有意义、人对于世界必须有意义的知识。前者关乎世界的常识，后者关乎人生的常识。大学的教育设计，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还要引导学生思索人生的价值，追问活着的意义，探究人为何要这样活并如何活出意义来等问题。惟有储备了这两种知识，一个人才能找到人之为人的价值坐标，才能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

二、坚持德性优先。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为首。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人格的养成，而人格的核心就是德性。何谓精神成人？主要是指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壮大，最终，“德辉动于内 ”，“理(礼)发诸外”，使之成为有价值坚守、也有道义感召力的人。德性教育是真正的共同教育。何以古人说人人可以成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但不说人人可以成李白，人人可以成杜甫？这就表明，李白、杜甫之才，不可复制，但文人之德，却人人可学。德性是共通之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达到的，但才具上的差异，却可能永远无法抹平。文可以传世，德更能影响后世。

三、实施全面教育。全面教育，就是在德性教育之外，也不忽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钱穆说，青年在学校要有四宝：知识，技能，品格，人生理想。他说的就是一个人的成人，既要有做人之道，也要懂做事之道，还要有一种自我认知、自我提升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21世纪教育委员会，也提出教育的四个知识维度：一是学习怎样去理解，二是学习怎样去实践，三是学习怎样与人相处，四是学习怎样成就自己。强调的也是全面教育。即便有偏才，也需以德养才，才能人尽其才。一个人可以才具平庸，但最好不做精神侏儒。

四、培育理想精神。讲人文教育、精神成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事。在这个实利时代，身体和性可以公开谈论，理想反而成了一种隐私，耻于被人言及。这是一种悲哀。今日的大学，迫于权力、社会和就业的压力，越来越丧失理想的精神，但我想，一种有未来眼光的教育，必然要从理想的重铸开始。当大学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想人格，大学才能锻造有希望的人生，也才能寄寓一个民族的希望。

大力倡导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它究竟能对现有的教育缺失起到什么弥补作用，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想，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哪怕再庸俗和势利，也总要有人去谈论理想、坚持理想，而只要有少数的人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溃败站住，他就是这个民族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