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的出路

在中国首都北京，市民和专家正在审议商讨各种垃圾处理的方式。霍伟亚就讨论中的方案进行了调查。

奥运之后，北京“垃圾围城”的威胁盖过了交通和空气质量的争议，成为公众和媒体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

8月上旬，搜狐绿色频道、中外对话等机构组织30多名媒体人员和北京市民参观了北京的阿苏卫、高安屯两处垃圾填埋场（以下简称“阿苏卫”、“高安屯”），实地考察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阿苏卫建成于1994年，北京最早的垃圾填埋场，现在每日填埋生活垃圾3800吨，超出设计量1800吨，垃圾焚烧项目将在年底开工建设。因早期建设的垃圾填埋场防渗性都很差，填埋场渗滤液污染地下水，有媒体报道阿苏卫周边居民的患病率增加或与此有关。

高安屯上世纪80年代曾是附近居民的垃圾倾倒点，1995年改造成垃圾填埋场，去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建成的垃圾焚烧厂目前仍处于调试阶段。去年8月30日，难以忍受高安屯垃圾场恶臭的数百居民曾手持标语戴着口罩，上街表达抗议，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随后快速整治了高安屯的恶臭问题，一是通过覆盖塑料膜和喷洒除臭剂来除臭；二是把其承担的一部分垃圾处理任务转移到北神树和阿苏卫两家垃圾场，减轻处理负担。

但铺设易受损的塑料膜和转移处理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北神树和阿苏卫两家垃圾场虽然距离居民区较远，但也存在臭味问题，尤其阿苏卫本身已处于严重超负荷运作。去年高安吞居民集体抗议的发起人之一赵蕾女士，对政府的整治措施和结果并不满意，仍在为此各处奔走。

就在今年7月，北京海淀区政府表示，由于超负荷运作，接纳该区全部生活垃圾的六里屯垃圾卫生填埋场经要提前4年关闭。政府规划在此处建一座垃圾焚烧厂，备受臭味煎熬的附近居民曾在2007年的世界环境日围住国家环保总局（现已升级为环保部）办公楼。因为焚烧厂排出的二恶英致癌，他们反对在此处建垃圾焚烧项 目，至今项目仍处于博弈状态。

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北京垃圾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2008年日产垃圾1.84万吨，预计2012年全市垃圾生产量将达日均2.5万吨，2015年达日均3万吨，届时，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面对垃圾量加速整长，北京市政府早在1996年就已经提出垃圾分类的倡议，民间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也在这一年开始在北京市的社区中试验垃圾分类，但十多年过去，生活垃圾依然混合填埋。

北京市公共场合中布置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垃圾桶。但城市居民都知道，即使他们愿意在源头做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时分好的垃圾还是被混合在一起填埋，缺乏分类运输、分别处理的机制和设施条件，这正是多年分类无果的原因。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设施处副处长卫潘明日前表示，“我们设施建设的很快，但是垃圾增长量更快，压力比较大。所以要通过源头分类，资源再利用，减少垃圾产 生量，每年降低一到两个百分点，到2015年实现垃圾总产生量的零增长。”这是政府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表态，但实践上还未见有多少改进。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欲模仿日本的做法，把详细分类作为最终目标，暂时先从简单分类做起。但做垃圾生意的合加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景志认为不应该过度分类。 “有机质如剩菜、剩饭分出来非常好，但其他的东西垃圾处理厂的机械设施完全可以进一步分出来，为什么要在源头上耗那么大成本？” 他认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定义也有问题，一般人理解一个烂苹果是不能回收的，但“在我眼里这个烂苹果一定是可回收的，它可以做成很好的有机肥料。 ”

貌似简单的分类，倡导了十多年，仍没有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机制。

目前中国600多座城市每年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大部分都在面临垃圾处理的麻烦。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都想发展垃圾焚烧项目，以此快速实现城市垃圾的减量化。

而垃圾焚烧却是目前北京乃至全国争议最大的垃圾处理方式。卫潘明认为北京建立垃圾焚烧厂按照欧盟标准，技术上没问题，而且“所有重金属污染，都是累计性的， 不可能吃一点点就中毒了。”但包括民间环保组织、焚烧厂周边居民以及部分专家在内的反对派对此疑虑重重，垃圾焚烧在国际上是不是一个即将淘汰的技术？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成分复杂，适不适合焚烧？能否做到科学选址和严格的运营管理？这些争论目前仍未结束。

但根据北京市政府4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接下来北京生活垃圾工作的目标是“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所谓“调结构”，卫潘明解释，就是“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 比例为2：3：5，实现城区原生垃圾零填埋；2015年比例为4：3：3”，这意味着未来北京的垃圾处理将可能是三种方式并存的局面。

并不是“所有的垃圾都去焚烧”，卫潘明说，“不同的垃圾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只要“污染控制方便了，成本上经济了，最后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好的效果”如何评判，政府、企业、公众的利益并不一致，专家的观点已经失信于民，焚烧争论考验的是各方的智慧。

不管怎样，垃圾焚烧在中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存在是合理的，国家确实是要提高焚烧比例。我们即将在今后一两年内建成几个大型焚烧发电厂。” 张景志说，“垃圾焚烧作为BOT，利润模式是两块，第一是政府垃圾处理补贴，第二是上网电价补贴。”

电价补贴来自电网公司，对于受垃圾数量困扰、急于寻找垃圾出路的地方政府来说，焚烧通过特许经营既能解决垃圾问题又没有财政压力，是一个相当划算的选择。

“特许经营制度可以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进行垃圾处理搭建平台，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都可以实行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专家徐宗威认为，只是“垃圾设施的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民营企业进入时，需要对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风险有足够的分析和判断。”

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傅涛强调，“垃圾处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仍属于公益性事业。政府可以请别人帮它做，但并不能因此免责。”

本文作者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在北京的运营主管。 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