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法显西行求法的意义及其影响---廓妙法师

法显法师乃汉地西行求法遍游天竺国最早之第一人，(1)也是汉地西行求法者年龄最老者，法师以耄耋之年，不畏艰难险阻为法忘躯实乃中土戒律之不全因而发愿到天竺求取经律。而要了解法显西行求法的动机，哪就要从他的生平谈起。

一、法显生平考

法显法师为东晋时代人，而关于他的出生年月及所在籍贯都没有准确的记载。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载：

“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2)

又在梁慧皎《高僧传》卷三中又记载道：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有三兄并髫龀而亡。父恐祸及显。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以送还寺信宿便差。不肯复归……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3)

从以上记载得知，法显法师俗家姓龚，出生于今山西省，而出生地平阳武阳这一古时地名到底为何地，现代众多的研究者都没确定。查《佛教电子词典》法显条中，丁福保在《佛学大辞典》中作平阳武阳人，基本没有说明是现今何地，而游侠在《中国佛教》法显条中把平阳武阳解释为今山西省襄丘县，郭元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中也作为今山西省襄丘县，这一注解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因为现今山西并没有襄丘县。而平阳武阳之地名，正如章巽先生在《〈法显传〉校注序》中所说：
“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武阳当为平阳之误。”(4)

杨曾文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相关章节中写道：“据《晋书·地理志》，平阳郡属司州，有十二县，但其中无武阳县；襄垣属并州的上当郡，当时也不称武阳。又查《历代三宝记》卷七载为：‘平阳沙门释法显’。故说法显为‘平阳郡人’更为妥当，或即生于平阳郡治所在地。”(5)

从两位先生的研究中得出，法显法师出生地为平阳是可以确定的，而武阳是否为平阳所误，这有待今后的研究方可确定，需要有古时的碑文及文献方可最后认同，或许武阳为一小地方名，《高僧传》既然记载平阳武阳一定有他的史料价值，后人的研究只有在充分的历史文献资料上才能确定前人记载之误.由上所知，法显法师出生地粗像地确定为平阳是千真万确的，也就是现在山西临汾市西南为法师出生地是确凿的。

关于法显法师的生卒年，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及梁慧皎《高僧传》卷三中都没有说明，只是记载法显有三兄都因病而死，其父怕祸及法显，就在其三岁时在寺庙里做沙弥，后回家后生病几乎要死，家人只好把法显送到寺庙出家，法显十岁时父亲死，其叔以其母寡居为由要其还俗，法显不丛，后二十受大戒，并于老年之躯到天竺求法。在文献中都说法显在荆州辛寺而卒，只是死亡年龄略有差别。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说：“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6)而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则说：“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7)而查佛学大词典.均没有确切的记述，陈义孝在《佛学常见辞汇》法显条解释为：公元五七六年生，六五二年圆寂。照陈义孝之解释则法显只有七十六岁，显然与史料不符。而别的记载只有大概年岁，据郭元兴《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法显生卒年为约337～422，《佛光大词典》或谓师生于东晋咸康六年（340），后示寂于荆州辛寺，推其示寂年代约于义熙十四年至景平元年（418～423）之间，寂年不详，一说八十六，一说八十二。确切了解法显法师的生卒年只好有待于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考据，而按以上现有资料来看，法显带回的《弥沙塞律》在法显圆寂后才译出，而译出为佛驮什于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这之前法显己经圆寂了，由此可知其圆寂年限在418---423之间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按其出生在东晋咸康六年（340）记算，卒年在418---423之间则刚好可以得出其年寿为82岁，而梁慧皎《高僧传》卷三86岁则为426年，这时法显己经圆寂多年了。据上所知，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所记八十有二是比较确切的说法，而且文献的记载以先记为准。由上我们可以得出法显法师生平大致为：法显法师俗姓龚，生于平阳武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法师出生于东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年），有兄弟四人，其兄三人都因病而死，其父怕祸及法显，就在法显三岁时送到寺庙为沙弥，后又被家人接回，在家生病几乎要死，家人没法只好又送到寺庙为沙弥。法显回寺后不回家，其母想见时只好立于寺外遥望，十岁时其父死，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法显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8)由此可见法师出世之精神。不久其母死，法显在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继续在寺做沙弥，而法师在做沙弥时就表现了非凡的胆识，一次法显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当时有饥贼想抢夺其谷，别的沙弥都害怕逃奔了，只有法显一人不走并且对盗贼说：“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豫为君忧。故相语耳。”(9)这在当时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勇气于胆略的。法显说完就回寺了，而盗贼也受法师感化弃谷而去，这在当时就传为美谈，寺庙几百僧人对法显的胆识无不敬佩。法显二十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这之后，对法显的生平事迹记载甚少，只知道他住于家乡寺庙中，后住于长安寺庙中。在长安期间因慨叹僧团规范与经律之残阙，乃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隆安三年（399）离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前后凡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许多梵本佛经。其路程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遍历佛迹后，三年学于华氏城，二年学于恒河下游加尔各答附近，后至锡兰二年，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413）归国。其间所学，有律、长阿含、杂阿含、涅槃经等。

