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处机远行西域

王重阳名下有七大弟子，即：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邱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真人郝大通、清净散人孙不二，合称“七真”。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王重阳去世后，他的七位弟子继承他的衣钵，在中原各地传教布道，为全真道在中国北方打下了足够的社会基础，并引起了金朝统治者的注意和重视。金世宗为求得道家的养生之术，特召王处一和邱处机入朝，在万寿节时祭醮讲道，并在宫观内造了吕洞宾、王重阳和马钰三尊塑像，以示恩宠。跃登龙门的全真道顿时身价百倍，信徒云集，俨然成为北方的显教。

王重阳“仙寂”之后，邱处机飘然入陕，遁迹终南山蟠溪观六年；后又迁隐于陇州龙门山，散发披襟，自放草泽，远离市井人寰，潜心修炼了七年，开创了全真龙门派，成为这一道教门派的始祖。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邱处机东归栖霞故里，大建琳宫，弘扬道法，逐渐成为全真道教宗师。蒙古伐金的战幕拉开后，中原板荡，民不聊生，幸存的人越来越多地皈依全真道教以寻求精神寄托，以致“全真徒满天下”。邱处机声名远播，自然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拉拢和利用的对象。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金宣宗、宋宁宗先后遣使至栖霞相召，邱处机皆辞不往。然而，时隔不久，远在西域的成吉思汗派人延请邱处机西行，他却欣然应邀，不顾年逾古稀，率尹志平、李志常等弟子十八人“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迹”，远行万里，经数十国，历时一年数月之久始达西域行营谒见成吉思汗，成就了一段与这位一代天骄“雪山论道”的历史佳话。

成吉思汗派来召请邱处机的使臣名叫刘仲禄，据说，正是此人向成吉思汗推荐了邱处机，称这位道人擅长养颜长生之术，已活了三百多年。已届垂暮之年的成吉思汗为之心动，特命刘仲禄等“悬虎头金牌，传旨敦请……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邱处机慧眼独具，看到在天下扰攘之际，唯有成吉思汗“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遂应允其请，开始了“万里西游”的壮举。邱处机一行，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春节过后，自莱州起程北上。当年八月，他们途经燕京（今北京），抵达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在此，邱处机闻听成吉思汗正向西征伐，行踪不定，自己也感到年迈困顿，一再企求缓行，但成吉思汗急于会见，不时传诏催促。于是，翌年（1221年）二月，邱处机等人从宣德出发，越过野狐岭北出塞外。他们先是向北偏东北行，途经抚州（今兴和县）、盖里泊（今伊克勒湖）、渔儿泺（今达里诺湖）抵达今呼伦贝尔草原之北的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幼弟）帐下，在此折向西行，沿着陆局河（今克鲁伦河）横穿蒙古高原。在他们一行面前，一幅雄丽壮阔的草原风情画卷徐徐展开。

邱处机久居汉地，一旦置身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境地，不禁诗兴勃发，在马背上吟道：“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他们越过“松栝森森，干云蔽日”的长松岭（今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后，到达成吉思汗的一处耳朵（蒙古语“行宫”），主掌此处耳朵的两位后妃、原金朝公主与西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对邱处机等人殷勤备至。该行宫“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此之盛也”，给邱处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他们继续西行，抵达“高峰如削，松柏郁茂”的金山（今阿尔泰山）东侧。面对巍峨险峻的金山，邱处机听从了前来迎接的蒙古官员田镇海的建议，为了便于“轻车西行”，他留下门徒宋道安等九人，在当地选址修筑道观（邱处机为纪念其故乡，为该观题名为“栖霞观”）；自己则携弟子赵九古等十人，乘坐两辆大车，在数十名蒙古骑兵的护卫下，艰难地翻越“其山高大，深谷长坂”的金山。这是邱处机西行途中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程。此前不久，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虽曾督军“初辟其路”，但车辆仍是不易通过。邱处机等人所乘之车，是用绳子拴住车辕，然后由驿卒百人用力拖曳，始得上山；下山则是用绳子拴在车轮上，边下山边放绳，随下随放，欲停遂止，以免冲下深谷。越过金山后，他们来到一条大河（即今乌伦古河）之畔，附近水草极为丰美，遂“连幕为营”，在此休息了数日，以使疲累过度的站牛驿马恢复体力。邱处机此时神清气闲，心旷神怡，遥望北山，赋诗一首：“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

此后，邱处机一行所经路线是今准噶尔盆地东侧的博尔腾戈壁滩（“白骨甸”）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大沙陀”）。这些去处完全是不毛之地：或“地皆黑石”，或沙海茫茫，“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他们行进在沙漠中时，南望天际，忽然闪现出一片银霞般的白光，通过沙漠后探问路人，方知乃是阴山（今天山）。邱处机顿时精神一振，又赋诗云：“高如云气白如沙，远望那知是眼花。渐见山头堆玉屑，远观日脚射银霞。横空一字长千里，照地连城及万家。从古至今常不坏，吟诗写向直南夸。”

