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志愿者在灾区的坚守

“每走一步都是困难，我们唯一不困难就是我们去援助别人，因为我们从技术上很成熟。”

　 “我还是那句话，当你援助的这些人离开你能继续更好地生活，你就能离开。或者一些援助者能更好接手你的工作，你也可以离开……”

　　刘猛35岁，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2008年5月19日赶到汶川大地震灾区，并在都江堰一直坚守到现在。国庆之后，刘猛打算在绵竹设帮扶点，建立一个大的工作站。“到时候，很多志愿者还会回来。”

　　为了孩子他当起助养“桥梁”

　　9月23日，离“5·12”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记者在成都再次见到刘猛。笔挺的西装、平整的竖条衬衣、梳得光亮的短发……在都江堰呆了一年多，这位志愿者仍然保持着自己招牌式的憨厚笑容，见人总是笑盈盈的。

　　“这次来成都是为灾区儿童谈三方援助合作的。”健谈的刘猛打开话匣子，谈论着自己热爱的志愿服务。和那个身着休闲服与小朋友在课堂上打成一片的老师不同，现在刘猛的身份不再仅仅是心理辅导老师，他还成了一座整合资源的“桥梁”。这都源于刘猛认识的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住在都江堰板房安置点，9岁，每天中午下课后，同学们都会高高兴兴地去食堂吃饭，但是唯独她趴在桌上不动。刘猛纳闷着上前询问，为什么不跟着大家去吃饭。小女孩只是撅着嘴说不想吃。后来，同学才告诉刘猛，这个小女孩没交午饭钱，一个月100元，交不起。她妈妈去世了，爸爸高危糖尿病，下不了床。家里就她一个人，没有经济来源，照顾爸爸每天的医药费都要一百多元。

　　当暑假要来临时，刘猛问小女孩寒假有什么打算。“她只是说如果我爸爸去世后我该怎么怎么办，如果爸爸不去世我就该怎么怎么办，如果爸爸住院我该怎么办。”刘猛说，小女孩早熟而理智的打算让他非常惊讶：这根本不像9岁女孩。刘猛思索着，光是单纯的心理辅导不管用，针对这种困难儿童，必须是亲情、心理、经济三方助养。

　　“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会让他们更好地回到生活的正轨上。”刘猛说，三方助养的消息发出后，不少四川各地的好心人都主动跟他们联系，想要参与助养。他们都会自助签协议，大多一年一签，现在已经有100多个灾区儿童通过三方助养得到了帮扶。

　　板房拆了他仍坚守灾区服务

　　一年多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区志愿者的服务也在发生着变化。灾区群众陆续搬进永久安置点，刘猛所服务的城北馨居临时安置点板房区也在今年8月被拆除。

　　“接到通知后，给了我们两周时间准备。”听到消息的刘猛急得上火，四处打探消息。由于当初临时安置点的支持，刘猛的团队已经在城北馨居设了志愿者服务工作站，并且有20间心理辅导房间和教室。刘猛说，当时20多间板房，有很多东西，沙发、椅子，每个房间都是满满当当的。

　　七八月正值暑假，一批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千里迢迢来到板房区，跟着刘猛做志愿者。加上固定的12位志愿者，当时刘猛团队一共有68个志愿者。团队就这样散了吗？东西怎么办，志愿者怎么办？团队里的队员舍不得，一提这事，大家就会哭起来。

　　“虽然房子没有着落，但更多担忧的是帮扶对象，现在帮扶次数可能比前期稍减，但是不能断。”刘猛说，现在联系做心理辅导的对象还有300多个，他不可能正帮助着就突然撒手不管了。“不管的话很危险，得到援助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一股力量，努力走出哀伤情绪，但当他们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拐杖就没有了，他们会跌得更厉害。这是二次伤害。”

　　板房还未拆除的城北馨居润园给了刘猛一个单间办公室。但是根本容不下68名志愿者，要自己出钱在外租房，压力确实太大。于是临时的志愿者都散了，长期跟随刘猛的12个固定志愿者也散了，都江堰只留下了3个人。“散了并不是说大家不再做志愿服务，只是分散开来做。”刘猛说，有的到了北川，有的到了汶川。平时大家都会通过电话、网络联络。

　　扩展援助将建绵竹志愿者分站

　　搬走后，刘猛把曾经工作站的很多东西都捐了。户外音响捐给爱跳舞的人让他们集体保管，图书馆的书籍捐给小学。现在自己单间板房就只有一张床、 一个桌子。

　　志愿者团队天各一方，但是刘猛工作却增加了不少。他现在的工作方式由原来的“妈妈之家”被援助者上门接受辅导，转化成自己挨家挨户跑。“搬走后，大家住在不同区域，工作量增加不少，交通费用也增加了。”他们为每个服务对象都建立档案，心理指标、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等都有。现在，他每天要走访五六个。