回国后，法显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后又将其取经求法的经历写成闻名中外的传记---《佛国记》。法显在建康译经多年后，大概在东晋元熙元年(419)，法显离开京师建康，最后到达江陵，住锡于新寺。在江陵新寺住锡未久，法显就圆寂了，终年八十二岁。终上所述，法显法师前半生除了一些幼年记载其家庭情况及其作沙弥时的不凡外，在其求法前的情况在史料中很少提及，而从他求法后及其著作《佛国记》在史料中就多有记载了，基于其求法的重要性，下面就将其求法的过程作一论述。

二、法显西行求法的过程

法显在长安住了数年后，因感于当时戒律缺乏，僧众威仪不整，遂发愿西行求法，以求取经律补当初中土经典之不足。在法显年少之时就对自己要求严格，持戒特别清净。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第六中记道：“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10)这为其以后不畏艰险立志求法打下了精神基础。于是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也就是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于长安出发到西天竺求取经律，在行进的路上困难重重，异常险阻，同行者或者中途返回，或者亡故于天竺，或者留住天竺不归，惟独法显以坚强的意志，拖著高龄之躯，经师子国，从海路归返中土。法显西行的过程，不仅是法显西行的艰难历程的叙述，弥漫与其间的更多的是不惜身命、弘法利生的菩萨精神以及把经律带回中土的决心，以使佛法在汉地得到弘扬与光大。在西行的路上有一段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环境之险恶，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十所。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11)

而在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同样记述为：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12)

所记内容大至相同，只是在梁慧皎《高僧传》卷三中多了一句：“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更加说明了路途之险峻。由此可见法显法师求法之精神之坚忍，这将是下文所谈的内容，而在本文中将法显的行程按时间与地名把他串联起来。

法显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也就是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三月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艰难历程。时年，法显已经接近六十岁高龄。次月法显等翻越陇山，到达干归国（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夏坐。而据《高僧法显传》一卷记载：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干归国夏坐。”(13)

这里所记为后秦弘始二年由长安出发，与弘始元年相差一年时间。而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与梁慧皎《高僧传》卷三中均记载为晋隆安三年，查《佛学电子词典》法显条只有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记为“姚秦弘始二年己亥，与同学慧景，道整等发长安，”别的词典都为晋隆安三年，而郭元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摘录)》干脆作两说论：“东晋隆安三年（399，一说隆安四年）”。到底确定为哪一年还是需要进一步考证，以上所记大都出自文献都是可信的，在《高僧法显传》中法显为什么记为弘始二年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法显在干归国夏坐完后，于七八月间出发继续西行到达褥檀国（今青海省西宁市），不久后翻越养楼山到达张掖镇。

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法显在张掖镇因战乱不能西行，得到张掖王殷勤邀请供养，并遇见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于是在张掖镇法显进行自长安出发后的第二次夏坐，夏坐完后西行求法队伍为十人继续向西行进到达敦煌，敦煌城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由此可见古时敦煌城是相当繁荣与广大的。法显在敦煌停留一月有余，大概要当年十月得到敦煌太守李皓的资助度沙河。沙河为今甘肃与西域的沙漠地带，环境非常恶劣，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遇见沙暴则都死无有一活命者，遥望一望无际的沙漠想走出去没有方向，唯有以前人的死骨作为标志前进。法显在敦煌与宝云等分别后，其先行五人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过沙河地带，大约在沙漠里行进十七日走一千五百多里到达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在此住一月余继续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今新疆焉耆县）。在乌夷国住二个多月，于宝云等五人汇合乌夷国。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七人得到符公孙供给，于是继续向西南方向直行。

