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俊太郎：我有一颗诗的心

编者按：这是谷川俊太郎第六次来到中国。这位日本诗坛巨匠在中国的这次旅行依然马不停蹄：3月28日，他和长子谷川贤作在北大举行诗歌朗诵兼钢琴演奏会，次日，他又在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上折桂。


秦斌 摄

　　3月28日，春风沉醉的夜里，和一位日本诗坛的巨匠漫步在北大校园里的感觉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陪伴着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的诗人，也是谷川先生诗集的译者田原。

　　谷川俊太郎的形象倒没有他在人们心目中那么高大，这位有点瘦小的老人刚参加完与其长子、钢琴演奏家谷川贤作的共同演出，他似乎还沉醉在刚才朗诵的诗的境界里，“世界是一张晴空般的地图/人无居所/最终我也成了流放者”。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来说，他的脚步显得异常地轻快，从百年大讲堂到勺园宾馆的路程，只走了十分钟，当他步入勺园咖啡馆的时候，轻松的脚步声里甚至带着点孩童般的无忧无虑，就像在刚才的演出谢幕时，在儿子的一再催促下，他突然不知道从观众席上的何处钻出来，三步两步跳上了台，却显得分外可爱。

中国是日本的兄长般的国度

　　新京报：请问这是你第几次来到中国呢？在你诗集的序言中，你提到了和中国相关的一些东西，中国在你印象中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

　　谷川俊太郎：这是我第六次来中国，我在1999年之前就来过中国，那时候主要是来观光。我觉得中国是像日本的兄长一样的国度，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日本的文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中国比日本人的想象更为广阔，我并不是指这个国家的强盛，而是说中日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非常喜欢中国，很小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家起居室的古玩架上，放着一个我母亲买的中国宋瓷娃娃，我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最好的中国朋友是一位从事对日本广播的女士，不幸的是，她今年年初刚刚去世。我和田原先生是1999年认识的，他自己也是诗人，能为我翻译诗，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日本诗歌的传统中，也受到了中国汉诗的影响，我从小就学习汉诗，它自然对我的诗歌也有一些影响。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些中国的风景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也给过我一些灵感，有5、6首是我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完成的。

　　新京报：你从17岁开始诗歌创作，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契机下开始写诗的呢？哪些人对你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

　　谷川俊太郎：在17岁的时候，我是受到友人北川幸比古等人的影响，才开始喜欢诗歌的，之前对于诗歌并没有太大兴趣。但如果要说谁对我的诗歌影响最大，不太好说，除了诗人之外，我还受到一些思想家的影响，像宫泽贤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永濑清子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其他还有自然的风景给我的启示等，但谈不上单独的个人对我的影响。我幼年时在群马县的山林中度过，我对塑造了我童年记忆的那个环境记忆犹新。

　　母亲给我的爱，也是我诗歌灵感的一个来源，父母对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父亲（日本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谷川彻三———编者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诗，除了学问的世界外，他对文学也非常关心，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文学家，而且第一个看我的诗的人就是我父亲，我的第一本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就是我父亲的朋友三好达治帮助我出版的，我由此才踏入了诗的世界。

　　新京报：除了写诗之外，你还翻译过不少英文作品到日本，其中有不少获奖。有人说，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破坏？

　　谷川俊太郎：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有一位意大利诗人就曾经说过，翻译是对诗歌的背叛。

　　音乐和诗歌是般配的

　　新京报：在1996-2002年的七年间，你为了配合儿子的演出，在日本国内进行诗歌朗诵巡回演出，没有和诗歌的媒体打太多的交道，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田原说你在尝试一次新的出发，是这样吗？

　　谷川俊太郎：对，从1996年开始，确实有七年的时间，我在参加演出的同时，也一直在写诗，写了大概有2300首诗，2004年在中国出版了我的诗选，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但我的诗并不是为了演出而特别创作的。

　　新京报：你经常与儿子一起，用他的音乐和你的诗歌朗诵一起表演，刚才的演出现场也确实很感人，在你看来，诗歌与音乐是什么关系？

　　谷川俊太郎：两者的关系很微妙。音乐是很独特的东西，人类在还不会使用文字时，就已经懂得了音乐，所以我觉得音乐和诗歌放在一起，是非常般配的。我在很小的时候，跟母亲学过钢琴，但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会了，我的孩子也是因为自己对音乐非常爱好，他从初中开始就迷上了音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表示不想去上大学，只想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选择了音乐的职业生涯。如果要说我的诗歌和他的音乐之间的联系的话，作为父子，我们的东西确实是有一些关联的，在有些感觉方面是很相似的，但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他不怎么读我的诗，而是喜欢自己唱歌，自己写曲。我在写诗的时候，是有意识地为了便于朗诵而写的。

