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人文视野下的法显《佛国记》---王荣国

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以六十余岁高龄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离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往天竺求法，历时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最后由海路携梵本佛经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归国。回国后著《佛国记》，亦称《法显传》。该书除了大量保留古印度诸国佛教信仰状况以及内陆的风土人情的资料外，还保留了古代早期的海洋人文的历史信息，是研究海洋人文不可多得的资料。为了方便于探讨，兹涉及海洋人文的记载摘引如下。

(在摩头罗国)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正有河水耳……从此(按：瞻波大国)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

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

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蹑王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迹相去十五由延。于王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挍，众宝合成。150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

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崄，以备大舶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舶，小舶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絙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

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

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170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

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

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醎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依然，知是汉地。

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郡。

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将人从来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到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法显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藏。(1)

法显出生于内地，从陆路往古印度求法，在印度五年之余大都在内陆活动，他到达摩头罗国，“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开始感受到海的气息。法显真正在海边生活则是到达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佛国记》说，这里“即是海口”。据说：“多摩梨帝国”，也就是《大唐西域记》卷十之所记载的“耽摩栗底国”(Tām-ralipti)，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是古印度东北部之著名的海口。《大唐西域记》卷十云：“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2)法显于义熙四年(408年)、五年(3)在此居住了二年，从事“写经及画像”。

义熙五年初冬正好有自东北而南的信风与海流(4)，法显乘坐商人的“大舶泛海，西南行”，经历十四个昼夜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开始真正与海打交道，也是他日后取海路回国的生活体验。法显于义熙七年八月开始了从师子国浮海东还的航程，(5)上述引文正是其航程实录。从引文可以看出：

⑴法显在师子国无畏山僧伽蓝玉佛像边“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这既反映了当时中国与师子国、古印度之间的海洋贸易乃至文化交流的情况。

⑵引文揭示了当时往返于中国海、印度洋最先进的海洋商船的规模。法显从师子国往耶婆提，“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崄，以备大舶毁坏。”而法显从耶婆提欲返广州时，“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可见法显两次乘坐的都是载有“二百余人”的大船，并都是带有“小舶”。这应是体现当时世界造船水平的船只。从《佛国记》判断，其中从耶婆提开往广州的商船无疑是中国船只，反映了当时中国具有世界水平的造船技术。

⑶引文反映了信风与牵星术在航海中的利用。信风是在低空由副热带高气压带吹向赤道地区的风，是定期定向而至的风。古代从事远洋交通的人们通常利用“信风”进行航海。《佛国记》说，法显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从师子国乘大舶到耶婆提，“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值大风”。这是我国古代史籍中航海利用“信风”最早的实例。

世界航海史上指南针发明之前，是利用原始的天文导航，就是在航海中依据日、月与星星的位置确定船只的位置。夜间利用星宿来确定航船位置与航行方向的称“牵星术”。汉代的《淮南子?齐俗》：“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6)引文中的“寤”，同“悟”。东晋《抱朴子外篇?嘉遁》：“失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7)”可知，我国最迟在汉代已利用星宿导航，但上述二书都只是在比喻时谈及的。而法显在《佛国记》中说：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航程中“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航海利用星宿导航的实例。

⑷引文反映了海盗社会的某些状况。法显的《佛国记》中记载了，法显所乘的船只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途中，“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这段航程在印度洋，由此可见在当时整个东还的航程中，印度洋海盗最为猖獗。

⑸引文反映了海洋性信仰与禁忌。所谓海洋性信仰是与人们的海洋性活动相关的信仰。法显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最初值信风，后来转变为大风，船漏入水，商人大为惶恐。法显“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在从耶婆提要回国前往广州的途中，“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也是“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三年后回国，法显回顾了这段艰难的航程时说：“浮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认为海路比陆路更为艰辛，蒙佛、菩萨的“威灵”，使得他“危而得济”。以上反映了法显的佛教信仰明显带有晋朝的特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谈晋朝的阮思旷笃信佛教，他未弱冠的儿子病笃，他为之虔诚祈求“三宝”保佑。(8)这例子反映的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信仰。法显在海上遇险时对佛、菩萨的祈求多少带有这一时代性，同时又是在海洋航程中，使得其佛教信仰具有海洋性。

禁忌是一种带有信仰色彩的习俗。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域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其禁忌也有别。海洋禁忌是人们在海洋活动出于自身功利性目的从心理上、言行上采取的自我保卫性的措施。法显在《佛国记》记载了从耶婆提回国前往广州途中遇害黑风暴雨时，船上的婆罗门议论“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这些婆罗门出于婆罗门教信仰，认为航船搭载“沙门”是很不吉利的，因此才使大家遭受诺大的苦难，试图将“比丘”即法显抛弃在海岛，理由是不能因为一个人而使我们大家承担人生危险。这里反映的是婆罗门教徒海者客的海洋禁忌。

以上所述仅仅是片段的、不成系统的。然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显在其《佛国记》中不但记载了有关中国海洋人文的历史信息，而且也记载了印度洋沿岸国家及其岛国的海洋人文的历史信息。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这个海洋世纪之初，呼吁人们以海洋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佛国记》，是本文写作的用意所在!

(1)章巽《法显传校注》第54-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46页。

(3)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47页。

(4)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49页。

(5)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68页。

(6)[西汉]刘安撰、汉高诱注：《淮南鸿烈解》卷十一《齐俗训》。影印《百子全书》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下册第860页。

(7)[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第一，《嘉遁》。影印《百子全书》本，下册第1460页。

(8)刘义庆《世说新语》第7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作者：王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