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法显一行经过一个月零五天的长途跋涉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法显等大概在一月下旬到达于阗的，由于法显要在此地观看行像故停留时间较长。慧景、道整、慧达先行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要此停留三个月后，行像于四月初一日正式开始到十四日结束，是一种非常庄严与殊胜的迎像法会。行相结束后，僧韶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法显等人经二十五日行程后到子合国（今新疆叶县），停十五日继续南行四日到达葱岭山至于麾国安居，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的第三次夏坐。安居完大约八月下旬法显等山行二十五日到达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在此与先行到达的慧景等三人相汇。在竭叉国法显等一行恰逢竭叉国国王作般遮越师，在汉地称为五年大会，在会上先是国王作种种供养，后由大臣等供养，在《佛国记>〉中法显都详细的记述了供养过程。此国有佛唾壶又有佛一齿，此国人民作塔供养佛齿。由于竭叉国在葱岭之中，葱岭四面是山冬夏都有积雪号称雪山，从此西行一月翻都雪山向北天竺国。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法显终于到达其求法的目的地天竺，在我国古代习称印度为五天竺或五印，即北天竺、西天竺、东天竺、中天竺以及南天竺五部分，法显首先到达的是北天竺。到达北天竺第一个小国家是陀历国(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北岸达尔德斯坦的达丽尔)，此国法显记述有一罗汉携工匠到兜率天观弥勒像并把其刻入的传记，所以此国有天竺最著名的弥勒菩萨造像。

晋隆安六年（公元402年），法显一行顺岭西南行十五日，路途险峻，法显记述道：“其道艰岨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记。汉之张蓦甘英皆不至此。”(14)

由此可见，西行路上是要具备多少的雄心胆略啊。法显等渡过新头河到达乌长国，其乌长国是正北天竺也。此国有佛遗足迹及佛度恶龙处，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先发向佛影那竭国，法显等则在此国夏坐。夏坐完后法显一行到宿呵多国，此国有佛本生故事割肉喂鹰处，国人与此处建有塔供养。从此国往东行五日到达揵陀卫国，此国有佛悉为菩萨时以眼施人处，也建有佛塔供养。再从此东行七日到达竺刹尸罗，有佛为菩萨时以头施人处及以身饲虎处，国人在此两处建有佛塔供养。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法显等人到达了弗楼沙国。此国有迦腻色迦王修建的大塔，高四十余丈众宝严饰，阎浮提塔唯此塔为上，深受众国供养的佛钵也在此国。宝云、僧景只行到此国供养佛钵后便还归秦土，慧景、慧达、道整先向那竭国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慧景在那竭国生病，道整照看他，于是慧达一人还于弗楼沙国相见，于是慧达、宝云、僧景遂还秦土，慧景在佛钵寺无常，法显只得一人朝礼佛顶骨所在地。法显从弗楼沙国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国界醯罗城（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城中有佛顶骨精舍。法显在此国度过了冬三月，印度习惯将十月十六日至次年的正月十五日为冬三月，由此推断法显离开那竭国至少为第二年的正月下旬，法显在那竭国朝拜了佛顶骨舍利、佛齿塔、佛影窟、佛锡杖精舍等圣迹。

晋隆安七年（公元403年）法显在那竭国过完冬三月后，与慧景、道整一起翻越小雪山，慧景不幸在雪山北麓死去，法显、道整一起翻越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并在此国夏坐，此国是法显到达的第一个西天竺国家，法显在此国度过了他离开长安的第四次夏坐。八月下旬，法显、道整从罗夷国南下，经十日的跋涉，到达跋那国。从跋那国东行三日，法显、道整到达毗荼国。从毗荼国东南行八十由延路程，法显到达摩头罗国，摩头罗国为古代印度与西方通商之路上的重要地点，由此，法显踏入中天竺，即佛教史籍所说的“中国”。中天竺是法显西行的最终目的地，法显在此停留达六年之久，不仅瞻礼了佛教圣迹，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他所立志寻求的佛教经律文本。法显到达摩头罗国后对其国的政治、气候、地形、社会习俗、刑法及农业都进行了文字记载，对僧众的数量及寺庙的多少也都有记述，特别是佛教习俗及传说法显记录很详细。

