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论孝多慈少

原儒在行政礼治的主张上，提倡百行孝为先；“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就是父子间不可互相指责，倘若互责则“不祥莫大焉。”就是父子责善会使彼此离心，破坏亲情，导致家庭矛盾，社会混乱。这道理本不错。亲情由血缘注定，家庭乃社会细胞。家庭倘矛盾纠纷重重，必然影响社会安定，在先秦宗法社会中尤其如此。

　　孔孟倡孝悌，言父慈子孝，兄友弟躬。但往往偏重于要求晚辈之孝，论孝之语大大多于论慈友。这是为什么呢？拙以为父之慈本出于天性，往往不教而后能，不须劝勉父亦多慈。而子之孝则未必出于天性，必加劝勉教育，后天培养，否则就可能不孝。对此，人们从自身经验即可证之。所以，要偏重孝道教育，从小劝导之。但孔孟没有讲孝道绝对化，父有过，子有义务劝其改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谓在恰当的时机规劝父亲，不可不分场合和时间去强谏指责。《孝经》中又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争子就是善于批评父亲使之改过的儿子，可见儒门重孝却并没有一味责孝，将孝道绝对化。

　　孔孟对孝道还有不少具体论述，应当客观评价。如“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可谓孝矣”。批孔者认为这是盲从父道，又何必三年？殊不知，三年者即常年、多年之谓，非只限定三年。而无改者指父之“道”，即父有道，子勿改；倘父无道，当然应改之。这里强调的是道，不是非道。

　　又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强调生命传承，父辈之业应有继承者，这属于人情之常。人命之重如天，故无后为不孝之大，现代人似乎也没有希望无后者。在宗法制下，家庭之维系发展的前提是后代之传承，尤其是私有财产，希望子孙好好继承积累，以保障生活与生产，亦为常态，不足怪。今人固不必执著于此，但似亦不能废之。这里孔孟尚没有生产资料公有私有的辨析，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求。

　　孔子论孝，要求“事父母几谏”。指出其要点在“色难”。何谓色难？色即容色、脸色、表情，意谓难在有和颜悦色的态度。人总有厌倦、厌烦之时，能始终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态度，实行孝道，那确乎很难。那么，这里色难是指父母难，还是儿女难？古人对此解释不一。《荀子·子道》举例子路问孔子：有人勤苦劳作养其亲，却无孝之名，这是为什么？孔子说推想他可能是“所友非人”吧。意谓其不孝之名由于没有仁者为友，为之传孝之名，是友之过也。其人倘勤苦劳作养其亲是应该称为孝的。那么何以又有不孝之名呢？是不是因为他“身不敬与？辞不逊与？色不顺与？”意谓是不是他对父母不够恭敬、不够谦逊、表情不够和顺呢？这里“色不顺与”指儿女的态度、表情，与孔子所言之色难义近，可知色难是指儿女对父母之容色，即儿女保持始终的和顺愉悦态度，是很难的，因为这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行。

　　又如孔孟要求行孝，有父死“守孝三年”之制。这种三年的规定，是由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指弟子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关于守丧之制，古人订为通例，孔子无非遵从不改，而非个人创议，这是孔子崇礼的表现。对丧礼的规定也是随着时代有所变动的，可以 “小大由之”，古人也应时而有损益，孔子也说“丧致乎哀而止”。原则上是表达哀痛而已，所以不必死守丧礼古制。今人之行丧礼固应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以“致乎哀而止”的原则行事，应当说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