八月二十八日，邱处机等人抵达阴山后，受到畏兀儿酋长与族众的热情款待，然后沿着阴山北麓西进，数日后到达畏兀儿的陪都别失八里。当地官贵士庶及诸教神职人员数百人，列仪仗远迎，将他们一行安顿在城西一处风光旖旎的园林中。当夜，大风骤起，沛雨随至，园内树木在风雨中飒飒有声，如歌如诉，邱处机不禁为之动情，在楼阁之上又写下一首五言诗：“夜宿阴山下，阴山夜寂寥。长空云暗暗，大树叶萧萧。万里途程远，三冬气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断蓬飘。”离开别失八里后，他们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抵达昌八里城，在这里受到畏兀儿国王和王后的欢迎。在宴会上，邱处机师徒对当地特产哈密瓜称奇不已，记道：“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翌日傍阴山继续西行，大约过了十天，又经行一处沙漠，沙丘如惊涛骇浪，时聚时散，车陷马滞，苦苦挣扎了一个昼夜方得走出。

从沙漠中走出五天后，他们经行一个方圆约有二百里的大湖，雪峰环绕，倒影如画，邱处机为之心醉神迷，美其名曰“天池”，这就是今新疆境内的赛里木湖。他们沿湖南下，一路经过阿里马城（遗址在今新疆西部霍城县境内）、大石林牙城（即虎思耳朵，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塔剌思城（今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城）、赛蓝城（在今哈萨克共和国南部奇姆肯特城东20公里处）及塔什干城，由浮桥过了霍阐河（今锡尔河），抵达中亚重镇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驻守该城的蒙古军统帅耶律阿海率领诸将及回回首领载酒郊迎，百般款待。因盗匪猖獗，路途不靖，邱处机一行就暂停不行，在邪米思干过了一冬。到了三月上旬，宣差阿里鲜前来传达成吉思汗的圣旨，约请邱处机前往相会。邱处机遂在刘仲禄、田镇海等人陪同下，于三月十五日出发，过铁门关（今阿富汗库尔勒城北），向东南方行进。他们渡过阿姆河后，又继续走了四天，遂“得达行在”，即成吉思汗的驻跸地（大约在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自此，邱处机一行为时一年零三月之久，行程数万里之遥，风尘仆仆，艰苦历尽，终于自东海之滨到达西域的雪山脚下，正如其诗中所云：“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

邱处机抵达行营后，成吉思汗当即与他会面。寒暄过后，成吉思汗就急于问道：“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可资朕乎？”邱处机坦率地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虽不免失望，但很赞许他的诚笃，称其为“神仙”，特在紧邻御帐的东侧设两座帐幕安置他们师徒一行，以便随时召见。在雪山避暑的行营，邱处机前后为成吉思汗讲道三次，所讲内容，主要是三点，即：长生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对于成吉思汗所提出的诸如长生之术、治国之道等问题，邱处机都以道家的理念作了明晰而圆满的回答。成吉思汗对于他的宣讲甚为满意，对众侍臣说：“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并命书记官记录在册。

入秋之后，邱处机随从成吉思汗缓缓东归，一路讲经论道，不离左右。次年（1223年）三月十日，邱处机辞别成吉思汗，启程东返。邱处机上路时，与之相识的众官员“皆携葡萄酒珍果，相送数十里。临别，众皆挥泪”。邱处机师徒的东归，基本上是遵循着原路而偏南的路线，于当年八月回到宣德府，受到元帅耶律忙古的列队郊迎，下榻在朝元观中。三年远行，恍如一梦，邱处机感慨万端，为此赋诗云：“万里游生界，三年别故乡。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浩浩天空阔，纷纷事杳茫。江南及塞北，从古至今常。”

邱处机以年逾古稀的高龄，远赴西域会见成吉思汗，受尽常人难耐之苦，历尽乱世难忍之危，究竟其主观意图为何呢？邱处机生逢乱世，面对的是“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的残酷现实。他在动身西行初抵宣德时，曾寄诗一首给燕京道友：“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此诗充分表露了其悲天悯人的心迹。在战云密布、山河变色之际，邱处机眼见兵燹遍地，生灵涂炭，欲“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以全真道的教义去劝说成吉思汗敬天爱民、节欲止杀，“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给黎民争取一个清平、安宁的日子。可见邱处机的万里西行，不仅是单纯出于传道的宗教目的，更怀有为民请命的良苦用心。

邱处机远行西域的事迹，全靠着一部古籍的记录才为后人所知，这就是其随行弟子李志常（字浩然，道号“通玄大师”）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详细记载了邱处机“万里西游”的行迹，对一路上的自然景观、山川草木、历史遗址、风物人情以及西域一带的农事和宗教活动等，均有生动翔实的记述。这部珍贵的典籍，堪与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然而，自邱处机去世后，由于佛道纷争，致使《长春真人西游记》“世鲜有传本”，长期湮灭不彰。直到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当时的著名学者钱大昕和段玉裁同游苏州玄妙观，始从《正统道藏》抄得，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始有刻本传世。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该书跋语中有如下誉辞：“全真之为道，本兼儒释，自重阳以下，丹阳、长春并善诗颂。志常尤文采斐然。其为是记，文约事尽，求之外典，惟释家《慈恩传》可与抗衡，三洞之中，未尝有是作也。”可谓评价甚高。1925年，王国维对这部重要文献进行了详尽的校注，还在书中提到的地名、人名之后，将其所见有关古代文献，逐一抄录附之，起到了笺证和文献类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