晋隆安八年（公元404年）法显从达摩头罗国东南行十八由延，到达僧迦施国，此国有佛上忉利天为其母说法下到人间圣迹并建有精舍，此国有一白蛇精舍，法显在此精舍夏坐，这是法显离开长安的第五次夏坐。坐讫东南行七由延到罽饶夷城，城接恒水，恒水北岸佛为诸弟子说法处，此处建塔供养。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于此中说法经行坐处尽起塔，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沙只大国出沙只城，南门道东佛本在此嚼杨枝刺土处遗址，又有四佛经行坐起亦起塔供奉。从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萨罗国舍卫城（今印度北方邦奥德境内的贡达与巴赫雷奇二县交界处的沙赫特－马赫特村），此城曾是波斯匿王的治所，佛陀传道的遗址甚多，重要的有：大爱道精舍、祗洹精舍、孙陀利杀身谤佛处、佛与外道辨认处精舍、影覆寺等。在佛陀活动的时代，拘萨罗国的国都在舍卫城。从此东行减一由延到迦维罗卫城，此城是佛陀出生、作太子时生活的地方，圣迹自然很多，只是法显到时此处己经很荒芜，法显记道：“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到达蓝莫国，此国王得佛一分舍利，还归起塔名蓝莫塔。从此东行三由延太子遣车匿白马还处亦起塔，从外东行四由延到炭塔，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此城城北双树间希连禅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诸梨车欲逐佛般泥洹处，自此东行十由延到毗舍离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木扎伐浦尔地区的巴沙尔)，此城中有阿难半身像以及庵婆罗女为佛陀奉献的住所，佛陀最后一次离开此城回头观望之处也修建了大塔，此城西北有著名的“放弓仗塔”以及“七百长老结集大塔”。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五大河流即是甘达克、腊普提、哥格拉、恒河、宋河，这里是五河的交汇处，有阿难与河中涅槃分身处。法显等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传说此城为诸鬼神所盖，在《佛国记》中法显都作了具体的记载，在法显所游诸国中唯以此国城为最大，人民富盛竞相行仁义，每年四月初八佛诞生之日行像。阿育王是古印度中作大功德的国王，历史上有名的就是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供养，在其主政时期国家富裕人民安乐，其国人民以乐善好施有业。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心孤石山，山头石室有天帝释以天乐供养请佛四十二事画迹处，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有舍利弗般泥洹塔。。从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是阿阇世王所造，在其城西是阿阇世王分佛一分舍利所造佛塔非常的高大严丽。王舍城是佛行昔主要弘法之地，自然圣迹众多，其中以舍利弗目连初见頞鞞处、尼犍子作火坑毒饭请佛处、阿阇世王酒饮黑象欲害佛处，处处圣迹都具在，法显一一朝拜圣迹并与耆阇崛山佛当初讲首楞严处悲伤抆泪而言：“佛昔于此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说完在此诵首楞严，并与此住一宿，次日还新城。出旧城后法显又朝了迦兰陀竹园精舍及佛涅槃后五百比丘结集石窟，后又到佛苦修六年处，佛入水洗浴处及弥家女奉佛乳糜处，及佛成道处。从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法显朝礼完鸡足山后还向巴连弗邑顺恒河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旷野，是佛昔所住处。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国波罗奈城，城东北有仙人鹿野苑精舍，法显还朝礼了佛陀初转法轮处，佛陀为弥勒授记处等圣迹。法显、道整又从鹿野苑精舍出发西北行十三由延，到达了拘睒国弥国，这个国家也有佛陀当初住过的瞿师罗园精舍以及、经行、坐过的地方，佛陀还曾经在此地化度过恶鬼。

晋隆安九年—十一年（公元404年—407年）法显、道整又从拘睒弥国出发，中经波罗捺城，重归巴连弗邑，学习梵文、梵书，抄写经律。法显此次在巴连弗邑达三年之久，在摩诃衍僧伽蓝得《摩诃僧祇众律》一部，《萨婆多众律》一部，《杂阿毗昙心》一部，《綖经》一部，《方等般泥洹经》一部，《摩诃僧祇阿毗昙》一部。道整来到天竺以后，欣羡此地僧众戒律的严整而决心留在天竺，而法显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天竺的戒法流通到汉地，故决心返回。法显独自顺恒河东下十八由延路程，到达瞻波大国，此国也有佛陀当年活动过的故址，瞻波城是古代印度的六大城市之一。

