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黄昆威

太虚大师曾称“中国佛学的符质在于禅”。作为一代宗教领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中国佛教沉渣泛起、疾重难返的危局，太虚大师高举"人间佛教"的大旗，力挽狂澜，为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带来了生机。

历史回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的盛唐时期，禅门南宗顿教的创始人惠能大师目睹当时佛教“相法隆盛”背后的种种隐患，独辟蹊径，开创了以“农禅并举”、“不立文字”、“明心见性”为特色的南宗禅法，大大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展读《坛经》，随处可见惠能大师对当时佛教现实的强烈批判色彩和欲对传统佛教革新的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当时佛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在多方面与国家、社会的矛盾，和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本文以六祖惠能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为线索，略窥《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

(一)

惠能所处的时代，中国佛教伴随着唐王朝国力的逐渐强盛，步人鼎盛阶段。

在惠能时代，僧人数量、寺院规模、寺院经济都迅速膨胀。信高宗时天下寺院4千余所，僧6万余人①。到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人”②。武周时，更是“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数”③。

在如此种种“务取宏博，竟崇瑰丽”的背后，在佛教的教内教外埋下了无数隐患。

佛教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佛家出世情操能够与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风骨相契，所以历代都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不能臣。如意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等典故。然而到了武周时期，多有奸僧攀附权贵，如白马寺僧人薛怀义被授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吴公，创沙门封爵赐紫之始。此前慧远啸傲王侯，玄奘坚守所志节操渐灭。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④。当时有道士杜义，求愿为僧，敕许剃染，人佛授记寺，名玄嶷。因其新出家，位居下位，竟敕赐虚腊三十夏⑤。武后时，符瑞图谶伪风盛行，致使秘密神异之说风行。道宣律师亦撰《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⑥，使佛教蒙上了鬼神化色彩。

佛教的精神本是理智与情意并重，它的传播应适合不同社会层次各类民众的要求，才能得到合理、健康的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一方向，而成为统治者权贵的专利，为其过分渲染利用，就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奏疏：“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绩尽工”，“无名之僧凡几万，都下检抬已待数千，经典僧伽，盖均冒滥”⑦。长安四年(704)，李峤上疏谏造大像，谓“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可拯救一十七万户饥寒之弊。”⑧景龙二年(708)，辛替否谏曰：“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以取怨于天下”。景天二年(711)，辛替否再谏，力陈造寺观之害，谓“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张廷圭也指责武则天“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为塔，极冶之金为像”，以至“天下虚竭，海内劳弊”⑨。

（二）

惠能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走人佛门的。他有机会目睹当时佛教染患的各种流弊，从而可以选择和综合更有利于时代的内容。

纵观惠能的生平，他一生都是和广大普通信众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人民。早年的惠能，和其他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一样，过着艰辛的生活。他是在体味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中感悟人生，在人生实践中汲取丰富的社会知识，砺炼人生阅历，一直到他二十三岁左右，到黄梅参弘忍。

惠能得法后离开弘忍，“杂居止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隐名埋姓十几年，继续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涵养自己的心性。同时进一步将所袭东山法门禅法和劳动实践结合，将禅的境界与当下的生活相交融，使"禅"逐渐走进劳动人民的生活。

惠能所创立的南宗禅，代表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依靠自力解脱成为南宗门人的理想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南宗禅的禅学理论中，也表现在禅法实践的要求上。

一方面它破除对佛像、形式等外在权威的崇拜和迷信，强调认识于白色身中存在的清净佛性，主张心就是佛，不必到心外去求佛。“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这种即心即佛的佛性论，把人与佛性统一起来，提高了人们成佛的自信，有利于人们树立信仰，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信众。

另一方面它又将理想融化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是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真。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在日常劳动实践中激发自己悟道的灵感，顿悟见性，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惠能的修行观，具体落实在生活中就是“农禅并举”，自食其力，将修行和生活、劳作打成一片，这在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惠能不假外求、白成佛道的解脱论，正好顺应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充分肯定现实人生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人生中，化修行于穿衣吃饭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渗透在“自我解脱”之中。不必非要看经学教，不必非要到庙堂上礼佛供养，少了许多外在形式的束缚。“禅”看似深奥，其实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每天必做的事务中自然可以达到解脱之境。寻求解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出家，远离尘嚣离群索居；也不要人们否认现实生活，刻意地去守什么“枯木禅”。而是提倡人们应当过一种随缘任远的自然生活。这些特色的形成，不仅使禅宗更加适应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宗教需求，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相吻合。这就大大地促进了禅宗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当时的佛教与国家、社会的矛盾。提倡“农禅并举”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寺院经济的来源问题。这些都与当时教内弥漫的“夺人之家，竭人之力，费人之财”，背离佛教本质的奢靡之风具有天壤之别，既给教内外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树立了改革的样板，也为佛教顺应时代潮流，走健康、积极、向上，“利乐人天，饶益有情”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三）

我们总结惠能的宗教思想，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作为南宗禅的同时代产物，“北宗禅”的代表人物，惠能的师兄神秀，却积极投入了当朝统治者的怀抱，成为“两京法王，三帝国师”，显赫一时。北宗禅由于依附皇帝的庇护，得到官方支持，在北方地区一度势力大、信众多。也许是畏惧表面浮华掩盖下的政治漩涡，神秀人宫后多次要求离宫还山，都未如愿。不久，神秀在洛阳去世，临终留有“屈曲直”三字遗嘱⑩。这也应验了弘忍大师之言：“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北宗禅只是在北方社会兴盛了几十年，“会昌法难”后逐渐衰弱。其他如天台、华严诸宗，由于寺院和寺院经济被毁，经论散失，也都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惠能创立的南宗禅，融人民间，“农禅并举”，经济自给自足，不依赖统治者支持，不依赖经典文字，不依赖都市生存，在社会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众。

南宗禅的出现使佛教挣脱形式外相的束缚，破除迷信，从神坛走向凡尘。这种变革使人们把寻求解脱的希望落实到自身，落实到当下的心性。一切外在的修行方式、他力的拯救、偶像的崇拜、对佛门义理的繁琐的名相分析，都被一种对自性生命的关怀和体验所代替。“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从此，禅门多关心修行者信仰的坚定性和内心的自觉性，多关心在滚滚红尘中内在的解脱和生命、心性的豁然开悟。

这种变革又使佛教进一步面向社会、注重现世，培育出中国佛教的现实品格。《坛经》倡导的精神，就佛法与人生而言，使中国佛教走向“人生佛教”；就佛法与社会而言，使中国佛教走向“人间佛教”。

注释：

1．《法苑珠林》卷100，《大正藏》53卷，2212．1027／c。

2．《资治通鉴》卷201。

3．《新唐书》卷125。

4．《旧唐书》卷96，《姚崇传·遗令诫子孙文》。

5．《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夏腊”条，《大正藏》卷54，2126．251／a。

6．《大正藏》 卷52，2105．2106。

7．《旧唐书》卷89，《狄人杰传》。

8．《旧唐书》卷94，《李峤传》。

9．《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张廷圭传》。

10．同上。

11．《楞伽师资记》，《大正藏》卷85，2837．1289／b。

作者：黄昆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