　　诗不再盛行，这是世界性问题

　　新京报：你的新诗集中，收录的诗风格差异很大，你是在努力尝试不同的风格吗？

　　谷川俊太郎：是的，我的新诗中有不少风格迥异的作品。我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一旦老按照一个套路写作，自己就会厌倦，觉得这样非常无趣，所以我会换一种风格。这样我就会自然而然地用不同风格写作，这些风格会相互循环。但我自己觉得不管怎么写作，我自己的风格没有大的变化。我早期的作品可能还有一些是在追求自己的风格，比如是用说话的语言在写诗，但现在我写诗，基本上是根据对象来写，如果是给儿童的杂志写的诗，我尽量用儿童能懂的语言来写，如果是女孩子喜欢的杂志或者报纸，我就尽量用女性喜欢的语言来表现，也许这些可以说是不同的风格吧。我的新诗集里有不少短诗，我是有意识地在写一些短诗，使用了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语言，我特意采用了一种沉默的写作方式。其中有不少关于人性和生命的内容，在我看来，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生物而已。

　　新京报：在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诗非常盛行的年代，你对此如何看待呢？

　　谷川俊太郎：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共同的问题，应该说跟当今的时代有关系吧。诗歌主要在那些政治上还不太自由或经济上还不太发达的国家流行，它主要作为一种反对性力量存在。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家，政治上已经比较自由了，可以随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诗歌已经不具有这样的力量了，在中国也是如此，诗歌曾经流行过，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诗歌的力量已经逐渐地被小说，甚至漫画等等取代了，这和日本有点类似。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里，如果想写出高品质的诗，可以经常去旅行，去看看电影，去听听音乐等等，古代的诗歌有不少精粹，但现代的诗歌重复的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诗的心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自己经常不知道怎么写诗的开头？

　　谷川俊太郎：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如果能有灵感写诗，当然最好了，但我写诗很多时候是应邀之作，没有办法等待，必须赶在截稿之前完成。但有时候我一直到了截稿时间，脑子还是一片空白。我现在的写作习惯是要等自己变得冷静、理性了，再写诗。最好的状态是我什么也不想，自己进入了好像神灵般的状态，语言就源源不断地从我的脑子中涌出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诗的心。

　　新京报：你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家庭生活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就是说，情感的多产与诗歌的多产有必然联系吗？

　　谷川俊太郎：我自己的感情经历和家庭生活，对我写诗过程中的情感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和诗的语言区分开的话，那诗一定不会是好诗。诗是虚构的。写诗的方法必然也是虚构的，诗人的实际生活和诗的内容是不同的，但读者容易把诗人与诗中的形象等同起来，如果我在诗中写悲伤的情感，读者会认为诗人很悲伤，如果我写诗歌中的失恋，读者会认为诗人失恋了等等。其实如果不虚构的话，是没有办法写诗的。但写诗的时候的感情，又是很微妙的。诗中的喜怒哀乐与诗人实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是不同的，诗人在很悲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写诗的。只有自己变得清醒、理智，能够控制自己情感的时候，才能写诗，尽管这种悲伤的情感诗人可能经历过。

　　“诗是一言难尽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过，诗歌是需要品味的，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区别就像中国菜与日本料理的区别一样，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谷川俊太郎：可能是如我所说的，也可能是误解。田原把我的诗翻译成了中文，中国人可能比较喜欢味道重一点的诗，喜欢用语言来强调、突出诗，喜欢在诗中表现强烈的感情，日本人则喜欢需要细细品味的、比较淡的诗，甚至有些没有在语言上表达出来。

　　新京报：你今年74岁，有着50多年的诗歌写作经历，有人称你是日本现代诗的松尾芭蕉，在你看来，诗是什么呢？

　　谷川俊太郎：对于这种说法，我不太敢当（笑），因为松尾芭蕉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的话，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回答，但对我来说，诗是一言难尽的。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诗的形式是很丰富的，可以用不同手法来表现。

　　三四年前我写过一本叫《诗是什么》的书，书中提到的主要是日本的诗，也有中译本。我在书中列举了很多值得品味的诗，说明诗可以有很多种理解，诗有这么多类型，可以用这么多手法来表现，有些表现的是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有些表现的是超越人类认识极限的情感。

　　如果把诗的概念观念化的话，我不太同意。诗与其说是观念，不如说是实际形态，比如说，提到俳句，我就举了松尾芭蕉的诗为例，希望读者从这些诗中慢慢体会。所以说，诗是一言难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