晋隆安十一年—十三年（公元407年—409年）晋隆安十一年，法显独自从瞻波大国东行近五十由延到摩梨帝国，此国面临大海，即是海口，这个国家有二十四所伽蓝并尽有僧在里常住，佛法非常兴盛，法显在此住二年写经并且画佛像。同时在等待时机同商船一起回国。晋隆安十三年，法显由多摩梨帝海口搭乘商人的船舶，历时十四昼夜，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在师子国瞻礼了都城之北的佛足迹大塔、无畏山寺、贝多树、佛齿精舍、跋提精舍、大寺等。

晋隆安十四年（公元410年）法显在师子国瞻礼佛牙，观看佛牙供养仪式。法显在师子国求得了《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以及《杂藏》一部。

晋隆安十五年（公元411年）七月中旬，法显带著所得经卷搭乘商船踏上归国的艰难历程。法显搭乘的商船东下两日后，风大更兼船漏，危机之时，小船上的人砍断与大船连接的缆绳，在海上随风漂行十三昼夜，大约在八月中旬，这艘漏水的大船方才到达一个小岛上，修好了漏处之后又继续航行，在大海中漂流九十余日，大约在十一月十六日前后，法显等到达一个叫“耶婆提”的国家，并且在此国停留。此国外道婆罗门多，佛法没有什么好记述的。法显在此国停留五个多月，等候回汉地的船队。

晋隆安十六年（公元412年）法显在耶婆提国停留到次年四月后终于遇见回汉地的商船，于是决定四月十六日随商船出发直赴广州。此商船较大上有二百余人，带上五十多日粮食向广州进发，法显在此船上安居。五月某日，在航行之中，商船遭遇暴风雨，同船信仰外道的商人提出将法显逐出此船，幸赖同船的施主据理力争，法显才得以免祸。在海上航行七十余日，大约在七月初，法显等人面临绝水危险，后经商议改变航向，转东北行为西北行。向西北方向航行十二日，大约在七月十四日，法显等到达长广郡界牢山南岸，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

晋隆安十七年（公元413年）法显从山东崂山县北上岸后，接受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敬请，在青州经一冬一夏的夏坐，时间己经到了晋隆安十七年，夏坐完后法显带着经卷离开青州到达长安，因所急需把经律翻译出来，法显不顾疲劳又从长安赶到当时国家都城建康，至此，法显终于完成了由长安至天竺再重归故土的求法活动，历时十五个年头。

法显西行求法历十五载，这十五年是指从开始出发到回归都城前后记十五年，十五年的行程在法显的记传中写道：

“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履减三十国，沙河已西迄于天竺，众僧威仪法化之美，不可详说。”(15)

本文将法显求法历程用时间的顺序将其清晰的记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法显西行求法的过程及其大略所经地点见闻与西行路上的坚辛，从而突显出法显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将其所需律本从天竺带回的大无畏精神。

三、法显西行求法的精神及意义

法显以老年之躯西行求法，为了使佛法在中土进一步完善与弘扬，特别是当时中土戒律的不完善至使僧众没有一个真正的依凭。法显在长安常住时期，因他一直对戒律严谨而实际生活中又缺少戒律文本，使其在戒律的修持上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同时有感于当时僧众威仪的不严整又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去衡量，至使其发愿西行求取律本。在法显以前，中国佛教的传入大都是以外来僧众为主体，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不便，由天竺来汉地传法的僧众相对较少，而由西域到汉地的僧众比较多一些，这就说明早期佛教的传入大都以西域为中介向汉地传入。这样就引起了在传入佛法当中，汉地佛法不是直接由梵语而译而是经过西域的胡语而译，这样在翻译佛典中难免会因语言不通而出现差异。同时，由天竺到汉地直接传入的经本较少，至使许多经本不全而义理不通，法显西行也是因为律本的不全，使其在平常的行持中遇见问题没有合理的律本得以解决，这是支持其西行求法的精神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佛教是由天竺发源的，在天竺有许多佛陀当时修行说法的圣迹，朝礼这些圣迹自然成为每一位佛子的向往，法显作为持律严谨的圣僧，自然以佛为自己的榜样向往佛迹也就成为了他西行的另一精神支柱了。在西行的路上，千险万阻，要经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要翻过四季积雪的大雪山，没有路标只好以前行者的死骨为标记，没有救援只好眼看同行者在自己怀中死去。正如义净法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中所说：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16)