　　地震刚刚结束时，很多人噩梦、惊觉、注意力不集中，很多是由于恐惧衍生的，主要是地震直接造成的。比如痛苦、抑郁、情感淡漠，都是由于死亡衍生出来的。早期的心理援助是以处理症状为主，后期主要是针对哀伤感。刘猛说，其实每个人都想给别人呈现坚强的一面，自己压抑不疏导，反而容易造成心理堰塞湖，随时崩塌。过了一年，心理援助还是非常必要，援助对象也渐渐从群体转为个体疏导。

　　国庆之后，刘猛打算在绵竹设帮扶点，建立一个大的工作站。“到时候，很多志愿者还会回来。”

　　与前期自己倾尽所有，投身志愿帮扶不同，现在让刘猛值得欣慰的是，愿意出资帮助他们从事援助项目的越来越多，有来自官方的，也有来自民间的。

　　坐着说了一会儿话，刘猛突然有些昏，不停地用手抹着自己的额头。“感觉突然不好起来，头直冒冷汗。”原来，刘猛并非表面看起那么精神，不时就会发作的癫痫病依然是他最大的敌人。刘猛起了起身，洗了个手。不一会儿功夫，又出现在记者面前。

　　□对话“最牛志愿者”

　　记者：很多人都称你为“最牛志愿者”，你是何时萌发做志愿者的想法的？

　　刘猛：我小时候就知道志愿者，当时就是觉得做好人好事，特有意义。小时候由于家里穷，经常交不起300元一年的学费，我隔三岔五地就会外出打工挣钱。18岁时，在北京皮鞋厂烧锅炉打工，锅炉厂西门就正对着北师大东门。没事我就喜欢到北师大去逛。

　　有次看到一个心理学研究生正在甩卖用过的书，其中一本马斯诺的《第三次思潮》我特感兴趣，不过要一块钱一本，自己身上根本没闲钱去买。于是我每天下工就会去那个小书摊翻书看。对方特别奇怪，肯定心里想着一个烧锅炉的，怎么天天还看这个。卖书的学生跟我聊了起来，没想到特别投缘，那个学生当即拿了十几本书出来，说全部卖给我，一共只收1元。

　　书籍根本不能满足我对哲学、心理学问题的求知欲。我没事又跑到北师大心理学去蹭课听，一听就是四个月。后来打工挣钱回家继续读书，进入了大学，学的还是心理学。

　　记者：在灾区待了那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退缩的时候吗？

　　刘猛：其实也有，板房拆掉没有了工作地点，身体也的确不好，精神不好，援助别人能力下降。有些时候太累了，特别是地震周年祭之前，那段时间基本没有2点前睡过觉的。

　　退缩是因为感觉自己身心疲惫，还有就是自己看不到路。当初自己设想在这儿建立一种心理援助的模式，现在从技术上我们已经建立。但是如何保证它的生存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我们没有资金渠道。每走一步都是困难，我们唯一不困难就是我们去援助人，我们从技术上很成熟。

　　记者：那又是什么支撑你坚持下来的呢？

　　刘猛：每天面对的都是困难，也就无所谓困难。其实还是感觉这个事情应该继续下去，放不下援助的人。担忧帮扶对象，现在心理辅导可能比前期次数稍减，但是不能断。不可能帮着帮着然后不管了。不管的话很危险，援助时候他感觉到一股力量，努力走出哀伤情绪，但当他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拐杖就没有了，他会跌得更厉害。二次伤害。割舍不下援助对象，现在走了良心上会不安。我们搬走了之后，一个妈妈见到志愿者就哭。从感情上说，他们非常需要我们。

　　在志愿服务上我看到了80后的激情，我的团队有很多80后，他们很想帮助别人，但需要带领的人。这也是我继续留下来的原因之一。看到他们这种激情，愿意承担这份社会责任，所以我也愿意尽到这份责任。

　　经历奇迹与感动之后志愿者正在走向成熟

　　“5·12”大地震后，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奔赴灾区的志愿者（义工、志工），在一周之内，高逾一百万人。他们不是由党政力量组织，而是民间自下而上，透过互联网和手机，以小规模编队的方式，临时组合，却展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

　　2008年5月19日，四川共青团省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登记的志愿者达一百零六万之巨，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份，其中成都人约有十万。六天内，这一百零六万自发动员救灾的志愿者，成为世界史上自下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的动员，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这还未将大批尚未登记的志愿者、来自港澳台与国际的志愿者包括在内。后来，四川共青团继续公布的信息中，派遣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三万。

　　团省委在2009年春节时再次调研。官方依托地方民政系统和团委系统做了统计，最后汇总上来的数据显示，在四川比较有规模、有一定组织的志愿者团体（NGO）大约有近70家，志愿者数量仅剩5000名左右。

　　百万志愿者入川让四川人感动。但同时，志愿者也需要有组织、有效率的管理。

　　2009年年初，四川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18名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四川省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的议案。2009年2月初，《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立法计划。推动立法的一位代表介绍说，“只有通过立法，才可以合理界定志愿服务内容、范围，明确志愿者及组织内涵、权利、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才可以让这项服务事业在今后的救灾及各项事业中有组织、有秩序、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