法师乃不惜自己的性命，为的是一种为法忘躯的精神，把个人的生死抛之法外，越紫塞，渡沧海，朝圣地，取法卷，为了使佛法在中土得到弘扬而不惜自我牺牲，这是一种何等的菩萨精神啊。这种菩萨精神激励了不少西行者，成为一批批西行者求法的精神动力，至使西行路上留下了不少的白骨与孤魂。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贴切：“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17)由此可见法显法师作为西行的开创者其精神动力是多么的伟大。正如《高僧法显传》最后所言：“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18)这种评价对法显是恰如其分的。法显西行开创了西行求法者的先行之路，其以大无畏的精神创开荒途为后代树立了榜样，产生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法显西行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前西行者要么是半路而回，要么只到了西域而没到天竺，法显西行遍游天竺求法取得圆满成功，他的成功犹如大地一声惊雷，辟开了一条西行求法成功的路线。其次法显西行激励了后行者，在哪么坚苦的条件下还能够不畏困难西行求法，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勇气，正如佛经上所说：“假使热铁轮，与我顶上旋，终不因此故，退失菩提心”，法师这种请法精神使后代的求法者再遇见困难时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勇气，其对求法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再次，法显西行所带回的经律填补了中土律本不全的遗憾，特别是《大般泥洹经》的带回及译出开启了中土涅槃思想的传播。法显在年轻时就持戒严谨，在未西行前中土戒律仅有芸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律本的不全使法显在平常的行持中很难圆满解决问题，他在长安时就积极组织僧人翻译戒律，共译出《十诵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三部戒律文本，这些律本篇幅短小，大都是节译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于是法显决意西行求取律本。其在中天竺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抄回《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抄》各一部，在师子国求得《弥沙塞律》藏本一起共三部律本。《摩诃僧祇众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共成四十卷；《弥沙塞律》法显未来得及译出，在其圆寂后，由道生、佛陀什等译出，而当法显从天竺归来时，《萨婆多众律抄》已经由鸠摩罗什与佛若多罗等于后秦弘始七年译出，名为《十诵律》共六十一卷，此外，法显还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众律》译出后，在当时影响就非常大，它与《十诵律》一起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戒律学的主要依据。直至隋唐时期，由于以《四分律》为归旨的律宗形成，《摩诃僧祇众律》才逐渐退出了律学主流，但是，这一结局并不会抺杀法显不畏险阻为中国佛教律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四、法显西行求法对后代的影响

法显西行开创了西行求法的成功之路，其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成功使后来求法者加以效仿，成为一批批西行求法者的精神动力。特别是其所写的《佛国记》大大扩展了中土佛教僧众的视野，在当时佛教界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佛国记》写出不久，释芸无竭就招集僧猛、芸朗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发迹北土远适西方。”(19)，他们行进的路线是从陆路到中天竺，再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广州，选择的路线与法显大致相同，这并非偶然而是模仿法显所至。《高僧传》卷三〈芸无竭传〉中很明确的说，芸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志”(20)，于是发愿西行，同行二十五人，归来者仅仅五人而已。芸无竭一行从中土出发之时，与法显返回建康仅有七年间隔，而此时《佛国记》已经写出并开始流传。由此可见，法显西行之事迹，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感召力。芸无竭之后，西行求法者越来越多，到隋唐时达到了顶峰。据义净法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所载，当时西行求法者就达到五十六人，尽管没有办法确证每一位西行求法者是否都知晓法显大师事迹并读过《佛国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另外两位最重要的求法高僧玄奘、义净，就是在法显大师西行事迹的鼓舞感召之下，毅然西行的。在慧立所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记道：“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于是结侣陈表有曌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21)由此可见，玄奘法师是在法显西行求法的影响下迹然西行的，在未获取当时朝庭的许可下，玄奘决意独自出境，经历艰难险阻终于大功告成。义净法师年少之时就树立西行求法的志向，在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十三中写道：“年十有五志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22)由此可见，虽然义净法师十五岁时就树立了志向，但与受法显与玄奘的影响是有相当关系的。他是仰仗法显西行求法至生死与法外的高雅情操，九死一生誓死如归的求法精神而大受感染的，可见法显西行对后代僧侣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法显西行对后代的影响还表现在戒律上，正如上所说在法显西行前中土的戒律是四部不全的，法显西行后带回《摩诃僧祇众律》和《弥沙塞律》再加上先前译出的《四分律》和《十诵律》完成了律宗四大部，这就使律宗后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及戒法仪式，从而填补了中土受戒仪规不全的空白，使中土对佛陀所制戒律完全的引进最后发展成为专弘专修的律宗。所以法显西行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对后代律宗有着广大的影响，而且对佛教义理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法显从天竺、师子国带回建康的十一部经律，法显与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一起合作译出六部，凡六十三卷。包括：《大般泥洹经》六卷、《方等泥洹经》二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杂阿毗芸心》十三卷、《杂藏经》一卷，其中除二部律本外，其中《杂阿毗芸心》属于小乘阿毗芸学，他的译出推动了毗芸学在中土的发展。《方等大般泥洹经》则是《长阿含经·游行经》的异译，而《大般泥洹经》则为大乘《涅槃经》的初译本，其的译出在中土引入了涅槃思想，这种佛教思想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前，中土以般若思想为主流，而《大般泥洹经》的译出则产生了涅槃思想并在以后产生了涅槃学派。涅槃思想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诤论， 法显所译的《大般泥洹经》凡六卷，世称“六卷泥洹”。与此同时，昙无谶于北凉玄始三年（414），在北凉译出自己从东印度带来的《大涅槃经》初分十卷；玄始十年又译出在于阗寻得的中、后分，共成四十卷十三品，世称“大本涅槃”。北凉译本于南朝宋元嘉（424～453）年间传到江南，宋文帝令义学名僧慧严、慧观及文学家谢灵运等依“六卷泥洹”增加品目、修改文字，删订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世称“南本涅槃”，而以北凉原译四十卷本为“北本涅槃”。在大本涅槃还没有传到江南以前，“六卷泥洹”先行流布，经中说，除一阐提皆有佛性。彭城道生剖析经旨，判定其意未尽，因而即倡“一阐提皆得成佛”说，这在当时引起空前反响及广泛诤论，以至道生没有办法到山上对石头说法，在佛教史上产生：“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美谈，后大本涅槃传至江南，证明其所倡不谬， 道生则被称为涅槃圣。就是法显刚刚译出《大般泥洹经》后，当时的般若学派也对其产生了诤论与排斥，为了说明《大般泥洹经》所译为佛所说，法显在《高僧法显传》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京师共传。咸称神妙。”(23)

以此来证明此经所说涅槃思想之正确。这之后，中土佛学思想则由般若学派转变为涅槃佛性之说而成为南北朝佛教的主流。由此可见，法显法师六卷《大般泥洹经》的译出，为中国佛教思想转折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其成为中国佛学思想转折点之一产生的作用不可估量。

五、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了知了法显法师的生平及出生地，虽然出生地之考证还不能精确到具体的村名，但是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是可以确定的，这将为当地佛教的深刻内含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忆祖思贤使临汾这块土地上产生这样一位伟大的佛教祖师而自豪，从而沿着祖师的足迹在佛教的自身修为上进一步向法显大师学习，学习他严持戒律的道风，学习他舍身求法的精神，学习他实是求事的学术品质，学习他为法忘躯的菩萨情怀。为了述说法显法师西行路上的艰辛及所见所闻，本文按照法师行进的年代及所经诸国作了详细的梳理，使见闻者一目了然了知法师的行程，从而比较清晰的回忆法显西行的过程，这是本文花大量时间去整理的结果。最后本文对法显西行求法的意义及影响作一简要述说，主要是勉励我们后代佛子以师为荣、以师为导，从而为弘扬祖师的精神作出自己应尽的力量和贡献。

(1)据《大正藏》第55册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记载，中土最早的西行者是魏晋时期的朱士行，但其只到于阗并没到天竺，所以法显法师乃最早到天竺求法第一人。

(2)《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b.

(3)《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

(4)章巽《法显与〈法显传〉》见于《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出版。

(5)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5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版。

(6)《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b.

(7)《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

(8)《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b.

(9)《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b.

(10)《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b.

(11)《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b.

(12)《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

(1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857页a

(1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857页a

(1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857页a

(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1页a

(1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1页a

(1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857页a

(1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338页b.

(2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338页b.

(2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21页b.

(2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869页a.

(2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册，第857页a

作者：廓妙法师